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性象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象征论文,文学论文,憩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
钱理群的《“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相当细致地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 分子的一种集体的心路历程：即从旷野上的颠沛流离，到对家、对归宿、对土地的渴求 ，最后到投身于延安“母亲怀抱”，成为人民和领袖的歌者。由此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 知识分子，怎样以自己的才智将自身推向日后的历史归宿。应该说这一分析是相当深刻 的，但是否还存在着与这种归宿相偏离的趋向，以及更为复杂的超出单向现代历史发展 观的现代性内涵呢?我以为巴金的《憩园》就是一个与走向延安的历史选择有所差异的 五四启蒙文学的转折性文本。
1958年开展了一场巴金作品大讨论，其用意正如姚文元所说：“巴金作品的讨论触及 了深刻的思想问题，也表明这次讨论是一场深刻、细致而又复杂的思想斗争，主要是无 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也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 片面性的斗争。”(注：姚文元：《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原载《读书》1959年2期。)在 这场读者讨论中，《憩园》成了一个重要的批判靶子。当时对《憩园》批判的重点，聚 焦于一个所谓的作品内在的矛盾上：“作者可能是想通过憩园(公馆名)前后两家主人的 ‘不幸’的遭遇，反映出地主家庭因金钱造成的罪恶和他们的没落。但是由于作者没有 阶级分析的眼光，由于作者没有割断与地主阶级的联系，因此对一个没落地主流露出深 厚的同情，从而导致了作品在基本思想上的错误。”(注：《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 金创作研究小组“谈‘憩园’”》，原载《巴金创作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进而这一矛盾又被归结为作者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他比较强烈地不满意于旧社 会某些不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提倡超阶级的仁慈，基督式的爱；也还没有完全割断 与地主阶级一些人物感情上的联系。”(注：《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 组“谈‘憩园’”》，原载《巴金创作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虽然应该 说1958年的那场巴金大讨论，名为讨论实为政治批判，但平心而论，当时那些批判性的 文章，却在某种意义上比正面肯定巴金的文章，更富于偏激的洞见(注：例如把杨风的 《巴金论》(原载《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王瑶的《论巴金小说》(原载《文学研究 》1957年4期)与北师大中文系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原载《人民文学》1957 年7月号)、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论巴金世界观与创作》、《谈 “憩园”》(均载《巴金创作试论》)相比较，就不难看出这点。因为不论从巴金本人众 多的创作谈还是从其作品来看，巴金1949之前的写作，显然与1949年之后的国家政治理 念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而杨、王的文章，却牵强地(尽管是出自善意地)试图将两者缝 接起来。而后两者则不同。北师大中文系的文章，侧重于对巴金作品中无政府主义倾向 的批判，武大中文系三年级的文章，侧重于对巴金人道主义思想的超阶级性的批判。从 而强暴地绽裂了巴金写作与新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裂隙。)。不仅如此，它们实际上还 相当程度地奠定了以后巴金研究的基本框架。以《憩园》的研究为例，1976年以后的文 章，集中关注的问题还是作品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与挽歌情调的流露之间的矛盾。所 不同的是，以前的文章重在通过揭示作品的挽歌情调，来批判所谓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 ；而现在的文章，则是想方设法调和或取消这一矛盾(注：可参见吴定宇的《一部现实 主义的杰作——读巴金的<憩园>》(《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2期)为《憩园 》对杨老三命运的“惋惜之意”所做的解释。)。应该承认，新时期头十年的巴金研究 ，之所以没能完全跳出50年代的研究框架，是与当时社会整体文学观的水平相关联的， 不能完全归咎于研究者本身的眼界。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热点的转移， 对巴金小说的研究也就相对冷了下来，因而《憩园》的研究也就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化。 然而《憩园》难道就真的没有值得探讨的问题了吗?可能未必如此。下面我准备主要从 主题意蕴的新解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演变这两方面，对《憩园》做更进一步的解读， 以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的复杂性。
