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沿江开放发展中的出口投融资对策研究_企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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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优势在长江,抓住了长江,就抓住了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关键,在整个长江流域竞争态势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呼应浦东,服务三峡,大力推进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为主线的全方位开放开发。依托沿海之弓,拉京广线之弦,射我长江经济带之箭。

一、沿江开放开发基本态势

随着浦东开发、三峡工程上马,90年代全国开放重点由沿海拓展到长江一线,这一形势把湖北特别是武汉推上了开放开发的前沿。开发浦东、三峡工程都是世界瞩目的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湖北在浦东和三峡“两点一线”的中间,这两大跨世纪工程均会给湖北特别是武汉带来社会经济巨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使其辐射和吸引甚为敏感的武汉,更方便地与其政策接轨,与其共商开发长江经济带的宏图大业,共享开发开放所带来的利益。三峡工程在人、财、物方面巨大的需求,必将带动机械、建筑、建材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促进沿江产业带的建设,必将使靠其最近的中心城市武汉、所在城市宜昌深得其利。从另一方面看,长江的开放开发,不仅是80年代华南、闽南沿海开放的拓展和延伸,而且在开放的领域和开发的深度比华南、闽南又更进一步。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长江沿江省市已跳出了行政区域局限,逐步树立起大区域经济观念,形成携手共建长江经济带的既喜人又逼人的态势。首先是上海浦东,起点高,势头猛,要利用开发浦东所带来的政策增量、要素增量和空间增量,重塑上海城市功能,并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使上海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成为第一流的国际城市。浙江省提出要与浦东开发接轨,从宁波向两翼拓展,把杭州湾两岸建成中国的墨西哥湾。江苏省提出沿江沿海推进,加快沿江经济带开发的战略,并抓紧以苏、锡、常、通、宁、镇、扬7市为重点的沿江经济走廊的建设。安徽省制订了“开发皖江,强化自身,迎接辐射,带动全省”的战略,用加快1600公里沿江地区的发展步伐来呼应浦东开发。江西省则是“开北大门”的发展战略,建设南昌至九江工业带,以九江为门户来上联三峡,下联浦东。湖南省则改“南下”主战略为“南下两广与依托岳阳东进出海并举”的战略。湖北省进一步提出以武汉为龙头,以鄂东三角地带为重点,加快湖北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的战略,四川省更是不堪落后,提出借窗口重庆的辐射力,重点开发攀西和宜宾的资源宝库,以整体开发、全方位开放来呼应浦东开放。总之,万里长江沿岸协调一致,上下结合,多点启动,以点带面,形成了沿江开发开放的“大合唱”,长江流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按照生产力布局规律,沿海一线是国家近期内投入的重点线路,国家将70%左右的资金投入沿海一线。长江和京广两条线尚待安排。长江流域横跨我国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地带,是我国内地流域面积最大、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流域经济带,是生产力战略布局由东向西转移条件最优的主轴线。京广铁路沿线地带,其能源、矿产、农业、“三通”、工业基础、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具有特殊的开发潜力和战略功能,这是国家迟早要开发的一条南北向经济琏。预计到本世纪末,一方面要继续发展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充分发挥这些地区技术、管理先进优势,另一方面战略重点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并在推移过程中逐步缩小。近几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沿海与内地差距日益扩大,在加速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加速内地经济发展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国家为了发挥地区优势,在我国广大内陆地区选择和培养一批新的经济发展极,提出了明确的原则和路线。在生产力总体战略布局方面,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中早就提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带与横贯东西的长江形成密切的‘T’字型态势,是到2000年或更长时期内进行重点开发和布局的两条主要轴线”。从这一总体格局出发,长江中游特别是湖北正处于东西向长江经济带和南北向京广线经济带两个较发达的经济带交汇处,具有强大的经济建设发展能力。把湖北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内地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加以重点培育,加速其开放开发步伐,对于推动内地经济发展,提高内地国际化交换程度,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布局不合理的局面,使生产力布局向着合理方向推进,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新的经济发展极在我国内地也将产生强大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二、湖北沿江外向型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经过八十年代沿海对外开放带的起步,以及由此引发出的“扇面”、“窗口”作用的催化,开放地带由沿海向沿江、沿边、沿线(铁路干线)扩散是必然的趋向,到九十年代初,可以说已跨入这一新的起点。

