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物价与国民收入分配使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价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国民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八五”时期市场物价波动的特点及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负面效应
“八五”时期物价波动的主要特点是：价格涨幅高、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宽，已严重影响居民实际收入；消费必需品价格涨幅高于高档商品，扩大了部分居民间实际收入的差距；西北地区涨幅高于东部地区，扩大了东西部实际收入的差距；工业品销售价涨幅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涨幅，工农产品比价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重新扩大的趋势。
1.自1951年至今，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年上涨率超过10%的共四次：第一、二次是1951年1961年，次年物价即趋于平稳；第三次是 1988至1989年，第三年物价趋于稳定；这一次高涨幅已持续三年，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面宽：城镇价格涨幅高，农村价格涨幅后来居上；工业品出厂价和服务价格涨幅一路领先，食品价格涨幅后来居上，农资零售价涨幅逐年递增且居高不下。物价的如此波动必然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全国已有近亿居民货币收入增幅低于价格涨幅，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2.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全国，一方面出现数百万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特富户；另一方面城乡却有近亿人尚未脱贫，彼此收入差距十分悬殊，而价格的波动又加剧了差距的扩大。一是因为这几年市场价格上涨最猛的是消费必需品，高档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则较低。1995年与1992年相比，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58.2%，而其中粮、油、菜的价格却分别上涨了163.3%、116.2%与104.0 %。在低收入居民消费结构中，必需品与食品所占比重高达100%与60 %，因此他们实际消费商品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将超过100%。 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结构中，必需品所占比重低，因此他们实际购买商品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必低于平均涨幅58.2%。二是因为低收入者的全部收入都要现期消费，价格上涨对其收入的影响为百分之百；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下余部分用于储蓄或投资，价格上涨对其收入影响小，有的甚至还可增值。
3.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生产和居民收入增速一直快于西部。前十年，东部地区价格涨幅较高，起到了调节东西部收入分配和居民间实际收入差距的作用。1989年以后出现了相反趋势：1995年与1989年相比，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的涨幅：东部的广东、江苏等七省的简单算术平均为72.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的新疆、陕西等七省（区）的简单算术平均为8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东部七省平均高15个百分点，对地区间的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调节作用，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居民实际收入的差距。
4.从1978年开始，国家逐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到1988年，全国工农产品综合比价缩小45.3%，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7年的2.8:1缩小为1988年的2.1:1；即使如此，根据投入产出表资料测算，相对工业品，农产品价格总水平还偏低18%左右，尚须继续创造条件进一步缩小工农产品比价。但以后却出现了相反趋势。从1989年到1993年，全国各地工业品价格涨幅普遍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格涨幅，工农业产品综合比价重新扩大了14.5个百分点。1994年国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才扭转这个不良局面。即使如此，1995年与1998年相比，工业品价格涨幅仍高于农产品价格涨幅，加之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由1988年的2.1:1 扩大为1995年的2.5:1。
二、“八五”期间国民收入分配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市场物价的影响
物价波动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就“八五”期间的具体情况看，国民收入分配使用失当则是根本性因素。“八五”期间收入分配使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增长过快、比例过大、结构不当，造成高投入、低产出；公款吃喝玩乐、乱收费、乱罚款之风滋长，少数人黑色收入膨胀，导致收入分配越来越向个人及社会集团消费倾斜；财政所得份额及公有制单位自有建设资金越来越少。以上这些因素，同时从各个方面拉的拉、推的推，将物价送上了高位。
