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人格发展趋势——弗洛姆的人格发展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述评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现代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简介了弗洛姆（又译弗罗姆）的人格发展因素论与人格类型说，肯定了他的人格理论的社会—文化取向，批评了其人格发展因素论的片面性与类型说的简单化。
关键词 人格；社会化；同化；存在性需要；生产性倾向；非生产性倾向
在现代众多的人格理论中，弗洛姆的理论别具一格。其基本思想是：人格是个体在同化（Assimilation）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 ）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行为模式。它是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情感、需求）交互作用的产物。弗洛姆预言，现代社会与人的存在需求的交互作用，会导致二级化的人格倾向：非生产性人格倾向（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与生产性人格倾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
一、人格
弗洛姆的人格模式中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成分。他称遗传因素为气质（Temperament）。气质是一种先天的不变的反应模式。 弗洛姆说：“我所谓人格是指某一个体所特有的并使之与众不同的、所有先天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精神品质。”〔1〕
但弗洛姆特别强调人格的后天成分，即强调人格是个体在后天生活中受社会条件影响而形成的相当稳定的行为模式。每一个体都以其特有的行为模式在同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中拓展（Canalize）自己的潜能，“人格特点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人以这样一种模式，适应特定社会，满足自己的需求，形成自身的能力。人格特点依次决定思维、情感和个体的活动”〔2〕。
人格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个性特征（Individual character）。 人格的这一部分表明了同一文化群中的成员的不同特点。 个性特征包括人格的先天因素和特定家庭环境的特殊影响。第二部分是社会特征（Social character），这是同一文化的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特征。这种特征有铸就人的能力的机能，它使个体有能力担当特定社会的义务与责任。社会的成员必须以社会要求的某种方式行事。
弗洛姆的“社会特征”相当于正统精神分析的“超我”，是人格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弗洛姆非常看重人格的“社会特征”，他认为社会条件对人格的影响，主要是对“社会特征”的影响。“社会特征”包括“待人”（弗洛姆叫“社会化”）与“接物”（弗洛姆叫“同化”）的方式。这里的“待人”、“接物”与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待人接物”不同。这里的“待人”指的是广义的人际关系；而“接物”的“物”，则不仅包括物质的东西，也包括精神的东西，如友谊、爱情等等。弗洛姆的二极化人格倾向实际是二级化的“社会特征”。
二、人格发展的动力因素
弗洛姆认为，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是人的外在的社会条件和内在的主观需求。
他的人格发展动力论在1941年的《逃出自由说》（又译为《逃避自由》）与1947年的《人为了他自己》中不尽相同。1941年，他认为社会的竞争与人对安全感的追求是影响人格发展的动力因素。1947年，他又认为社会条件与人的存在性需要是推动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
弗洛姆认为，人类的历史始于否认与大自然的同一。人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不再与之保持同一。“面对大自然，他从事生产。为了改造大自然，他发明了工具，同时异化了自身，即不再与大自然保持同一。”〔3〕
当人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以后，他日益意识到自身的必然命运：回归自然。他不能改变这一宇宙的铁律，为此他感到渺小，感到孤独，感到恐惧。
原始人通过想象创造出神话与宗教，他希望得到他自己创造的神灵的庇佑，解除精神上的痛苦，摆脱复归自然的命运。此外，他还把自己认同于他的部落，在部落中，他有确定的地位与坚定的信仰——部落永不朽灭的图腾。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归属感与安全感。
但对理性的追求动摇了原始人的信仰。他“意识到自己既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独立于它的个体”〔4〕。 于是他不甘屈从部落与自然。他要为自身的独立，理性的自由，实现自己的潜能而奋斗。人类的这种奋斗，就叫“个性化”（Individuation）， 这种个性化到文艺复兴达于顶点。
在弗洛姆看来，欧洲的中世纪最安全、最稳固。在中世纪的教会和世俗社会中，每个人有确定的地位，虽没什么自由，但却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 ）、 新教（Protestantism）摧毁了中世纪的堡垒， 人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但是随着社会进到资本主义，人的社会地位却越来越不稳固。人虽有了自由，但却感到孤独，感到不安全。
弗洛姆认为，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Freedom to），而是使人失去了保障的自由（Freedom from）。较之中世纪，现代社会确实是免除了人的奴役之苦（Free from slavery）。 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但却没有中世纪的那种安全感与归属感。人虽无牵挂，但并非真正自由地存在，自由地发展，自由地享受人生。人总是处在危险之中， 因为他的存在、 发展等等总是依赖别人对他的认可（Accepted）〔5〕。于是，弗洛姆断言，现代人准备放弃自由， 逃脱现行社会制度，走向极权主义或扭曲的精神世界。
