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大教育观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试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体，研究和把握它的基本特征是批判继承这一宝贵遗产的必要前提。
关于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维度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包括：政治、经济与教育的统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本体论、人性论、道德论与教育论的统一；道德教育与知识教学的统一。[（1）]有的学者则把中国传统教育（儒家教育）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忽视个性、泛道德主义和面向过去三个方面。[（2）]也有学者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儒家教育）的基本特点概括为综合观、辨证观和内在观三个方面。[（3）]以上各种见解无疑都从某些特定视角把握住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然而，它们都没有对儒家教育思想的根本特征做出整体的更高层次的概括。
我们认为，儒家教育思想，作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的最为基本的特征是一种大教育观。所谓大教育观，“是指对社会全体成员实施持久的、全过程的具有全面性教学内容的教育观”。[（4）]大教育观具有如下特点：在教育范围上强调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在教育性质与作用方面强调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可分性；在教育目的方面强调培养有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全面发展人才；在教育内容方面强调要有整体性与全面性。此外，还强调教育教学方法的辨证性等。
儒家教育思想由于受其特有的文化观和哲学观的影响，特别重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教育的对象、目的、内容及方法都表现出明显的大教育观特性。
儒家大教育观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教育的性质与作用方面，儒家大教育特征体现为强调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可分性，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
《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明确说明了“庶”、“富”、“教”的关系。一方面，社会的政治、经济决定着教育的情势，另一方面，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孟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经过扩充人固有的“善性”而达到治理国家之目的。这种善性即是人固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有“善端”的扩充，才能保证天下安定，“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孟子十分重视教育对政治的作用。
荀子从他的“性恶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使“涂之人可以为禹”，强调教育、环境和个体努力有机结合，才能使人“为禹”。在处理暴力、国家安定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方面，他认为，国家统一的根本手段在于暴力，而暴力的基础乃为教育。教育是礼法之治的关键，即所谓“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荀子·强国》）同时，他还强调“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即政治、教育、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协调与有序。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礼记》，则在更高程度上准确而又扼要地把握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体现了儒家以德治国、重视个体修养的精神。《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了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仁政、德治思想。关于教育的作用，《学记》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选”，“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可见，《学记》认为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另一方面是形成社会道德风尚及良好习俗。综观《礼记》对教育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可见，它虽然重视政治、经济对教育的作用，但更强调“以教治国”、“以德治国”，即通过教育达到使人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就把道德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维护国家的安定紧密结合起来。
关于教育的性质与作用的论述，儒家经由孔、孟、荀、《礼记》到朱熹的“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到王夫之“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为本，政为末也”，[（5）]都是强调教育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的。
二、在教育目的方面，儒家大教育观特征体现为强养德才兼备的治术之才，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强调培养国家安定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治术之才，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儒家教育思想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以一贯之的主张。
孔子为了实行“德政”，提出“举贤才”的教育目的观。孔子所谓的“贤才”集中表现为德才兼备的“君子”，即孔子对子夏所说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在论述“君子”所具有的品质时，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见，“君子”应当具有道、德、艺、仁、智、勇多方面的品质。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教育目的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观。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全面发展观具有朴素、不完整的特点，而且他的培养君子的教育目的仍是为了实行德政、进而实现其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首次提出以“明人伦”为教育的目的。所谓“明人伦”就是让人明白在各种人伦关系中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亦即明白并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这五对关系中，孟子尤其重视父子、兄弟这两对范畴，把“孝悌”作为“五伦”的中心。这与孔子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之所以重视“孝悌”，是因为他希望把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实现，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的基础上之上，而孝道就是固结宗法关系的纽带。可见，孟子的教育目的观是通过“明人伦”以达到治国安邦之目的。即通过使人学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与和谐一致。