1.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需求存在乘数效应，每增加100元投资， 当年要新增250～300元社会需求。在一般情况下，增加供给要有一个过程。虽然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增加社会需求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杠杆，但投资持续过速增长，则会造成需求持续大于供给。“八五”期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年递增33.1%，为生产增速11.3%的3倍， 增长过速致使1992～1995各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高达32.2%、 39.7%、37.4%与33.4%，而且投资结构和项目决策都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一方面出现全国性的房地产开发热：集贸市场、豪华宾馆、写字楼、住宅及神鬼殿堂建设热，建了许多不该建的项目，上千万亩耕地被占，高投入、低产出，有的甚至无产出，加剧了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全民固定资产投资中，投向农业的比重由“五五”时期的8.1 %逐期递减为“八五”期间的2.3%。若消除价格上涨因素， “八五”期间对农业投资总量还不到“五五”时期水平。导致“八五”期间，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45.1%与25.5%，需求相应增长的情况下，人均农业生产增加值仅增13.6%，人均粮、棉、甜菜产量却分别下降1.8%、5.9%与11.8%，致使农产品供给不足、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成了“八五”时期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猛涨的直接原因。实证分析也同样表明，近15年来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大小，与物价涨幅的高低有密切联系，即当比重在26%以下时，下一年度的市场物价就基本稳定；当比重在26～30%之间时，下一年度市场物价涨幅可望保持在10%以下； 一旦比重突破30 %甚至超过35%时，下一年度市场物价涨幅则超过10%甚至会突破20%。以上情况充分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失控是导致“八五”期间市场物价持续激剧上涨的首要因素。
2.摆阔气、讲排场以及公款吃喝玩乐之风屡禁不止，且有蔓延之势：一些部门和单位擅自设立种种名目的基金、收费和罚款项目，随意扩大收取范围、提高收罚标准等不法行为滋长，预算外资金快速增长，其中有相当部分已成为少数人公款吃喝玩乐和中饱私囊的财源：少数人以偷税、逃税、贪污、受贿、回扣、挪用、侵占公有资产等不法行为而取得的各种“黑色收入”，急剧膨胀。有人调查估算，全国公款吃喝玩乐开支一年已逾千亿元。据匡算，全国少数人的黑色收入， 1985 年还只50来亿元，以后迅速膨胀，1990年已达600 来亿元， 1995 年猛增到近3000亿元，呈几何级数增长。收入分配使用上存在的以上种种不正常的倾向，1995年一年已涉及近5千亿元资产，“八五”期间累计近1.5万亿元。这笔巨额资产原本属于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可用于建设的资金，实际上却被少数人分掉、花掉，既增加了社会集团消费和社会需求，又加重了企业负担、加大了生产成本，推进了市场物价的上涨。这是此次物价上涨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和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悬殊的重要根源。
3.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五五”时期，过份向公有制单位生产积累倾斜，忽视了人民生活，80年代初适当增加对个人及社会集团消费分配的份额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后由于以上种种不正常倾向的滋长，致使分给个人与社会集团消费的份额占国民收入生产额的比重，由“五五”时期的63%与7.7%逐期递增为“六五”时期的78%与8.8%、“七五”时期的79.2%与9.6%、“八五”期间的81.5%与10.1%； 分配给公有制单位用于发展生产的份额，则由“五五”的19.9%，逐期递降为“八五”时期的1.6%，若消除价格上涨因素其绝对值仅为“五五”的1/4。于是造成了如下的不良后果。
（1）“八五”期间个人分配所得和社会集团消费的年递增速度分别高达25.6%与24.5%，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高一倍多，又导致需求大幅度超过供给。 随着收入的高速增长， 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 由1980年的655亿元升为1995年的4万亿元，于是居民利息收入也由1980年的20多亿元猛增到1995年的3600来亿元，已占到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7.5%，既进一步促进分配向个人倾斜，也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需求。
（2）公有制企业只能主要靠借钱发展生产， 资产负债率多已超过80%，利息负担由1980年的100多亿元激增为1995年的近5000亿元， 已相当于自身净产值的1/5，筹措更改和扩大再生产资金的难度加大， 严重制约了许多企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资金陷入恶性循环并加大了生产成本。
