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1]2003年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跨国公司因素》文中指出二战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深刻而又明显的作用。1965年才建国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从经济启动到经济腾飞，再到现在的成熟发展，无不与跨国公司有着密切关系。本文通过论述跨国公司对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利与弊，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跨国公司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促进新加坡现有资源与潜在资源的有效利用，解决发展初期资金不足，等等。同时，跨国公司对新加坡经济发展也有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给新加坡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新加坡过分依赖跨国公司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新加坡主要依赖跨国公司发展本国经济的方法是非常成功的，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但当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以及2001年新加坡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对跨国公司过分依赖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从新加坡依赖跨国公司发展经济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启示：在经济发展初期，依靠跨国公司的投资发展本国经济是一条很好的路径，但为了规避风险，东道国自身必须练好“内功”，并对跨国公司进行必要的监管和规范。
陈志洪[2]2003年在《九十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上海正致力于成为亚太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中心城市，90年代上海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城市面貌也是“一年一个样，叁年大变样”。在当前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应如何看待和分析过去一段时期内上海产业结构变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的战略选择，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论文从对产业经济分析方法入手，首先介绍发展经济学等有关产业结构领域的基本理论，进一步提出城市聚集经济和产业集群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从而指出，城市产业结构有着不同于国家产业结构的特征。通过对纽约、东京、香港等多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实证分析，印证了所提出的城市产业结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论文对上海产业结构变动轨迹进行深入分析，解析了叁次产业之间以及第二产业、第叁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并从投资、需求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成因。通过对引进外资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进行重点分析，指出：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引进外资效应显着，但技术进步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以上基础上，论文从要素（资金、劳动力、技术）效用、产业竞争力、发展战略等方面对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绩效进行评估。同时，就当前上海与长江叁角洲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论文也做了重点研究。最后，论文提出了新一轮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和手段措施。论文认为，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惯性和路径依赖性，上海产业结构发展到其目标模式还有很长的一个过程，期间也存在很多需要我们思考和对待的问题。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叁个方面：首先，论文强调，城市经济与国别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反映到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上也是不同的。原有发展经济学对产业结构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上海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城市产业结构的模式选择应该是由其功能属性来决定的。上海致力于成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在对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应充分借鉴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模式，注重都市型产业的发展。其次，作为一篇以实证研究为主的论文，以大量、详实数据作为支撑是本研究的特色所在。论文通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纽约、东京、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的产业结构，为对上海产业发展分析提供了客观的参照。对上海产业结构的分析中也主要通过数据和模型进行定量研究。最后，对上海产业结构演进中所取得的成绩，论文进行了辨证地分析和评价。诚然，对上海产业结构变动有些观点与其他学者乃至政府所持有的观点是有差异的，如上海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够建立工业新高地、第叁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关<WP=5>系等问题。但笔者认为，作为学术研究上的一家之言，应该把这些观点提出来以供商榷。
张纪凤[3]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正从旧国际分工模式下注重“贸易”逐步转向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更加注重“生产”,国际化生产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桥梁”。国际化生产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途径展开,FDI的流入和流出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对外投资政策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之一。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OFDI却屡创新高,逆势上扬。2013年中国OFDI流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078.4亿美元,位居美日之后,排名世界第叁。中国OFDI已经实现连续十一年的正增长,2002-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8%。中国OFDI的飞速发展,给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上,指出企业OFDI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然而,中国OFDI不仅包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行和下行投资,而且还包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对于前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后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却积极开展上行投资。