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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365(2003)04-0046-07
§1 引言
传统语法分析研究的语料是孤立的句子，可以是自造的，也可以是经过一番剪裁改编的实例。分析的注意力集中在类型的异同上。研究的对象是静态的、脱离语境的成品（陈平1987）。因此，在以往的句法和语义研究中，很多问题都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语用学结合语境研究动态的语言，在很多方面有其独特的解释力，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2 语用学的产生与发展
“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术语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Morris)1938年在他的《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一书中首先提出。他指出符号学(semiotics)包括三个部分：句法学(syntactics or syntax)、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和解释者的关系”(1938)，后又易为“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1946)。莫里斯对符号学的划分得到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卡纳普(R.Carnap)的支持。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语用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语言哲学家巴尔—希勒尔(Bar-Hillel)1954年提出的指引词语(indexical expressions)是语用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Theory of Speech Act)（由J.C.Urmson 1962年整理成书），美国哲学家塞尔(J.Searle)1969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1975年的《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1975年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以及合作原则等等，为语用学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语用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三个标志：一是1977年在荷兰创刊的《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二是1985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语用学大会；三是1986年正式建立的国际语用学会。
80年代，列文森(S.C.Levinson)(1983)的《语用学》(Pragmatics)和利奇(G.N.Leech)(1983)的《语用学原则》(Principles of Pragmatics)等著作相继问世，为语用学的理论体系构筑了雏形。语用学有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和主要内容。
90年代，语用学的研究不断完善和深入，具体成果有：1993年梅(J.Mey)的《语用学概要》(Pragmatics:An Introduction)，1995年托马斯(J.Thomas)的《言语交际中的意义：语用学引论》(Meaning inInteraction: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1996年耶尔(G.Yule)的《语用学》(Pragmatics)，1999年唯索尔论(J.Verschueren)的《理解语用学》(Understanding Pragmatics)等。
§3 汉语语用学研究
3.1 语用学的引进
国内率先向读者全面介绍语用学的是胡壮麟(1980)在《国外语言学》第三期上发表的“语用学”一文，使后来的学习者有了一个大致的门路。此后，外语界学者的翻译、评价、综述、介绍的文章纷至沓来。（钱冠边1990）就引进的层面而言，除了对指示语、会话含义、前提、言语行为、会话结构、荷恩阶(Horn-Scale)理论的引进之外，对言语活动类型(Activity Types)、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语用模糊等研究问题也都有所涉及。（易仲良1996）随着国外语用学研究的进展，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也都能及时在国内得到介绍，如关联理论、社会与语用、语用与外语教学、文化差异与语用翻译、语言顺应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等，使国内读者较快地掌握了西方语用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方向，给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新方法。语用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89年起设立了“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运用国外语用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汉语语法和语用法，部分成果见《语用研究论集》（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中华社科规划课题“中国语用学研究”课题组(1996)也发表了他们的“语用学和中国语用学思想”的论文。该文指出，中国语用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语用学思想，包括理论语用学研究和应用语用学研究，如中国古代的易经的语用推理、辩学、名学、表达和释义理论、谬误论等语用学思想和中国当代的形式语用学、描述语用学和应用语用学思想。
3.2 探索适合于汉语的语用学理论
