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演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大夫论文,中国论文,阶层论文,历史进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中国的近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制度最先出现在西方，它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且在19世纪上半期开始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的传统发生了强烈的撞击和冲突，并在此过程中展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冲突中，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思想演变过程无疑是文化交流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突出方面，并且勿庸置疑他们的思想转变成物质后直接推动和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士大夫阶层本身的特点及改组分化都使近代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性，并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如何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士大夫阶层复杂的思想演化过程以及给中国近代化带来的后果、产生后果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无疑是文化反思过程所必需的，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值得认真思索的。
一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昧于世界大势，是众所周知的。1793年，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通商要求时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和1808年，嘉庆皇帝的谕旨中论及中英两国的地位时说的“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威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①等都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大局的无知和虚骄。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意识存在于朝野上下，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大一统”思想和“三纲五常”伦理规范便成为封建统治的理论核心，并被应用到大一统中央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关系上。按照儒家“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君权天授说，这种关系只能纳入“三纲”礼仪等级秩序，表现为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不惟如此在崇尚“礼乐教化”的儒家士大夫看来，中国还代表着天下唯一的文明声教之区（所谓“礼仪之邦”），四海之表纵有生民，也只不过是“蛮貊夷狄”、“獉狉之俗”而已。因此，从文化交往方面来说，亦只能是以中原文化开导夷蛮部落，即“用夏变夷”，而不能反过来“变于夷”。随着岁月的流逝，儒家士大夫的上述认识（可称为中华天朝世界观）成为一种牢固的心理定势，支配着历代统治者的对外态度。况且，封建闭关的排外性政治统治和士大夫唯我独尊的傲气，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封闭性，助长了中国士大夫阶层藐视西方近代文化的变态心理，谁也没有想到要睁眼看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自然也没有人去认真地仿评一下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所以，那时西学的输入，并不足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激起广泛的共鸣，一切都依然故我。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才得以强行改观。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夹着商品的“酸腥”，长驱直入，渗透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尤其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物质的力量冲击了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精神文化的力量则猛烈地冲击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说，小农经济直接承受了列强的经济冲击而导致农民阶级的破产、分化的话，那么，知识界则遭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从而导致了士大夫阶层的分化，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所直接造成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两大分化。此后，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思维模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支柱的动摇而受到冲击。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对国家“尽奄然而无有生气”，“乱亦竟不远矣”还是一种“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呐喊，而鸦片战争中和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的言行，则开了一代风气，他们冲破了“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从抵抗“外夷”的侵略出发，成为近代士大夫应付西方挑战的“前驱先路”。战争中与侵略者的直接较量，使他们看到了对手的“船坚炮利”，堂堂大清国败于英伦小国的结局，使他们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大变局即将到来的预感，要求他们用较理智的眼光去看待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研”是不足取的。“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性始”，在此前提下，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②这种思想道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和抵御侵略的途径，概括了士大夫集团中的觉醒者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认识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成为后来进一步向西方学习的先导，尽管浮浅，但却流长。正如后来改良派思想家王韬所总结的“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③然而，尽管这种思想在当时很先进，但也还没有突破中国古代“经世致用”思想体系的藩篱。既然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最先进人物的认识水平不过如此，那么这个集团中其他人的无知就可想而知了。鸦片战争结束两年后，身为一国之君的道光皇帝居然还向臣下发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泛国（指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王国疆各部（指天山地区）有无旱路可通。”④枪炮的轰鸣，城下之盟的结局似乎唤醒了沉睡的民族和士大夫集团，然而这种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状态竟持续了二十年，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仍然是苍白的，应战方面毫无建树。这中间，曾出现过象冯桂芬这样“明大局”之人，他提出中国“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⑤而士大夫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仍沉湎在深闭固拒、颟顸无知的偏见和陋习之中，依然“视四裔如魅魑。”至多将西方的侵略看作是又一次的蛮族“入主中原”。但是，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封建专制思想一经被冲破，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的开始正意味着传统思想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断裂、突变，也意味着士大夫阶层中极个别人已初步具有了迎接西方文化挑战的思想端倪，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亦恰恰是从这种“星星之火”逐步发展起来进而成为“燎原之势”的。
二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被动的，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下强制推行的，因而如何抵御外侮，富国强兵就成为近代化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表入里的不断上升的过程，这种上升是新旧思想不断斗争的结果。纵观其思想变化的全过程，呈现出几个明显的阶梯：即由起初对西方器物的认识逐步上升至对其民主思想的认识进而上升到体制的认识，相对应地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亦经历了由技术层次到思想层次进而推进到政治层次的发展进程。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阐述这一问题。
