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向：经费筹措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经费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3－0089－09
一、前言
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始于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改革，私有化政策与撒切尔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密切相关，也是她实现重塑英国战略的重要手段。1979年5月撒切尔执政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尝试，以货币主义抑制通货膨胀，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这个政府的施政纲领可以概括为‘市场’、‘花钱值得’、‘节约、效率、效益’、‘私有化’和‘减少政府预算’等等。高等教育系统没有避免这些倾向，政府对高校的拨款大幅度减少。这种少花钱、多办事的趋势是高教政策背景压倒一切的特征，而且为主要行动者急剧改变政策创造条件。”①高等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作为公共部门的高等院校像工厂、企业那样运作，而人的价值观和相互关系也将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市场力量造成了英国许多产业的重整，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殊产业，同样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组资源、调整结构。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基础是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实现“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在公共部门实施类似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建立一种准市场机制，以准市场机制取代传统的政府计划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行新管理主义的第一步是加强控制、削减预算、冻结新职位、反对浪费和精简制度；第二步是走向市场、营造内部竞争和重建制度；第三步是引入监控机制、关键行为指南及规则。”②其主要观点是：(1)通过限制公共资金投入，创造稀缺的要素环境，刺激大学之间竞争，提高高等教育效率；(2)为大学提供更多自主权，提高大学自主决策能力，使它们真正成为具有民事权力和责任的法人团体；(3)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通过评价和绩效拨款建立市场运行规则。③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确信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最佳的组织机制，强调市场优先于政府、私有权优先于公有和社会所有，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竞争等。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市场合理性的标志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政府干预则违背了这种合理性并力图反对效率和自由。“作为欧洲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拓荒者，英国成为高等教育市场化之压力的缩影。政府推动学生人数大幅增长，而资金投入却没增加多少。在研究评估规划的压力下，许多大学院系将活动重点从教学转向研究，以便从实业界获取更多的资金。”④斯劳特和莱斯利认为，“具有市场特点的行为指的是院校和教学科研人员为获得资金而进行的竞争，这些资金来自于外部资金和合同、捐赠基金、产学合作企业、教授的衍生公司中的学校投资，以及学生的学杂费”。⑤英国政府坚信高等教育领域的效率和效益直接取决于顾客选择范围的大小，市场取向日益盛行就是这一信念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的市场化趋向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二、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
对于高等教育财政而言，二战后英国政府几乎实现了完全国有化，它所承担的经常费和基本建设经费达大学预算90％以上。威廉姆斯指出：“对英国的大学及其学术人员来说，1945年到1980年期间是工作的黄金时期，他们因其主要职能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资助，这些主要职能是：为国家培养公共事务、科学研究和人文学科中的新一代领导者。国家提供了大学大部分的成本，但是几乎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⑥然而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使英国经济受到强烈冲击，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推行“大市场、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减少政府公共开支，削减高等教育经费。1981年至1983年间政府拨款比原计划大约减少了8.5％，大学收入总损失估计在11％－15％范围内。1980年至1990年间英国政府补助金占大学经常费收入的百分比下降了15.8％。⑦由于政府减少拨款，大学生存的代价是增加学生缴费、私人捐赠和与工商业签订合同等其他收入。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是指从完全依赖于政府或纳税人转变为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家长和学生，以实现真正的成本回收。高等教育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开支项目主要由学费支撑运转，学费是大学生为获取高等教育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也是向学生或家长征收用以补偿部分高等教育成本的费用。“学费的基本问题是教学成本在政府或纳税人与学生或家长之间的分担问题。”⑧