悖论的主题：疾病—治疗
巴金在《<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然而我凭空捏造了一 个早熟、沉溺在病态的个人情感里面的‘杨家小孩’，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写得更复杂、 更曲折了。我写了《憩园》的旧主人的必然的灭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没落，可是我没有 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那些腐朽的东西，在我的叙述中却常常流露叹息甚至惋惜的调 子。……我知道当医生的首先要认清楚病，我却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是开方和治好病人。 看出社会的病，不指出正确的路，就等于医生治病不开方。我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 我开不出药方来。”(注：见《巴金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415页，175 页。)虽然这段写于1960年的话，有不少迫于形势而发的违心内容，但是将《憩园》以 及对《憩园》批判的问题，与医病治疗拉在一起却并非偶然，这既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启 蒙传统有关，也与《憩园》这部作品的内容直接相关。或许“疾病—窒疗”就是《憩园 》隐在的主题。就疾病而言《憩园》中至少存在着四类病人。第一类以杨老三为代表， 还包括小虎、小虎的外婆；第二类主要是姚太太(包括杨老三的次子或杨老三之妻)，第 三类是叙述人——作家黎先生，最后一类是杨家长子。与此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治疗者： 一、治疗人心疾苦的作家黎先生——文学的象征体，二、抚慰黎先生的姚太太和关心杨 老三的杨家次子，三、以硬心肠痛割疾瘤的杨家大少爷。他们在彼此的互动中，形成了 复杂的疾病—治疗关系，隐喻性地表现(represent)了中国启蒙文学现代性问题的多重 层面的复杂性。
首先来看第一类病人的代表杨老三。他是造成杨家败落的罪魁祸首，所谓《憩园》反 封建的主题，直接就是由他的命运展示出的。50年代对巴金和《憩园》的批评，已经指 出了巴金对杨老三的批判与同情之间的矛盾，但这并非是巴金世界观中的革命性因素与 非革命的超阶级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杨老三凄惨的晚年、埋名隐姓的悔罪(不是向他 人表白式的悔罪，而是纯粹自我的对自己过去所犯之罪的忏悔)，的确令人同情，每一 个有一般人道感情的人甚至“低贱者”(如杨老三原先的相好，那位妓女“阿姨”)，都 应该想法拯救或至少同情他以及他的同类。可悖论的是，书中这一责任的最主要承担者 ，小说家黎先生，既不能给杨老三以什么实质的帮助，而且还深陷于文学无用的自我怀 疑中；更有甚者，他不仅不能解脱文学无用的重压，而且甚至连手头上正在写的一部作 品都难以完成。
第二类病人姚太太和杨家次子的内心痛苦也是深厚的。她们(这里用女性的“她”，更 符合巴金一贯赋予女性以承载善的习惯)不是家庭败落的造成者，而是受害者，但是她 们又以美好的心灵在竭力维持或说挽留着那一切已不美好，但却又值得人道关怀的败落 的东西。她们不是以简单地弃绝开拓自己的新生，而是以年轻、美丽、温柔、敏感的心 ，去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家。她们是美丽、善良的，也是抑郁痛苦的，她们也渴求他人的 关怀与帮助。正如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姚太太对文学的爱好，绝非出自一般的兴趣或消 遣，而是借助于文学，营造和沉浸于一个想象的天地中，暂时性地摆脱周围狭小世界的 身心束缚。这样，文学之于姚太太这类人就有了心理治疗的功效。就如姚太太对黎先生 所表白的那样：文学作品“不能说是空话……你们是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 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寒天送炭、在痛苦 中送安慰的人。”(注：《憩园》，《巴金全集》(8)，138页，64页。)然而反讽的是， 文学启迪了善良人的心灵，却又把觉醒了的她们置身于痛苦的境遇中独自忧伤；作为启 蒙的文学，不能以解放的功效来确证自己，反而要从无助者那里寻求支持和肯定，不， 甚至是反启蒙：“‘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这 句话不停地反复在我耳边响着。……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眼界。我第一次看见我 自己的无能与失败。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计划全是浪费。我给人间增加苦恼，我 让一些纯洁的眼泪充满泪水。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没有带来一声欢笑。我把自己 关在我所选定的小世界里，我自私地活着，把年轻的生命消耗在白纸上，整天唠唠叨叨 地对人讲说那些悲惨的故事。我叫善良的人受苦，热诚的人灭亡，给不幸的人增添不幸 ……为什么我不能散发一点点热力养活这人世的饥寒?她的话照亮了我的内心，使我第 一次看到那里的空虚。全是空虚，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作品。”(注：《憩园》 ，《巴金全集》(8)，138页，64页。)这样一来，姚太太们的善良和温柔，所支撑的就 不仅仅是几个具体的家庭，而是整个摇摇欲坠的世界。如果没有了她们的敏感、温柔， 不要说已衰朽的东西会更迅速地灭亡，就连那些寻找新世界的文学家们(启蒙知识分子) 也要无地容身了。
