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总结邓小平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对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有不同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点出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新判断、新解释，提出新思想、新概念，形成有中华民族风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属性的总和构成其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毛泽东在总结这些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着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注： 解放.(57).延安.37.）不久，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了这两种提法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后来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都是根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这样两个基本方面作出重大丰富和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剪裁中国的实际，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始终与反对教条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认为：“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7.）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在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如何对待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的问题上出现了原则性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开始自觉地认识到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党内的另一部分人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用现成公式剪裁中国革命的实际。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实践证明，不反对教条主义，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同样是从反对教条主义开始的。邓小平反对教条主义最具典范意义的举动是向“两个凡是”发起的挑战。“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把反对教条主义同防止“左”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左”也是脱离中国实际。他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从反对教条主义开始的。当时，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向前推进，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中心课题。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说过的话不敢去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的话不敢去突破的新教条主义思想倾向。为此，江泽民提出了著名的“三个解放”（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7.）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就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要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既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实际斗争中显示出科学性，又要求这些原理被赋予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显示其民族性。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注：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有着内在联系和相通之处。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党的杰出代表不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善于从中华民族文化成果中剔除封建性糟粕，继承民主性精华，汲取含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智慧，善于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道德内涵，形成共产党人特有的思想境界。同时，他们也善于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华民族文化焕发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因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脉相承，也同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熔铸为一个整体，成为在思想内容、论证方式、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崭新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制定的各项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共性，但事物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是抽象的，个性才是丰富多彩的、鲜活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过程中必须坚持理论同实践的辩证统一。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发挥巨大威力的政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又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把握。实践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尺度，也是检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用程度的尺度，更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具体结论或个别论断是否科学的尺度。只有经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使政策逐步接近实际，才能使思想逐步符合实际，才能发挥政策的指导作用。同时，经过对大量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先从个别、具体的做法上升为一般的政策规定，进而升华为抽象的理论形态。这就是政策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是富有时代精神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包括扬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或对未来社会作出的某些设想；包括将新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概括，做出新解释，提出新概念，做出新论断，上升为理论形态，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新的时代内容。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本性和理论品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迫切需要。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理论创新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的大问题。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客观实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不进行创新，我们党的理论和政策不向前发展，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前进，我们也不可能应对各种挑战。因此，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指导实践，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由实践的本性所决定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学说最显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源于实践，又能对实践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自身，同时在实践发展中推动自身前进。胡锦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的成功经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邓小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党的思想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2.）这就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的内在的联系。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就是以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邓小平不仅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对这一思想路线作了重大发展。一是把解放思想由实事求是的题中固有之义，上升为第一前提，与实事求是并提。二是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列为党的思想路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是要求全党同志把对思想路线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不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就会“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
邓小平明确提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的一个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性课题是用何种模式来进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又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5.）他在提出“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基础上，又回答了什么是“走自己的路”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走自己的路”的思想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重大实践价值和意义更加凸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以是否找到一条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来衡量。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在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就在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概念，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邓小平不仅深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思想，还突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他所说的“现在的情况”不仅包括国内情况的变化，也包括时代条件的变化，国际发展趋势的变化。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深刻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二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握中国当代国情，必须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纳入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发展潮流之中，放在整个世界变化和时代变化之中加以思考，避免孤立地、静止地审视中国的具体实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判断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他还认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认为，从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变化来看，我们也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实行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邓小平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科学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对此，从党的八大到十三大，经过长期痛苦的摸索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我们党才认识到当代中国这一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同中国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相结合。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特色”，主要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中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并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文革结束以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必须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是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违背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因此，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提出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对待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搞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必须这样做。邓小平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巨大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第一次初步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认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解放思想。他十分鲜明地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总结我们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强调不能超越阶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强调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障问题上，强调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强调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战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同时，邓小平还指出，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三、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止境。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推进理论创新，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观点的新丰富和新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成熟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注意克服两种偏向：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二是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实践基础，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要求我们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特点，注重实践基础的新变化。从国际上看，我们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必须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从国内看，经过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矢志不移的践行，我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连续上升，但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不相对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不够充分。另一方面，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基础的变化，要求我们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相结合。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做到：要坚持速度、质量、效益并重的集约发展；要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相互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区域平衡、城乡兼顾、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坚持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这几个方面的新的实际相结合，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就一定会始终保持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做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动力，是理论创新发展的源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始终是我们党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则。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归根到底要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必须最充分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前，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解决好以下几个实际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无论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要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因此，要注意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同时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实际相结合。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79.）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御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当前形势下，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实际相结合，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必须努力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党的领导与政府行政的关系。要从新的国情实际出发，深刻认识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长期的历史任务。要把积极进取精神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积极而又扎扎实实地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推向前进。第二，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问题，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动客观世界的改造。第三，必须坚持学习理论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相结合。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工作，目的就是通过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要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着眼于增强党的创造力和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实际，运用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总之，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向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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