（3）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 37.2 %递降为1980年的28.3%、1985年的25.3%、1990年的20.4%、1994年的15.3%，1995年已仅占13.9%，出现了生产持续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年年低速增长的不正常现象。但是许多财政支出却是刚性的，加之公款吃喝玩乐及摆阔气之风的滋长，财政支出增长较快。于是财政借债和赤字的数额越来越大。即使如此，可用于发展生产的财政资金却日见减少。国有企业的基建更改及发展生产所需追加的巨额资金，只能主要靠银行贷款。可是不少投资效益差，许多企业亏损，银行贷款回收难，导致信用膨胀，引发货币供应量过速增长。1995年与1990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仅增71.1%，而现金流通量净增2倍，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长2.6倍，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物价的调控， 除依法用行政手段规范市场行为外，主要应依靠经济杠杆。由于财政收入增长慢，政府财力弱，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调控乏力，只能主要依靠行政压价和推迟出台调价项目，这都不合市场经济规律，虽能收效一时，但极易反弹，甚至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
三、“九五”期间市场物价的调控与国民收入的分配作用
1995年，各级政府有效地贯彻了中央有关调控物价的正确决策，较好地实现了预定调控物价目标，但物价仍在高位运行，还须通过综合治理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调控物价工作。但由于前面分析所知，引发“八五”时期物价上涨的根本性因素——国民收入分配使用失当，有的还在加剧，有的虽有所缓解但很可能反弹。为做好“九五”期间的调控物价工作，务必解决收入分配使用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并力求使各项调控物价工作有助于理顺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为此，须在大力加强廉政建设和肃贪工作的基础上，做好以下工作。
1.坚决杜绝少数人的黑色收入，使之转化为财政收入和企业建设资金。为此要尽快出台并严格实施无正当来源财产惩处法规、银行存款实名制条例和实权人物财产申报审查制度；将利息股息收入纳入所得税征收范围；建立个人凡有收入即需纳所得税的制度，但对低收入者只收象征性税款，以培养公民纳税意识和利于在各单位普遍建立代扣代缴所得税制度；从严惩治从事“黑色收入”的不法分子以及有关失职、渎职人员；对公有制企业的收入分配和资产保值增值，建立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以及严格的审计制度。
2.大力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狠刹公款吃喝玩乐风，严格公用小汽车、大哥大等高档用品的使用标准和使用制度，定出具体的硬指标，发动广大群众进行监督，重奖检举者、严惩违纪者。
3.在做好正在开展的清理检查预算外资金工作的基础上，对违纪者给予严肃处理；对不合法的收费和罚款项目及擅自提高收、罚标准的坚决予以取缔；对确需继续征收的项目，有的转入预算内，有的在同级财政部门专户储存，由财政部门对各项收支进行严格监督管理。
4.坚决控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3.7%逐年回落到26%左右，并调整好投资结构、提高建设项目投资效益。为此要对建设项目严格规定自有资金的比例，只有当自有资金达到规定比例并存入指定银行，才允许银行贷款，在贷款落实后，才允许开工；全国及各地区及时制定五年及年度产业政策，以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增加对农业和水利事业建设的投资，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尽快出台建设项目决策程序和责任制的法规，以推进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提高投资效益；完善施工工程的公开、公平招标、投标承包制度，建立严格的管理和质量监督制度，坚决堵死工程承发包中的种种不法行为。
5.在制定各项调控物价政策措施时，要着眼于保障广大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把调控物价的重点放在普通居民的消费必需品上。各种高档消费品的价格则完全放开，必要时对有些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将收入充实消费必需品价格调节基金。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在“九五”期间，除保证实现已定的市场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外，还要保证消费必需品价格综合水平的基本稳定。
6.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继续逐步提高各种偏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缩小工农产品综合比价，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其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增加投入，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各项扶贫开发工程，大力扶持发展农业规模经济，提高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以确保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同时要通过降低成本和财政扶持，以确保农产品及其加工品零售价格的基本稳定，使西部价格涨幅能略低于东部。对此，还须国家在财力和科技两方面加大支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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