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上半年,投资增速放缓趋势并未明显变化;与此同时,行业和地区的分化情况也较为明显,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尚无法对投资增长形成稳定的支撑;地方政府投融资也面临较大困难,房地产投资高增长难以持续。未来我国投资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中美贸易摩擦对投资影响短期有限,供需两端因素对投资产生挤压,国内政策调整力度明显加大,但是,政策效果仍不明显。全年投资增速下行趋势依旧,投资增长率将下降到4%左右。要集中精力解决一批制约投资发展的关键问题,用真正落地的政策让投资者看到希望。
关键词： 投资形势;预测;投资增长;投资调控政策;
一、上半年投资基本状况和特征
(一)投资增长速度持续放缓
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比1～4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比2018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在2018年8月下滑到最低点的5.3%,之后有所回升,2019年3月,累计增速曾达到6.3%,4月份和5月份又有所下降。民间投资增速回落也比较明显。1～5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3%,增速比2018年同期回落2.8个百分点。2018年,民间投资月度增速基本保持在8.5%以上,而进入2019年,增速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见图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新旧动能转换难度较大
旧的退出难。部分领域尤其是原材料、能源部门的产能过剩,短期内市场出清的难度较大,大量低效利用的资源和要素难以向更高效率的生产领域配置或转移。
新的形成难。虽然新兴产业投资在快速成长,但是,量级上还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收缩,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动能替代。新的比例低。目前,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占工业投资和产出的比例仍然较低。新的起伏大。短期内新动能投资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娱乐经济等投资活跃的新经济领域还会出现明显的起伏。
(三)区域分化现象非常明显
北方与南方投资差距扩大。1～5月份,投资增速低于5%的北方有11个省,南方只有3个省。近年来,地区间经济发展相对差距缩小的势头并未得到延续,地区间财政投资和招商引资能力上的差距反而在进一步地扩大。过去长期依靠拼资源、拼环境,依靠资本要素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依靠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于不同地区在新旧动能转换、新经济形成和发展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加剧了区域投资分化的趋势。
(四)地方债无法满足融资需求
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影响在建和新建项目实施。防风险政策的强力推进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出现很大困难。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渠道被严重缩限,资金筹措困难。存量债务化解压力巨大,继续挤占地方债资金,消弱地方政府能力。资金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地方政府投资的瓶颈,导致政府投资项目的推进较为缓慢,或者有多少钱干多少事,资金只能依赖中央政府投入。一些地方调研结果表明,新增地方债只有实际政府债务融资规模的1/10,供需缺口很大。
(五)房地产投资增长难以持续
1～5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1.2%,比2018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但是,1～5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3.2%,土地成交价款同比下降35.6%,降幅扩大6.5个百分点。企业购地断崖式下跌,表明房地产企业投资预期下降(见图2)。与此同时,开发商融资环境收紧,到位资金、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增速都有所回落。2018年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达38.7万亿元,2019～2021年,房企将迎来偿债高峰,行业未来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未来投资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投资影响短期有限
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对部分外向型企业带来冲击,并给供应链上下游带来连锁反应,影响相关行业的投资增长。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导致部分实体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并限制上游原材料和下游服务业的需求扩张,不利于投资者信心的回升。但也不应过分夸大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2019年前5个月,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分别增长12.4%和47.2%。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不仅能提供完备的供应链、产业链,还拥有大量的熟练技术人员和工人。此外,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对各类资本的吸引力仍然很大。美国近期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的打压也会倒逼我国技术短板领域的投资增长。中国宣布对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企业公司免征两年企业所得税,并提前发放了5G牌照,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将有力地推动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
(二)供需两端因素对投资产生挤压
近年来,我国人工、土地、融资等成本仍在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由于大气、水等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环保监管力度与企业环保成本迅速上升。一些沿海城市工业园区主动提高环保标准和土地投入强度,迫使传统资源加工型企业向外地和国外转移产能;一些技术密集型企业同样面临房租、人工成本和社保费用支出上升的压力,不得不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汽车需求进入到阶段性的拐点。总体来讲,各地满足基本需求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大多建成,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已过;城乡汽车的刚性需求饱和,加之严格排放标准和禁限行措施,汽车销量下行成为趋势;户均住房超过1套,房地产市场告别“黄金时代”,楼市供求关系开始出现逆转。重要领域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对投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三)调控政策效果有待进一步显现
2019年,国家采取了规模庞大的减税和增支措施。共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将超过23万亿元,赤字率由2.6%提高到2.8%。地方债规模扩大,发债速度明显加快。截至5月底,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46万亿元,占全年债务限额的47.4%,发行进度接近一半。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尽管新一轮支持政策不断加力,但是,传导效果有待逐步显现。第一,扩张性政策坚持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例如,扩大政府投资是基于“补短板”,而不是大水漫灌,注重防范形成新一轮的债务风险。第二,各类主体的发展存在明显分化情况,产业、地区、大中小企业、国有民营对政策的感受存在温差。第三,政策的传导机制仍然存在问题,资金并未流到最紧迫、最需要的经济部门。
三、全年投资发展的主要趋势
从我国周期波动情况看,每当经济下行阶段,投资贡献率必然下降,未来宏观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和强刺激,因此,投资贡献率下降仍会延续。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通常是年初高于年末,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2019年,虽然有利于投资增长的因素也在积累,但仍难以形成投资增速的反转。2019年年初投资增长6.1%,全年投资增速仍将持续下行,年末的投资增长率将下降到4%左右。
