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出版事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学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决议论文,事业发展论文,对策论文,十四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迫切要求文化事业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短短的三句话，既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又为我们指明了发展的任务和要求。作为从事出版事业的一名工作者，我感到很受鼓舞和激励。
怎样使出版事业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找出制约出版事业发展的主要症结。
（一）对出版事业发展的回顾与分析——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78年，全国年出书是12500种，出版社是105家，到1995年全国年出书101381种，出版社达到563家；过去出版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大基地，而现在江苏、山东、湖南、辽宁、浙江等省，正在成为新的出版基地，有很大的实力。出版社布局更加趋于合理。我们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图书，比如说《中国大百科全书》，2万名学者，历时16年，努力奋斗，终于完成。它虽然只是一种书，但从出版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高质量的百科全书的出版，既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水平的体现，又是一个国家出版水平的体现，这两方面如果达不到相当的高度，百科全书不可能编撰和出版。《汉语大字典》的出版是新中国出版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原来收汉字最多的字典是日本人编的《大汉和字典》。后来我们的台湾同胞编出《中文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的出版，超过了前两本书的规模和质量，成为收汉字最多的字典，当然这是很有政治意义的。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搜寻在国外的敦煌文献，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等多种有关敦煌的图书，扭转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现象。还有我们自己编的中文版50卷《列宁全集》，正在编的新版《马恩全集》，这标志着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研究和出版达到了新的水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文版《列宁全集》是我们自己根据列宁著作的原文重新编辑。《马恩全集》也是把搜集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各种文字的文稿，由我们自己编辑。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的著作，诸如《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工程控制论》、《中国土壤》、《泌尿外科》、《中国矿床》等等都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为生产建设、科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去年10月，新闻出版署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版成就展”，这可以说是对改革开放18年以来出版工作的一个总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令人激动，令人振奋。但更令人振奋的是这无数好书背后，中国出版工作者那种拼搏向上的事业心，那种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精神风貌，那种对未来的期望和信心。
我们年出书10万种，如果从绝对数字看，我们从排在世界第十几位之后，而今成为世界第一，确实是值得大家自豪的。但是规模和数量并不是繁荣发展的主要标志，质量和效益才是衡量水平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透过规模和数量这个表面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隐藏在大数字背后的问题。
第一，对出书总数的分析。日本年出版新书虽然只有4万种，但年再版书却高达20万种，可供书目多达30万种。德国年出版新书虽然只有5万种，但年再版书多达30万种，可供书目达70万种。再版书与可供书的多少，说明了图书质量和市场的供应能力，标志着出版业的总体水平。我国图书再版率1996年达到44%，这是创记录的数字，但以年出书总数10万种计算，也只有4万多种。我们的可供书恐怕也只有10万余种。
第二，对生产要素与生产数量的分析。从1979年到1995年，出版社由105家，增加到563家，增长了436%；而反映生产实物量的总印张数不过从135亿印张增加到315.41亿印张，增长134%；总印数从37亿册增加到62.6亿册，只增长69%。生产要素的扩张远远大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
第三，从图书的平均印数来分析。1985年总共出版图书45603种，总印数62亿册，1995年总共出版图书101381种，总印数63.22亿册。10年间，图书年出版品种增加了1倍多，而总印数基本持平，说明图书的平均印数下降了1倍多。
第四，从发行情况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各出版社对发行工作都十分重视，自办发行、参加书市、推销员直销，多种手段，不遗余力，而书并没有真正送到读者手中。我们年出书10万种，可供书目10多万种，一般县级书店平均备货不到3000种，省会城市书店大门市，多的备货3万种，少的也就1—2万种，从这些数字可见，绝大多数图书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即不了了之了。
第五，从管理方法上分析。我们许多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方法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如果说对全国出版改革大的思路，一家出版社很难做主，但在出版社内部，完全可以大胆进行改革。现在我们的出版社编辑人员应有尽有，编辑室的设置小而全，“大锅饭”、平均分配，不称职的人调不走，需要的人进不来，明显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模式。
第六，出口比重低。从版权贸易情况来看，我们买进的版权大大高于售出的版权。前几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国外书商看到中国图书那么多好东西，蜂拥而来，风土民情、世界之最，我们卖出不少，这几年，这些“世界之最”人家买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我们买人家的了；我们的图书在世界市场上占的份额很小。
从以上六点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出版业整体水平还是不高的，我们的发展还主要是靠出版社总数的增加，也就是靠规模的扩张，而日本、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靠再版书的增加，也就是靠内涵发展。我们的出版业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远远超出生产效率提高的比率，客观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路。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上，出版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又会产生连锁反应。出版社增加过快，缺少合格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编辑人才，致使图书的整体质量难以提高，内容有问题的图书不断出现，不少出版社追逐经济效益，抢热门选题，造成品种重复，同样内容的图书几十种、上百种，而相当多的学术著作出版困难；在这种广种薄收、不顾质量的情况下，拜金主义抬头，买卖书号、非法出版屡禁不止，严重地影响了出版业健康有序的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图书的质量。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出版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和发展。
