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式：逻辑困惑、现实悖论及其可能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悖论论文,出路论文,经济学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指出，常规科学的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① 此后，“范式”就逐渐成为学界描述某学科领域内世人公认成就的通用概念，经济学亦不例外。其实，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的公认成就”即范式，实质上是某学科领域内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基本理念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它们建构了学科专业教育的“概念箱子”②，包括体系化的范畴、假设、定理、定律、公式、模型和仪器、经典实验的范例，以及常用的研究平台、参照系、度量标准、分析工具等等。正是这些基本理念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不仅能够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和信仰者，而且能够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和探索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如果此番论述能够成立，则通过下文分析人们就会看到，经济学范式成就斐然却深陷窘境，而走出窘境的可能路径乃是关注玻尔所说的“站在一条深刻真理对面的另一条深刻真理”，不再“争第一”而是“求统一”③，进而开拓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
一、成就斐然的经济学范式
经济学范式（下文一般简称为范式）历经两个多世纪的磨练，成就斐然，名声显赫，建构了现代经济理论大厦的宏伟框架。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没有范式所凝炼的基本理念和分析框架及其研究方法的支撑，就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精美恢宏的理论框架，也没有现代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地位，因此，其贡献无人能够完全否认。同样，在此意义上，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恒久的魅力。
范式的基本理念（或假设、范畴）包括，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可选择的最有效的制度，从经济运作的长期或总的趋势来说，必然会趋向最优的市场均衡。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他是自私的，出于利己之心的驱动，自觉地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资源却是有限的，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这一对基本矛盾才催生了经济学，逼迫人们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资源最优配置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效率则是经济理性的精髓，也是衡量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标准。支撑着效率范畴的，是竞争和均衡范畴，它们与“理性经济人”、“资源最优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等理念相互呼应，互为补充。高效率的经济活动必然是理性经济人通过竞争实现了资源最优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的活动，竞争不仅是有效率的基础，还是促成更高效率的动力。至于均衡，则既是自由市场经济自主运行的归宿，也是衡量理性经济人是否“高效率”地实现了资源最优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的重要尺度。效率不仅意味着竞争和均衡，还意味着资源最优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的实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效率第一且唯一。不难看出，除“效率第一”外，上述理念、假设和范畴大多是由古典经济学确立的，现代经济学主流各学派对它们的解释虽略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基本认同的。
关于范式的分析框架及其研究方法，有学者对其做了系统而精当的概括。一般说来，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包括五个部分：（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基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以及提供分析工具。据称，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④。在这里，普遍性实质是说普适性，即适用于分析和研究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一切经济现象；规范性是说上述框架和方法已成为经济学界约定俗成的规则，遵守这些规则的研究成果可以做到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为学界所理解和评价；逻辑一致性则说的是按上述框架和方法形成的研究成果的自洽性，即从给定的假设和条件出发，遵循严谨的数学分析，其结论与前提能够自圆其说。
