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城市住宅规划的三重危机及其社会效应
——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谈起
温 权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在城市规划学语境中，检视西方社会不合理的居民住房调配机制及其产生的负面政治效应，是曼纽尔·卡斯特揭露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内在隐患的重要理论支点。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域下，通过分析市场条件下受资本逻辑裹挟的差异性群体，在城市总体空间布展或局部景观改造中，各不相同的地理坐标选择与更换能力，引申出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住宅规划体系无法逾越的三个障碍。其一，是凌驾于居民实际需要之上的盈利性房地产开发模式，对具有不同货币支付尺度的劳资双方彼此居住地点的非正义性划分。其二，是植根于资本长时段积累目标之内的城市区域性重建活动，对处在商品消费序列底端的边缘人口之房屋所有权与空间迁徙权的非正常性褫夺。其三，是游走于政府宏观调控与资本价值剥削之间的土地规划举措，对已然失去安居环境并亟待重获定居寓所的工薪阶层之非及时性救济。应当说，它们都是资本累进增殖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结构性矛盾的空间症候。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平稳运行的两个必要条件，二者的拮抗关系势必引起社会权力格局的间歇性动荡。而在卡斯特看来，这是集体消费危机对激进革命情势的触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力再生产；住房规划；城市隔离；空间权力
市场环境下，与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密切相关的现代城市住房规划体系，构成资本空间积累的必要条件之一。据此，曼纽尔·卡斯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棱镜中，围绕分别隶属资本生产链条不同环节的差异性群体，在城市地理格局内的空间定位与迁移问题，渐次揭示出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逾越的制度性藩篱。他指出，所谓住房规划“实际上是城市组织方案的具象化。它潜在的包含着我们已然确立的社会-政治逻辑，并通过与处在制度中心的政治霸权体系的链接，而进一步成为所有规划路径的组织性基础”[1]147。因此，在卡斯特看来，西方城市住宅规划的合理性外延，必然以资本逻辑的政治合法性为内在限度。而这同时表明，资本自身固有的机能性风险，将在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景观当中被彻底泛化，并最终衍变成足以动摇整个西方社会秩序的否定性力量。其中，包含三方面内容：
开放优势：1、对外开放载体日益完善。2012年9月国家批准宁夏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赋予宁夏先行先试的政策。2013年12月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营，作为宁夏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和扩大开放的重要窗口。2、对外开放通道不断健全。宁夏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充分发挥向西开放的独特优势，构建陆上、空中、网上丝绸之路，以内通外联的立体化开放通道，将宁夏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首先，是盈利性的房地产开发策略按照个人或家庭的货币给付尺度，赋予差异性群体不平等的住房选择权利，并以看似中立的技术性手段将其分别安置于界限分明的等级性城市板块之内。从而，既强化了劳资阶层间本就十分尖锐的空间对峙，又削弱了被多元地理坐标修饰的工人群众可能引起的政治反抗。其实质是资本生产的特定形态，利用货币理性的地缘筛选效应，对大众空间身份的制度性规训。[2]203-205;33-37其次，是间歇性的城市景观改造计划根据资本长时段有效积累的即时性要求，以“创造性破坏”的极端方式，对构成社会底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地点变更权的双向褫夺。这不仅意味着被财富分配体系排除在外的城市边缘人群，在有关空间占有和使用问题上，较之于资本累进增殖目标的绝对劣势；更突显出，“旨在实现区域性生产转型、地方性高动态消费，以及财富象征性划界的城市局部重建方案，对时刻面临被驱逐风险但无法在他处购置全新寓所的弱势群体，进行强制剥削的残酷事实”[3]330。再次，是受财产私有制裹挟的国家土地宏观调控机制，因屈从于资本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异化逻辑，故而无法为已然失去居住场所并亟需重获安居环境的工薪阶层提供及时且必要的社会救济。这集中表现为，意欲弥补城市刚需住房供给缺口的公共行政举措，无法遏制“已然被土地投机活动操纵的房地产市场之于城市景观的彻底商品化浪潮”[4]312。从根本上来说，该状况不啻为资本循环体系被迫修复自身空间再生产困境时，必然遭遇制度性瓶颈的地理学投射。