分析到这里，就要联系到第四类病人杨家长子。作品对杨家长子着墨不多，国内以往 的评论对这个角色相对重视不够，忽略了与他相关的诸多矛盾之点。(注：倒是有些国 外学者的分析更细致些。例如内森·K·茅就注意到，《憩园》中杨家长子对父亲的无 情与杨家次子对父亲的爱和体谅的双重对照，可能“表现了巴金的本我和超我的矛盾， 即他对父母的恋情与他的悔罪的矛盾”。见[美]内森·K·茅，《论<憩园>》，《巴金 研究在国外》，张立慧、李今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656页。)他可以说是《憩 园》中唯一一个有魄力、能决断但又无情的人。他的弟弟、黎先生甚至包括姚国栋等人 ，毫无作用地而且是似乎有些浪费情感地去关心一个废人的命运，而他却能够冲破软弱 温情的包围，将败家之父赶出家门，去拯救那个残破的家。他的心肠之坚定与无情，甚 至超过了觉慧、觉民这些所谓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激流三部曲》里，完全是一帮无赖 长辈作主变卖瓜分了家产，而《憩园》里杨家长子不仅同意出卖祖业，而且大声地对父 亲喊道：“字是我签的，房子是我赞成卖的，三房的事情我可以作主。我不怕哪个反对 !”正是他的铁石心肠才将自己、自己的母亲以及弟弟，从贫困厄运的边缘中解救了出 来。如果说在他身上体现了巴金的毁灭冲动的话，那么这可能不是本我的弑父冲动，而 是作者内心的通过毁灭来谋求新生的欲望。这个欲望在巴金40年代之前的作品中有着大 量的表现，但却是第一次被作者与无情二字如此彻底地嫁接在了一起。而这种无情不又 正表现了人的恶之极吗?(注：请联想，作品中低贱的“阿姨”对落魄的杨老三都表现出 了同情，而唯独杨老三的两个坏兄弟和杨家长子却能无情到底。)但这恶却是唯一能使 杨家得以延续的力量所在。在这种恶的面前，姚太太、杨家次子、黎先生以及文学的温 情，都被击得粉碎；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不是让人们更对人类的病入膏盲不寒而栗吗( 注：如果我们把杨家长子与“憩园”新主人姚国栋加以比较，可能会对此有更深切的体 会。以往的评论，大都将姚国栋视作第二个杨老三，这固然不错，但是他在作品中的作 用，恐怕并非是简单的批判之靶。他的身份与品格——受过新式教育、叙述者黎先生的 朋友、温和且偶有热心之举的品性，都使他在作品中实际起到了批判缓冲者的角色，帮 助《憩园》拉开了与《激流三部曲》的距离。而且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含混性的文化品 格，固然是他懒散、无进取心、无作为的原因之一，但同时显然也与更多的宽容与温情 相联，这宽容、这温情不是比杨家长子的无情更珍贵吗?另外，也有论者将《憩园》与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相联系，例如汪应果先生的《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版)，但其用意是强调《憩园》斗争的彻底性，而不是着眼于对启蒙工具理性的现代性 的批判。)?
《憩园》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从疾病—治疗角度着眼，也许我们应该将《灭亡 》和《新生》，尤其是《新生》引入分析的视野。这对“姐妹篇”与《爱情三部曲》等 作品一样，同属于描写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在黑暗环境中的激愤、沮丧、理想、失 落、革命、矛盾以及病态。当年《灭亡》发表之后，有人批评主人公杜大新“参加革命 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闷，以革命发挥个人的理想”。而巴金则 说这“未免太冤枉”杜大新了。“他之所以成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 ，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 ”。(注：见巴金《灭亡》的《七版题记》，《灭亡·新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版。)巴金这里辩解的本来用意是要反驳，但实际上却恰恰因为强调了肺病之于杜大新 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从而更进一步地证明了杜大新闹革命的动机不纯。我们可以不去理 会巴金的辩解是否有力，但有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灭亡》中的杜大新是将革命作为 了自己消除不治之症的麻醉品。当然革命并非是唯一的麻醉品，另外还有一个具有麻醉 效应的东西，那就是文学。《灭亡》虽不同于《憩园》，没有安排黎先生这样一个文学 化身的故事叙述者，但文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者。