范式的分析框架及其研究方法具有诸多合理性。首先，通过上述规范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步骤、方法深入剖析各种经济现象的规律性，既能使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具体化和精确化，又可减少由于概念、运算手段等方面的不确切而产生的无谓争论。其次，借助于现代数学工具的运用，可以提升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特别是其具体论断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使经济学真正成了管用的工具箱。再次，基于以上两点，使得经济学家有可能摆脱政治立场或道德观念的外部性困扰，减少由于伦理价值观的差异而产生的争论，在经济理论的许多论断上达到某种一致性，并且在其立场上保持某种中立性。复次，范式的生成和发展，促使经济学向自然科学贴近，并且凭借其方法和论断的“客观性”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佼佼者。在这里，“客观性”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的存在能够导致经济理论的结论及其推论仿佛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并且似乎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的。凭借其方法和论断的“客观性”来保证经济理论的实用性和使用率，同时，以此来增强人们对范式的信念，既是人们确立其统治地位的良苦用心之所在，也是它能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其实，除了上述诸多优点外，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还有一些潜在的优点有待人们认真发掘。这些优点至少有二：其一是纵向上的“历史开放性”，即对于研究任何时间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普适性；其二是横向上的“对立兼容性”，即对于研究任何假设前提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普适性。如果没有历史开放性，就无所谓范式在时间维度上的普适性。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未必有自觉意识，并且现代经济学主流各学派所提供的经济理论模型本质上都是“共时性结构”而非“历时性结构”，但这仍然是将普适性之内涵贯彻到底的逻辑必然，同时也与二百多年来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相符。而如果没有对立兼容性，就无所谓范式在空间维度上的普适性。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对此也未必有自觉意识，并且从未重视非主流理念的经济理论，但这显然与现代经济学林林总总的学派及其差别迥异的理论学说的实际状况相符，这也是将普适性之内涵贯彻到底的逻辑必然。二者的有机结合，将使得范式有可能在改良性的渐进过程中为新的范式革命奠定基础。
下面，我们就在确认这些成就的基础之上，分析一下经济学范式的窘境与出路。
二、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
众所周知，在经济学范式的殿堂上，铭刻着形式化、数学化、客观性和创新性这样一些大字。尽管数学技巧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得到普遍运用和恢弘发展，然而，这只是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⑤，现代经济学在基本理念上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突破。其核心假设和范畴均由古典经济学确立，现代数学的形式并没有为它们增添多少创新内容。如库恩所言：“如果不是一门成熟科学的实际实践者，就很少有人会认识到一种范式给人们留下非常多的扫尾工作要做，而完成这些扫尾工作又是多么的令人迷醉。”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其全部科学生涯所从事的正是这些扫尾工作”，这是“科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没有范式的指导这样做，将是不可想象的。”⑥ 正因为在范式的指导下可以把经济现象的某个部分、某个方面乃至某个领域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所以出现了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的现代经济学的辉煌，同时，正因为在范式的指导下人们很少会在作为前提的核心理念上发生争议，所以这些扫尾工作无论多么令人迷醉，也难以形成实质性的突破。
必须指出，有学者说不少人对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持怀疑、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质疑范式的学者们所致力批判的，主要是其基本理念或假设，以及对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运用的限制。毋庸赘言，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既与普通人处理现实问题的常识和基本方式相符，又与科学家研究理论问题的逻辑相符，因此具有普适性。问题在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并不能确保其中的核心理念、假设的普适性和科学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⑧。而倘若将普适性的逻辑贯彻到底，对范式自身及其核心理念、假设和范畴体系进行认真分析，人们就会发现，成就斐然的经济学范式，其实处于十分尴尬的窘境，它不仅存在逻辑困惑，还存在现实悖论。
所谓范式的逻辑困惑，即范式自身及其核心理念、假设和范畴体系在内涵或结构上的冲突。择其要者，这些冲突至少包括以下六方面，其中前四方面属于范式自身在内涵或运用上的逻辑冲突，后两方面属于其核心理念、假设和范畴体系在内涵或结构上的逻辑冲突。
其一是范式（或历史开放性）佯谬，即经济学范式没有全面贯彻库恩的范式内涵。基于其历史主义的立场，库恩对“范式”内涵的规定带有历史开放性，它不单纯意味着既成的成就足以“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同时意味着“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后者显然既意味着做必要的“扫尾工作”，又意味着在既成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新现象、发明新理论。与之相左，作为“常规科学”的经济学范式，不是“无限制地”研究新现象、发明新理论，而是如库恩所言，“似乎是强把自然界⑨ 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常规科学的目的既不是去发现新类型的现象，事实上，那些没有被装进盒子的现象，常常是完全是视而不见的；也不是发明新理论，而且往往也难于容忍别人发明新理论。相反，常规科学乃在于澄清范式所已经提供的那些现象与理论。”⑩ 尽管这些“扫尾工作”的确是“令人迷醉”的，但是，运用既成的理论并且不断发明新理论，以便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和探索者开拓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境界，或许是更加令人迷醉的。