1、外来侵略的步步进逼和清朝的一败再败，迫使更多的士大夫去认真思考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峻现实。李鸿章在《复奏海防事宜疏》中指出：当今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清楚地表明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们的民族危机感。另外，当时疾如暴风骤雨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封建统治的旧秩序进行了武器的批判，荡涤着封建守旧的污泥浊水，改变了地主阶级内部各派别间的力量对比，旧权贵势力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受到严重削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迅速崛起，并掌握了实权，从而具备了把他们的前辈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理想和主张付诸实施的条件。在以上两方面原因的促使下，洋务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切实感到西方的“技艺”、“术数”在中国之上，因此必须从发展军事工业入手进而逐渐吸取西洋的器数之学，用机器以殖财养民。当时洋务派人士已认识到，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也就是说，近代生产及其技术的发展，都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根本，要求强求富就不能局限于军事技术，也不能只着眼于造船制器，而必须从自然科学入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促进了民用工业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出现了崭新的生产力。但是洋务运动遭到了士大夫集团中顽固派势力的竭力阻挠，他们危言耸听，胡说“奇技淫巧败坏世道人心”，“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⑥，“鼓吹要”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⑦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夷变夏”，只能“用夏变夷”，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向外国学习什么东西。与之相比，洋务派承认中国在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承认有向外国学习某些东西的必要，无疑显得较为开明和进步。洋务派的主张和举动在久经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壁垒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行程，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洋务派士大夫们的着眼点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仅仅在文化系统的技术层次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欢迎态度，这无论如何也只能算是一个较低的层次。其致命点在于：他们把中国的近代化与维护封建统治看成是并行不悖的，幻想着借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恢复封建社会的盛世。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更深一层次的了解认识，从而也就不可能将近代化的进程推进到一个更广泛的领域。
2.事物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必然规律不是洋务派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使人们站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观察和思考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在民族危机越发深重的情况下，人们开始痛切地感到仅有西方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从而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人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中国近代化的行程由技术层次推进到了思想层次。随着西学传播的逐渐深入和对洋务运动命运的认真思考，洋务派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如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中、郑观应等人逐渐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成为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他们不仅热心于“西艺”，更着眼于“西学”、“西法”，他们指责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根本不净、万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⑧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藩篱，不只是求枝节的变革，而是要求全面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呼声。
资产阶级维新派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改良派对于学习西方所表现的思想趋向，广泛地宣传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推动着维新思潮的迅速高涨。如果说早期改良派的“变法”主张，已经朦脓地含有进化史观的因素，那么，在维新派手中，进化史观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⑨断言“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因此决不能“以千百年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⑩而当年曾赞同“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则与顽固派同流合污，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词滥调，声称“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11)面对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联合攻击，维新人士毫不畏惧地奔走呼号，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2)如再迟疑徘徊，中国人民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从总体上说，维新运动可以说是一次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各地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搞得热火朝天。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3)就是他们的信条，时人称，当时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严复的《天演论》，使“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得到广泛宣传，“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严厉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与之相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化设施，也在中国陆续出现。近代的学校终于代替了旧式的书院和科举；新式的报刊杂志代替了旧日的邸报、揭贴；石印铅印技术，代替了传统的木板印刷；图书馆、博物馆相继出现。以上这些新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设施，虽然还不免粗糙、浅薄和幼稚，但它们毕竟是新生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事物，是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因而它表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在不断前进的。
3、精神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成为物质的力量，从早期改良派到维新派直至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民主的要求不断加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断高涨，1895年4月在北京发生的有1300多名举人参加的“公车上书”，可谓中国近代化历程上最早的一次政治参与行动。后来，又先后以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两种不同形式突现出来，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行程已经从思想层次推进到政治层次了。维新运动迅速高涨之日，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兴起之时，继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之后又产生了更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当然亦有少数改良派士大夫分化出去成了革命派，这种状况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由于思想发展水平的不同而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夺取政权的道路。我们这里着重谈维新派士大夫所走的参政道路，这条路通过政治参与权的扩大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两方面体现出来。