不仅杜大新和其它几个主要人物都 是文学创作或爱好者，而且文学还在《灭亡》中起着教育启蒙、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 作用(注：例如杜大新与其表妹爱情关系的开始与痛苦分离，李冷兄妹与杜大新的结识 ，文学都起到了实际的穿针引线作用。)。就杜大新而言，文学不仅启蒙了他，使他接 近了革命，同时，他又以文学作为抒发自己苦闷激愤情感的工具；在很大的程度上，也 正是因为文学这副药不能镇定他内心病态的激情，无法治痊他愈来愈严重的肺病，他才 去投身更具刺激性的革命暗杀。这样，文学、疾病、革命三者就构成了饶有兴味的复杂 关系。不过由于《灭亡》中杜大新肺病的病症实体性，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 肺病应该对杜大新的心理焦躁和他的暗杀盲动性负相当的责任(正如前引巴金对杜大新 的辩解)。但实际上，杜大新的病症主要是心理上的而非身体上的。更进而言之或许可 以说，革命和文学不仅仅是疗治(哪怕是暂性地麻醉)巴金笔下杜大新这类人物的药物， 而且也可能是给他们身心带来疾病的原因之一。这由杜大新的后来者(或说他的另一个 侧面体)李冷清楚地表现出了。
《新生》的主人公李冷在《灭亡》中与其妹李静淑一道，曾被杜大新的话所震撼，突 然意识到自己“也不能够活下去了。我们叫人爱，我们自己底的生活却成了贫民底怨毒 底泉源：这样的生活现在应该终止了。我们有钱人家所犯的罪恶，就由我们来终止罢… …我们宣誓我们这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 ，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这样的一瞬间在那般甘 愿牺牲一切为人民谋幸福的青年，便是唯一的幸福的时候了。虽然这一瞬间就是贫困、 监禁、死亡底开端，但他们却以安静的笑容来接受。因为他们深切地明白从这时候起， 他们便是做了人，而且尽了人底责任了。”(注：巴金·《灭亡》，《灭亡·新生》89 —90页，90页。)然而这一瞬间并不仅仅是“贫困、监禁、死亡底开端”，更是一个尘 世的具体存在，向抽象、集体的人民、革命捐躯的开始。正是这“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注：巴金·《灭亡》，《灭亡·新生》89—90页，90页。)所蕴含的要求个体牺牲的命 令，使《新生》中的李冷本能地感到了恐惧，这恐惧使本来已“合成了一颗心”(注： 《灭亡》第十一章的标题。)的李氏兄妹再度分裂开来。可以说整部《新生》就是关于 不甘于彻底牺牲自我的“个人虚无主义者”李冷，与代表爱、善、革命、献身的圣女— —妹妹李静淑和爱人文珠——之间的心力角逐。非直接在场的小说叙述者和李静淑、文 珠，都认为沉溺于孤独境遇中的李冷，是一种病态的人生存在，于是她们千方百计地想 拯救他。然而李冷既想靠近这种关怀和拯救，得到心灵与肉体的抚慰，但却一次次地本 能地感到恐惧：“别的路，为什么他们都要去寻找别的路呢?我怕听‘别的路’这几个 字，我不愿意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丧失一切跪倒在静妹和文珠的面前，哀求她们把门打 开让我走她们的路。”(注：巴金·《新生》，《灭亡·新生》196页，172页，175页。 )
如果说被圣母化和圣女化的静妹与文珠，代表了爱对李冷的感召与拯救，那么那几个 不断地来劝说李冷参与办革命报刊的革命者，或可以视为隐喻的文学感召者。因此李冷 对他们劝说的拒绝，就不仅仅是对革命活动的拒绝，也是对(革命)文学的一种拒绝(注 ：巴金的不少作品，文学和革命宣传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这当然不只是巴金个人的文 学观的作品反映，也是时代的一种风尚。无论是五四新青年的文学传统还是18年代末普 罗文学热，都会影响巴金将文学与革命宣传相联系。)。也许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帮 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新生》一开始就把李冷的变化与他放弃诗歌的写作联系起来。生活 与诗歌对李冷来说，曾经是一体的，而现在当他从生活中只看到“黑暗与恐怖”(注： 巴金·《新生》，《灭亡·新生》196页，172页，175页。)时，诗自然是无法再写下去 了。他自己不再写诗。也怀疑其他革命者办杂志能有什么用，他甚至认为“一张报纸， 二份杂志，都是吸吮排字工人底血液的东西”(注：巴金·《新生》，《灭亡·新生》1 96页，172页，175页。)。然而矛盾痛苦着的李冷，未能抵抗到底，最后被圣洁的母性 之爱和同志的革命热情所治愈，摆脱了孤独，投身到了革命之中。但结果却是身体离自 己所爱的人愈远，并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爱、革命、文学拯救了一个个人 主义者孤独的灵魂，但却让黑暗吞噬了他的生命与肉体。
启蒙的承继与变异
