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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昌首义何以能成功
史学界以前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过探讨。近年来，又有不少研究者以新的视角，以更深的层次，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了挖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其中还不乏拓荒之作。
有的人将武昌首义成功的直接历史原因归结为商会的积极支持与投身革命，从而促成了革命党、新军、商会三者同盟，形成了武汉地区社会各阶层反清统一战线，改变了这一地区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保证了武昌首义的成功。〔1〕
有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武昌起义胜利的原因。作者认为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敌对双方的领导者的才能、意志、气质等个性心理特征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另外，帝国主义的“中立”态度和革命党人、清朝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者的“中立”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两种因素，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关键和不可忽视的作用。〔2〕
有些研究者在考察武昌起义的原因时，突破了区域性的界线，将其纳入两湖地区这个大环境中加以考究。如有人认为洪门会党反清种子在两湖的传播和反清力量的长期积聚，为武昌起义作了早期的历史准备；两湖国民心理“亡清必楚”思想的高涨，为推动两湖乃至全国革命高涨提供了前提；而20世纪初两湖地区的不断天灾，加速了两湖国民经济的崩溃，导致了频繁的民变和会党起义，这又催化着军心的激变，使得清政府对两湖的统治严重失控。因此首义的枪声一响，一夜之间便光复了武昌。〔3〕还有人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两湖地区出现了不同于封建士人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他们不断开拓新的哲学和政治领域，并在知识界中建立起营地。他们注重实学、推崇尚武、倡行新学、注重研究社会情状，这些新文化思想的传播、士林结构、学风和学术路径的变化，都为两湖革命因素的生成和扩大提供了一张温床，两湖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中心地带，是有其文化内涵的。〔4〕
有的人从湖北舆论导向的角度，探讨了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作者指出湖北舆论宣传有三大优点：一、拥有一支立足于本土的、力量雄厚的革命宣传队伍，他们一直遵循将暴力革命与理论灌输融于一体的正确战略，都把舆论宣传作为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二、扎根于新军的革命报刊的普遍兴起。三、大张旗鼓地揭露社会黑暗和鼓吹革命，把矛头始终集中指向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使反满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革命自然爆发。武昌起义的成功，得力于舆论的鼓吹宣导。〔5〕
有的人认为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成功，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的特别是湖北武汉地区的经济近代化进程。〔6〕
有的人比较注重武昌起义的主、客观条件。作者指出，在客观方面，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的相继弃世、不足3岁的溥仪继位、 摄政王载沣昏庸无能三大因素，构成了亡清的历史契机。在主观方面，湖北革命党人不失时机地成功地抓住了亡清的历史契机。〔7〕
有的人则侧重武汉的地利，认为武昌有着聚人、接济、进取三个方面的地利。这些地利保证了一夜之间攻占武昌。〔8〕
二、关于湖北军政府的研究
1、对湖北军政府的评价问题
有的论者认为，湖北军政府既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时又代行中央军政府的职责，在近二个多月中实际上扮演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角色。〔9〕
有人认为湖北军政府名义上是南京临时政府下属的一个地方政府，实则并不听命于南京临时政府；它不是与南京临时政府站在一起与袁世凯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却是向袁世凯反革命势力暗中投靠，共同大拆临时政府的台。〔10〕
2、湖北军政府的外交
有的人对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持否定态度。作者指出，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措施表面上为尊重帝国主义的权益，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进行妥协，而帝国主义对武昌起义的态度则是一面以武力相威胁、以外交方法相压迫，一面又在中立的伪装下进行阴谋破坏，并积极酝酿统一行动，进一步扑灭或扼杀革命。最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引诱下，一步步葬送了革命。〔11〕
有人对上述意见持异议。认为，湖北军政府在对外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表现了鲜明的阶级民族立场和灵活的革命战斗精神：第一，迫使帝国主义承认军政府为与清廷相对等的“交战团体”。第二，军政府对外政策以及对外活动正申明了政权的革命立场。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一面用暴力推翻清政府，一面又为世界的最终和平呼吁呐喊。湖北军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既声明革命态度，反对外国武力干涉，又要发展同外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防止笼统排外主义可能导致的过火行为，这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12〕
还有人认为湖北军政府政治上结好列强，保持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外政策的连续性，防止了帝国主义公开倒向清政府，阻止了帝国主义直接的军事干涉，为革命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无疑是湖北军政府外交上的成功。但在经济上，湖北军政府采取承认、宽容和保护的对外政策，承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特权，却为革命留下了无穷的后患，这是革命者未能顾及到的。〔13〕
3、湖北军政府的舆论宣传
作者指出，湖北军政府踏实深入地进行了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舆论宣传，卓有成效地扩大了武昌起义的影响，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14〕
三、湖北保路与立宪运动研究
1、湖北保路运动