政治参与权的扩大，表现为一种渐变，常易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推行，宪政运动的活跃，各省咨议局的创设，官绅权力的冲突等等，无不显示出政治参与权逐渐扩展的趋势，戊戊变法虽然遭到镇压，但它所代表的引进与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趋向却是不可悖逆的，它所反映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难以禁遏的。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的冲击，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1905年7月，清廷指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14）以德、英、日三个君主立宪国家为考察的主要对象，次年八月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给各地的宪政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来是为了使“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但事态的发展不以清政府意愿为转移，清政府本想通过建立商会，兴教办学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消弭人们的革命情绪，没想到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兴教办学和组织商会，来扩张绅权，抬高商权，启发民智，从而绅商携手，达到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清政府本想把各省咨议局作为“宪政”的一种点缀，但咨议局自筹办之日起，就与当地官僚权力发生冲突，与政府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清政府本想把资政院办成供其颐指气使的摆设，但人们却乘机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立即实行立宪政治，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又在请愿失败之后，增大了对清政府的离心力，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
政治制度的变革，表现为一种突变。戊戍变法是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失败模仿，凭籍着救亡爱国和思想启蒙的浩大声势，维新派终于在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荐引和“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尝试着把维新思潮转化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实际行动－－戊戍变法。这场具有政变性质的变法，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人物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从封建社会手中夺取政权。光绪帝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力图给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民主权利，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令人惋惜的是这些美好的理想最终归于失败。戊戍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维新志士们却用自己的躯体搭起了一座由改良导引到革命的桥梁。
戊戍变法使士大夫队层的参政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历史也给中国近代化的行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场变法运动失败了，后来，尽管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失败与斗争的反复，通过辛亥革命打落了清朝的皇冠，但是辛亥革命最后夭折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中断了，经济近代化也收效甚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士大夫阶层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最终作了失败的选择。
三
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会中断？士大夫阶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为什么作了失败的选择？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如何？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个重点内容。下面，就让我们站在一定高度上俯瞰一下以上问题，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结构中，士大夫是基本支柱之一。“士子，有王事者也。”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它从贵族、地主阶级中游离出来，秦汉以后成为封建官僚机构的最主要来源。士大夫组成庞大的官僚机构，实现皇帝对全国的统治。作为一种工具，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来就没有、也不需要获得独立的地位，而是依附于封建王朝，发挥着组织政权，管理国家的职能。在天下大乱进而天下大治的时期，则还起着修补、重构国家机器的作用。在家尽孝、在国尽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是历代士大夫不懈追求的目标。隋唐以后，科举制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最大限度地把士大夫吸引到做官求仕的道路上，“十年寒窗苦，成名天下知”，何况还有与之俱来的荣华富贵，即使考到白发苍苍，还是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15)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士大夫除科举入仕服务于封建专制政权外，难有他途。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士大夫的这种依附地位是否有了改变呢？东渐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外来文化，冲击了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传统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儒家思想独尊地位也受到消弱。这一切，对士大夫集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道器观、义利观、社会伦理观等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开阔了眼界，并接受除了“四书”、“五经”以外的新知识，他们或飘洋过海、留学他国，或译书著述，投身实业，开了一代风气，从而使自身的命运和地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封建王朝的依附地位。因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与欧洲日本都是大相殊异的。商品交换关系在欧洲源远流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得以在封建的躯壳中形成和壮大，一旦到了需要冲破陈旧的专制体制束缚时，资产阶级便以独立的、战斗的精神发动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在日本，“封建制度创造了构成近代国家的基本的财产”(16)，幕藩制缺乏大一统的力量。19世纪初，西南诸藩先后进行军事现代化和奖励西学的改革，并成为以后明治维新的基地。同时，“武士阶级作为一个实行统治的阶级积累了经验，这便形成一种官吏制度并且造就了一批组织能力的人材”(17)这是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基本力量，担任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而中国是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高度集权的体制决定了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脱离君权的束缚而独立地发展。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尽管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对社会内部任何偏离传统的力量和思想，都加以扼杀，使整个社会缺乏任何生机。作为两千年来一直与封建统治密切相关，息息相存的士大夫，又何谈独立呢？所以说，西学东渐带来的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惰性相比，实在是太小了；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与几千年形成的强大的封建经济相比，还是微弱的；较完整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还是以后的事情。