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无论在规模或数额的增长上,都出现了新的势头。

外商投资的投向结构,也从过去的低层次、低档次,开始转变到更能适应国家速度和发展经济的要求。属技术密集型、出口创汇型项目显著增多,投资于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基础项目的也占了重要位置。这说明外商投资由最初的短线投资,向高层化、长线化投资转变。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从过去集中于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扩散到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流域地区,外商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正在升温。

基于上述分析,其发展趋势的两个方面值得我们研究:一是开放所带来的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巨大利益和生产、流通领域的强大推进力,使沿江内陆和西部地区加快和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这一新局面的展现,使我们更加明晰地看到,东、中、西部趋向联合共同富裕,是九十年代在开放全局必须大力争取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沿海开放带本身的需要。二是外资投入已趋向经济利益深化上。即投资由短线趋向长线,由小型趋向大型,由技术低含量趋向高含量,由经济效益的浅碟型转向高附加值高效益型。

湖北是长江流域一个重要省份,如何发挥湖北的地域优势,不断适应国际国内市场通开的新格局,加快开放、开发步伐,抓住浦东开发与三峡上马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投资经济,是我省投资经济发展亟需回答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思路是:

第一,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过去十年来,湖北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已建立了480多家外资企业。但是,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三来一补”小企业,主要从事玩具、服装、皮革、塑料、电子零配件等初级产品、半成品或简单制成品的生产。不仅技术构成低,产品附加价值不高,极易受到外来订单、货源及国际市场等因素的制约,更严重的是这些企业大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水、电、汽等能源和大量的劳动力。如1991年湖北工业总产值比1990年增长的125.94亿元中,因工人人数增加带来的外延增长占79.5%,属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内涵增长仅占20.5%。1991年初级加工产品出口比重占50%以上,而电子、机械高附加值的出口占30%左右。毫无疑问,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金字塔”产业结构,是一种落后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不仅不利于今后湖北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要使湖北在参与外向型经济合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在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迅速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了使湖北的产业结构由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最终成为“倒金字塔”型,即高科技产业为主,适用先进技术产业为辅,劳动密集型产业极少的产业结构,根据湖北的实际,借鉴亚太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省级宏观调控。充分运用金融、财政、税收、工资、法律等杠杆对一些现有企业进行必要的调整、整顿和改造,使其逐步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化。对符合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在税收、外汇、贷款、内销、运输等方面给予支持照顾;对耗水、耗电、耗原材料多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促其破产;对不宜继续发展或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高利率、高税率等办法予以控制;对新建项目进行严格筛选,没有发展前途或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坚决制止。

2.调整投资方向和外资流向,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当前的投资重点首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用于改良和开发新产品、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出口附加值。其次,应着眼于引入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技术诀窍、工艺技术和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管理方法。

3.建立省级进口许可证分配制度,影响企业发展方向。对于依赖原料和零部件进口,用汇多、创汇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量少发给进口许可证,而那些创汇能力强,生产效率高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所需要进口的原料和设备,则优先发给进口许可证。

第二,扩大出口贸易。国内外市场狭小是湖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主要瓶颈。因此,无论在目前还是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扩大出口贸易,加强创汇能力,仍然是湖北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

1.建立以传统的商品出口为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产品为主导,灵活的“三来一补”产品为动力的三位一体,向国际市场齐头并进的“立体外贸”架构。根据湖北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情况,目前在适当发展技术构成较低、增值产品率不高、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应优先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出口产品和有重点地发展电子、通讯器材、精密仪器、精细化工等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和创汇能力高的“拳头”产品。

2.充分利用武汉港对外开放的机遇,拓展远洋贸易。过去湖北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香港,很少与欧美客商直接挂钩。结果除了购销两头受制于人,无法把大量的商品、更多的品种推向国际市场外,还将流通中的丰厚利润白白送给了中间商。因此,要想扩大出口贸易,还必须在立足港、澳的基础上,采取“面向亚太,走向世界”的策略,开拓远洋贸易。这样做一般来说,风险较大,困难较多,也缺乏经验,非但一般中、小企业无力问津,即使一些资本雄厚的大企业,也往往因害怕担当风险而裹足不前。为了鼓励远洋贸易,除了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对于那些开展远洋贸易、出口创汇并有利于改善外汇收支的企业予以优惠外,还应熟悉、了解东道国的有关法律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开发拳头产品,发展多边贸易,在海外直接设立销售网点和分支机构,以及严格按国际惯例办事等。