为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英国政府自1962年起对在校全日制大学生实施“免费加助学金”政策，学生的学费补助直接由地方教育当局支付。但随着高校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加，政府提供学费成本的负担越来越重。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学14％的收入和多科技术学院17％的收入来自学费，英国本土学生攻读第一级学位的全部学费几乎都由政府支付。⑨1997年英国政府发表《迪尔英报告》指出，大学毕业生无疑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应在未来对高等教育成本作出更大贡献。报告建议结束英国大学生免费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历史，受益者要分担教育成本。199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教学与高等教育法》，允许高校从1998－1999学年起向全日制大学生收取1000英镑/年(相当于培养费1/4)的学费。这时的学费是一个固定水平，不同学科和学校之间的学费没有很大差异。贫困学生可以贷款支付，学生毕业后在年收入达到10,000英镑时必须还贷。1998年英国大学生总数是160万人，高校收取的学费约16亿英镑，相当于政府经常费补助的一半。《2004年高等教育法》宣布，从2006－2007学年起实施新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允许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收取0－3000英镑/年不等的学杂费。法案规定废除现行的“先行缴费制度”，即学生学习期间不需预先支付学费，他们的学费先由政府垫付，学费计入学生贷款。毕业后不需立即偿还所欠的学费，只有当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年薪不低于1.5万英镑的工作后才开始偿还债务，每年偿还的金额相当于年收入的9％。这样学费在大学总经费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如2006财政年度牛津、沃里克和诺丁汉三所大学的学费收入分别为0.94亿英镑、0.878亿英镑和1.124亿英镑，占三所大学年度总收入的相应比重为13.9％、26.5％和29.4％。⑩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英国大学学费逐年提升，从2012年起英国大学将收取最高6000英镑/年的学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收费标准可提高到9000英镑/年，改革后的学费体制每年能给英国大学带来13亿英镑的收入。(11)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是英国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实施高等教育“类市场化”政策的重要举措，其目的是大学生增加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弥补政府对高等教育支出的不足，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提升高等教育效率和质量。英国公立院校除政府拨款、学生学费的资金来源外，还通过其他途径如海外学生学费、社会筹资、校友捐款等筹集部分资金，从而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个人为辅、社会参与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模式。用非政府收入弥补政府投入不足的做法，意味着高等教育成本负担由普通纳税人向学生及其父母、慈善家和大学服务的购买者转移。如2005－2006年度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比例是：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约占38.7％，学费、教学补助及合同约占23.8％，研究补助及合同约占16％，捐赠及投资收入约占1.8％，其他服务性收入约占19.8％。(12)然而成本分担理论仍有争议，反对者认为依靠学费补充高等教育经费，只会为更高学费甚至更低公共投入打开方便之门，导致全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从而降低学问的重要性；也有学者认为成本分担会限制高等教育的容量，或者使公立高等教育条件更差，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学术能力变差或使贫困者处于劣势。“……学费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最受争议和抵制的成本分摊模式，因此它已经成为一个冲突的象征，有一些人认为政府必须继续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有人则认为政府的税收不再能继续资助高等教育而接受了这一成本分摊的规则。”(13)
三、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高等教育拨款基金制的国家，英国政府通过独立的拨款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向所有高校(开放大学和白金汉大学除外)提供资助。1975年以前，政府对高校拨款都是无条件的，由大学拨款委员会每五年为各大学提供一次经常费补助，补助逐年支付。各大学每五年把经费需求的详细预算提交大学拨款委员会，后者经过仔细检查和研究后向政府建议为各大学提供的补助金总额。政府只负责补助金总额，补助金数量主要取决于学生人数，并原则上由各大学自由支配。“政府的经费在字面上是由财政部分配的，但事实上它受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建议的指导。政府的经费是切块拨到各个学校的，而整块经费的使用，要根据事先与大学拨款委员会讨论过的总的指导方针，由学校负责人审慎掌握使用。”(14)对于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早期工作人们给予了充分肯定，它不仅受到大学教师们的信任，而且被看作是他们独特权力的维护者。然而这种“政府管理”的拨款体制并不利于资金合理分配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阿什比把它描绘为“隐蔽的统制主义”，即隐蔽地不公开承认的国家计划和控制。(15)迈克尔·夏托克精辟地指出：“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它整个历史上，虽然有力地坚持大学自治，曾经强调整个系统的均质性，但是一个用钱包的权力武装起来的中央官僚机构，万一无意识地引导各大学走一条共同的道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系统遭受整齐和均质的损害，阻碍传统的大学模式以外的革新。”(16)