不难看出，卡斯特对西方城市住宅规划之不合理状况的实证性分析，再度确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论断，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可能面临风险的理论预见力。无论是以货币支付额度为参照标准的等级性住宅分布序列，对居民空间坐标的强制凝定与非法消弭；还是寓于资本逻辑当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对盈利性土地开发模式进行干预时的乏善可陈，都突显出资本空间积累与构成其前提的劳动力再生产之间，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这被卡斯特视为资本主义城市集体消费危机的外化。它不仅从内部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还从外部营造出旨在颠覆整个资本运转体系的激进革命情势。因此，当代西方城市住宅规划体系的危机，同时又是否定资本非正义社会秩序的契机。
一、房地产市场的地理筛选效应与城市总体空间布展的等级性序列
卡斯特对西方资本主义城市住宅规划格局的反思，以日常生活中居民劳动力再生产的阶级内涵为切入点。对此，他在有关城市属性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中专门强调，“城市单位不是生产性的单位，与之相反，它囊括了居住以及‘日常性’的特殊确定形式。即劳动力确定片段的日常空间。……而这又是关于生产力再生产过程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对它的理解就只有通过它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内在关联，以及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而得以明确”[3]445。从中不难看出，为资本逻辑形塑的城市地理景观，本质上是阶级博弈的空间性产物。而包括居住环境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再生产，则是充满了私人阶级压力的奇特混合。并且，决定个体生产生活得以赓续的社会习俗与传统，也同样处在这个等级化的制度性场域之内”[5]11。因此，所谓现代城市住宅规划，是与居民劳动力及社会关系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地理性节点，依照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阶级结构在社会空间中的总体布展。这在卡斯特看来，又直接表现为具有不同货币给付尺度的城市差异性群体，被资本房地产开发机制分别安置于居住条件存在巨大悬殊的不同区域。其中，涉及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板块：
缺钾症是大豆上普遍发生的生理性病害，造成子粒品质降低。首先在新叶尖端或边缘呈现黄色斑，逐渐扩大到叶片中部，以后除主脉及支脉附近保持绿色外，都呈黄色。后期黄叶边缘枯焦，向下卷曲。子粒皱缩，呈畸形。防治方法：精耕细作，避免连茬，减少钾肥耗竭；发病初期，及时追施草木灰或硫酸钾肥，有一定防治效果。
第一，受城市地理疆域持续性扩张和周边人口大规模涌入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迅速勃兴的现代房地产开发市场，将成为资本操控个体空间属性并利用货币逻辑强化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应当说，城市体量的增大与劳动力的区域性集中彼此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6]301。然而，城市相对迟滞的自我完善节奏，通常无法与劳动人口地缘性聚集的时机相吻合。这就衍生出有限的住宅用地资源同不断提高的居民安居需要，二者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于是，在资本逻辑的调节限度之内制定行之有效的城市住房规划准则，就成为西方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卡斯特以实证的方式将其大致概括为：
住宅地点的分布与生产分布的一般法则相关，并且也是依照主体的社会能力所重组(regrouping)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将依据他们的收入、专业水平、受教育程度、种族与年龄等。因此，对城市阶层的讨论就与社会阶层体系相关，并且其中社会性距离具有强大的空间表达方式，即城市隔离。在城市隔离中，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将地区整合进高度内在一致且与他者具有高度社会性差异的区域。而后者通常具有鲜明的等级性。[3]169
第二，受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和城市住宅等级性划分等空间因素的影响，而日趋离散化的现代社区规划结构，将成为劳动群体自我分化并反复进行异化社会关系无意识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事实证明，作为房地产市场自然运行的消极后果，为货币筛选机制操纵的隔离性“住房混合体已然把城市分裂为不同的地区。而在某些时间、某些地方，在适合的条件下，这种地区又成为拥有共同态度和共同利益的可能独立辨识的社区的基础”[11]223。于是，原本统一的城市辖区就被资本循环序列依次拆分为彼此孤立且携带明显政治分歧的碎片化空间单位。后者又进一步为城市各阶层人群展开日常生活和参与政治实践设定出地理学边界。对此，卡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资本逻辑将“汇聚在一起的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及其承担的城市职能整合进资本总体运转体系”的狡计。它以看似中立的技术性规划手段，促使统治阶级的利益或意识形态霸权得以最大化。[1]87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则是以细化居民空间身份的方式，转嫁已然十分尖锐的劳资矛盾。