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实践与理性--德国先验哲学的发展_康德论文

存在、实践与理性--德国先验哲学的发展_康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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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先验哲学的发展,是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完成的。它肇始于康德哲学以“物自体”为中心环节的二元论体系中的唯心主义方面,正是这个方面成为德国先验哲学的起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感性经验如何与先验形式相统一,以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这些重大问题在康德那里还是悬案。很明显,要克服康德的困境,归根到底还是要推倒那个引发这个困境的巨大障碍“自在之物”。于是,康德只是作为设想的“灵知世界”、“超感性有机体”的“统一”,在先验哲学那里便由“设想”变为了“存在”,发展出一整套理论。费希特的思辨的形而上学、谢林的“同一”哲学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便是这一理论的相继展现。

费希特制定了一个比康德哲学更首尾一贯的关于自由的哲学,即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逻辑本体论的概念。〔1 〕费希特所采取的决定性步骤就在于他清除了作为独断论的一种残余物的“自在之物”,即抛掉了感性、现实世界的先在性,而把这个“非我”说成是“自我”即理性的创造。因此,在一切实体都表现为意识的一个方面,表现为绝对自我、理性的自我再生产。在费希特看来,这一切都是关于存在和实践的问题。

费希特认识到他把一个新观念引入了本体论领域。根据费希特的观点,这个新观念就是唯一的绝对,即“纯粹活动”、“自我活动”或“本原行动”。这个“本原行动”有一个主客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两极是同一的,它就是:自我即理性。自我同时是自己活动和理性的产物。从绝对自我或理智活动出发,必然导出意识的所有规定和所有我们在意识中发现的概念,例如,我们在意识中发现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概念以及没有我们的作用而存在的外在物质世界的概念。因此,自我活动是自由的,而且绝对的自由只有作为自我的活动才是可能的。

因此,通过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清除,以及通过对和传统本体论对立的康德的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的基本原理的考察,引出了一个新的“绝对活动”的形而上学概念。它成了康德之后德国先验哲学家们的一个基本概念,如费希特的“自我”、“理性”和“理智”,谢林的“绝对自我”、“理智”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精神”和“理性”,都与“绝对活动”相联系,从而借助于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存在、实践(活动)和理性在康德以后的德国先验论的发展中统一起来了。

这里,具体研究一下费希特对康德改造的案例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是“绝对活动”这个概念的第一个提出者。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不但关心理论认识的可能性,而且关心实践自由的可能性。他建立了它们共存的可能性,而且在《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中,阐述了一个关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的纲要。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二元论地理解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即二者平行共存。理论理性一定离不开感性经验,而实践理性绝对地必然与经验无关。与经验无关的实践理性是费希特建构“自由”的起步点之一。

对于康德来说,通常“实践”的含义如下:实践就是通过理性意识到所引起的有意识的活动。意志只是“实践理性”。康德把实践的首要地位理解为道德问题的首要地位。实践科学不同于那种为了达到最好的目的而选择最好的方法的理论,而且不同于工艺学。在伦理学中就像在实践科学中一样,问题是理解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关系。康德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观点使他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相似的立场更清楚了。他尝试阐明和支持和这个观点相应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中,结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被揭露为纯粹的、先验的“理性”的实现,而“道德的”自由活动不仅是资产阶级法律在合法性中确定自身,而且是根据超历史的“道德的”法律进行的。

在康德的实践理性和自由的概念里,表达了一种重要的关于自由和实践的概念。康德认为他的“批判”回答了三个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他想作出一种科学的回答。他的回答表明,在一般的科学概念里,这是普遍和必然的,因为不存在两个普遍性和必然性。如果要确定一种科学的回答,那么,我们最后必须要求一个“理性”去回答这些问题。康德相信这种回答是可能的。这样,“理性”就为认识(我能认识什么)、道德(我能做什么)等的统一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进出口。康德自己并未解决,而让它们并列着,但在费希特那里,则合一了。他认为实践理性决不可能不是理论理性。费希特写道:人们从来就承认理性应该是实践的,在有助于发现实现由外界——生物需要或我们的意志所决定的目的的手段的意义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性是工艺的和实践的。但是,费希特还补充道,就理性是纯粹实践的而言,它是一种自我规定的能动性和目的本身。这样,理性理论与实践理性不再平行而是合而为一了。

费希特认为,“绝对活动”是自我设置为对立面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是自我的绝对活动的表现,它是返回到其出发点的能动性,拥有一种类似于有机过程的结构,而这正是他抓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从目的论的角度提出过的超感性有机体结构。

费希特认为,思辨知觉的自我的能动性和非我建立的实践占有与扬弃矛盾的自我的能动性,二者都是能动性,但是,第一种形式的能动性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能动性,即对主体的一种依赖性,而只有第二种能动性才是自由的、完全自主的活动。因此,如果不存在实践的本质,那么,理性的本质就不可能是独立的、自由的。意志和实践能动性乃是自我的根基。不过,这样一来,康德的“对象意识”之类的感性来源就被取消了。费希特说:“无条件的绝对确实的物质,今后是消失了。我将用下列公式来表述它:自我在自我之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知识学基础》,第1部§3,见《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4 页)“……物完全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不过是通过想像力把这一切关系综合起来罢了”。(《知识学引论》第2篇,同上书,第201、202页)