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立的多科技术学院主要由地方税款提供经费，并由地方教育当局进行监督。1982年英国政府设立了“全国地方当局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负责考察各地方高校的成本效益和决定高级继续教育基金的分配。“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全国地方当局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与高教第二部门的关系，正如大学拨款委员会与高教第一部门的关系，成为在全国的层次上行使执行职责的中介机构。”(17)根据《1988年教育改革法》的规定，1989年4月“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当局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被“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所取代，并由后者负责对相关院校进行拨款。1992年，随着高等教育双重制的终结，原有两个基金委员会宣布解散，统一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得以形成，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等共同接受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威廉姆斯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英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由依赖两个主要的拨款机制(一个面向大学，另一个面向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向一个统一的但却是市场取向的拨款制度转变。”(18)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为教学和科研分配资金，对于很多高校而言，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是它们经费的最大提供者，约占高等教育全部资金的40％。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分为教学拨款和科研拨款，分类明确，而且大部分拨款是根据公式拨付的。教学拨款体现公平性原则，相近的教学活动给予类似拨款。对于学校总体收入而言，教学拨款影响不大，主要取决于科研拨款(约占20％多)。科研拨款的市场化改革表现为竞争性的科研评价制度，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每4至5年对高校的研究工作进行一次水平评估，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向有关高校分配科研经费，那些高水平的科研机构能得到较大的资助份额。成立于1986年的科研评估执行小组提出：“科研水平评估对科研质量的审查是为了确定经费的流向。由于各高校所提交的科研信息是依据各学科的国际先进标准评估的，因此该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增强英国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实力与国际竞争力。”(19)在科研拨款上，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质量基金和潜能基金。前者以研究工作的质量作为拨款条件，是科研拨款的重心；后者用于支持新兴的和研究基础薄弱的学科领域。如2008－2009年度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科研拨款总数是14.6亿英镑，其中依据质量的科研拨款为14.36亿英镑，科研潜能拨款仅为0.24亿英镑。(20)
科研经费另一主要来源是6个专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同样实行竞争性拨款方式，在评估高校科研项目申请的基础上，择优对具体科研项目予以支持。如2001年牛津大学的总收入为3.6亿英镑，其中科研收入达2亿英镑，科研收入中来自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科研拨款为6500万英镑，约占1/3，其他2/3来自政府、企业和国际合作等科研合同，这些来自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科研经费占牛津大学总收入的36％左右。(21)2004年至2006年，牛津大学的科研拨款和合同经费分别为1.836亿英镑、2.134亿英镑和2.482亿英镑，分别占年度总经费的34.6％、35.1％和36.7％。(22)
总之，英国政府制定高等教育科研拨款的原则是多元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责任性。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竞争机制下，各大学被区别对待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它们获得经费数量的多少取决于效率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这将有助于保持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拨款体制。
四、拓宽高等教育筹资渠道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大幅削减。由于政府投入越来越少，高等教育必须减少对公共资金的依赖，增加非政府资金来源，如家长、学生、捐助人及企业等，伯顿·克拉克将这些经费来源称之为“第三条渠道”。(23)哈罗德·托马斯指出：“拨款削减接近40％的院校面临着要制定出维持其生存的战略，它们实施了重大的财经调整，积极开展创收、削减成本及终止某些活动等措施。即使是拨款削减低于平均水平的院校，拨款削减的激烈程度也迫使其改变方法。”(24)事实上，拓宽政府外筹资渠道，争取社会捐赠，与工商界建立密切联系和扩大海外学生招生，已成为许多英国大学的共同选择。