其二是普适性（或对立兼容性）佯谬，即范式片面强调其“常规科学”意义上的普适性，却忽视或否定其“科学革命”意义上的普适性。如上所述，“对立兼容性”（即对于研究任何假设前提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普适性）乃是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之优点，但是，如果否认“科学革命”意义上的普适性，该优点就会成为明显的缺点。殊不知，运用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只要改变基本理念或假设，就可以得出许多新理论，它们在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前提假设和结论上或许迥然相异，正像欧几里得几何与黎曼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那样。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区别不在于其体系和逻辑是否严谨，而在于对第五公理即平行线公理的不同界定。虽然除马克思经济理论外，目前还没有能在体系和逻辑严谨性上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相媲美的非主流经济理论，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后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旦把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之普适性的逻辑贯彻到底，其对立兼容性的长处就会真正发扬光大。
其三是“客观性”佯谬，即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性的外表与其属人性、人为性的本质不符。如上文所述，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既与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常识和基本方式相符，又与自然科学家研究理论问题的逻辑相符，因此具有普适性。然而，普适性并不直接等于客观性，普通人和专家学者都这样做所表现出来的首先是普遍的人为性。尽管对于个人说来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某种外在的“客观性”，但从整体上看怎样使用它们总是离不开主体的选择。范式的分析框架“五部曲”涉及“界定、设定、给出、选择、评估”等五个核心动词，其研究方法的“四要素”则涉及“提供、建立、给出、提供”等三个核心动词。这些动词所描述的现实行为均带有人为性质，它们均与主体基于其素质、学养、境遇、实践经历、社会集团归属以及信仰、情绪等所作的抉择内在相关，说到底它们都是“主体性”（而非“客观性”）范畴，都是康德所说之“人为自然立法”的具体表现，其普适性的外衣无论如何也遮不住其属人性、人为性的实质。
其四是“工具箱”（或逻辑刚性）佯谬，即经济学范式在其实用性和逻辑刚性方面的困惑。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中，范式犹如琼·罗宾逊所说的“工具箱”，它提供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大量工具，这些工具在经济实践的许多活动中是很管用的。可是，另一方面，范式由于过分迷信形式化、数学化，进而滥用数学工具，也导致了许多形式精美的经济模型好看不好用的弊端。诸如此类的现象不胜枚举，以至于许多现代经济模型被人们冠以“轮椅经济学”或“黑板经济学”之名。本来，以现代数学为典范的逻辑严谨性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必须看到，这种严谨性是以理想化和平面化（即只求量而忽略质）为前提和支撑，以牺牲现实性和实用性为代价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只要数学的命题是涉及实在的，它们就不是可靠的；只要它们是可靠的，它们就不涉及实在。”(11) 数学推理仅能确保逻辑之真，却难以确保事实之真。其实，最为严谨的数理逻辑是“刚性的”，容不得任何弹性，哪怕只是极为微小的偏差，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其前提、推理和结论的逻辑演绎之真。而现实的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其逻辑是带有“弹性的”，容许各种偏离、误差甚至佯谬。这样一来，现代经济模型的逻辑刚性与现实经济活动的“逻辑弹性”就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人们愈是强调经济模型的逻辑刚性，就会愈偏离充满弹性的经济活动的现实。
其五是市场“垄断”佯谬，即自由市场理念本身的“理发师悖论”。自亚当·斯密以后，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逐渐成为主流范式基本理念的硬核。人类文明史的实践表明，与依靠传统和习惯或由最高当局通过强制命令来组织社会的经济生活相比，市场经济的确是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2)，对个体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可是，许多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除了要面对波普尔所说的民主、宽容、自由等“三大悖论”(13) 的困扰外，还要面对其自身的理发师悖论的困扰。该悖论是指，一是马克思最先论证的，自由竞争将不可避免地促成资本的积累、积聚与集中，从而产生垄断，生成自己无法摆脱的对立面。无独有偶，斯蒂格勒（1951）也意识到，斯密确认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可是，分工接近市场极限时就产生垄断，垄断与完全竞争是对立的，他将此称为“斯密困境”。(14) 二是即便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摈除了其他任何经济形式，在地球上确立了其绝对的统治地位，仍然要面对自己极力主张的“完全自由竞争”与自己的“绝对垄断”之悖论的困扰。关于前者，海尔布罗纳评论道：“在1867年时说，大企业将在商业舞台上占支配地位，这种预言的耸人听闻的程度，不亚于在今天说，美国在50年后，小业主将取代大公司。”诚如海氏所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竟已成为现实”，“他（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尽管使人见了不觉得愉快，但确是贴切和中肯的。”因此，“资本主义必须最后勉力对付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15) 关于后者，如加尔布雷思所言，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曾有也不会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依笔者陋见，市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将与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始终并存，一直到二者都归于消亡。一句话，自由竞争必须以某种形式的垄断为其对立面而存在。矛盾？然而是事实！