不可否认，当“住宅市场的运作，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将工人阶级划分为轮廓分明的亚群体，而这些亚群体又占据着城市极不相同的各部分”[7]263时，围绕城市资源的争端就不可避免地被泛化了。其后果，不啻为城市各阶层人群为最大限度地占有社会资源，并防止他者染指其既得利益，而以共同居住的社区为地理坐标，自发构建出彼此敌对的非阶级性联盟。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业已变为一种与稳定的重复性景观的义不容辞的消费密切结合的纯粹的重复性琐事”[12]181。这被卡斯特视为，资本权力通过社区的空间壁垒向个体日常生活全面渗透的社会效应。它既表明货币关系对主体间天然社群关系的取代，又意味着总体性的城市空间想象行将崩解。其中蕴含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城市契约的终结标志着社会契约的终结”[13]356。而在群际协作已然不可能的社会环境下，普罗大众反抗资本空间剥削的能力也被无情地削弱了。
正是基于上述状况，在另一方面，城市不同区位之间的隔离效应才日趋显著。而这不过是具有充足购买力的资产阶级利用货币筛选机制对自身空间优势的刻意维护，以及对劳动者居住地点的非法凝定。毋庸置疑，立足于资本逻辑且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断完善的房地产开发市场，之于居民住房选择权的定位，必然以群际间的恶性竞争为出发点。这就造成，处在资本财富分配体系边缘的低收入群体，因有限的货币购买力而严重地阻碍并限制了他们对自身生活空间的把握与占有程度。进而，在缺乏主动选择权的情形下，他们只能委身于条件恶劣的居住环境，而后者往往是资源贫瘠且治安混乱的没落街区。[8]131与之相反，资产阶级则凭借绝对的空间垄断权力，在“工人高度集中，种族社区性聚集和移民被迫落脚的传统底层地区之外，创造出最终为上层人群的住房规划奠定商业基础的有利条件”[1]108。围绕旨在改变土地占有与使用的社会功能性与符号性导向，他们营建出“一些小圈子来逃离那些苦海。并于城区、郊区和远部的门控封闭社区中，惬意地逃脱了……任何长期的威胁”[9]465。于是，就形成了以“贫民窟—富人区”为基本区分标识的二元城市格局。对此，马克思曾尖锐地批判道：“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使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10]757-758不难看出，在资本的财富分配序列和政治规划格局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差异性住宅社区，是履行资本剥削职能或承担被剥削后果的社会各阶层人群，强化自身空间身份的地理性标签。
显而易见，卡斯特从中归纳出资本城市住宅规划的两个重要特征：即个人社会能力的大小决定其居住地点选择权的高低；以及由此形成的住宅分布格局将具有明显的阶级隔离属性。一方面，对于前者而言，市场条件下衡量个体社会能力的重要尺度，就是他所拥有货币数额的多寡，而这又与其在资本循环体系中所处的层次密切相关。该状况集中体现为，“一个人对住宅类型和地点的选择受到个人和家庭是否有能力支付租金的支配。而在这种对住宅的‘资本主义支配’中，则发展出了市场与住宅区和社会阶级的细微等级区分同社会条件之间的密切关联”[7]218。如此一来，住房地点的选择问题就被还原为隶属不同阶级序列的城市居民，自身的商品购买力问题。而作为其中的关键性调节因子，以盈利为旨趣的房地产开发策略则默认了一个基本前提，即居民“介入房地产市场的程度总是与其获得信用的能力相匹配”。后者通常被卡斯特视为个体“即时性的收入水平、稳定且可预测的长时段收益，以及就业可能性的函数”。它们共同折射出“城市生产体系与社会空间等级内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并因此佐证了个体住房选择的一系列限制性标准(例如定期支付房租的能力、维持住房开支的资质以及家庭的劳动规模)，总是被私人市场所算计”的客观事实。[1]22-23
在调出的3109份病历中，以《中国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目录》[3]为依据，对老年患者的用药潜在风险情况进行评价，共有2545份病历存在潜在不适当用药的风险，占81.9%。按药品类别和名称分类，涉及12类36种药物共计5516例次存在潜在不适当用药的风险（1份病历可能同时存在多种药物的潜在不适当用药的风险），其中占前四位的是呼吸系统用药、血液系统用药、内分泌系统用药和神经系统用药，见表2、表3。
1907年夏，年届不惑的蔡元培远赴德国，开始为期4年的游学生涯。第一年在柏林度过，次年暑假入莱比锡大学，在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期间，蔡元培结识了但采尔。他在《自写年谱》中说：“在文明史研究所，与但采尔相识。但氏汉堡人，面微黄，颇心折东方文化，治民族学，其毕业论文之题曰《象形字》，其中中国象形字一节，我代为选择。”[2]458蔡元培的德语水平不是很好，对课堂上未听清或不了解的内容，常向但采尔等求教；但采尔常就东方文化的一些内容与蔡元培探讨，蔡元培也为其撰写毕业论文提供了一些帮助。
事实证明，城市区域性改造对底层群体住房所有权与空间迁徙权的双重剥夺，可视为资本价值积累“物”的尺度对个体生存需要“人”的尺度的全面压制。作为吸收资本剩余并随时与资本生产节奏保持一致的空间策略，反反复复的城市破坏性重建无疑使“穷人、弱势群体和在政治权利上被边缘化的那些人总是首当其冲且受到最严重的影响”[20]17。因此，无论它规划出怎样的地理蓝图，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资本内在阶级属性的表达。其中，“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作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6]304。这全部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空间条件，并为资本的地理性剥削提供充分的依据。