荀子的教育目的观则是培养“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捶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荀子·儒效》）的“大儒”式人才。由是荀子认为教育应当依据德才兼备、言行并重的标准培养各类人才。这种人才是有利于治国理政，有助于实现其礼法兼治的政治理想的。这表现出荀子在教育目的方面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性。
先秦儒家中人的教育目的观，尽管在具体主张上不尽相同，但他们皆以培养治国人才为目的，在人才规格方面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且以修身为本，注重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宋明理学家对先秦儒家的这一观点加以继承和发展。不论是朱熹的“明人伦”，还是王阳明的“致良知”，都十分强调个人主观对道德修养的能动性，重视个人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责任感，并把这种责任感与社会义务感统一起来。尤其在义利问题上，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怀利忘义”现象，他们强调重视“人伦”、“良知”，主张克制自己心中的物质欲望，尤其是非道德的物质欲望。尽可能使自己的言行思想与其封建社会秩序、伦理道德规范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儒家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培养德才兼备的治术之才；一是突出其伦理政治观。二者的有机结合，便体现为社会与个体的和谐一致的大教育观。
三、在教育对象方面，儒家大教育观的特征体现为强调“有教无类”，强调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民主性。同时，儒家注重办学形式的普遍性也是其大教育观特征的有力体现。
首先，从孔子的“有教无类”来看。“有教无类”是孔子的办学方针。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有教无类”的含义为：（1）招收学生不分出身、贵贱、阶级、阶层。如孔子的弟子中有“富于周公”（《论语·先进》）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冉求，有常处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的平民阶层的颜回，有“衣敝缦袍”（《论语·子罕》）的“野人”子路，有“请学稼”、“请学为甫”（《论语·子路》）的农民阶级的樊迟。（2）不分地域、国籍。他的弟子华夏族的以鲁国人最多，而卫、陈、齐、宋、晋、吴、楚和戎狄族的秦人也不少。（3）不分善恶智愚。如有颜回那样的高材生“闻一知十”（《论语·公治长》），也有愚笨的高柴和鲁莽的曾参。只要能“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从“有教无类”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意义：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文化下移，符合广大平民受教育的愿望，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密切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孔子“教育平等”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教育民主性色彩和普及性思想倾向。这是符合大教育关于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民主性和普遍性特点的。受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其后历代儒者无不效仿、接纳。如孟子认为“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唐宋以后兴起的书院制度，在教学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若有名师来书院讲学，其它书院或外地书院的师生都可来听讲，而不受地域、贫富、年龄、学派的限制，也体现出儒家教育思想的大教育观特征。
其次，从历代儒家对教育对象的重视来看。儒家历来重视不同年龄的教育对象。在历代大儒中，王充十分重视胎教，他认为决定人性的因素有遭性、随性和正性，而“遭得恶物象之故也”，即母亲怀孕期间，母体内、外环境的变化也可以改变正常之气的比例，甚至使其中的某个方面残缺不全。因此，要想使胎儿发育阶段内外环境和谐，使其人生具有一个良好的起点，必须重视胎教。孕妇应做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王充《论衡·命义》）。王守仁则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如果我们除去他封建阶级的历史局限，他的反对“小大人”式的传统儿童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要求顺应儿童性情，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使他们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等主张，充分反映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另外，朱熹提倡的小学和大学教育，表现出儒家重视办学形式的多样性。总之，儒家教育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自胎教至成人教育都已涉及，具有办学形式普遍性的大教育特征。
四、在教育内容方面，儒家大教育观特征体现为强调以德为主，兼顾智、体、美，追求道德论与知识论的对立统一。
由于大教育的任务是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全面发展，这便要求教育内容应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儒家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内容的论述以及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内容的实施的主张，概而言之，就是以德育为本位，兼顾智育、体育和美育，道德论与知识论的统一。
儒家教育思想中，以其伦理政治的文化观为底蕴，道德教育始终是被置于首位的。但是，儒家并不忽视知识教育，而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就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智德统一观，即道德教育及其实践为本，知识教育为辅，道德训练以知识教学为基础，在教学中培养道德德，做到“知行合一”、“知行相须”。知识教学不过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必要手段，其目的与道德德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在这种观点支配下，读书在于穷理，格物、致知在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教育内容主要是经学。经学是孔子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础删定编纂的，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所谓“六经”。“六经”作为教材并成为后儒的主要教育内容，被奉为经典。儒经之所以成为后儒以及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教育内容，是因为历代儒家认为它是最有道德价值的知识。司马迁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纪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经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6）]根据今人对孔子教育内容的理解，不论是“六艺”，还是“六经”，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其根本，但同时又兼顾智育、体育、美育的内容。如射、御为军事技术，属于体育范畴。书、数是智育范畴，乐本身就属于美育的范畴。因此，我们认为儒家教育内容体现着以德为主兼顾其它各育的大教育观特征。至于孔子轻视生产技术劳动则是由于其历史及阶级局限所致，我们不能苛求。
另外，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为依据，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儒家教育内容方面的大教育观特征。“文”、“行”、“忠”、“信”即文献、品行、忠诚、信实。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而“文”则是指文献中的智、体、美等内容。所以，我们可看出儒家教育内容中以德为主兼顾智、体、美的大教育观特征。