现在我想将上述解读放入现代启蒙文学的传统中加以进一步的讨论。对启蒙文学传统 过去的一般看法强调的是单向性的文学对民众的启蒙功能，自80年代末以来，人们逐渐 对启蒙文学反咀启蒙者自身的方向给予了关注；进入90年代以后，更有人从启蒙病理学 的角度，对这一传统进行反思(注：例如黄子平的《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 医院中>及其他》。收于《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社1 998年版。)。这一传统的第一人无疑是鲁迅先生。他的《狂人日记》，撕破了古典传统 自然和谐关系的想象性面纱，创造性地揭示了一个由文学、个体、社会三元素结构在一 起的分裂的文学世界。分裂的三要素——文学、个体、社会——之间及其自身的分裂， 是鲁迅文学世界的基本特性；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这个世界又是被无边的黑暗所笼罩、 所渗透的整体性世界。于是存在于这个具体世界中的个体，就在意识到了完整世界的分 裂之后，只能是孤独而绝望的挣扎、奔突不已(注：这在《长明灯》、《野草》等作品 中有着非常生动的呈现。)。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鲁迅对文学启蒙功能实效的深刻怀疑 。鲁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坚定地面对并执着于这一分裂而又被黑暗浸透的世界，从而 使得他的文学写作，至今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自鲁迅之后，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就是围绕着鲁迅所分裂出的文学、个体、社会 三元素的不同侧重和纠葛展开的。
例如，五四时期的郁达夫和丁玲，就比较关注个体身体的感性存在状态。《沉沦》中 的主人公，深受肉体欲望的冲动与道德伦理的自我约束冲突的煎熬而难以自拔。浸淫于 西方浪漫主义的作品，放情于自然山水和深陷于抑郁的情感之中，成了他的基本生存方 式。而莎菲女士则以近于自暴自弃式的行为与情感，来书写自己的命运。在这里，文学 既是自我身体征兆的书写，又是个体自我治疗的医师。这种文学对个体身体的大胆观照 ，在当时很自然地被解读成了个性解放的表现，因而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除了这些大 家，更有不少的五四青年，直接就把文学简单化为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解放自我、解放 社会的武器。
但是被时代文学所解放、所启迪了的个体，并不是那么容易承受随现代意识而来的强 烈的孤独感，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在寻找想象性的庇护之所、归宿之地或温暖的怀抱。于 是《沉沦》的主人公在最后欲结束自己的生命之际悲怆地呼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 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而莎菲女士的创 造者——丁玲，也很快写出了《水》这种普罗文学作品，将个体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 大海中。不过新文学由五四的重个人解放向无产阶级文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文学家们 自动地、心甘情愿地完全放弃对文学、身体和社会的个体性把握。在他们以激情书写革 命文学的同时，那些狂热的普罗文学家们，将自我放大成了革命和无产者的化身，以为 革命的暴力就是时代知识者自我狂欢的盛宴。这也正是为什么二三十年代之交，革命加 恋爱题材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巴金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闯入文学世界的，他受到了五四文学和普罗文学的双重 影响。大致可以说，《激流三部曲》是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产物，《灭亡》、《新生》、 《爱情三部曲》则更多地接受了普罗文学的影响。这两个题材系列的作品，被不少评论 者实际性地处理成了先后相继的两个文学创作阶段(注：不少评论文章的论述结构安排 ，就体现出了这一点。例如王瑶的《论巴金小说》、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二册、第九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第十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都先讨论受到所谓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第一系列作 品，然后才讨论以《家》为代表的《激流三部曲》。这种结构安排的用意，主要在于说 明巴金文学创作的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的评论都是如此。例如杨风的《巴金论》，虽 然也先讨论了巴金的“安那其主义”，但却是把《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 这一系列作品，处理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发展，即意味着作品主人公们由反抗封建家 庭、冲出封建家庭牢笼，然后走向社会革命实践。尽管这两种安排的时序有所不同，但 其对巴金这一阶段作品按线型时间来编排的逻辑则是相同的。)，但我以为还是按其本 来情况，将它们看成是共时性的并行系列为好。以《家》为代表的《激流三部曲》，更 细致、具体地发展了五四文学反封建家庭的主题，也就是说，它对中国传统家庭作了更 为封建制度化的表现。这只要与五四时期的《斯人独憔悴》、《海滨故人》、甚至《伤 逝》等反抗家庭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一目了然了。但同时，《 激流三部曲》又加深了五四文学青年写作的另一个趋向，即把鲁迅开启的那个分裂但又 被黑暗一体化的文学世界，加以了具体化的空间分割。分裂且又黑暗一体的世界，被切 割成了封建家庭/自由的外面世界；随之，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道德品质也被空间切 割和分群化了。例如，《激流三部曲》中的高氏家庭，就是由不同的小家——“房”组 合而成的，这虽是传统中国大家庭的“自然”结构，但当这些不同的房与反封建制度这 个主题相联系时，当它们与每房中的人在反封建与否这个问题的相对不同的群体性表现 结合在一起时，就不再是自然的历史家庭结构，而具有了准现代二元对立结构的性质( 注：就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来看，那个世界是符合二元对立逻辑的，但其具体程度还远 未达到完全化的严格对立程度，所以称之为“准二元对立”。)。面对这样一个二元对 立性质的世界，巴金与他的五四兄弟们一样，基本都是乐观主义的，都想象着一个能给 予年轻人以新生庇护的外面世界。