将语用学的研究与汉语结合起来，目的在于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用学理论。在引进的过程中，学者们一方面着眼于语用学或语用规律的理论性探讨，另一方面，特别注意语用学在汉语研究中的实际运用。因此，在中国的语用学研究中，时时可见一些“碰撞的火花”。（钱冠连1990）何自然(1988)《语用学概论》、(1997)《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何兆熊(1989)《语用学概要》、(2000)《新编语用学概要》，熊学亮(1999)《认知语用学》、《英汉前指对比研究》，左思明(2000)《汉语语用学》，索振羽(2000)《语用学教程》等虽然大的框架取自格赖斯、列文森、利奇等人的语用学理论，但在借用的同时，也重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根据汉语运用的实际加入了自己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如何自然在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人使用外语的语用现象很有特色。索振羽增加了“语境”专章，阐述了得体准则。何兆熊的“语用学研究中的语料收集方法”、左思明的篇章结构、熊学亮的前指现象等都很有创新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主要是对现存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述、修正和补充（沈家煊1996）。徐盛桓(1993,1994)通过对Levinson语用推导机制的修正和补充，构建出自己的会话含义理论框架。钱冠连从1986年起，针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连续发表了四篇不同的文章：针对量准则，指出语言对冗余信息有一个容忍度，可以接受多余的话；利奇的礼貌原则不能拯救合作原则，提出了假信息论；在不合作现象中，存在着既不遵守四个准则，又不产生会话含义的合作系统；因而他指出“合作并不是原则”，并建议增加一条准则：身势面相必须与话语和谐一致（转引自钱冠连1997:63）。通过对中国禅宗对话的分析研究，钱冠连(1997:323)得出了“言语交际三相论”的语用模式：
言语交际＝混成符号束＋语境干涉＋智力干涉
混成符号束＝语词＋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意外的符号
语境干涉＝社会背景＋交际背景
智力干涉＝合适感觉的选择
他认为，语用学实质上就是人文网络语言学。顾曰国(1990)结合汉语，对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的礼貌原则和“面子”概念做出重要修正，并在1993、1994发表的两篇文章中把言语行为置于社会活动的大范围里加以考察，指出“言语行为不是单方面的行为，而是与听话人有关的双方共同的行为”，很有新意（沈家煊1996）。程雨民(1997)在他的《语言系统及其运作》中对语言中的推理过程也进行了详细研究。
3.3 汉语语用学研究
3.3.1 三个平面语法中的语用研究
国外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也影响到我国汉语的研究，特别是汉语语法的研究。范开泰(1985)首先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语用分析说略》一文，指出语用分析包括话语结构分析，如话题；交际过程中的心理结构分析，如焦点；信息结构的分析；语气情态分析等。他举例说明了语用分析对语法研究的意义。语用作为跟句法和语义相关联的一部分开始纳入汉语语法的研究范围。（沈家煊1996）
关于语法研究中要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思想是在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81年增补本）中提出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结合的思想是1984年发表的文炼、胡附两位先生合写的《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此后的十几年里，汉语语法学界关于三个平面学说的讨论很热烈（可参看袁晖、戴耀晶1998年主编的《三个平面：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一书）。三个平面学说的面貌由朦胧而渐趋清晰。范晓(1996)《三个平面的语法观》、(1998)《现代汉语句子的类型》，邵敬敏(1996)《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等专著是明确运用三个平面学说开展研究的可喜成果。邢福义(1991)提出两个“三角”的语法研究方法论，也主张对语法事实进行多角度描写。
施关淦(1993)指出：“三个平面的说法之所以有新意，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就在于其中有个语用平面。有了语用平面，就顾及到了语言的使用，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基本上只搞静态描写的片面做法，而代之以静态描写跟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新局面”。有了语用平面，很多语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有些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而对于涉及语用平面的许多具体因素分析，如话题的选择、焦点的安排、说话的场合、上下文的照应、省略、语气、口气、插入语等语用因素的具体的倾向性规律的分析则更有待于系统的研究。目前，对于三个平面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对于语用平面与句法平面的关系，句法结构与语用条件制约与反制约，语用形式或语用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
3.3.2 话题、焦点、语气、口气、指代等语用因素研究
近几十年，国外关于话题的著述很多，话题在语言中，尤其是在汉语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语言学家的注意。国内在最近十几年来也有不少涉及话题的讨论和著述。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观点：(1)话题主语等同说，肯定话题是句子结构成分，等同于主语。赵元任(1968)、朱德熙(1982)等持这种观点。(2)Li & Thompson (1976,1981)的“主语—话”类型学理论中，将汉语归入“话题优先”(topic-prominent)型语言。不同的学者，对于这种分类法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多倾向将话题和主语区别看待，如范开泰(1985)、陆俭明(1986)、胡裕树、范晓(1985,1992)。范晓(1996:384)认为它们是不同平面的概念，同时承认语用上的话题和句法上的主语在句子中是经常重合的。由于以上几篇论文都不是讨论话题的专文，所以举例只限于少数典型的例子。国内更为详细讨论主语与话题的关系问题，可参见史有为(1995)的“主语后停顿与话题”。(3)话题是主语中的一个小类，并因而把其他学者心目中的话题和主语并存的句子叫做“主谓谓语句”（转引自徐烈炯、刘丹青1998:3）。