总之，1941年的弗洛姆认为，现代人的人格向消极方面倾斜（向往极权主义或发生精神变态）是现行社会制度的不安全与人对安全感的追求这一对矛盾造成的。
1947年，弗洛姆对他的上述观点作了修正。他的修正主要是把人对安全的需求扩展为人的存在性需要。他认为人的存在性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五种，包括：对联系的需求，对超越的需求，对根基的需求，对同一体的需求以及对参照系统的需求〔6〕。
人对联系的需求源于动物对自然界的固有联系。动物靠它的本能可以应付周围的环境。人不同，人在进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同自然的固有联系。 他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联系， 那就是所谓生产性的爱（Productivelove），这种爱意味着相互照顾、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了解。
超越的需求是指人要超越动物的本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展现自己的创造性。
人有对于天然根基的欲望，他希望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当他是一个儿童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他的根。一旦跨越儿童期，他便不再维系与母亲的这种根属关系，而去与他周边的男男女女建立新的根属关系。
除了上述根属关系的欲求之外，人还需要保持自我同一。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不能达到自我同一，那么他也可以把自己与他人或某个团体认同为一体。
最后，人还要一个参照系统，以便以一种稳定的、一致的方式去感知和理解世界。
弗洛姆认为，上述需求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一个健全的社会（Sane society）会满足人的这些生存需求，使人得以健康的发展；一个病态的社会则会扼杀人的天性，阻碍这些需求的满足，导致人的人格向消极的方向发展。
总之，1947年的弗洛姆认为影响人格发展的动力因素是社会条件与人的生存需要之间的矛盾。
三、人格发展的倾向
人的需求能否满足并促使人格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非生产性人格，另一方面是生产性人格？
非生产性人格倾向包括同化与社会化两方面的社会特征。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尤其是如果使人感到不安全，那么人就会发展所谓逃脱机制（Escape
mechanism ）。
逃脱机制有虐待狂（Sadism）、受虐狂（Masochism）、破坏狂（Destructiveness）、自动归顺（Automaton conformity）。施—受虐狂（Sado—masochistic ）意味着完全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施虐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试图使他人依赖于自己，绝对地、无限度地对他人发泄自己的能量”；第二种是“剥削他人、役使他人、窃夺他人、搜括他人”；第三种是“使他人蒙受痛苦或眼见他人受苦”〔7〕。受虐狂则深感自卑， 倾向于屈从他人。极端的受虐狂愿意在一个强者的控制之下蒙受极大的痛苦，以便逃脱其感情上的孤独。
破坏狂是另一种逃脱机制。“毁掉这个世界，我就能逃脱我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无能之感。……对现存世界的破坏是最后的差不多是绝望了的一种拯救个人于压抑状态的企图。”〔8〕
最后一种逃脱机制是自动归顺。这是一种对某一社会模式的盲目接受与无条件归顺。它使个人的创造性与独立性丧失殆尽。
逃脱机制属于社会特征的社会化倾向（Socialization）， 涉及如何待人。人格的社会特征的另一倾向是同化（Assimilation），涉及如何接物。相应于社会化的同化倾向也有四种。一种是获得型（Receiving）， 这种人相信他所需要的东西——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包括友谊、爱情、知识等等），都在他自身之外，他要从外部获得〔9〕。第二种是掠夺型（Exploiting）。 这种人不是等待别人给予什么，而是对他人巧取豪夺。第三种是贮藏型（Hoarding）。这种人认为外部世界具有威胁性，对他人常存疑虑，所以倾向于贮存、节省、占有与吝啬。第四种是市场型（Marketing）。 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人们今天的成功依赖于他们为他人所接受，他人需要他们服务，或者雇佣他们。”〔10〕今天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如何以好价出卖自己”。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依赖他个人的品质，而是依赖他在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这就使得人的存在受到威胁。
以上四种社会化倾向加上四种同化倾向构成了四种非生产性的人格倾向。这四种人格模式是消极的、病态的，是病态社会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所造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才能全面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呢？弗洛姆设想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Humanistic communitarian society）。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的满足，人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们，没有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有的只是互助互爱，共同协作，共同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这样的人才是具有生产倾向的人。