二、区域性重建的地理剥削效应与城市局部景观改造的破坏性后果
与居民住宅规划的总体空间布展相对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对自身局部地缘景观的间歇性改造。较之于市场机制下，房地产开发策略之于个体地理坐标的柔性规训，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区域性重建计划，通常带有明显的强制属性。这可视为资本长时段有效积累的内在空间性要求。对此，马克思曾专门谈道：“资本生产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7]33投射于具体的城市维度，这往往意味着前者特定的地理区间被商品市场持续的资本化。而时间对空间的消灭，则表明资本积累“物”的尺度，对某一区域自然属性的褫夺。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暗示了，“资本以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种表现自身物质特性的地理景观”[18]247。其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一个固定空间的生产……与它自己在特定历史时刻上的积累动态相匹配”[19]58。因此，资本累进增殖所需外部条件的变动不居性，决定了为其形塑的城市地缘格局时刻处于自我重构的状态。结合相关的政治性因素，卡斯特进一步归纳出西方城市风貌变迁的一般特征。他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以社区隔离为标识的劳动群体自我分化，往往伴随着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无意识接纳和自发性再生产。对于卡斯特而言，这无疑是资本城市住宅规划的最终目的。既然“住宅通过传递社会的所有问题，已然在社会结构中……作为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所有涉及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有害效果’，就都能以无差别的一般社会形式将自身纳入其中”[3]189。言下之意，就是说分散于城市住宅“碎片”之内的原子化孤立个体，将不自觉地与资本地缘性生产和积累的节奏保持一致。从宏观上来看，“分割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购买、出售和使用的具有渗透性的一个方面，它使工人多样性的分离性具有一定秩序，并据此为工人之间设置了障碍”[14]58。而所谓的“秩序”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后者既通过货币地缘性筛选的方式，在劳动阶级内部强制营造出存在利益分歧的隔离性定居区间；又凭借“政治力量与技术手段的不断集中确保了资本增殖体系的长时段利益，对地方特殊主义倾向的持续消除”。从而，毫无悬念地将各自为战的劳动群体之“分散聚集的功能整合进以资本为中介的相互依赖性生产系统当中”。[3]23从微观上来讲，随着落后社区内群众的日常生活样态被贬低为“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以“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10]318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举措，势必导致底层人群的现实处境长期陷入被孤立的状态。加之与社会关系再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文化设施因资本的地理性不平衡发展与隔离效应[3]211，而丧失沟通可能性的弱势群体，就只能“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割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在家庭和工作两点一线的方式中生活，重构或解构他们的生活已变成了一种徒劳”[15]233。这就从根本上遏制了弱势群体跨越空间壁垒的能力，而只能在被优势区位隔离的落后社区找到所谓的避难所。
城市化的过程因此成为对空间层次的社会动态性表达。也就是说，在以历史的形式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方国家当中……城市扮演了政治与治理的关键角色。它不仅控制了生产以及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的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还通过将地方性的功能整合进行政体系的方式，引起了相应的财产性后果。……其中，空间(交易市场)对时间的优先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3]44-45
（一）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反思。教师要引导学生多思考，在设定问题时要精心选择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使学生的思维发散，学生自然而然就会思考。还要鼓励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总结与反思，使学生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记忆。