1.积极争取社会捐赠。社会捐赠是西方大学经费筹集的重要渠道。“对全球绝大多数地方的绝大多数高等学校来说，来自校友、公司、基金或‘朋友’的捐赠，代表了最吸引人的‘第三股’投入。一旦高等学校得到了这种捐赠，没有任何其他一种收入来源会像非指定用途的捐赠那样仁慈、可信。”(25)英国社会捐赠历史悠久，1988－1989学年英国大学经常性总收入平均1.5％来自各种捐赠，从牛津大学5.5％到其他大学约0.5％不等。(26)近几年社会各界给大学的捐赠呈现上升趋势，英国所有高校都建立了旨在获取捐赠收入的发展处，募捐的主要对象是毕业生。如牛津和剑桥各学院经费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赠，其他大学得到的捐赠约占总经费3％左右。由英国社会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2007－2008学年英国大学收到的慈善基金总数为5.32亿英镑，其中牛津和剑桥获得的捐赠最多，超过所有捐赠的50％。另外罗素集团下属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得到的捐赠占捐赠总额24％。(27)与一流名校相比，一般院校所获得的捐赠数量有限。这项调查还显示，80％捐赠人都是已经离校的毕业生，如曼彻斯特校友基金会自1994年以来从6500名校友处筹集资金240万英镑。1998年成立的曼彻斯特北美校友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主要活动是发展和促进曼彻斯特驻美国校友之间的联系，为曼彻斯特大学的教育、教学和科研等提供慈善捐助。捐赠者往往以获取某些研究成果或共享某项知识产权为条件，这种交互式捐赠是英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的一大特色。
2.与工商界建立密切联系。威廉姆斯指出：“与工商界开展知识转让活动对大学的整个研究活力和创新意识有积极作用，还有助于大学招募到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创造更多的收入，从而提高依靠自身进行内部筹资的能力。”(28)英国大学与工商界建立广泛联系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7年4月发表的《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指出：“政府及其主要的提供资金的机构将竭尽全力去鼓励和赞助高等院校采取使自己与工商界更加接近的措施。政府也将相应地促使工商界认识到同教育界密切合作对它们的益处以及更为广泛的价值。”(29)1991年5月英国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框架》白皮书中提出，促进企业参与高等教育试点工作，这种试点旨在通过高等教育机构和雇主的伙伴关系，培养具有劳动技术知识和富有企业精神的毕业生；扩大非全日制课程招生名额，以满足在职人员求学需要；扩充商业课程；通过科研合同不断增加私人收入等。大学与工商界的密切联系表现为专利转让、技术咨询、创办公司、科研合同等。英国政府相信只要经过努力和方法得当，高等教育可以从工商界获得更多的收入。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报道，1991－1992年度英国高等教育从工商界获得的各种资助包括研究费用、教学费用、捐赠的学生奖学金等合计3亿英镑。(30)例如，剑桥大学从科技成果转让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1997－1998年度剑桥大学总收入为2.93亿英镑，其中科研收入为1.5亿英镑，从工商界获得的科研资助1.45亿英镑，专利知识产权转让收入为数百万英镑。(31)剑桥大学还成立了“剑桥企业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剑桥大学内部的科技成果转化，该公司通过专利授权和科技创业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如2008－2009财年的收入为986.5万英镑，2009－2010财年上升为1004.1万英镑。(32)
3.扩大海外招生。迈克尔·夏托克认为，“一所大学里没有比留学生工作更需要给予战略上的重视，在财政方面也更复杂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留学生工作更依赖于对成熟市场营销策略的运用了”。(33)1979年以前，英国对海外学生与本国学生收费标准是统一的，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撒切尔上台后宣布取消海外学生的学费优惠政策，1980年开始向海外学生收取“全额成本学费”，即按照本国学生学费的四倍收费。教育和科学部为英国大学招收海外学生提供了最低收费标准，如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2000英镑，科学和工程3000英镑，医学5000英镑；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基于课堂教学的课程2400英镑，基于实验室教学的课程3300英镑。(34)“全额成本学费”政策是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重要表现，它致使赴英留学生数量大幅下降。1979年至1983年间英国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的留学生从6.1万下降到4.8万人，下降了28％。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政府采纳了外交大臣皮姆的建议，向留学生提供补助，并设立各种奖学金计划。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英国海外学生人数又迅速增长，1989－1990年度英国高等教育海外学生总数达7.1万人，比1980年推行“全额成本学费”时的5.6万人高出16％；1988－1989学年海外学生学费收入达1.02亿英镑，在1990年高校总收入中留学生学费所占比例高于4％。(35)据高等教育统计局数据显示，1995－1996年度英国海外学生人数达19.6346万人，占世界留学生份额的12.3％，仅次于美国。(36)布莱尔执政后，为吸引更多海外学生到英国留学，发起了“首相国际教育行动计划”，以确保英国在国际教育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政府不断增强各大学招收海外学生并确定学费标准的自主权，鼓励各高校扩大留学生教育，并把它作为解决高等教育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据2005年4月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统计，在英国的海外学生达到27.55万人，占英国高校在校生的13％，他们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2006年英国文化委员会预计，到2020年全球海外学生人数将达到580万人，其中英国的留学生达87万人，预计教育收入为200亿英镑。(37)2009年英国共有来自239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34万人，仅次于美国；英国高校留学生为英国经济带来了年均55亿英镑的净收入。(38)