“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系统整合了战略的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OLI范式的分析框架,为新兴经济体OFDI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本文借鉴“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结合中国OFDI的实践,研究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指导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从母国的推力(push)和东道国的引力(pull)两方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中国企业OFDI的动力机制既包括母国的推力,也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在母国的推力方面,本文基于“战略叁角”的理论框架,利用3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从企业资源、产业特征、制度因素叁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母国推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R&D投入、企业出口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着正向影响,说明由研发能力、出口能力、管理能力共同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的引力方面,本文在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微观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69个国家OFDI的国别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东道国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是逆梯度的上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与中国进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顺梯度的平行或下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技术较先进以及从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寻求是中国目前OFDI最主要的动因。其次,本文在R&D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动因及影响因素。R&D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目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文献综述基础上,介绍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实践,总结了其发展历程、动机、区位和模式。随后,本文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叁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人均购买力和R&D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存在地理空间的约束性以及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只有靠近技术创新源,才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即便不存在垄断优势,技术追随企业依然会选择FDI方式而不是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大机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8年中国工业TFP、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IFDI、OFDI叁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相对于IFDI而言,中国OF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寻求型OFDI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的主要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博采各家理论之长,在继承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并探讨了中国海外R&D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通过海外R&D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走出去”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郭建军[4]2011年在《独立以来新加坡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与区域化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促进经济增长的成功政策都应该是因地制宜的,具体探讨不同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的特点就成为有价值的研究所在。本论题以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指导,以跨学科视角,运用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和国际关系视角,探讨新加坡政府如何把外向型经济政策置于全球化与区域化中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论题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叁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即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和海外投资的区域化战略来进行论述。论题的主题是运用新加坡几十年的各种经济发展数据,通过论题设定的叁个专题来分析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几十年的宏观发展历程,焦点是通过外向型经济宏观政策基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变化,探讨新加坡的对外经济关系。讨论时将侧重新加坡的区域化战略目标上,其中新加坡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作为关注重点。论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做短期的预测,而是将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做长期的发展趋势研究为目的。独立后的新加坡领导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新加坡在本地区和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主张自由竞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行经济自由化以促使各种经济力量均衡化,并在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协调和竞争中形成国际性和地区性的经济中心。研究结果表明,从新加坡独立以来近50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观察,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始终是围绕着全球化与区域化来实施的,在发展战略上基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经济的思想是新加坡外向型经济政策一体化发展的基石。而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作用之间,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作用受东南亚地区时局影响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中,并时强时弱。论题在论述过程中,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不是局限在具体的对外贸易政策上,而是重点放在了新加坡对外贸易的区域模式上,关注的焦点是新加坡国际经济关系,阐述新加坡由推动东盟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到追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变化；在论述新加坡产业政策发展时,重点关注了宏观上旨在改善商务环境的各种政策措施上,探讨产业政策如何调整以适应全球化与区域化目标；在海外投资方面,主要阐释了新加坡以建设工业园区方式来实施区域化目标,并以此带动本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鉴于创新思想和观念是全球化重要的方面,论文参考了许多新加坡精英的回忆录,运用了大量的新加坡精英的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思想方面的文献,并结合微观案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启示意义。