1911年湘、鄂、粤、川四省的保路运动，引发了辛亥革命，从而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终结。然而湖北的保路运动在斗争掀起高潮时，却偃旗息鼓的沉寂下来，其原因何在？研究者通过对湖北保路运动史实的考察，得出了三种结论。第一种意见是，长期以来，张之洞对湖北进行全面的直接的控制，在路事方面，张之洞向来不准鄂人过问；清政府的镇压；湖北保路力量内部存在着很大的离心力。〔15〕第二种意见是，湖北集款无多，购股者又局限于少数官绅和富商，因而使保路斗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清政府对湖北路款的处理办法优越于湘、粤，更优越于四川，使湖北绅商暂时的经济要求得到满足，放弃了斗争，使它缺乏向纵深方面继续发展的主观条件。〔16〕第三种意见认为是上述两种意见的综合体现。〔17〕
2、湖北立宪运动
有人对湖北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考察后认为，20世纪初湖北立宪派采用了和平的政治参与形式，他们以咨议局试行直接政治参与，以立法作为参政的重要手段，把参与审定预算案作为参政的重要内容。他们领导了湖北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参与了湖北的地方自治机构。立宪派在政治参与中对国会、君宪的呼唤，起到了民主启蒙的作用，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8〕
有人从议政程序、议政态度、议政效果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认为尽管其实际效果微不足道，但却因此而取得了大体上按照代议制原则程序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并扩大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当武昌首义成功、新的政权建设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既缺乏理论又无实践经验的革命党人很自然地齐集于被他们视为全省“民意机关”的咨议局，并遇事虚心地向汤化龙等立宪党人求教。〔19〕
还有人探讨了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作者指出，武昌首义前，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关系微妙，往来频仍，这是首义发生后两派迅疾合作的基础。后来武昌局面的稳定、获得列强承认为交战团体、十四省的相继独立响应，都与立宪派有相当关系。但两者之间矛盾很快重起，继而分道扬镳，立宪派要人被迫离汉赴沪、宁，与革命党继续合作，但武昌方面并未因其远离而中止对他们的攻讦，汤氏等人走投无路，只得委身于袁世凯篱下，走上了与整个革命党对立的途程。形成这种悲剧，虽然双方皆不能辞其咎，但革命党人则应负主要责任。〔20〕
四、清末民初湖北的社会风俗
关于湖北社会的风俗，论者提出，随着“西俗东渐”及湖北经济、政治的近代化，特别是辛亥武昌首义，使封建的“上古遗风”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男耕女织、重农轻商的淳朴民风开始发生转变，宗法观念、家族制度出现了动摇，古老的传统习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湖北社会风俗的演变，是在新旧习尚的冲突和融合中实现的，因而伴随着洋货进口而来的生活习俗的趋洋尚奢倾向，与中国民众节俭的品质和低下的消费水准不相适应，西方传入的近代习尚与中国的封建道德、传统习俗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外来的不良习俗遭到人们的抵制。〔21〕
有人还专门就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作了探讨。作者认为清末五十年，是武汉社会风俗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滥觞时期。这一时期，在近代物质文明的冲击、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促进及社会改革运动的推动下，武汉社会风俗出现了生活方式趋新、趋洋取向，阛阓作仿西式，各种公用事业的兴办和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标志着武汉开始向近代化都市文明过渡，妇女开始走上社会，妇女问题初步受到重视，恶风陋习受到批判而开始变易。武昌起义后，武汉社会风俗发生了飙转豹变，革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武汉经济进一步发展为其动因；封建习俗衰微，科学、民主渐渐深入人心，妇女地位的提高，上层社会生活型态进一步洋化为其主要表现。〔22〕
注释：
〔1〕沈其新：《武昌首义成功历史原因新探》，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科）1986年第2期。
〔2〕胡波：《武昌起义胜利原因新探》， 《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3〕陈辉：《再论武昌首义爆发的原因》，《湖北方志》1987 年第5期。
〔4〕皮明庥、 涂文学：《两湖士林风气和武昌首义的文化渊源》，《辛亥两湖史事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刘望龄：《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 《华中师大学报》1991年增刊。
〔6〕赵德馨：《湖北经济近代化进程与武昌首义》， 《中南财大学报》1991年第6期。
〔7〕梁华平：《论亡清的历史契机与武昌起义》， 《学习与实践》1991年第10期。
〔8〕王兴科：《试论武昌首义的地利》，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版。
〔9〕蒋顺兴、裘曼如：《怎样评价湖北军政府》， 《民国春秋》1994年第4期。
〔10〕刘振岚：《拆台与投靠：黎元洪及武昌官僚集团对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的不同态度》，《北京师院学报》1991年第5期。
〔11〕刘勃：《辛亥革命初期湖北军政府的外交》， 《春秋》1986年第3期。
〔12〕刘立新：《湖北军政府对外关系探析》，《华中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13〕严长松：《武昌起义与帝国主义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利益》，《江汉论坛》1988年第11期。
〔14〕黄春华：《试论湖北军政府的舆论宣传》， 《江汉论坛》1993年第11期。
〔15〕陈钧：《论清末湖北的保路斗争》，《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16〕吴剑杰：《清末湖北拒款保路斗争述略》，《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17〕郭溶：《川鄂两省的保路斗争述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92年第1期。
〔18〕刘伟：《清末湖北立宪派的政治参与》，《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10期。
〔19〕吴剑杰：《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20〕黄德发：《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离合关系试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1〕严昌洪：《清末民初湖北社会风俗的演变》，《辛亥两湖史事新论》。
〔22〕严昌洪：《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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