五、创业型大学的建立：以沃里克大学为例
创业型大学是高等教育系统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的产物。它是介于传统大学与公司之间的一种特殊高等教育机构，其管理既保留了传统学术管理的精华，也吸收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是一种集学术与创业于一体的混合模式。同时，创业型大学也是一种特殊的学术组织系统，是将经济领域的市场规则与知识领域的学术规则相融合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传统大学强调学术规范和学术自由，而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性则是学术资本主义。斯劳特和莱斯利把大学组织或教师个人为获取外部资金所表现出的市场行为称为学术资本主义。(39)创业型大学无论在获取经费还是提供社会服务方面，都必须走出“象牙塔”，参与市场。那么大学如何通过创业行为促使自己转型呢？伯顿·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五个要素：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多元化的资助基地、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整合的创业文化。创业型大学以知识的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的，以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预示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沃里克大学是英国创业型大学的典范。自新保守党大量削减预算后，沃里克从政府教学和科研的核心拨款所得收入，从20世纪70年代占学校总收入的70％下降到1995年的38％，然后进一步降为2000年的27％。在这种背景下，沃里克认为英国政府已成为一个不可靠的赞助者，于是开始走独立自主之路，即向创业型大学发展。沃里克提出了一个新理念，即以“省一半、赚一半的政策”弥补被削减的经费。这种理念不是通过“集资”而是通过实际创收形成新的收入渠道，如果政府继续削减经费，这笔创收将成为沃里克的主要收入。例如，1980年成立的沃里克制造业集团充分发挥工程系学科的优势，集创业培训、教学科研与成果转化为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学校创业机会的来源渠道，真正实现既以学科发展为中心又以创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这个集团把很多公司作为伙伴组织在它中间，它的运作很像一个跨越边界的单位，我们可以把它部分地看作处于大学和外部工业中间的、把两者联系起来的一个独立实体。但是，由于正式位于大学的传统的工程系内部，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已经以精力充沛的创业方式发展到校外的学术心脏地带的一部分。在这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中，外围和心脏地带是相互影响、紧密融合的两个要素。”(40)沃里克商学院也不断向外拓展，它利用自身学科的应用特性，开设了大量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行政官员训练课程。1995年商学院筹措的预算中3/4以上来自教学、咨询和科研创收活动，只有1/4以下来自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41)1984年创建的沃里克科学园区为企业孵化和创业人员培训提供了平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园区已拥有65家公司、1300名雇员和42英亩场地。1994年《泰晤士报》赞扬这个园区是“沃里克为培育高科技公司创造一个温室环境的勇敢的实验”。沃里克还率先在校区创办校外服务业，如开办银行、美容室、书店和新闻社等，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创收账目上。(42)1995年沃里克大学的收入表明，在1.34亿英镑的总预算中，只有5100万英镑(38％)来自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全国师范教育委员会的师资培训补助；来自科研补助和合同的收入约占15％，其中9％来自政府科学研究委员会，6％来自非政府渠道；所有其他收入中约50％来自另外的第三条渠道，其中来自创收的达3700万英镑，约占30％。(43)
学术心脏地带在创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沃里克大学自豪地宣称其2/3以上创收是学术驱动的。沃里克利用创收利润加大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在各系增加了50位任期六年的研究员，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典范。1994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杂志刊文指出：“沃里克看来大干起来，甚至成长得更强大了。当其他英国大学挣扎着靠微薄的收入为生的时候，沃里克正在泼水般地撒出1000万英镑，在一系列学科中雇了50位研究员。”(44)这种把追求“学术卓越和富于想象力的创收”相结合的方式，使沃里克成为一所颇有特色的创业型大学。伯顿·克拉克称沃里克是“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成为欧洲前摄性大学的唯一范例”。“沃里克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的模型也教导人们，‘传统的’和‘创业型的’大学之间的区别最终并不是一种激剧的断裂；它是一个系列集中在学术优异的创业型大学，能够在传统的领域非常有效。它们是混血儿；通过成为创业型大学，它们能够把重要的传统的东西做得更好……”(45)据英国政府对有关教学和科研质量的评估显示，沃里克各项得分较高，足以跻身于英国前十佳大学之列(如2001年沃里克大学的科研业绩排名第五)，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大学之一。(46)迈克尔·夏托克指出：“其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学核心工作的成功扩展了其社会作用——主要的科技园、重要的工业合作伙伴、对当地和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等等，都有可能发生在学术排名靠前的院校而不是学术排名靠后的院校。”(47)