董立彬[5]2007年在《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加坡是世界上众多微型国家中的一个成功典范,它不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成就,而且在国际上拥有其他小国所无法拥有的国际地位,发挥着与其人口和土地面积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些成就的取得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实施。新加坡的外交是一种地区导向的小国外交,处理与邻国关系是其基点,在马来国家的围绕中求得这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小国的生存和发展,是其不变的宗旨。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是和平、中立、不结盟。其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新加坡的生存、独立与安全,促进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是正确、明智、务实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基础上,新加坡开创了良好的对外关系与国际环境。可以说,新加坡的外交就是要在大国关系中找到平衡,寻求生存,谋求发展。新加坡理想中的大国存在是一种多极的存在,而不是一家独霸。因此,“大国均势”是新加坡国防与外交政策的核心。无论从安全还是从经济角度,它都要依靠大国的“多边卷入”和“多边支撑”才能够生存。新加坡以务实外交着称,人们对其多边卷入、势力均衡的大国均势战略也津津乐道。新加坡在冷战时期的大国均势战略常常被概括为:依靠美国,抵制苏联,鼓励中国。冷战结束后,新加坡适时调整外交战略,积极发展与俄罗斯关系。当然,外交决策与政策制订是一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它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政治、文化、地区环境等对国家的外交战略走向会产生不同的定向期待。本文基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分析思想,阐述了新加坡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方针和基本政策,以及新加坡外交的特点;采用系统思维的基本模型等等研究方法对新加坡的外交理念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因素分析,通过因素分析揭示了政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地区因素和大国因素对新加坡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围绕大国均势理论分别对新加坡与美国、新加坡与中国关系、新加坡与前苏联关系、新加坡与东盟关系以及新加坡与俄罗斯关系等进行了具体的案例剖析。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既争取了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多边卷入,又与世界各主要大国保持了友好关系;又有力地威慑了邻国潜在的威胁,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逐渐为东盟国家所接受而上升为东盟的外交战略,从而提高了新加坡在东盟国家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同时它也随着新加坡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内容调整,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通过本文的论述可见,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的全面研究对中国发展、东南亚稳定、世界和平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能够从一个较新颖的视角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新安全模式、新外交理性的成型与发展等理论问题有一些突破性的认识。
袁飞[6]2009年在《外商在粤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开放度越来越高的现今,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已不仅仅依靠内部力量的推动,外部因素同样重要。改革开放叁十年以来,广东省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先是大量吸引香港、澳门等地的投资,之后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开,广东省吸引外资的地区和国家越来越多。在外资的作用下,广东省经济发展迅速。通过外部资金的投放、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的正的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带动了广东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与此同时,由于外资来源中主要是香港投资,外资在广东省分布及产业分布的不均衡,也对广东省产业协调发展乃至产业结构更进一步调整与升级造成一定影响。本文的分析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新加坡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给出今后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论文的第一章首先对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及相关内容作了介绍,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从中引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对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内容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和理论进行说明。第叁、四两章则主要是详细分析了广东省吸引外资的概况以及外资的进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五章从实证的角度来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结合第四章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负面影响。第六章引入新加坡的例子,分析新加坡利用外资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以及对广东省的启示。第七章根据前面几章的分析提出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议。