3.充分发挥湖北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交通优势,探索发展转口贸易。随着武汉对外开放的伸展度不断加大,内地各省市在武汉已经和将要设立对外贸易机构,我们既要打开城门欢迎各方来客,又要为之提供转口贸易业务服务,即采用合营、联营、代理等方式,把他们的产品通过武汉出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发展转口贸易的条件,加速公路、码头和国际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特别是武汉港万吨级码头和集装箱码头的建设,使武汉在2000年成为国内又一主要转口贸易市场。

4.消除分散经营,实行外贸相对集中经营以形成湖北的外贸优势。国际市场复杂多变,竞争激烈,各国为了对付国际竞争,除了在对外贸易行政管理上实行集中统一外,在经营上也大多实行集中垄断。如日本的9大综合商社约占日本进出口贸易的60%,销售额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为了增强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实力,根本改变湖北对外贸易的分散经营,多头对外,在国外市场低价竞销、自相残杀、肥水外流的情况下,湖北的对外贸易还应朝着相对集中方向发展,建立以大型综合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主体的新型的集中垄断的企业组织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规模大,资金雄厚,经营范围广,回旋余地大,既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打开出口销路,实现出口商品的多样化和出口区域多边化,避免单一经营所带来的风险,又可为我省开发区的企业,尤其是那些有能力研制和生产新产品,而苦于无外销渠道的企业,寻找国外客户,引线搭桥,将新产品及时推销出去。

第三,看准目标,开展对外投资业务。开放经济是一个可逆的或可反馈的双向循环系统。湖北的外向型经济如果只引进无输出,长此以往,不仅会产生资金和技术的对外严重依附,还会降低资金运用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只有进出结合,双向流动,外向型经济才能处于动态的均衡状态,才能克服长期单向流入可能造成的新式依赖和等距离追赶,突破资源禀赋约束,跨国跨省配置经济资源,取得封闭经济无法达到的最优化效果。

湖北对外投资严格讲,还刚刚起步,目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兴办企业、开设贸易机构,虽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还很不够。为了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湖北的目前情况看,还必须抓好以下工作:

1.组建专门对外投资管理机构。目前,我省的对外投资基本上都是企业各自为政,比较分散,对于海外投资的管理,也存在审批层次多,协调能力弱,相互扯皮,内部竞争剧烈,外部竞争力不强的现象。为了搞好对外投资,首先应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专门管理机构,制定我省企业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统一领导和协调各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统一审批对外投资项目,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2.制定对外投资目标。具体内容包括:(1)资源投资以越南、独联体和东盟国家为主。湖北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相对有限,有些工业原料均需依赖进口。世界市场上原料价格起伏波动,来源难以保证,对我省外向型经济发展影响颇大。为了确保原料的充分供应和寻求低廉的原料,我省有条件的企业应到独联体、越南等资源丰富的地区投资,以取得原料的长期、稳定的供应。(2)加工制造业投资以港澳和“四小龙”为主。湖北企业的总体基础比较好,对一些传统工业和简单制造业,如食品加工、橡胶和塑料、纺织服装、电子电器、机构仪表具有一定优势,在这些地区投资,一可以争夺本地市场,采用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方式;二可以利用它们作“出口跳板”。开拓第三国市场,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商品输出。例如,香港的纺织业受到西方国家配额限制后,转到尚未受到配额限制的马来西亚、泰国去生产,然后再向西方国家出口,既开拓了东道国市场,又扩大了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一箭双雕。(3)技术投资以日、美发达国家为主。我省企业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迫切需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和领先地位,在许多生产部门进行技术封锁。只有通过技术投资,则有利于打破国际技术封锁,了解和掌握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向和趋势,促进本身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3.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的金融和财政政策。要研究制定省区域内的融资、外汇留成及保险等方面给予海外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服务,并对海外企业从国外银行借款提供必要的担保。此外,对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而带动出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加工和中间产品免征出口税;对资源型海外投资项目产品的进口给予同等或优惠关税待遇。

4.建立和完善区域对外投资法规。如尽早制定“对外投资法”等法规,完善海外投资的税收鼓励措施。

5.组建跨国公司。资金和技术实力雄厚的大集团公司是我省进行跨国投资和海外经营主体。我省现有中小企业势单力薄,竞争力不强,应该以垄断对垄断,组织我省的跨国公司,以便进一步加强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