“圣人之学”，传统思想仍是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准则和整个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科举制度依然是选拔官吏的基本途径，它对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康有为在维新时提出废八股、兴学校，遭来的是士林的一片怒骂声，以为是断了天下士子的生路。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士大夫，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没有摆脱先前的依附地位。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在较短时间内是无法孕育出强有力的具有新思想的政治力量。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应付西方挑战的主角只能是旧式的士大夫集团。它绝对不可能像西方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那样，“不自由，毋宁死”，为民主、人权去呐喊、冲杀；也注定不能发挥出日本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这既是历史的不幸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在迎接西方挑战的过程中，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其一，是保国保皇与师学西方的矛盾。在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异常地牢固，国家即天下，君主即天下之王，忠君即是爱国的体现。这种观念，在汉族抵御异族入侵的斗争中得到了强化，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强敌四逼，外侮日深的形势下，维护民族独立始终是首要的主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反对外敌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斗争的联系。封建的纲常关系虽不似以前那样坚固，但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陶铸出来的近代士大夫，也不可能摆脱“爱国即忠君”这一观念的羁绊。同时，士大夫的依附地位，决定了他们本身的进退、荣辱、迁沉与政权的兴衰密切相关，所以爱国救亡这面悲壮的旗帜，在士大夫那里固然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使它免遭列强欺凌，也包含着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内容，然而，民族独立的目的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才能达到，敌人又是先生，这就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使近代士大夫在如何爱国救亡上表现出极大的困感和犹疑。要保国保皇，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又会冲击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正因为这样，几十年中，凡对大势有一定认识的士大夫，无不处心积虑地在保国保皇和师学西方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求两全其美。“道器之辩”、“本末之说”乃至“中体西用”的模式，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其二，如何处理中西学的冲突，也是近代士大夫应战时遇到的一大难题。任何外来文化的输入，必然要同本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和冲突。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要使二者协调、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必须要做两方面的事情：对西方文化的取舍和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但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使其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近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政治斗争的剧烈，社会变动的迅速不能不给近代中国人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特点：一是人们的思想“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自古以来祖宗遗传的深厚之根据渐渐摧落失陷”，新旧观念交替迅速，今天是革命者，明天或许就是保皇派；二是思想与现实斗争紧密契合，并服务于后者，博大的理论体系，深遂的思想难以产生，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新旧杂陈，浮光掠影，五光十色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有谁能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地清理，区分孰优孰劣？连严复也感叹道：“吾实未敢遽分优拙也。”另外，列强的侵略，民族矛盾的激化，使人们容易因民族斗争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把西方的侵略和外来文化的进入混同起来，这也就很难科学地取舍，不加偏见地引进，并容易滋生盲目排外的狭隘心理。“华夷”思想的根深蒂固，满清的“闭关”政策和“文字狱”，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消沉和僵化，优秀的知识分子只能去注释儒家历代经典著作，在故纸堆中表露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所以鸦片战争前，士大夫集团表现出一种可悲的孤陋寡闻和可笑的妄自尊大，弥漫着一种藐视一切文化的变态气氛。开放后，虚骄守旧的风气仍未大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18)较为清醒的士大夫们面对西方的挑战，一方面现实地感到西方的“技艺”，甚至西方的“政教”较之中国先进；另一方面，又必须恪守传统的“圣学”，不敢越雷池一步。内心的冲突，思想的迷茫，表现为行动上的迟缓，这就是洋务派、维新派士大夫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心理障碍，因此也就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在近代文化冲突中最终只能作了失败的选择。
再次，保守势力远远大于改革势力。士大夫中的另一股力量，则由保守的士大夫组成，他们反对任何改革，认为洋务派造成了“人心败坏”，“士风不正”，挽回大局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皇上正圣学以为天下倡耳”(19)即用孔孟之道来“正人心”。保国保种的正义性和保教卫道的顽固性结合在一起，使这股力量具有相当大的声势，并在戊戍变法失败后成为士大夫集团中的主流。而戊戍变法中的维新派只是一支从旧式士大夫集团中冲出来的新兴力量，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传统思潮相比，终究是软弱的，维新派的变法理论“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究天人之赜变”(20)形成了半中半西，不中不西的大杂烩。无论是寓历史进化论于其中的公羊三世说，还是空想色彩极浓的《大同书》，都带有旧时代、旧思想的深深印记，在士大夫中也没有多少基础。凡此种种，决定了他们所进行的变法是改良主义的，不能彻底冲出封建的“罗网”，必然要“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1)从而使这股力量远不具有旧制度、旧思想应有的力度，这，无疑亦是近代化中断的一个必然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换言之，在19世纪这样一个国际时代，人们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排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自卫的目标，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从而使近代儒家文化陷于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正因如此，近代空前的灾难才降临到中华民族的身上。一个具有两千年历史，并是封建统治基本支柱的士大夫阶层，终于不可避免地在本世纪初没落了，中国的近代化选择了他们，但是他们最终没有也不可能选择近代化的中国。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后人反思的“！”。
注释：
①《仁宗睿皇帝实录》第202卷、第3页
②、魏源《海国图志》第二卷
③、王韬《扶桑游记》
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
⑤、冯桂芬《制洋器议》
⑥、《高赓恩折》光绪24年9月18日
⑦、《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
⑧⑨⑩《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197页
(11)、(12)、《劝学篇》
(1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4)、《光绪朝东华录》
(15)、《经世文续编》第120卷
(16)、(17)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
(18)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19)徐致祥《嘉定先生奏议》卷下《清举行经折筵》
(20)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2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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