曹红阳[7]2007年在《中国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左右,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大城市曾一度衰落,失去发展优势。然而进入8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大城市的优势再度显露,跨国公司总部、生产者服务业、信息产业迅速在此集聚,一些国际上的大城市首先成为世界城市。世界城市因其具有世界经济的控制点的作用而成为城市发展的最高级别。随着世界城市在很多国家涌现,世界城市之间的频繁往来凝聚成一种新的有机集合体,即世界城市网络。世界城市网络重构了世界城市体系,同时对重塑世界经济的格局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世界城市是国内外学术研究、以及各国各级政府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未来潜在的世界城市,提出了中国创建世界城市的路径、模式和策略,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的基本框架包括引言、正文和理论总结叁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引言部分从世界城市的概念入手,阐述了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简要对比了国内外的同类研究,介绍了论文研究和写作过程的基本思路。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二章为对世界城市的理论认识,论述了世界城市出现的时代背景,以及世界城市的基本特征和判别标准。世界城市经历了相似的重构过程,在社会方面的表现是社会极化、人口多样、跨国主义的出现和城市政府的经营作用;在经济方面,世界城市的经济是以全球为导向的外向经济,产业结构中第叁产业的比重高;空间方面主要特点是多中心结构。全球化是世界城市的主要动力因素。客观上,世界城市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能力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办公网络来实现的,众多跨国公司办公网络的迭加构成了世界城市网络,所以世界城市是后工业社会中跨国公司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加速发展的空间表现,世界城市的出现反过来又对这些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第叁章为中国发展世界城市的国情分析。论述了中国创建世界城市的优势、劣势和机遇,提出中国具备了孕育世界城市的经济实力,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低下、城市空间发展面临的复杂性和城市经济发展软环境不足是中国创建世界城市的主要劣势;国际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为中国创建世界城市带来良机。第四章为中国世界城市发展的路径、模式和策略。阐述了世界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并由此推断中国的世界城市,指出香港、北京、上海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世界城市,其中香港已经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北京、上海将是中国未来的世界城市。基于世界城市的首都偏好,北京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城市。尽管一个国家往往只有一个主要世界城市,拥有第二、甚至多个城市的国家很少,然而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这一现象中的特例,将成为中国第二个世界城市。另外,通过世界城市形成的两种主要模式的分析,认为政府主导型的东京模式比市场主导型的纽约模式更加适用于中国。最后,针对中国城市所处世界城市的发展阶段,运用在GaWC小组关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中国城市的功能和地位,提出了中国潜在世界城市的发展策略。第五章是实证研究,对北京市创建世界城市进行了的具体分析。北京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占据最大新兴通道城市的地位,因此北京将首先成为通道型世界城市。提出以京津冀城市整合创建北京的世界城市,文中特别强调城市整合不是一、两个城市间的局部的、阶段性的相互协调,而是一种高层次的政府行为,政府是城市整合的行为主体。以京津交通走廊为依托,北京第二国际空港为节点的京津冀城市整合有利于发挥整体优势,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结论部分通过对全文的归纳总结,形成了6点基本结论和3点创新性结论,同时也指出了论文的不足。
刘红霞[8]2004年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文中指出国家“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形成一批拥有着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要更有力地开展国际竞争,抓住一切机遇。”这说明,我国政府及其领导者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我们的企业及企业家们也要增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主要且行之有效的途径,研究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战略也就是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核心部分。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具有的、跨国公司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和国别时,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包括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而且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外贸和税收政策等。区位优势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一国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地区的选择,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部门结构。如何寻找最优的区位,也就成为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必须认真探索的课题。作为研究资本运作规律的投资学,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均面临着区位选择问题,而且对最终的投资效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即是在此思路下,从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出发,尤其是邓宁的折衷理论,对国际直接投资战略中的环境分析、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模型给与分析探讨,以期较全面地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战略中的区位决策提供研究模型,从而为中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做出自己的思考。本文系统论述了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建立了一个指标体系,将模糊数学应用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从而提出了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模型,并结合重庆建工集团的区位选择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以应用该模型。本文在应用模糊数学的同时,将定性与定量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该方法在进行区位方案选优时,不仅有对单个因素影响程度的分析,而且有对综合因素影响程度的分析,并且得出了一个数学运算结果来表示综合因素的影响程度,其分析可行度高。通过一个具体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实例——重庆建工集团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进行的区位选择,证明了该方法的操作简便,尤其是利用计算机进行计算时,可以很快地选出最佳方案。即便是在对多个选择方案(3个及以上方案)进行选优时,同样可以很快地选择出最佳方案,因而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郭英[9]2005年在《人力资本影响FDI技术转移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作为集技术、资金、管理于一体的创造性资源,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大量流入的外资在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目的就是吸收国际技术转移。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实现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技术转移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这个过程受很多因素影响。在我国引进和利用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问题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吸收FDI的技术转移效应。