弗洛姆在他《最后的谈话》中说：“今天有许多人都在寻找一条路，一条真正使人得到满足，使人得到尊重的道路。他们认识到，为了成功、金钱、竞争、剥削而生活是不幸的根源。”〔11〕
在弗洛姆看来，二极化的人格模式体现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善”与“恶”。
他说，人的存在矛盾归根结底是生与死的冲突，“生与死的冲突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这是一种创造与破坏，强与弱，善与恶的冲突。从人类的道德来说，所有的恶都是对生命的否定，而所有的善都是对人生的保存与展示”〔12〕。
非生产性倾向的人并不是天生的，是社会条件与自我存在需求的矛盾造成的。弗洛姆说，现代文化的失误，不在于它导致“人们过分关心自身的利益，而在于没有使人们足够关心真实自我（Real—self）的需求。不在人们太自私，而在人们不自爱”〔13〕。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人们被迫发展了“逃脱机制”，而没有追求真正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
四、评论
弗洛姆考察人的人格的社会—文化取向受到许多学者的称道，但是他的偏颇与失误也应受到批评。
他的理论的积极的、受到称道的方面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弗洛姆拒绝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反对把人格的发展看成是生物本能的展开，主张人格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这无疑是进步的。弗洛伊德以性本能为基础的人格发展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应用上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在20世纪的美国，他的理论已不合时宜，因为人们对性的态度以及性对于人格的相对作用已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了。所以弗洛姆摒弃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而考察人格的社会—文化因素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因而是进步的。
其次，弗洛姆对人的潜能是乐观的，他相信人有能力建成一种精神健全的社会（Sane society），这种社会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从而使人发展出健全的人格。这种乐观主义使得许多人受到鼓舞〔14〕。
再次，弗洛姆把他的人格理论同价值观联系起来，例如他认为具有生产性人格的人就是具有美德的人。这种提法是一种首创。由于他的倡导，使得许多人格心理学家和咨询心理学家不得不面临是非善恶的伦理学问题〔15〕。
但是，弗洛姆的人格发展理论也存在一些缺憾。
首先，他从社会发展来考察人的人格的形成，看来很成问题。
他认为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冷酷竞争的现实，反而产生孤寂和恐惧之感，因此现代人的主要动机是逃出自由。可是，正如沃尔曼正确指出的，弗洛姆的说法没有合适的历史史料作根据。例如，“他认为原始人感到孤独而后群居的断言是不符合任何史料的；他对中世纪生活的描述更多的是想象。他没有顾及专制主义、宗教狂热、宗教迫害、迷信、瘟疫、战争，与其他灾难给人类身心两方面造成的痛苦。他笔下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一团漆黑的，没有顾及这些时代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弗洛姆的自由与逃脱自由的观点是新颖的，但却与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不符。事实上，它不符合任何已知的历史史料。”〔16〕
其次，在考察影响人格发展因素的时候，他仅仅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中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忽视了其他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中的其他方面。
事实上，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括起来主要有四种，那就是：生物的、自然环境的、社会—文化的，以及相对于人格的其他心理因素。
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以及与之相关的神经类型、体型、体质、性别、神经生化基础等解剖生理特征。弗洛姆并非完全忽视了这一因素，他所谓的人格的“气质”就是属于这一范畴。他的失误主要在于忽视了在某些情况下生物学因素的决定作用，从而片面夸大了社会—文化因素的普遍性与重要性。例如，神经系统内的乙酰胆碱（Ach ）过量会导致精神的抑郁与紧张；第23对染色体异常（XXY，Xyy）会不可逆转地引起人格变态等等。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社会条件如何健全（Sane），也无法改变由之引起的人格异常。