经过几代艺人的改进，吕剧艺术逐渐成熟。吕剧善于运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群众语言作为剧词，并以此来塑造人物形象。吕剧自东营入济南，后风靡山东，吕剧班社活跃在鲁、冀、苏、黑等地，影响遍布全国，成为山东独具特色的地方戏。
显然，卡斯特在此指认了城市建设(或改造)节奏同资本政治旨趣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运转体系，具有“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的异化倾向[10]686，因此为资本逻辑形塑的城市景观必然以吸收和转化即时性的剩余价值为首要任务。这就引申出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空间体量持续扩大，与其内部区域结构阶段性调整的辩证关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城市化在吸收剩余资本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不断地扩大其地理范围”，但“代价却是一个不断地建设性摧毁的过程，它意味着对城市大众任何一种城市权力的剥夺”。[20]23而这在卡斯特看来，首先是以区域性拆迁为主要内容的城市重建计划，对居民住房所有权的强行消解。后者集中表现为，“在同一地点重建先于拆除，从而在合理租金的层面，使被驱逐者重新获得住房的要求与整个城市重建事业的基础背道而驰。它要实现地区职能的转变，并引入一种强大的消费动态性(要求强大的支付能力)以及象征性的标签(与居民的社会地位相关)”[1]112。不难看出，所谓的城市重建计划本质上是以极具政治倾向的技术性手段，促使个体的空间权力向资本一端持续让渡。如此一来，伴随着城市空间属性的变化，资本实现自身长时段有效积累所需的地理条件就更加充分。而“那些创造出了精彩而令人振奋的街区日常生活的人们却输给了房地产经营者、金融家和上流阶层消费者”。他们构筑的“共享资源品质越好，就越有可能被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利益所侵占”。[20]79换言之，城市局部景观的拆迁就是资本地理性剥削的前奏。并且，其中囊括了资本主义制度全部的财产关系。
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在城市区域性重建或拆迁引起的一系列消极后果中，还包含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即被资本创造性破坏过程剥夺了住房所有权的弱势群体，并没有产生大规模空间迁移的现象。针对该状况的产生机理，卡斯特围绕资本逻辑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共轭关系，进一步给出了更为深入的解答。他指出：
迁移通常以获取新的家庭定位、新的需要为目的，而并非是纯粹的个人价值或居住地点的重新定位。如同住房市场的结构性再生产一样，个体在居住空间的生物性循环与他们社会特性的改变并无直接关系。与之相反，它依赖阶级关系之间的生产性分化。……因此，限制居民迁移的关键因素，不仅是等级性空间布局中社会群体居住地点的高度分化，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层次上，促使其社会关系发生改变的不可能性。……这可视为个人在社会动态危机中实现重新定位的困境[3]179
显而易见，与市场环境下城市总体住房规划对居民空间坐标的最初设定机制相类似，资本的地理筛选效应及其连带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属性，同时又是决定个体空间位移的关键因素。而它们又共同佐证了，“地理的重新安排和重构、空间策略和地理政治因素、不平衡地理发展等，都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的关键方面”[19]31。
首先，从丧失住房所有权的个体现实处境来看，卡斯特认为，“在大规模重建计划已经开始的前提下，那些被掌权者强行驱逐并因此亟待获得替代性住房的部分人群，要么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或没有感到直接的威胁，要么是由于他处的租金尚未低到可以承受的限度，这才致使其无法即刻离去”[1]113。也就是说，阻碍个体迁移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自身货币给付能力的相对不足。只不过在住宅更换的问题上，后者还被追加了居民重新选择空间坐标时所必须偿付的其他社会代价。而这又与资本各生产部类在不同地理区间的差异性分布密切相关。换言之，已然被资本分工体系专门化的城市劳动阶层，要想获得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工资收入，就必须依附于隶属某一地点的特定资本产业。届时，当个体与具体的地方彼此凝定，“固着于财产之上的生产模式就使居民难以迁移。况且，人口的聚集或物理性的障碍又进一步使之难以找到城市剥削中心之外的其他生存空间，于是作为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居民就只能被迫束缚于特定的土地之上了”[2]230。倘若他们因临时拆迁而贸然更换居住地点，那么随之而来的失业风险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不得不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加诸劳动阶层的又一规训策略。它意味着“弱势群体被居所和工作地点的分离排除在更为广泛的构建模式之外，并且无法在相同的领域内参与重要的选择性行为”[21]246。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居民不得不首鼠两端。他们既要面临流离失所的直接冲击，又要承担可能失业的潜在风险。如此一来，凭借对该恶性循环的强化，资本的政治学叙事就深深地植根于资本循环中劳动者所处的位置及其附随的潜力之中。[19]115