其六是微、宏观经济学佯谬，即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核心理念和体系结构方面的困惑。二者在体系结构上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化解或弥合冲突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但包括斯蒂格利茨教科书在内，仍未能解决此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在核心理念、方法论基础、现实依据和政策导向上均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实质是在利己心驱动下追求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其方法论基础是个人主义的，其现实依据在于“政府失灵”，其政策导向是主张无限制的自由贸易。与之形成鲜明比照，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实质是基于群体（国家或社会）利益追求资源最优配置，其方法论基础是整体主义的，其现实依据在于“市场失灵”，其政策导向是主张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在这里，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与资源最优配置这对核心理念，就其真正的含义而言，处于难以调和的冲突状态，从而使得以各自为初始理念的理论之逻辑展开，也处于明显的对立之中。由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将始终并存，而经济理论模型的“逻辑刚性”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挣脱现实经济活动的“逻辑弹性”的制约，因此，范式的体系结构困惑是难以避免的。
所谓经济学范式的现实悖论，即其基本假设与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严重不符的矛盾。许多学者对此已做了大量论述。这里，只择其尚未深入涉及者，简要分析其中的四个矛盾。首先是“均衡假设”与市场体系开放性的矛盾。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趋于均衡，是范式的基本假设之硬核。然而，倘若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是自发生成的，并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那么，根据现代复杂性科学揭示的原理，它就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趋于均衡是封闭系统的特征，远离平衡或非均衡才是开放系统的特征。确认后者必定否认前者。令人困惑的是，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无法否认非均衡是常态，不确定性难以避免，却仍然固守其均衡假设。其次是“自私观念乃人之‘天然本性’假设”与历史背离、与现实“互动”的矛盾。人生而自私，利己动机是人之本性，这既客观又自然，也是范式的基本假设之硬核。然而，海尔布罗纳仔细考察了自1305年到1700年的欧美历史，证明“求利的动机，不过和‘现代人’同样年纪。……直到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期，这种想法才获得广泛散布”；“不仅求利概念绝不是像我们有时所想象的那样普遍，而且对这一概念的社会认可，其进展更加缓慢，受到的限制更严”；只是到了现代，“求利概念是那样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不久就确信它是人类永恒而又普遍的天性。”(16) 实际上，利己动机的普遍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伴而生、互补而动的，而非利己动机市场行为的存在，哪怕只是少数现象，一直是其普适性的克星。再次是“欲望无限假设”与人的实际需要有限的矛盾。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必须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也是范式的基本假设之硬核。但是，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看到，人的欲望虽源于其需要，但许多欲望往往是需要的虚幻反映，而除了资源是有限的之外，人的实际需要也是有限的。因为，任何时代的人都是有限的存在，其实际的物质需要都有一个生存的下限与饱和的上限，说到底是有限的。即使按照各时代不断提高的标准，满足其实际需要都是有现实可能的。君不见，按世界银行标准目前尚有10亿人处于贫困线下，可是2004年世界军费开支已逾万亿美元。如果我们把这些主要用于杀人的费用改为救济穷人，经济社会的状况岂不是更接近帕累托最优。“欲望无限且天然合理”的假设与人的实际需要有限的事实相背离。而且，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过度的物质消费对于人的健康乃至幸福往往是弊大于利。梅纳德·凯恩斯和加尔布雷斯曾经倡导的“适可而止”发展经济的理念，(17) 值得人们深省。复次是“无限增长假设”与地球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只要满足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经济就可以无限增长，是范式的又一个基本假设。然而，如果确认资源是稀缺的，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也的确是有限的，该假设就是不成立的。当然，若与“欲望无限”、“最大化满足”等理念相结合，该假设又确是其体系逻辑上的必然要求。而除了数学之外，逻辑需要的假设一旦与客观事实相悖时，前者只能服从后者，自然科学必须如此，作为经邦济世之学的经济学也应如此。
三、走出窘境的可能路径