六、结语
以上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的市场化趋向无疑是对1981年英国政府削减经费的一系列反应，它促使英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明显变化，即逐渐由过去“自我中心模式”向“消费者中心模式”转变，更为关注教学、科研和其他服务的质量与效益；同时加强与工商界的密切联系，走自力更生的创业之路，不断拓宽政府以外的资金来源渠道。“必须强调指出，当今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指示已到最低限度，相信通过市场操纵高等教育的发展。政府和基金委员会都没有作出详细的学术计划。多渠道资金来源旨在保证高等教育按学生、雇主和科研承包人的决定所界定的社会需求发展。”(48)市场机制的引入无疑激发了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高等教育市场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如大学教育功能的削弱，大学行为的功利色彩，大学自治受到侵害，教学质量受到威胁，师资水平有所下降等。正如罗杰·盖格在《美国大学的市场悖论》一文中写道：“市场给大学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学生、更大的增进知识的能力，以及在美国经济中更具生产率的角色。与此同时，它削弱了大学对自己行为的自主性，弱化了大学服务公众的使命，并且随着日益卷入商业行为而可能潜在地破坏大学作为无私利的知识仲裁者的优先地位。”(49)有学者指出：“无论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还是大学自身发展的要求都决定了大学必须面对竞争的市场，接受市场的调节。然而，大学作为一种学术性组织，维护自身的传统，保持一种自律是大学得以延续的基础。大学不能完全进入市场，面对资本市场、科技市场的种种诱惑，大学要有所选择，有所超越。”(50)
高等教育市场化并非意味着政府可以不承担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市场原则，政府理应承担发展高等教育的主要责任。正如皮特·斯科特指出：“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方式的变革，实际上也反映了福利国家的变化，尤其是国家、自愿者和私立部门之间新型合作关系的形成……大众高等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事业。高等教育机构越开放，它们对公共资金的依赖性就越明显。”(51)英国高等教育市场不是一个真正完全的市场，而是政府操纵下的准市场。“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关于高等教育，具有特指意义的市场并不存在，既不作为一个纯粹的协调形式，也不作为一个单一的现象。纯粹的市场，作为一个理论的构建多，作为一个经验的现实少。甚至在那些市场看来好像存在的事例，总是有一个对它们进行公共的或政府的控制的成分，例如通过建立反垄断和合并的政策，抵制某一市场诸如垄断权力的可能的负面影响。高等教育并不例外，而且十分可能甚至是这个论据的一个事例，事实上，说‘像市场的’行为和存在准市场的结构可能更好。”(52)纯粹的市场化与高等教育自身特性之间的矛盾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如功利主义滋生、师生关系利益化、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不可调和等，从而导致教育功能的失衡与不公平。因此“纯粹的”市场竞争在高等教育中行不通，只能设计准市场在高等教育部门运行。
建立高等教育准市场的关键，在于政府与高等院校之间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在这个市场化体系中，政府扮演投资者和服务购买者，投资对象及服务提供者则是高等院校，它们依靠服务效率和质量获得相应的资助。“政府把自己看作是投资者，通过中间人——基金委员会，与接收投资者——高等院校，就经费的数额、用途、效果等进行协商，鼓励各高校之间就争取经费开展竞争，从而使它们更加负责，努力去提高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绩效’。”(53)有学者指出：“英国政府努力创造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此市场主要得到公共经费的资助，但大学被赋予对自己事务的广泛控制权。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体现在三个层面：政府控制参数，高教拨款机构管理这些参数(将参数转化为可操作的程序)，每所大学的自治是在上述两个层次控制的框架下实现的。”(54)英国政府通过“制定契约”或“授权”把市场看作竞争的场所，并提供更强的敏感性和创新性的来源。迈克尔·夏托克指出：“对于政策制定中的国家控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英国市场化处于一个严格控制的外部框架内，它并不激发底层的主动性，除非它们是对上层政策制定的回应……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主要用词是‘磋商’，这是由政府而不是大学创造的修饰语。现行政策的用意是鼓励更多的大学通过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走向自治，但结果可能导致它们成为更加屈从于政府指令的一个部门。”(55)罗杰·金指出：“通过一系列的私有化，转让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权，‘制定契约的’或‘授权的’政府的地位在商业部门得到了巩固。随着这些方法在大学的应用，这些方法被看作是必要的东西，它们可以使大学在为国家的经济与其他需要服务方面更值得信赖。”(56)
收稿日期：2012－02－08
注释：
①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79.