五、在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儒家大教育观特征体现为强调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主张“为仁由己”、“反省内求”，注重学、思、行相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强调以道德修养方法含摄知识教学方法，知识教学方法渗透道德修养方法。
一般认为，教育教学方法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具闪光点的部分，是其精华所在。这是因为，它是历代儒者在他们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总结他们前人的经验所得出的，它在最大限度内反映了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当然这要剔除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教育目的和单调呆板的教育内容的局限。然而，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对教育方法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制约作用。儒家的教育目的，不论是“举贤才”、“明人伦”，还是“存天理，灭人欲”，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教育方法，即使人学会“做人”的道理与方法，去行以德治国之术。同样，儒家的教育内容由上我们已知具有以德为主兼顾其它各育，道德论与知识论统一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儒家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其知识教学的方法与途径。因此，我们仅谈儒道德教育的方法，以达由此知彼之目的。
（一）“为仁由己”，强调主体的内在自觉。
在道德教育方面，儒家强调在道德修道中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而不是依靠外加强制的力量。
孔子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有仁德的人，关键在于自觉的主观努力，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也认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孔、孟以后的历代儒家在道德修养方面无不重视启发人的内在自觉，肯定人的自身存在。
（二）反省内求，注重自我道德修养。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意思是，见人有品德，就应向他看齐，虚习学习他的善行；见到人有不良的品德表现，也要对照检查自己，引以为戒，防止出现类似的缺点或毛病。孔子对于自己的过失，敢于正视，“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这表现出一种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性。孔子之后儒都无不重视这种及省内求的方法，如朱熹明确要求学生自我“省察”，一点也不放过；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应重在“内求”，而“不假外衣求”，认为“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无复起，方始为快。”[（7）]主张不间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自觉克制各种私欲。可见，反省内求是儒家以一贯之的道德修养方法。
（三）学习、立志、陶冶、力行并重，追求“自我完善”的境界。
历代儒家大师在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道德知识的学习、道德意志的锻炼、道德情感的陶冶和道德行为的履行在“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强调把它们作为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结合起来教育学生。
“学习”即学习道德知识，这是儒家首先强调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认为道德信念的形成、道德品质的养成，必须重视道德知识的学习。同时还指出不好学者有“六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本人就是“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荀子强调学生道德知识是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基础，认为“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在重视学习道德知识的同时，儒家还重视道德思维的训练，注重学与思的结合，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立志”是指学生要有坚定的道德志向和意志。道德志向的确立，是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基石，它为人们确立正确的道德目标提供努力的方向。因此，儒家十分重视“立志”、“持志”。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王阳明则认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8）]儒家还十分强调道德意志的训练，例如，孟子认为，树立“大丈夫”风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陶冶”是道德情感的修养方法，道德情感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观点、要求而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情感陶冶的重要影响因素是环境，因此，儒家格外重视利用环境因素进行情感陶冶，如孔子曾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荀子有染于苍则苍的论述。
道德修养的方面，儒家注重学习、立志、陶冶的方法，最终目的则是达到自我完善的道德境界。因此，他们十分注重道德行为与习惯的培养与训练。孔子重视学生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要求学生说话谨慎，办事勤快，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荀子则更重视道德实践，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王阳明进一步主张教师应每天清早上学时考查学生在家“孝悌”的表现，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加强学生自己的道德训练，即所谓“事上磨炼”。
总之，儒家教育思想就其最基本的特征而言，乃是一种大教育观。在强调实施大教育的今天，儒家的大教育观对于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教育体系，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它的基本精神和一些具体主张，值得我们加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注释：
（1）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编《传统文化的综合与创新》，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133页。
（2）肖川《教育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141页。
（3）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196页。
（4）聂希训主编《大教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5）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五，转引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478页。
（6）《史记·太史公自序》。
（7）王阳明《传习录》，转引自朱洁贞、何隽著《东方理性之河·儒学精华》，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8）《王阳明全书》卷二十六《教条示龙场诸生》，转引自罗佐才《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研究》，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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