(一)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到3%左右
近期,各地先后举行新项目的集体开工仪式,加速推进重点项目的开工建设。但是,以中央投资为主的铁路等投资增长较快,以地方政府投资主导的领域仍难有太大起色。2019年财政部提出的工作重点之一是着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尽管地方债发债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仍然受到严格约束,加上土地融资功能明显削弱。2019年以来,与土地相关的各类税收增长缓慢或明显下降,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下降6%,可以采取PPP融资的项目减少,从而制约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
(二)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回升到3%左右
2019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持续回落,从短期来看,传统加工制造业、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处境仍较艰难,企业盈利水平下降,扩张信心较弱,加之资金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流动不畅,制造业投资扩张难度较大。但是,也有不少地方的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政府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做强做大新兴产业。未来国家将推动落实好减税降费的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长略有回升的可能性比较大。
(三)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到个位数
一季度以来,中央重提“房住不炒”,住建部也对房价涨幅过快的10个城市进行了两次预警。在地价房价联动调控、“一城一策”等新的调控思路下,不管是对行业利润率的预期,还是对市场前景的预期,房地产投资并不像以往那样乐观。从1～5月份情况看,除了房地产投资和市场销售出现增速的“背离”外,房地产投资和土地购置的增速也出现“背离”。因此,当前房地产开发投资高增长的趋势较难维持,估计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
四、实现投资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保障基础设施的基本融资需求
保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严禁商业银行盲目对基础设施项目抽贷、压贷或停贷。对存量隐性债务难以偿还的,允许采取适当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通过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扩大政府基金投入等方式,分类承接和有效疏解被政策影响的融资需求,着重解决重点优质项目的特殊问题。提高对属于中央事权的干线铁路、国道等重大基础设施的中央补助标准,提高中央投资对中西部省份水利建设的投入比例。增加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对水利、环保、市场设施运营和管理费用的补助。对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消市县以下配套资金。
开好合法合规举债前门。目前,地方政府投资需求扩大与融资渠道受限之间的矛盾正日益激化。未来1～2年,可适当突破现有债务限额,提高年度新增债券发行规模;适当调高地方PPP项目支出责任占预算支出的比例;适度提高一般债的发债比例,满足地方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的紧迫需要。支持发行10年期及以上的一般债和专项债。服务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可以适度降低城投债的发行门槛,扩大发行规模。应保留合规的表外业务、委托贷款、信托等影子银行业务,满足基础设施融资需要。
(二)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进一步下放授信审批权限,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民营企业信贷投放,保障民营企业信贷资源。建立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和企业征集系统,重点解决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落实民营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办法,通过绩效考核倾斜、利润损失补偿等方式予以奖励,提高业务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融资担保服务功能,建立政府和社会主体合作的融资担保公司,运用专项资金出资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为融资担保机构提供保障机制。加大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对省级再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力度,壮大担保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应对国有企业设立正面清单和项目指导目录,为民间资本腾出发展空间。进一步放开铁路、能源、电信、市政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取消对民间资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企业家创新权益。在劳动合同管理上,更好平衡企业和劳动者的权益,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避免劳动者保护的泛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制度。
防止政策调整对企业利益的损害。“打好防治污染的攻坚战”没有错,“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也没有错,但是,经过政府部门审批、依法设立的民营企业同样也没有错。不考虑历史形成原因,采取“一刀切”的关停方式对企业进行处置,有损企业的合法利益,也不断损害着政府的诚信。而正是由于这种反复无常的政策调整,使民营企业对政府心存疑虑,投资更加谨慎。未来应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开展政府的环保检查和督查,对合法合规的企业不应随意剥夺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权利。政府应信守承诺,确实需要停工、停产、搬迁的,要有足够的补偿措施,避免由企业单独承担环保成本。
(三)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
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总体定位,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继续膨胀,同时,保障好民众的基本居住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明确了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方向,“一城一策”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放松,反而加重了城市政府的责任,要求城市政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以及房价的总体稳定。
鉴于现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制度采取的是出价高者得的方法,容易抬高土地价格,导致地价、房价循环推动上涨。未来应在土地报价的基础上,结合住房销售价格等因素确定土地拍卖中标者,从而抑制地价上涨趋势。加快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实现同地同权同价,推动建设用地供应主体的多元化,打破土地出让的垄断,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基础制度保障。
我国约有1～2亿人选择租房居住,应鼓励大型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长租公寓,培育一批运营能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专业租赁机构,鼓励金融机构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企业端与个人端的专属金融产品。建立多样化的住房供给渠道,着力解决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需求。大城市共有产权房和自住型商品房供应量太少,供求缺口很大,亟需在规划、供地和资金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逐步将创业大学生、住房困难的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