②Shattock Michael,"The Change from Private to Public Governance of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Its Consequences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Making 1980-2006,"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62(2008):191.
③孙贵聪．西方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管理主义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3,(10):68－69.
④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M].陈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13－214.
⑤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⑥佩德罗·泰克希拉等．理想还是现实——高等教育中的市场[M].胡咏梅，高玲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90.
⑦杨明．政府与市场——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331－332.
⑧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M].沈红，李红桃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53.
⑨杨明．政府与市场——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331－332.
⑩刘娅．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收支结构研究——以部分研究型大学为例[J].高教探索，2008,(3):66.
(11)缪学超．布朗政府的高教改革：挑战与对策[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1):28.
(12)王如哲．各国高等教育制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3.
(13)菲利普·阿特巴赫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姜有国，喻恺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66.
(14)迈克尔·夏托克．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管理[M].王义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1.
(15)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1.
(16)同上，74.
(17)同上，75－76.
(18)Williams Gareth,Changing Patterns of Fi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Buckingham: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1.
(19)RAM Team,A Guide to the 2001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Bristol:HEFCE,2001),2.
(20)HEFCE,Funding Higher Education in England:How HEFCE Allocates Its Funds(Bristol:HLEFCE,2008),22.
(21)范文曜，马陆亭．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98－99.
(22)刘娅．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收支结构研究——以部分研究型大学为例[J].高教探索，2008,(3):66.
(23)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M].沈红，李红桃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58.
(24)徐春霞．1981年财政削减对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产生的冲击[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3):81.
(25)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M].沈红，李红桃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66.
(26)Williams Gareth,Changing Patterns of Fi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Buckingham: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40.
(27)经济危机使英国大学捐款下降[EB/OL].http://school.uker.net/publish/content.php/25534,O_html,2010－05－31.
(28)同上．
(29)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英国卷·第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88.
(30)Tasker Mary,Packham David,"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A Question of Valu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8(1993):132.
(31)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剑桥大学科技成果转让的基本实践及其启示[J].中国高校技术市场，2000,(2、3):93.
(32)范硕，李俊江．剑桥大学科技商业化的经验及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11,(6):159.
(33)迈克尔·夏托克．成功大学的管理之道[M].范怡红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8.
(34)Williams Gareth,Changing Patterns of Fi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Buckingham: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66.
(35)易红郡．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留学生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1):6.
(36)张建新．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研究——英国高等教育从二元制向一元制转变探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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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杨晓斐．有所为，有所舍——解读《崇高志向：知识经济中的大学未来》报告[J].上海教育，2010,(3A):43.
(39)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40)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8.
(41)同上，31.
(42)同上，20－21.
(43)同上，28.
(44)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37－38.
(45)伯顿·克拉克．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9.
(46)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1.
(47)迈克尔·夏托克．成功大学的管理之道[M].范怡红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5.
(48)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82.
(49)菲利普·G.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M].蒋凯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1.
(50)戴晓霞等．高等教育市场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4－65.
(51)Scott Peter,The Meanings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Buckingham: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5),86.
(52)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
(53)王桂．当代外国教育——教育改革的浪潮与趋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55.
(54)Salter B.,Tapper T.,The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London:The Woburn Press,1994),202.
(55)Shattock Michael,"Policy Drivers in UK Higher Educ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side out','Outside I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60(2006):139.
(56)罗杰·金等．全球化时代的大学[M].赵卫平主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