徐烈炯、刘丹青(1998)出版的《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把话题看成是个句法概念，并以汉语及方言的有关语言事实为基础，既研究话题的结构，也研究话题的功能，对汉语话题方面的语言事实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理论探讨。曹逢甫(1979)从语段的角度考察主题，看其如何与句法相互作用，寻找主题在语段中的主要功能。
焦点也有人称为表达重心或表达重点，是说话人最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根据所收集到的关于焦点的研究文献来看，自然焦点和对比焦点是平时焦点研究中主要关注的对象。方梅(1995)通过对预设的分析区别了句子的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同时指出了汉语里除韵律手段外，标记词标示对比成分是汉语里表现对比焦点的句法手段。在徐烈炯、刘丹青(1998:90)的研究中，增添了话题焦点这一类。除此之外，范晓(1998)的《现代汉语句子的类型》对疑问焦点、否定焦点、个别词的焦点的研究等都有所涉及。
有关语气的文章不多，对这一问题讨论得比较细致的是劲松(1992)的“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该文通过实验手段主要探讨了北京话语气的韵律特征，并根据语气意义和语法表达形式的结合，把北京话的语气分为4类11种，初步建立了一个北京话的语气系统。贺阳(1992)的“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根据书面形式标志和语气的不同意义领域，也建立了包含功能语气系统、评判语气系统和情感语气系统的3个汉语语气系统。
对语气和口气的研究，大多是一些说明性和举例性研究。如语气有四种：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口气包括肯定、否定、委婉、迟疑等。孙汝建(1999)的《语气和口气研究》一书中，强调三种区别：语气和口气的区别，具体句子和抽象的句子的区别，划分句类的依据和标准的区别，并以此为立论依据，是至今为止较为全面的研究语气、口气的专书。语气的表达方式不是单一的，各种表述关系之间的关系如何，左右句子语气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对指代范畴语法化历程论述得最详细的是吕叔湘(1985)的《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书中关于实指、虚指和任指，特指和泛指，前指和回指，有先行语和无先行语，直接称代和转承称代等概念的提出和论述，体现了功能主义的研究思想。（张伯江、方梅1996:155）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张伯江、方梅(1996)也做过系统的研究。除此之外，王灿龙、卢英顺、熊学亮、许余龙等对代词在篇章中的指代作用的研究也很有新意。
3.3.3 个别词和个别领域的语用研究
陈平(1987)指出，在话语分析中最典型，成绩最显著的研究课题是对个别词语语用的研究。例如“也”、“连”、“再”、“就”、“都”、“还”等副词或连词的用法，是话语分析的理想对象。这些词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与预设、焦点、蕴含等语用概念有关，对单个字的语用研究，可以抓住一个个具体事实，发掘其内在规律性。如周小兵(1996)“‘比’字否定句的语用分析”、“汉语副词的篇章语用功能”，张旺熹(1991)“‘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徐杰、李英哲(1993)“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张国宪(1994)“‘的’字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分析”，吕文华“‘
’语用功能初探”，崔希亮(1993)“‘连’字句的语用分析”，郭志良(1993)“试论能愿动词的句法结构形式及其语用功能”，萧国政“右向传递句的凝缩和延展——关于信息语法的思考”，吴振国“选择问句的删除原则”等等（转引自邢福义、汪国胜、吴振国、萧国政1996）。
对汉语语法中常见的省略和隐含现象也有人从语用的新角度加以考察（见程雨民1989，范开泰1990，施关淦1994，徐赳赳1993，王维贤1985，张国宪1993，荣晶1989）。
沈家煊的“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歧义句”(1991)、“语用否定考察”(1993)、“‘好不’不对称用法的语义语用解释”(1994)，其总结性成果《不对称和标记论》(1999)将“标记理论”运用于语法研究，对汉语中多种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做出统一的描写和解释，很有深度和新意。
3.3.4 从语境角度的研究
语境在语用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语境一般可分为三种：一是局部的上下文环境，限于同分析对象前后毗连的语句；二是微观使用环境，包括整段话的主题、目的、当时当地的情景、对话方双方的关系等等；三是话语的宏观使用环境，指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陈平1987）