然而《灭亡》、《新生》等作品展示的外面世界，不但不精彩反倒很黑暗。巴金对这 黑暗世界的处理，是要比《激流三部曲》更二元对立化，而且那些已冲出家门的革命青 年，对这黑暗世界的反抗，也意味着作者对具体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但其中是否还 包含着更为复杂的作者本能的恐惧感呢?前面对《灭亡》和《新生》的分析，已经给出 了肯定的答案。这里存在的恐惧，是被卷入革命的个体，对失去自己身体控制权的恐惧 ，是对文学不能再自由地处置自我身体感觉的恐惧，是对文学超脱写作者而反转过来控 制写作者的恐惧。也许正是这些恐惧，促使了巴金作品中的许多主人公们，一方面极力 摆脱家庭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下意识地通过爱将已割断了的家庭纽带隐晦地连接起来； 或寻求一种彼岸的寄托，或寻求此岸的慰藉。(注：如李冷姐妹虽下决心与自己的剥削 家庭断绝关系，但他们对母亲的爱却始终如一，甚至《新生》中的李冷，还把母亲、妹 妹李静淑、爱人文珠联成一个爱的统一体，一脉相承。对这种阴性的母爱，李冷和妹妹 的看法存在着差异。妹妹以为爱能代替恨拯救自我、拯救人类，因此爱是属于人类的； 而李冷则本能地感觉到它应该是属于自我的，因此他曾痛恨夺去了他之爱的革命者杜大 新、痛恨革命、痛恨人民。所以，爱在前者那里辉耀着圣母的光辉，而在后者这里更多 肉体的感官色彩(如《雨》对吴仁民躁动的身体感觉的表现)。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他们， 不，是矛盾的巴金，在争夺爱的归属权。)应该承认正是这种爱的寻求，决定了巴金对 黑暗、孤独的表现无论有多么强烈，都是有限度的，而不像在鲁迅那里让人感到黑暗、 孤独无所不在，无地逃遁。但是，也许正是那些接近鲁迅风的怀疑、恐惧及黑暗意识， 使巴金这样一个大力表现青年反抗、青年革命题材的作家，始终难以摆脱强烈的内心矛 盾，使他在1949年之前，基本上保持了中间作家的身份，保持了一个独立写作者的姿态 。
然而，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要想保持中间立场的独立身份并 非易事。历史带给中国现代作家们选择靠近特定党派立场的压力一直存在，而且随着历 史的推移压力愈增。这种压力的增递，似乎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周期脉动相当一致，几 乎是每隔十年，立场选择的压力就要骤增许多。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坛发生过一次 集体性的立场变迁，如普罗文学狂飙骤起，鲁迅向左翼文坛进一步靠拢。30年代末、40 年代初，似乎又是一轮作家立场转变的高峰期。虽然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统 一战线，促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各派不同的作家都团结在了抗日救亡 的大旗下。但是历史对文学立场选择的压力，却在表面的大团结下暗中激增。早在由上 海到武汉再到山西最后至延安这个战时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流亡大迁徙的路途中，严峻的 分化就在进行着：萧红就是在最后一站放弃了延安，转向南方。而那些最终落脚于延安的文化人们，也并非随之就结束了自己的选择，一场更严峻的政治考验降落在了他们的 头上。
当我们把上述这一切与《憩园》乃至第三个文学十年时的巴金联系起来思考时，黄子 平所指出的那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气氛”(注：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引 自《批评空间的开创》，317页。)，就不仅仅局限于40年代初的延安，而是弥漫、笼罩 了整个延安、国统区甚至沦陷区(注：如此时刚走红的张爱玲所流露出的紧迫感：“呵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 及了!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 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 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见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引自《张爱玲散 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86页。)。在这样的历史参照系中，也许我们就 不能从单一的意向角度，去理解40年代巴金的“归家”之感。