费希特通过他自己阐述的理论根据,在清除了作为独断论的残余物的物自体之后,实际上考察了康德在范畴的先验演绎中使用过的形式和结构。费希特试图比康德更彻底、更激进地运用这些形式和结构。他认为,当他系统地阐述这个命题时,只有他综合而有意识地表述了康德实际上阐述过的问题,他写道:“为了考察这个原则是否和在哪方面是可靠的,自我设定(设定自身)为由非我所规定的。这个原则试图巩固康德的概念,而且原则上超出康德的概念,它开辟了通向新的元哲学的概念的道路,在这个概念中,绝对自我、实践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唯一原则。”(《费希特选集》,F·麦迪库斯编,第2卷,第52页)

费希特在《法权学说》中指出,个人的概念和法律的概念乃是自我意识的条件。在《全部知识学之基础》中,费希特描述并分析了实践的能动性,描述并分析了实践活动和斗争、冲动及感性的关系;在《法权学说》和《伦理学体系》中,费希特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法律背景中论述了实践活动。他把社会和法律问题整合到他的元哲学中去了。

费希特把传统本体论改造成了关于实践理性的形而上学。在这里逻辑(理论化的观点)的基本问题不可分割地和特殊的、存在的、实践的活动统一起来了。这种实践活动不能从理论上演绎出来,而且不能归结为任何种类的理论活动。超越理论的实践关系的首要性立即被理性化了,转变为设置自身的绝对理性在其中创造自身的条件。

费希特把实践和理性统一成“实践理性”,其重要形式就是“绝对活动或本原行动”(通过设定自我的矛盾)。这是了解德国先验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也是了解马克思在批判先验哲学——实践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扬弃了传统本体论的关键。

在费希特达到他关于个人的概念和法权的概念是自我意识的条件的观点之后,谢林认为他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所补充的历史因此是自我意识的基础的观点,乃是对费希特的哲学发现的一种改进。而先验唯心主义是对绝对自我的详细说明,它的细胞是“绝对活动”(通过对立面的自我设定,否定之否定)。具有正题—反题—合题结构的历史是派生的和从属的。历史是绝对自我自我实现的手段,而绝对自我不是世俗规定的那个自我。

对于谢林来说,自我(“理智”)本质上是实践的。它是通过自我规定的原初行动产生的;理智的自我规定乃是先验的、自由的(实践)过程。谢林把法权理论和历史理论整合到先验唯心主义的元哲学体系中去了,这就必须通过一种新的自然哲学才能使之得到平衡。因此,谢林拓深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统一,而费希特正是通过这种统一扩大了传统的本体论,并且开辟了一个新的向度。

黑格尔则进一步把“绝对活动”的观念和“实践理性”的原则发展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万物是,或者我们希望是自由的、合理的和自主的,万物必然拥有通过反题、否定之否定而自我设定的“绝对活动”的结构。而拥有相似的结构的一切(例如,资产阶级宪法国家、爱以及以一种不完美的形式出现的自然有机体)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尔认识到,他在沿着别人制定的路线前进,而正是这些人创立了第一个实践原则。在耶那时期论法律哲学的著作中,黑格尔同意康德和费希特在实践哲学中已经建立的绝对。但是,他认为,他们并没有在以绝对活动为基础的整个哲学的结构中始终如一地把绝对贯彻到底,而这点正是必须加以纠正的。

黑格尔在他的新的思辨概念中,因而在他关于科学理论(即哲学)的概念中详细阐述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统一。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必须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和绝对(即无限、自由)相符合。康德和费希特比以前的哲学家更关注无限(即无限制性、无条件性、独立、自主、自由),但是,他们关于无条件自由的概念仍然是不自由的,因为这个无限性是以个人的自主和国家契约理论为基础的。黑格尔认为,这样理解自由会导致毁灭。费希特认为思想(理论活动)是受限制的,而就其欲望(自由行为)而言,人却是不受限制的。黑格尔扭转了这些思想,他认为,人只有在思想和理论中才是无限制的,而只有组织为政治国家的人民在自由活动中才是自由的,这种政治国家因此才是最高形式的国家。绝对创造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且在法律中反映了它们,这就是黑格尔统一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秘密。

这里,康德的自由观念——这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拱心石——以及统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那个较高的原则——理性(它是绝对精神的本质)都得到了实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改造了康德以前的传统的本体论,但是,这种逻辑是关于“绝对活动”,即实践理性的理论。它是神秘的人类行为学,因此是神学本体论。只是在神学本体论统一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范围内,黑格尔关于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别和关系的观点,才具有权威的意义,就象黑格尔对人类劳动的分析那样……。先验哲学发展到了顶点,也就为立足于实践的马克思哲学改造这头足倒立的哲学提供了素材。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 页)从实践角度来看先验哲学,它无非就是使“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而对事物及思想的阐释,也无非是把无人身的理性、没有与之对立的客体、没有与之结合的主体三者“颠来倒去:设定自己,把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设定、对立、结合”(同上书,第138 页)。与“德国哲学”这种“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做法“完全相反”,马克思哲学“从人间升到天国”。(同上书,第73页)“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25、226页)由此可见,既非康德“灵知世界”、超感性的机体,也非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绝对活动”三要素“颠来倒去”的排列组合,而是科学和大工业的实践,取消了“自在之物”的残余,是人对实践改造的能动活动统一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就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扬弃了先验哲学的唯心论体系并汲取了它的合理内核,而且取得了远比康德“哥白尼式革命”更宏伟的理论成果,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建立。

注释:

〔1〕康德写出了《关于与费希特知识学关系的声明》, 强烈反对这个本体论。他说:“我把费希特的知识学看作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识学……恰恰就是单纯的逻辑。……要从纯粹的逻辑中提炼出现实的客体,是一件白费力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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