在经济学范式的既定框架下，上述逻辑困惑和现实悖论是难以克服的。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因为其思维方式和既定理念的束缚。受传统哲学在“两极对立，非此即彼”中“争第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习惯于牛顿力学的线性确定、时间可逆等思维定势，过分迷信均衡优化的数学工具，在未加认真地批判性反思和严格地实践检验的既定理念的指导下研究经济问题，使得范式出现了“五大缺失”。
其一是历史性维度的缺失。范式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实际运用中通常落实为数学模型，而满足于线性均衡目的之数学模型，本质上都是某种共时性结构，只反映了现实经济生活历史脉络中的某个横断面，只适用于“若干前提假设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若假设有误或实际条件发生变化，则此类模型就是无效的。熊彼特曾分析了其他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差别。他指出，经济学家“利用历史仅仅是为了举例，或是为了证明某一结论。他们把历史机械地掺合在一起。而马克思是用化学的方法去‘掺和’它们的，也就是说，他把历史引入产生结论的论证中。他在一流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懂得并系统地教授经济学理论如何进入历史分析，历史叙述怎样转变为历史论证。”(18)
其二是现实性维度的缺失。里昂惕夫（1981）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指出：“由于一开始时经济学家们就没有接受系统地寻找事实这种原则，所以他们养成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这样，专业经济学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实际的理论结论。”(19) 对于任何经济理论来说，逻辑的内在一致性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不接受实践或经验的检验。艾克纳曾指出，经济理论要遵循科学的认识规律，就要接受三种检验：首先是相符性检验，即确定某一理论的结论与从对现实世界所作的经验观察中能够得到的东西是否相符；其次是普解性检验，即鉴定理论是否能包容与所研究的某种现象有关的所有已知事实；再次是精炼性检验，即确定理论结构中的任何具体要素（包括其内在假定）对于说明可作经验观察的东西是否必要。许多经济学家（布劳格，1980；米香，1961；哈考特，1972；艾克纳，1976）已经证明，微观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等产量曲线、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以及宏观经济学中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都很难通过上述检验。而倘若把上述“六个关键性理论构件由于它们还没有得到经验确证而全部从经济学教科书中清除出去，那么，现有正统经济理论将所剩无几。”(20)
其三是复杂性维度的缺失。运用理性思维和“奥卡姆剃刀”，将研究对象的复杂情况简化为若干最基本的要素，进而建立理论的或数学的模型，揭示其运动规律，这是任何理论研究都在遵循的简单性原则，经济学也不例外。问题在于，简单性原则无可非议，简单性思维就值得商榷了。所谓复杂性维度的缺失，就是指范式的复杂性思维的缺失。例如，从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法到现代博弈论分析法，基本上是把对象界定在“二体对弈”（消费者与厂商，或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范围之内，因为优化理论只能处理二体问题。然而，经济生活的现实是复杂的，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多元的，二元化思维不能真实地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数学模型一旦进入三体问题的分析，不存在解析解、无法进行简单的系统的叠加来近似的“不可积性”便彰显出来。而“三”这个数字似乎是复杂系统的一个关节点。现代复杂性科学乃至常微分方程系统的研究都表明，混沌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是系统的维数必须大于或等于三。(21) 混沌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周期3即意味着混沌（鲍莫尔、贝纳比，1989）。(22) 在这里，“二”与“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遵循了简单性原则，而在于是否引入了复杂性思维。
其四是属人性维度的缺失。本来，古典经济学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中剖析的“同情心”，以及在《国富论》（1776）中剖析的“利己心”，同样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同情心”范畴逐渐被“利己心”范畴泯灭，经济学也开始变得非人化了。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批评了仅受利己心支配的经济人的单向度性和非人性。在经济活动中，利己（按斯密的本意，它应以不损人为界限）的精明计算固然无可厚非，但道德情感、价值观念和信仰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除了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外，更需要有道德良好、诚信守法的人来操作这个市场。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必须意识到，毕竟是人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创造了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学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而创造了人。如果经济学不确立为了人的良好生存和全面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又何以维系其“经邦济世之显学”的地位？