第四,促进对外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无形贸易,它包括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本国本地区技术的输出两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技术贸易有所发展。但在从发展的眼光看,技术贸易还存在不尽完善的地方,必须注意两个方面:

1.技术引进方向。我们为了加速地方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其中,虽然很多是先进的、适用的,但也有不少是落后的、不适用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许多项目都是采取“遭遇式”的随机引进,往往“一见钟情”就签字定约,未能“货比三家”,直到成交后才发现质次价高,甚至是淘汰品和老陈货;二是很多都采取“弃珠取椟式”的引进,单纯为了使用,提高生产力,赚钱,舍不得下力气和投资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最后只好依靠“洋母鸡下蛋”,一再重复引进,简单循环。

为了扭转技术引进中的上述局面,使引进工作更好朝着“引进——消化——创新——输出”的方向发展,应采取下述措施:①我省各级地方政府要为引进技术创造条件,引进技术工作的实践证明,要通过引进技术尽快提高国民经济技术水平,仅仅依靠企业单独地去做,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政府必须根据每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引导和监督企业的技术引进。②注意引进技术方式的选择。根据湖北目前的技术力量以及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能力,引进技术一般应考虑下列因素:能否按合理的条件从技术供方获得更多的先进适用技术,尽快形成生产力,并在合同有效期间使用对方提供的新开发的技术,以保持技术的先进性;能否尽可能的利用外国资金,以减轻支付现汇的负担;能否利用技术供方的先进管理技术、销售技术,开拓国外市场,扩大产品出口;能否发挥自己的技术资源,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减少对外的依赖性;③注意技术的先进性与适用性的统一。引进技术必须从本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工业基础和经济能力出发,只是片面追求引进尖端技术,如果无法消化、吸收,背上包袱,往往会适得其反。根据湖北目前的经济发展需要和技术水平,引进技术决不是越先进越好,而应把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两者结合起来。如从香港引进成衣、玩具、钟表技术,从台湾、新加坡引进通讯、电子技术,从南朝鲜引进机械、化工生产技术,这些技术虽然不是最先进的,但其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比较高,引进后能够提高湖北自身的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强产品外销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产业升级。④技术引进与科研相结合。在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大力加强研究工作,把应用和研究开发结合起来。亚洲“四小龙”从70年代开始引进技术,他们不仅十分注意消化吸收引进技术,而且注意引进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以南朝鲜为例,70年代,它从美国、英国、西德和日本引进钢铁生产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和改进,到1987年,其生产效率已比美国高1.5倍,比英国高2.6倍。

2.在技术输出方面。目前,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都在积极采取措施鼓励本国企业引进外国先进水平。然而发达国家却力图利用专利制度来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抬高技术的价格,控制技术的供应,以便获取最大利益。这种专利制度,严重地阻碍了亚太发展中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对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把技术引进希望转移到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身上。

湖北的技术输出,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40年的经济建设,湖北在纺织、轻工、电子、机械、化工、医药、食品加工等传统工业技术上已拥有很大优势,在某些高技术领域,有的也居领先地位,而且有各类专业人才40万人,有一支数量素质可观的科技队伍,只要运用得当,湖北的技术输出是十分广阔的;(1)在输出步骤上,应实行先简单后复杂,先劳动密集型,后技术密集型的梯度输出。一般说来,应以我省已经吸收消化并经过改良的国外技术对别国进行“二次转移”为主,而以我省科研机构自己研究开发的技术为辅,因为这些技术基本上已经是标准化、规范化了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2)在输出方向上,应以东南亚和独联体、蒙古等周边国家为主,因为目前在这些国家仍存在着一个“二元产品市场”,即这些国家不仅需要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更需要相对陈旧的适用产品和技术。(3)在输出方式上,应以输出技术诀窍或有专有技术为主,因为这些输出不仅可能带动机器设备及零部件的输出,还有可能承包工程项目的成立设备供应,指导施工与安装,负责设备调试以及人员培训等工作,带动劳务输出。(4)在输出的目标上,以出口贸易导向型的技术输出为主。因为这种输出,一方面可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就地生产和销售,绕过所在国的高关税壁垒,增加竞争力;另一方面,可把技术输出到享受出口优惠待遇的国家和地区,利用所在国的出口,开拓第三国的市场。

当前,亚太地区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开始。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加紧向海外输出资金和技术,建立海外生产加工基地,以便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加强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泰中、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越南等亚太地区国家也都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加速本国的工业发展。湖北应抓住这个机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进一步发展区域外向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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