不错，巴金40年代的写作 ，是流露出了一种其先前写作很少有的归家之感，温情也更多地替代了以前的批判与悲 愤，写作“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 示”(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66页。)。但是仔细分析巴金这个时 期的写作，我发现，这种归家的渴求、忧郁悲凉的温情，其历史指向并不一定与钱理群 先生所揭示的4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的心路指归完全一致。30年代的《激流三部曲》 ，表现的是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史，作者基本是取一种俯瞰、由外向内的角度，来透视他 所表现的对象(尽管作品的年青主人公与作者情感、生平经历的相似，在很大程度上遮 盖了此点)。而40年代的巴金所描写的家庭规模，不仅在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他相 当程度上放弃了由外到内的解剖式观察视角与态度，叙述者或者作为所描写的家庭的朋 友，或者相当深地潜藏于他笔下的那些善良、无助的人物心灵中，以一个家庭成员的心 态去关心它、表现它，从而使作品渗透出对家的深深的留恋与哀惋。但是这些家庭却是 无助的、濒于消解的。我们固然不难将《憩园》之家的消解，归之于寄生性的败家的行 为，甚至也可以将《寒夜》之家离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归之为汪老太太的封建思想；但 是更为重要的隐性原因，是巴金文学写作的另外一根精神命脉、他的生命灵魂的寄托— 爱—的断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其断绝到来之前的强烈的预感。而这正回答了明兴 里的疑惑：“奇怪，为什么小杨不是她(指姚太太——引注)的儿子?母亲，儿子，是巴 金两个最伟大的爱情。”(注：明兴里，《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法]明兴里著，王继文 译，文风出版社1950年版)，82页。)是啊，母子之爱几乎可以说是巴金写作，不，是巴 金生命的永恒主题。正是母亲那里，少年巴金接受了爱的最初教育(注：参见巴金的《 忆》。)；《灭亡》、《新生》中的李冷兄妹，虽决心要与旧家庭割断联系，但却更加 珍视母子之爱；《家》虽缺少对此的描写，但《春》，尤其是《秋》中的母亲，却大都 对自己的孩子有着本能的呵护。然而巴金笔下40年代的家，不仅出现了明兴里所发觉的 错位安排，更存在着母子之间的深深的隔膜、相互猜疑，甚至是戕害。因此，这些“末 世之家”的衰亡，也是爱之归宿的消亡，应该有所珍爱的传统文化最后寄居地的消亡， (注：注意《憩园》中杨老三能使读者产生怜悯之心的“正面”因素，不仅是他后来的 忏悔表现，还包括他的那些古典艺术的修养。)和个体生命暂寓之地的消亡。很可能正 是意识到这些，40年代的巴金才把家的毁灭，肉体生命的脆弱、短暂、无常，表现得那 样刻骨铭心：即几乎在没有任何外在意识形态的包裹下，来写家的毁灭、生命的死亡和 青春肉体之身的无处着落(注：巴金早期作品也传达了青春生命的肉体饥渴感，但是那 时的这些肉体冲动，往往被理性的叙述者置于一种应该受到抑制、受到贬低的位置，而在《寒夜》中，作者对树生的物质性的生理渴求，显然是没有多少批判意味的。不仅是 对树生的描写，再想想同事对钟老的“‘会生活’，‘会享乐’，‘会安排生活’”的 评语(《寒夜》第四章)，与他的暴病而亡的对照。也正是在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无常的对 照下，陈主任这个能发战争财的人，似乎也都没有太过于严厉指责的理由，而且实际上 作者也没有对他做任何有意的贬意性描写和交待。)。所以，我们或可以同意明兴里对 巴金家庭题材作品的编年解读(注：明兴里《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的第三章，“‘家’ 的创作者”，由这样四节构成：“被威胁的‘家’：《激流》”、“分裂的‘家’：《 憩园》”、“动摇的‘家’：《寒夜》”、“团圆的‘家’：《火》”。)。出于仁爱 精神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肯定，法国学者明兴里特别注意到了，在《火》的第三部 中，田惠世的父亲为他找了一位他并不认识的女子为妻，以五四文学观念来看，这是十 足的包办婚姻。但是田惠世不仅愉快地接受了那女子，而且她还给他带来了幸福。结婚 一年后，田惠世遵从父亲的意思，离开家庭出门学业。但这并未造成恩爱夫妻的不幸， 反倒增进了他们的情感。这样的情节安排，与《家》的同类故事真不啻是天壤之别。当 然，将爱与基督思想联系起来，在巴金而言并非始于《火》，早在《新生》中两者就被 有意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那时基督思想的爱、母爱、女性之爱，主要的是支撑和 引导青年人走向革命新生的力量，而并非是对历史大灾难到临之前的对永恒之爱的最后 的幻想。读者也许有理由不把这一切解读为巴金对他所钟爱的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反思 ，但至少可以肯定，它不是单纯的思想意识的开倒车，更不是导向延安归宿的表征。巴 金把对一个美好家庭的乌托邦构想，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就足以说明他探讨通向另一 条归家之路的意向。是的，历史结局无情地粉碎了《火》的幻想，其实巴金自己也早已 预感到了将要到来的“更大的破坏”，否则他也就不会在《火》之后完成《憩园》和《 寒夜》了。或许巴金深邃的目光(或说敏感的神经)比这看得还要辽远。从杨家长子的清 醒、决断与无情，读者是否也可以体味到，巴金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恐惧呢?也许正 因为这种半清醒或半本能的恐惧，促使巴金在情感上更多地投向被它早年无情批判过的 传统文化。