其五或许最重要的是批判理性维度的缺失。从现象上看，主流经济学不乏迫于实践压力而对诸如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以及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等基本假设、模型的批判性思考，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界甚至普遍接受了波普尔的证伪方法。但是，从本质上看，对范式的核心理念及其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之缺憾的批判性反思均极为稀缺，而且，对证伪原则的普遍接受只是口头的，在提出经济理论模型后同时提出其可证伪检验的经济学家极为罕见，工具理性仍在大行其道，而工具理性与波普尔倡导的批判理性是格格不入的。工具理性信仰加数理模型崇拜，再加上经济学范式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功渗透，使得经济学可能已经陷入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负”之境地。由于缺乏对其基本理念、假设和研究工具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自觉，缺乏对汲取其他学科有益的思想资源的自觉，以及对历史、文化、价值观等要素的忽视，特别是对“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忽视，导致现代经济学范式最终仍无法解决和超越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基本问题。
分析范式陷入窘境的原因，是为了探索其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倘若上述“五大缺失”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弥补它们就是当务之急。如前所述，笔者无意全盘否定范式业已确立的概念箱子，而是想指出，它并没有人们传说的那样无懈可击。为了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在明确现有工具箱的局限性之基础上，汲取现代各学科研究可供移植的新成果，扩充和改善范式的硬核，建构一个新概念箱子。限于篇幅，这里仅就汲取现代哲学和复杂系统科学的相关成果作简要阐述。
对工具理性的信仰，反映的是范式并未摆脱传统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束缚的现状。传统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倡导的其实是本体论思维方式。尽管各执一词并争论数千年，但它们对于存在一个本原且“第一性”的存在决定一切，确定该本原后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一切，均深信不疑。其差别仅在于本原究竟是“物”还是“心”而已。由此，它们都是在“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中“争第一”。对于这种争论在纯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此处姑且不论，但对于人的现实生活而言，它们其实只是各自反映了其不可或缺的某一方面。人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自己的现实生活。而人的实践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既有客观的、客体的一面，又有主观的、主体（其自身就包含了主客观两方面）的一面。在现实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中，“争第一”业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而“求统一”，即主客观的统一、主客体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包括效率与公平、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则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非此则无法实现经济活动的良性循环。与此相应，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实证与规范、归纳与演绎、证实与证伪、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也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这恰恰是现代哲学实践论思维方式的精髓之所在。遵循“求统一”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就会关注玻尔所强调的“站在一条深刻真理对面的，往往是另一条同样深刻的真理”的存在，就会在构架共时性结构时关注历时性结构，就会在理论的刚性演绎中关注现实的弹性演进，就会在遵循简单性原则时关注复杂性思维，就会在客观性描述中承认属人性维度，就会在运用工具理性时不忘批判理性。至少，人们对前文所述的“范式佯谬”会有新的理解。
对以追求均衡（优化）为目标的线性数理模型的崇拜，反映的不单纯是传统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近代经典力学对范式的桎梏，更直接、更重要的或许是范式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性质的机械决定论的理解。与物理学不同，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主体人的动机、行为、活动方式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其核心均离不开利益。而对于利益问题，永远不会有纯客观性的检验标准，从而无法形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共识。自边际革命以来，以运用数学工具为标志的经济学科学化的运动成果显著，但是，只要人不是机器，利益问题无纯客观解，经济学就永远不会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不仅如此，现代科学尤其是复杂系统科学或自组织理论（self-organization theory）的兴起，使得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存在和演化有了新的深入理解。本来，20世纪之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和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的量子力学的问世，已经让世人看到了牛顿力学的局限性，40年代中后期贝塔朗菲的系统论，维纳的信息论和申农的控制论的出现，更加强了这种印象。