汉语缺少形态，语境分析对汉语话语的理解尤为重要。一个词语，如果离开了句子，就很难确定它的意义；一个句子，倘若离开了段落篇章，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分析；一篇文章，要是不首先弄清其写作背景等特定环境，往往难以理解其真正的意义。（西槙光正1992）因而无论在语法、词汇、语音、修辞等的研究方面，还是在语言应用研究的各个领域，甚至在逻辑学及文学等的研究中，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语境”这一语言现象的重要性。如三十年代初，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提出的修辞要适应情境和题旨的理论；王德春60年代提出的“使用语言的环境”，后来又把这一概念明确为“言语环境”的理论；张志公(1985)主编的《现代汉语》第四章中明确指出：分析语言现象，必须把它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系起来等。在语义研究中，对语境理论的应用是以“言语义”和“语言义”的区分和论证为中心的。这方面比较早的文章是王希杰的“论语流义变和情景义变”。以后的几年中，出现了大批相关论题的文章。如罗昕如(1989)的“论现代汉语词的言语义”、常敬宇(1991)的“谈语言义向言语义的转化”、徐思益(1985)的“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问题”、王建化(1987)的“语境歧义分析”等等。以语境为专题的论文日渐增多，如王占馥(1998)语境研究的专著《汉语语境学概论》、西槙光正(1992)的《语境研究论文集》等。这些研究涉及的范围颇广，研究的内容也很丰富。这些成果反映了国内语境研究的状况，对语境的定义、特征、分类、功能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冯广艺(1999)的《语境适应论》进一步发展了陈望道的语境理论，著者主要从语言表达方面对语境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强调语言因素分析与非语言因素分析的结合，深入探讨了语境适应规律，对语境的变化规律、语境和语言运用之间的互动规律进行了阐释。
3.3.5 从语篇角度的研究
胡壮麟1997年5月23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做的题为“语篇语用学”的报告中提出：语用分析不能仅限于句子平面，还应注重语篇分析。语篇分析不仅应该包括口语语料，还要包括书面语语料。这种分析和研究在语言学中称篇章分析、篇章语言学、篇章语法和话语分析等，其中的篇章(text)和话语(discourse)是指句以上的语言单位。尽管对句以上语言单位的分析一直是修辞学、语体学、文学研究等领域所关心的研究对象，但是将这种分析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却是最近二十几年才真正发展起来的。黄国文(1988)的《语篇分析概要》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国外有关篇章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分析对象是英语，这对汉语篇章分析的深入有一定的价值。胡壮麟(1994)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一书中，除了英语外还讲汉语语篇特点，而且注意汉英两者不同的地位。吸收国外篇章研究的成果，用于对汉语篇章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廖秋忠，他从1983年起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现代汉语篇章中的空间和时间的参考点”、“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现代汉语篇章中指同的表达”、“篇章中框—棂关系与所指的确定”、“篇章中的管界问题”、“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等等，后收录在《廖秋忠文集》(1992)，这些文章以汉语语料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篇章分析中若干重要问题，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王福祥(1989)的《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1994)《话语语言学概论》旨在运用话语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把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和文章学结合起来，研究汉语连贯性话语的特点及其话语内部构成规律，很有新意。沈开木(1996)的《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一书从宏观微观结合、语法语义语用结合的角度分10章论述了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包括框架、交际的决策、话语的各种信息、前提、各种语义和语用含义的推导、语义中心、连贯性、宏观整合等，很有特色。刘辰诞(1999)的《教学篇章语言学》一书是从大量的篇章语言学理论中选取对教学有所帮助的基本理论进行介绍，并探讨其在教学中如何应用，较为浅显易懂，面向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的书，很有启发。
陈平(1987)的“汉语中零形回指的研究”，郑锦全(1998)提出的汉语篇章的话题延续结构和徐赳赳(1995)的“叙述文中‘他’的话语分析”、(1990)“多动词小句中的零形式”等等都是从篇章的角度来研究汉语，很有特色。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运用Halliday & Hasan(1976)的衔接理论研究汉语中的篇章组织结构，如胡壮麟(2000)的“系统功能语法与汉语语法的研究”，彭宣维(2000)的《英汉语篇综合对比》。刘哲(1994)在“论话语的衔接手段与话语的连贯及语义分层”中，从话题重现、代词回指、零形回指三个方面，研究汉语的衔接手段，也很有新意。
总的说来，篇章分析在中国国内还刚刚起步。一方面对国外有关理论方法还不够了解，另一方面，针对汉语篇章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也还是很少的。
§4 结语
语用学作为新兴学科，引进中国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在引进的过程中，理论语言学家和汉语语言学学者们根据汉语的实际，对语用学理论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建立新的有我国特色的语用学理论，对汉语一些语言现象的研究，“火力”分散，还没有做到“各个击破”，有的课题，如指称、指示、预设、焦点、语气、口气等，对分析汉语的结构很重要，都应该做专门的研究。从语境、语篇的角度来研究汉语也是重要的方面。我们认为，只有在充分观察、充分描写汉语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不过，这需要几代人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