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技术转移效应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本文以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的内在关系作为研究课题,通过构建技术输入模型和技术外溢模型,以我国整体样本、区域样本、行业样本以及广东省的具体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对我国人力资本如何影响FDI技术转移效应大致形成了较为专门的研究。 在给定的计量经济模型框架内,本文得出了以下研究结果:(1) 人力资本的确影响技术转移效应。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技术输入效应作用明显,但对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不明显。(2) 细分人力资本变量的话,我国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促进了FDI技术输入的整体效应,而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促进了FDI技术外溢的整体效应。区域样本显示,东部地区的高中教育促进了技术输入效应,初中教育促进了技术外溢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初中教育促进了技术输入效应,小学教育促进了技术外溢效应。(3) 广东省的个案分析也证明了人力资本的确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的实现。研究同时发现广东省人才回流产生的技术转移效应并不明显。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角度提出促进FDI技术转移效应实现的政策建议:依靠教育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开发效应;吸收资本和技术偏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活动、培训活动;创造更优化的条件,促进人才回流,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就业和创业。
吕敦益[10]2008年在《基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新加坡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面对全球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政经变化格局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印两大区域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本土产业“空心化”现象进一步严重,企业战略管理理论面临超竞争环境挑战,新加坡需要审时度势,提出新的发展战略与定位,为下一阶段的经济转型与发展积极准备。研究打造新加坡未来的发展战略定位时,有必要重新回顾曾走过的发展历程,探讨过去成功的诀窍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再分析其内在优势与劣势。在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面对不同的新问题与挑战必须解决,应付世变的适应能力也非常强。当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求组织以一种更高水平的新型战略与定位系统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经济一体化战略乃应运而生。随着东亚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深入和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复合网络型分工将深化发展,而全球或区域整合型企业的相继出现,将使区域产业结构朝“水平分工”为主导的价值链与业务整合的方向推进。在整个过程中,各主要与次级板块间的互动、传递和协同将进一步增强,会从原有的“雁行模式”转换成“群山重迭型模式”,形成欧盟早期形式推进东亚经济的融合。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各个成员暂时的经济得失是不平均的。如何在竞争中求合作,如何扩大互利互补的空间,如何在出口商品结构上“存同求异”或“化同为异”,甚至“创新求异”,需要东亚各国政商朝野共同合作与协调的大智慧。从地缘优势出发,新加坡应定位为“东亚政经中枢”,随着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政经板块相互整合,位于这几个区域政经板块的中央,新加坡却有可能成为未来跨国公司首选的新东亚总部。新加坡要发展成为新东亚的总部,必须积极经营八大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功能中心,那就是“文教中心”、“旅游中心”、“会展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研发中心”。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让自己变得更灵活,无论是做“大”或做“小”,企业应按照全球最大盈利模式设计组织结构。企业拟定全球化或区域化策略时,应以国家和企业间的协同优势为考虑基准,需要认识国际与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了解双边与多边自贸进程,根据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进行经营战略与组织结构的调整。新加坡企业也能够仿效跨国公司的全球整合模式，在当地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积极以母国为基地走向跨国经营,编织全球与区域网络,进行内外要素组合与资源协同整合,成为整合型企业参与国际合作性竞争。随着全球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者将获取长期动态的利益。但这个发展战略有相当大的层次,还是取决于东亚一体化的发展。随着这方面的深入推进,不确定性的程度会逐渐减小。论文主要创新处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提出“国际、国家、产业与企业组织的一体化战略间的对应关系矩阵”,主张企业拟定全球化或区域化策略时,应以国家和企业间的协同优势作为考虑基准,并以协同优势的有无,划分为叁种主要的协同模式。(2)把国内外文献重新整合分析,梳理新加坡开埠18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上的主要特色与发展脉络,为规划新加坡未来的发展战略定位,廓清思路上的迷雾。(3)结合西方的协同学、当代模块化理论与中国传统《周易》管理哲学,提出组织协同能力模型。(4)提出新加坡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为新加坡的政、商、学界的战略定位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跨国公司因素[D]. 刘莹. 暨南大学. 2003
[2]. 九十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实证研究[D]. 陈志洪. 复旦大学. 2003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D]. 张纪凤. 东南大学. 2015
[4]. 独立以来新加坡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与区域化视角[D]. 郭建军. 云南大学. 2011
[5]. 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分析[D]. 董立彬.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6]. 外商在粤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D]. 袁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9
[7]. 中国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研究[D]. 曹红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8].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D]. 刘红霞. 重庆大学. 2004
[9]. 人力资本影响FDI技术转移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D]. 郭英. 同济大学. 2005
[10]. 基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新加坡发展战略研究[D]. 吕敦益.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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