其次，从主导城市破坏性重建的资本空间规划来说，边缘群体空间迁移的不可能性，恰恰构成资本地理性剥削及其所属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这在卡斯特看来，无异于资本对被拆迁群体的重复规训。它“先以货币为尺度将所有人的地域性认同均质化，再对身处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体空间定位重新洗牌，并在部分瓦解现存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依据一种有可能权衡所有可能性的自由市场的模式对前者进行重建。从而，在空间之于个体的不可测度性上维护资本社会的制度性再生产”[4]171。也就是说，以资本积累为旨趣的城市拆迁，就是要从根本上削弱居民真实的地理体验。在频繁更迭的社会景观当中，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原本十分饱满的城市想象，通常被资本逻辑预先设计的路线图取而代之。他们无法为自身获取准确的空间坐标，因此也就找不到作为迁移目的地的替代性区域。这无疑反映出，“市场体系在处置人的劳动力量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22]63。据此，社会边缘群体就不仅被凝定于资本为其划定的地理区间，而且还自觉隶属于资本积累体系的某一特定环节。
在这样的情境下，资本对区域性改造后依然滞留在原地的居民进行重复剥削就在所难免。对于卡斯特而言，这往往意味着已然转变社会职能的城市空间单位，对其下辖居民之市场价值的深度掠夺。一般来说，城市局部改造的直接目标，就是利用落后街区的居民住宅用地满足资本营建消费场所的空间需要。而土地用途的转换，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该区域原本蕴含的社会关系。它以让渡居民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为代价，借此拓宽资本价值得以实现的渠道。[3]227在这样的不对等关系中，同一城市区位就分别在资本积累的“过去时”和“现在时”两个阶段呈现出所谓的“欠发展”(un-developed)与“发展”(developed)两种形态。二者作为“劳资关系的地理镜像，凭借资本动态的空间规划，在彼此跷跷板式(see-saw)的往复运动中传递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非正常转换的特征”[23]150。其中，“使用价值”指代居民对住房的占有和使用，而“交换价值”则与资本的消费诉求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让渡中，失去住房且无法搬离的个体或家庭将不得不承受资本房地产市场和一般消费市场的双重剥削。他们既要在已然转变为“商业区的地段从事潜力较低且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又要为尽管条件恶劣但因商业蓬勃发展而不断紧俏的住房偿付高昂的租金。[2]62藉此，资本的城市改造计划就为其剩余价值的大规模积累，创造了极端残酷的榨取机制。
应当说，与盈利性房地产开发机制相耦合的资本城市住宅规划序列，无异于“阶级行为的跳板”。而由此形成的隔离性社区，以及“对其机构的掌握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赌注。这种斗争……使资产阶级内部的一种因素与另外一种因素对立，使工人阶级的各种断片与其他断片相对立”[16]118。正是依托群际间的空间对抗效应，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在有限的城市景观之内，进行持续的自我再生产。
三、土地私有化的地理投机效应与城市住房救济政策的功能性悖论
尽管盈利性的房地产开发机制与城市改造计划对个人住房的选择、使用以及更换权利的操纵，为资本长时段有效积累和剩余价值空间剥削提供了必要的地理学前提，但随之而来的居住环境恶化甚至丧失，无疑削弱了居民劳动力持续再生产的条件，并最终衍化为阻碍资本生产体系平稳运行的直接隐患。这充分说明，在维护资产阶级市场以及商品交易系统稳定性方面功勋卓著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于城市空间危机的应对举措乏善可陈的尖锐事实。而被迫承担其全部消极后果与负面社会效应的普罗大众[24]202，在身陷囹圄的同时必然转变为否定资本权力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正是基于该立场，卡斯特以反讽的口吻指出，“为缓解自身危机，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或调节举措对于平息经济活动造成的社会矛盾就显得必不可少”[1]18。投射于具体的城市住房规划层面，前者不啻为非盈利性的居民住宅救济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宏观调控策略。然而，卡斯特同时意识到，处于资本长时段积累诉求和国家即时性政策干预夹缝之中的现代西方城市景观，其背后的公共权力运作必然以财产私有制的政治底线为圭臬。这就导致由此引发的居民住房危机始终无法被彻底克服。针对城市住宅体系的内在瓶颈及其表现形式，卡斯特专门指出：
《全唐诗》中唐代明确涉及隋堤柳意象的诗歌有80余首,但从诗歌的创作时间上来看,初盛中晚各时段显得十分不均衡。早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春池柳》即有“年柳变池台,隋堤曲直回”[注]彭定求等:《全唐诗》(增订本)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页。 的诗句,但这还不能算是明确的隋堤柳诗歌意象。整个初盛唐近14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诗人,隋堤柳并未纳入唐代诗人的抒情视野。直到安史之乱后,相关作品才开始涌现。