外在的自然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能适应自然环境，也能改造自然环境，在适应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人的人格也会相应地形成某些特征。例如山地、平原、湖海地区的居民会各自形成具有显著差异的行为模式，但这只不过是在相对静态的环境中所形成的人格特色。那种自然环境突然发生灾变，如世纪大洪荒、大地震、大瘟疫等等，由于它们危及人的生存，可能引起人的整个心理状态发生改变。例如，中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使得欧洲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丧生。 在这一巨大的灾变面前，活着的人几乎全部精神崩溃，欧洲到处可见群体鞭笞（Flagellant movement）和结众狂舞（Dancing mania）〔17〕。由此可见，自然环境的因素有时也可能给人格以决定性的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至少包括三个层次，即家庭、学校和社会，以及多维的社会关系，如阶级关系、经济关系、宗教关系、伦理关系、职业关系、两性关系、血亲关系等等。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既要受到家庭、学校、社会不同层次所施加的影响，又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在这许许多多的变因的作用下，人格的社会特征才得以形成。弗洛姆虽然考察了人格的社会因素，但他强调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大切面对人格的影响，很少顾及到社会因素的其他层面，从而把人格的发展趋势归并为回避或者趋向某种社会制度，这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相对于人格的其他心理因素，如认知水平、情绪体验方式、意志品质、需要层次、动机水平、兴趣、信仰、理想、价值观、世界观等等都会对人格产生影响。其中，价值观、世界观、理想等，是调节人的人格模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一点，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讨论）。弗洛姆虽然也考虑到心理因素对人格的影响，但他只考虑了人的生存需要，忽略了最重要的人格的调节因素——个性倾向性因素。
总之，弗洛姆对人格发展因素的考察是片面的。
第三，弗洛姆的二极化人格类型说如同荣格（C.G.Jung）的内倾、外倾论一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统计学的角度即从社会总人口来看，人格类型的分布应是正态的。弗洛姆二极化人格类型当处于正态曲线横轴的二级（即│Z│≥1），理论上说充其量不过各占人口的15%左右，大量的，即占70%左右的人是难以界定的中间型。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作过直接的全面的统计调查，这不过是一般的推论。但美国心理学家T.S .Langner和S.T.Michael等人在1963年对美国纽约州曼哈顿区1660个居民进行的心理健康调查似可对这一推论作一个注脚。这一调查表明，该区居民中约18.5%是心理健康、适应良好者（相当于弗洛姆所谓的生产性人格），约10.2%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或完全精神残废（相当于所谓非生产性人格），其余约71.3%处于中间状态〔18〕。
另一方面，从单一的个体来看，我们很难把一个人的人格归入某一种特殊的人格类型。美国心理学家H.Mindess和P.R.Munford 说得好：“把一个人看作某一种类型的人，并不恰切。虽然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人说成是‘勇敢的’，‘胆小的’，‘仁慈的’，‘刻薄的’，‘慷慨的’，‘吝啬的’，‘明智的’，‘愚蠢的’等等，但显然，我们不可以把任何一个人的人格用一、二个词来界定。每一个人的人格实际是多种品质的集合，并且这种集合通常在时间上是变异的。”〔19〕
最后，弗洛姆的由“生产性的个人”组成“健全社会”的构想只不过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美好憧憬。这首先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社会不可能存在；其次是因为他的这种构想难脱循环论之嫌。他认为人本主义公有制社会是精神健全的社会，是发展创造性人格的“必要的外部条件”，可是这种社会又毋须通过变更所有制来达到，只需由“健全的个体”来组成，可是这些“健全的个体”若无“必要的外部条件”，又从哪里发展而来呢？为了应付这种诘难，弗洛姆曾作过特别的说明。他说，社会与个体尽管不一致，但这无碍于“完整人格”及其创造性发展。对他来说，尽管社会对个体有严重的否定性影响，但这仅仅是对从事生产性爱情和创造性思想的挑战。问题取决于人是否能“认真地关心自己，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取决于他敢不敢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20〕。这就是说病态社会也能产生少数具有生产性人格的人，可是就算如此，这些少数人能够彻底改变整个大社会吗？费尔斯特（J.B.Furst）对弗洛姆的批评很尖锐：“在本质上弗洛姆重复了弗洛伊德所发端的循环论——就是文化影响心理，可是心理又是文化的原因。”〔21〕这种互为因果的循环论不可靠，当然通过这种方式作出的构想同样不可靠。
总之，弗洛姆的人格发展论是有趣的、新颖的，但却是破绽百出的。现代人的人格果真会二极分化吗？答曰：不！
收稿日期：197—05—28
注释：
〔1〕〔6〕〔9〕〔10〕〔12〕〔13〕〔20〕 E.Fromm,Man forHimself,Rinehart.1947,P.34—214.
〔2〕〔3〕E.Fromm,Escape from Freedom,Rinehart,1941,P.33,P.278.
〔4 〕〔5 〕〔7 〕〔8 〕〔15 〕〔16 〕B. B. Wolman.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Systems in Psychology, 1981, NewYork,P.377—385.
〔11〕《弗洛姆的最后谈话》，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第12期，第13页。
〔14〕[美]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杨立能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17〕R.G.Meyer,P.Salmon,Abnormal Psychology,1984, Boston,P.8—9.
〔18〕M.J.Goldstein,B.L.Backer and K. R. Jamison,Abnormal Psychology,1986,U.S.A.Boston,P.12.
〔19〕Harvey Mindess,Paul R. Munford, The PsychologyStudy of People,1980,Californiania,P.41.
〔21〕高觉敷：《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