然而，70年代以后，复杂系统科学即以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为代表，包括拉兹洛的混沌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的突变论和艾根的超循环论的问世，使得人们进一步发现，相对论力学、薛定谔方程甚至包括“老三论”，其基本框架均未摆脱经典力学和平衡态热力学，它们大体上属于线性理论，揭示的只是自然界存在状态中以时间可逆为前提的确定、简单、均衡、非推陈出新的一面。而自组织科学则属于非线性理论，其共同的数学工具是分岔论（bifurcation theory），揭示的是自然界演化过程中以时间不可逆为前提的不确定、复杂、远离平衡态、推陈出新的一面。在复杂系统科学的概念箱子中，装的是自组织、时间不可逆、复杂性、非线性、不确定性、远离平衡态、创新的不可预测性、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分岔等工具。它与经典科学的区别是明显的。以“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为例，它的范例是“蝴蝶效应”，即巴西的一只蝴蝶煽动一下翅膀可能引发阿拉斯加的一场风暴，这就与经典科学“对初始条件的线性决定依赖”形成鲜明比照。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也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作为一个非封闭系统，它始终处于不断演化的进程中。在其演进的过程中，时间之矢实质上是不可逆的。因此，上述复杂系统科学提供的分析工具，是适用于分析这个自组织的开放系统的。里昂惕夫（1981）意味深长地指出：“二百年前，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建立了宏伟的理论大厦。他们将一国经济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这一概念是权威性的，也是有成效的。正是它促进了查尔斯·达尔文开创性的进化论研究。”后来，马歇尔也曾确认经济学更像生物学而非力学，只是由于缺乏复杂性数学工具才采用了力学比喻。经济思想史的历程表明，在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那里，经济理论总是包含着多种发展之可能的，将其学说教条主义化的往往是他们的一些后继者，现代经济学范式缘何不能认真反思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那些真知灼见呢？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它是社会生物的自组织演化系统而不是某种无生命的力学系统。经济活动又是人有意识地追求利益的活动。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不追求利益，同时，也不能不讲道理。尽管逻辑在利益面前总是灰色的，但是，自觉自为的人最终不能只求利益而不讲道理（反之亦然）。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实践论思维方式和复杂系统科学已经提供了一批更有用的工具，范式只要跳出“致命的自负”的陷阱，在自己的概念箱子中加进上述新理念，建构一个新概念箱子，或许就会为经济学研究开拓一个新境界。一个以人的良好生存和全面发展为基本理念之硬核，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视为主题且直面自组织的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开放性的经济学，或许最终会成为人所真正需要的经济学。
注释：
①②⑥⑩ 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文版，9、4、22、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23) 参见王晓林：《“争第一”抑或“求统一”——实践论思维方式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启示》，153、1～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④⑦ 参见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载《经济研究》，2005(2)。
⑤ 参见王曙光：《经济学的贫困：科学反思与范式革命》，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1)。
⑧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⑨ 此处库恩所说的“自然界”，以及后文中康德所说的“自然”，均可用“经济领域”来替代。
(11) 参见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中文版，92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1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 参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并参见王晓林：《证伪之维——重读波普尔》，159～16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4) Stigler,G.J.,1951.“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Journal of Economics,59(3),pp.185—193.
(15)(16) 参见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文版，154～155、159、129；16、17、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7) 参见加尔布雷斯：《今昔随想》，载《读书》，2003(2)。
(18) 参见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中文版，4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9)(20)(24) 参见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2、181～19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1) 参见陈平：《文明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454～4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2) 参见理查德·H.戴等：《混沌经济学》，中文版，63～6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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