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于公共领域的干预中伴随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对非盈利性需要予以回应的直接操作以对盈利性条件的创造为前提。而在问题解决之后，原本隶属公共领域的权力就将其交还给私人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首先必须对迫切的社会需要予以救济，也就是说，对保护性运动的创造不能简单地将其转化为关于私有住宅的补偿性需求。在更为长远的意义上，该手段必须立足于对更具盈利性的住宅的营建。[3]162～163
不难看出，城市住房救济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资本长远的剩余价值剥削提供必要的缓冲条件。而资本自身的垄断性权力向公共领域的暂时让渡，则是其进一步攫取社会财富的准备性环节。它将城市景观“嵌入到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型内”，并随即将之视为“资本积累的一种企业官僚机制架构”。[24]211如此一来，关乎底层居民切身利益的住房救济计划，就只能作为资本积累绝对优先性的附庸，且总是在节奏上落后于资本发展的速度。二者的不对等关系在城市拆迁与住房补偿的共轭结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此，卡斯特不无疑虑地指出：“为了缓解居民流离失所的问题，特殊的偿付方式被设想出来(即救济)，但救济通常低于法定水平且不能涵盖所有流离失所者。……一旦公共住房没有跟上拆迁的比例，那么流离失所的人群除了依靠市场提供的资源外将别无他法。”[3]290～291换言之，当住房短缺的规模超出政府调控的阈值时，这一沉重的社会问题终将被纳入残酷的市场机制当中。这不仅意味着西方城市住房救济的外延不能逾越资本价值积累的限度，更表明所谓的政府宏观调控不过是资本转嫁自身矛盾的拙劣伎俩。而由资本空间生产造成的危机，最终还是要靠资本主义市场来化解。这就在制度性层面再次确证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绝对权威。
事实上，城市住房救济的功能性悖论导源于西方政府对土地投机行为的控制力不从心。而这又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对土地社会属性的异化作用直接相关。从宏观上来看，正是由于它“精心制作了能够渗入广大领土的规则，给广大领土强加了秩序，并且从其中抽取资源，才使得在一个崛起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用于经济发展和竞争的新框架被创造出来。从那时到现在，资本主义既包括商业的资本主义也包括工业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一个民族的基架之内显著地制造了历史”[7]180-181。换言之，资本由以建构自身历史的土地规训机制，决定了它注定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以资本私有制为前提的土地投机活动。鉴于此，卡斯特再次强调：
对土地投机的干预以及对建筑用地的供给策略通常表现为：国家在确定的城市化优先区域冻结土地价格或行使追索的权力。……这构成国家用以抵抗投机风险的收买权。一旦土地涨价，公共机构就将其以低于购买价的价格卖给建筑商。但结果却是，这一关于储备建筑用地的经济目标并没有限制投机，而是将之带入资本在建筑上进行投资的领域。在本在没有偿付不断升值的地价的有利条件下，于住房营建价格的持续走高中获利。国家在此扮演了土地所有者与开发商之间中介的角色，它直接补贴后者同时也没有完全切断前者的操控。[3]163
其中，涉及资本主义国家对土地投机活动进行干预时产生的倒错效应，及其与现代资本生产结构的呼应关系。从根本上来讲，以居民住房救济为出发点的土地调控政策，就是要把资本对土地的无限需要尽量限制在劳动力能够维持自身再生产的范围之内。从而通过对土地垄断权的部分让渡，在合理调配土地用途的层面实现资本自身的不断扩大再生产。然而，“在资本主义城市，转变土地用途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也不管是正大光明还是贪污腐败，攫取利益的可能性驱动了、并且将持续驱动城市中的主要的土地用途转变进程”[11]418。换言之，与资本的逐利性相比，政府有限的干预并不足以实现土地社会用途的彻底变更。与之相反，它以赎买方式对城市住宅用地的暂时性冻结，恰恰为土地投机活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契机。对此，卡斯特尖锐地指出，被保存的土地资源一旦遭遇城市拆迁等计划内的状况，就立刻处于随时准备出售的状态。这就导致,经过政府调控而价格低廉的土地再度落入开发商的手中。[3]301～302由于后者无须偿付市场竞争带来的额外成本，故而依市场规则而被资本重新利用的土地资源就能够更为轻松地实施对居民的剥削。这无疑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本就隶属资本生产体系的西方城市政治制度，非但不能遏制愈演愈烈的土地投机活动，反而在高自由度的市场环境中，促使统治阶级“以公众的利益为代价在土地运转中获利，并由相对独立自主的资本自身的二次循环来……生产并重新结构城市空间”[24]235。
这些交通线的分布，与当时交通重镇相辅相成，出于维护交通和贸易需要，在柴达木盆地丝路的节点上都有规模不等的城池。根据考古报告，在柴达木盆地丝路沿线上属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古城建筑遗址近20处①辛峰：《海西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精选》，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年。。例如今都兰县香加乡考肖图村东南的考肖图城址，主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134米；外城东西长160米，南北宽110米。主城内有塔状建筑、祭祀坑；外城东南、西南各有封土堆，疑是吐谷浑的王城所在。除考肖图址外，规模较大的城址还有达赖嘛呢一号城址、达赖嘛呢二号城址、英德尔西南城址等。