余论
行文至此，本文所欲讨论的问题已基本说清楚了，最后我还想花点笔墨对“憩园”这 个名称做些探讨。就我所接触的材料来看，人们对此问题并不重视，这也许是受巴金自 我解题的影响，真的就把“憩园”视为了写实性的随手而得(注：巴金曾说过，“憩园 ”曾是他三叔(杨老三的原型)一处宅的名，见巴金《谈<憩园>》。其实稍加分析就不难 看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憩园”的原型主要是巴金旧家的小花园，它的原名并不叫 “憩园”。)。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文字中，主要有两种观点比较鲜明。一种认为：“《 憩园》在艺术风格上受契诃夫的《樱桃园》及《未婚妻》的影响很大。作品里的‘憩园 ’也具有‘樱桃园’那样的象征意义，那位俄罗斯少女安涅说：‘整个俄罗斯是我们的 花园’，难道整个中国不也像这座‘憩园’吗?它们的旧主人是不配统治、占有这美好 的形象的……”(注：曼生：《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万岁!——评巴金的<憩园>》，收 录于《巴金作品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339页。)。“第二种意见则把 “憩园”比作玩偶之家，因而“作品结束时提到的大仙祠被拆毁并在原地基上修建纪念 馆这一细节，就应该被理解为是对那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赞歌”(注：汪应果：《巴金 论》，230页。)。这两种解释，直接的比附虽是一正一反，但结果共同指向对新时代、 新生活的呼唤。很显然，这些论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是受传统中国革命历史发 展观的影响，二是要为巴金平反，涮洗《憩园》反封建不够坚定的评判。用意无疑是良 好的，但结果无非是给忧郁、哀惋的《憩园》，硬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而已。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憩园”这一书名呢?说文解字，“憩园”中的“园”字无 理解困难，无非是就是“花园”、“园子”之类的意思。关键在于那个“憩”怎么解。 “憩”有休息之意，现代汉语常与“小”字相联，构成“小憩”一词，也即做短暂休息 之意(巴金当年开始写作《憩园》时，就曾在一个名为“花溪小憩”的地方住过)，这里 它与“园”字搭配，是否就是指那园子不是久居之地，不过只是暂时休息或寄身之所。 其实这种含义巴金自己早有揭示。巴金《谈<憩园>》中，就是把《憩园》的真正原型， 放在一种漂泊旅居的动荡时序结构中加以介绍的：巴金有心写杨老三的故事，是在1941 年1月重回成都的时候，离作者第一次离开家乡已有十八年之久；故居门上少年时代的 对联早已在作者归乡之前，被新主人题改为了“怡庐”二字；而1941年作者重归时，“ 看见的不再是‘怡庐’，却变成了‘藜阁’了；后来它的门墙上又钉上了“战旗文工团 ”的牌子，虽然作者说，故居终于“找到了适当的新的主人”，但这新主人却是要将他 的旧主人与这所老房子一道“彻底的改造”的新主人(注：此段这几处的引文均引自巴 金《谈<憩园>》。至于巴金的故居，早已拆除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一直视改造社 会、改造人生、改造中国，为无可旁贷之责任，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们却不仅面 临被彻底剥夺神圣启蒙使命的危险，而且自身也正在被全方位地定位于被教育、被改造 的历史位置。正是这种历史奇变的前兆，前所未有地向部分启蒙知识分子，揭示了五四 新文学(文化)传统和启蒙知识分子与他们所批判所改造的“旧中国”、“旧文化”之间 的依存关系。也即正因为有了杨老三这样需要批判、需要改造、需要拯救的沉沦者，有 了姚太太、杨家次子这样需要关心、需要爱护的善良者，有了姚国栋这样亦新亦旧的朋 友，黎先生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才有了存在的价值，他们的灵魂才能在他们所批判、 所改造、所关心的对象中，得到暂时地栖身。在小说的结尾，黎先生给读者这样交待了 他决定离开“憩园”的原因：“这一夜我失眠，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我想 到走的事情。的确我应该走了。我的小说完成了，杨梦痴的故事完结了，老姚夫妇间的 ‘误会’消除了。我的老朋友在另一个地方等着我去。我还要留在憩园里干什么呢?我 不能在这儿做一个长期的食客!”(注：见《巴金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15页，175页。)就这样，巴金借黎先生之口，替五四文学和文化向它最后的暂居地 ——半明半暗的“憩园”，提前书写了历史的墓志铭：“大仙祠”正在拆毁中，“说是 要修建什么纪念馆”，“明年”黎先生肯定是不可能再重返“憩园”。当那半暗半明的 历史时空和文化时空，当由鲁迅的现代灵魂所建构的分裂的文学世界，被延安的太阳照 得通亮透彻之时，五四启蒙文学不就被新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所代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