对于卡斯特而言，该状况恰好印证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所指认的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三者之间历史性的异化关系。从构成现代资本生产体系之核心要件的雇佣劳动得以出现的原因来看，它最初就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所有权反过来导致雇佣劳动”[25]235。换言之，正是由于土地社会属性的资本化效应，以雇佣劳动为前提的资本生产范式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确立。反映在当下，这无疑揭示出，为资本空间生产所形塑的现代西方城市景观居然是土地盈利性使用的荒谬结果。后者开启了城市居民不断沦为雇佣劳动力的潘多拉魔盒，并在频繁的区域重建、滞后的住房救济以及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土地投机行为彼此铰合的情形下，通过剩余劳动力的不断产出和剩余价值的持续剥削，构建出高速增长的城市财富体系。它“被资本最大限度积累的法则所决定，并在公共与私人两个维度，凝炼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文化关系之内在阶级关系的结晶”[1]5。由此可见，为资本逻辑操控的国家机构对土地投机活动的有效干预，本身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指望住房社会化趋势下，所谓的劳动者联盟对已然实现土地管理集中化的资本主义政府进行施压，并迫使其出台相关有利政策的方法，又无异于“工团主义”的迷梦。[4]94它们共同明确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土地及其连带的社会用途将始终游离于城市居民的直接需要之外。并且，“已然弥散于整个公共空间的资本地理规训机制，将不可避免地在作为整体的城市巨大背景之内，剥夺大部分人的合法利益”[26]210。
值得一提的是，分别由房地产开发、区域性改造以及土地投机引起的现代城市住房危机，可视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扩大再生产与作为其必要条件的劳动力再生产两个方面同时遭遇瓶颈的前奏。而对居住条件的获取，在卡斯特看来又是居民实现自身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性环节。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困境，就能被转述为以住房问题为核心的集体消费危机。它是“不断增长的集体性交互消费过程与其受私有资本利益控制，二者间矛盾的外化”。该矛盾不仅是“消费条件下，对确定商品(即住房——笔者注)之使用方式的强化以及对在该生产形式中作为资本投资之巨额利益基础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决定，它同时还在事关个体及其经济动机之根本的广阔消费领域激起巨大的隐患”[1]18。至于该隐患产生的最终社会效应，是陷入持续动荡的空间政治格局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冲击。对此，卡斯特专门指出：“当危机爆发时，由于国家没有专门针对住房问题予以及时的援助或采取较为充分的措施，所以由此造成的后果极为明显：无家可归者将侵入一切可利用的土地并组建‘野外’定居点，从而再度以非法的形式确证其定居的文化形式。如此一来，他们对自身空间意义的重新定位，就发展成为抵抗政治压迫、法律制裁以及规划已然挫败的行政官僚机构的犯罪性攻击力量。”[3]169而这种游离于资本空间政治规划之外的否定性因素，将不再是单纯以经济利益为旨趣的社会反抗运动。与之相反，资本城市规划所携带的阶级政治属性，一定会透过资本空间再生产的内在缺陷，转嫁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层面，从而衍化出更为激烈的城市阶级斗争运动。此时，已然变得越来越富有的城市景观，在它指向财富和垄断文化的权力中心化过程中，必将遭遇政治性反抗而最终解体。[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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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权(1987— )，男，山西太原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7FZX03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全球化城市体系支配下的城市问题批判与双重治理的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9BZX02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 2019) 04-0010-09
收稿日期： 2019-01-06
DOI： 10.19563/ j.cnki.sdzs.2019.04.002
[责任编辑：赵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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