这严峻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从党和国家对出版事业的要求来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对出版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六中全会决议讲“迫切要求”“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是十分中肯的，如果不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就难以胜其重任。
二、从出版社自身发展来看：出版业面向市场以后，如果不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不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就缺少竞争能力，难以生存和发展。
三、从国际范围的竞争来看：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出版物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世界出版物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市场就有买有卖，有进有出，所以，中国出版物要走向世界，要和世界名牌出版公司竞争，同时，我们还必须有紧迫感，应该看到我们还不可避免地要在国内市场上同外国的出版公司一比高下。
面临这三大挑战，我们如何加大改革力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体现出版工作自身发展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迫在眉睫，不容怠慢。
（二）怎样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出版繁荣——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可以说，今天的出版业是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新高峰、一个新时代，但在这样的基础上，怎样再前进，取得更大成果？当前，出版大军摩拳擦掌，各显神通。山雨欲来。中国出版业亟待一个大突破。路子只有一条：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为此要在如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转变观念。观念的转变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在发展，社会在变化，跟上发展，跟上变化，才能反映发展，反映变化，才能为发展服务，为变化服务。有哪些观念需要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许多多新的东西，新的变化，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思考。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变给我们带来的思考。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个最基本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按照人为设计的计划发展的经济改变了。这种改变就使一些人产生了不稳定感，比如，市场变化多端，让人感到有很大风险。再比如，合同制、聘用制等等办法的实行，干不好就可能被辞退，不需要的人就要下岗，铁饭碗端不成了，个人对前途的把握不大了。确如人们所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有些以前重要的事、部门今天变得不重要了，有些以前不重要的事、部门今天变得重要了。这就是经济体制转变带来的变化，否则，没有这样的变化，就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和苦恼了。因此说，经济体制转变，人的观念需要改变。对出版工作者来说，跟上这个变化，我们才能了解读者想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才能按照变化，改革我们的经营管理办法，策划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选题，出好书。
第二个变化是经营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走高效、优质、低耗的路，过去那种“大拨轰”、“大锅饭”不行了。由于技术进步，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机器跟不上，没人买；人跟不上，被淘汰；国家跟不上，被打败。在这种形势下面，观念不变化不行，还是“人海战术”，还是扩大规模，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必然落后，被淘汰。
第三，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的观念因此也会发生变化。在这方面少年儿童的表现最明显。比如，现在的孩子对《高玉宝》一书的内容就不理解。周扒皮为什么学鸡叫，用闹钟不就行了吗？长工为什么一定给周扒皮干活？吃不饱饭，吃肯德基、麦当劳嘛！30多年前，跳迪斯科被称为扭摆舞，是腐朽的西方文化，今天一些退休的老同志跳得很欢，还有大秧歌，敲锣打鼓，为了健身。三年困难时期，买肉要肥的，现在吃野菜、粗粮成为时尚。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状况，也带来了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生产力发展了，社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集中表现在人口、环境和资源三方面。现在，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三大难题。我们在三大难题上做什么工作？不是说要开阔视野，开拓选题吗？美国有一个连续剧，叫《星际旅行》，共300集，每一集的开头都有一句话：“太空，这是我们最后的边疆！”这就是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教育，培养太空意识，开拓意识。我们所面临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并不比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小，我们出版工作应该在这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围绕这些变化，产生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应该跟上变化，正确地认识这些变化，要通过出版物给人们以正确的导向。这也要求我们要转变观念。
二是制定战略。规模、数量增长过快，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所以，我们要牢牢把握“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这一思想。实现出版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实现这一思想的重要步骤。出版产业应该说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是很重的，就拿图书生产来讲，1995年全国销售图书的流转额为350亿元，其中仍然是按严格的政策性产品来计划价格、计划调拨、计划供应的中小学教材的总流转额为112亿元，占图书销售总流转额近三分之一。像出版这样计划产品占有较大比重的行业，在国民经济的总体格局中已经不多了。由于国家实行的是出版权专有政策，专有所带来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不少出版单位经营的低水平。而且，其他行业的资本为寻求平均利润率正在向出版业流动和转移。买卖书号、以“协作”为名行买书号之实、党政工青妇出书又卖书，盗版、盗印等等都属于追求超平均利润一类。我们曾经并仍然继续在下大力气控制书号、下大力气打击买卖书号、下大力气惩处违背专题报批规定的出版社以及严重超专业分工现象。几年来，在出版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
1995年，我们的图书总品种数，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增长，第一次得到遏制，取得了“两减两增”的可喜成果。即图书总数下降了2.4%，新书品种下降了15.2%；重版书增加了10个百分点，重版率达到41.6%，总印数增加5.2%。“两减”，说明对规模和数量的控制有了起色，“两增”则标志着出版业质量的提高。1996年，我们又扩大了战果。根据电讯快报资料统计：1996年图书总品种数达到113482种，比1995年增长9.5%，数字是大了，但其中新书增长3.9%，重版书增长17.4%，重版书增长幅度是新书的4.5倍，应该说这个增长是良性的。从图书的初重版结构看，1994年重版率为32.8%，1995年为41.6%，1996年达到44.6%，重版率是持续上升的态势，说明各级管理机关和出版社在抓图书选题和质量方面，措施是得力的，效果是明显的。
但是，控制总量，限制品种，还不是根本的、长远的办法，还是治标的权宜之计。如果是好书，多多益善，别说10万种，20万种也没有关系。所以，还是要治本。本，就是出版社，要把出版社办好，这就需要在出版社的改革、发行体制的改革两方面做文章。
我们现在的出版社，规模集中度很低，560多家出版社，560多个亲兄弟，个个一般高。在159家优秀、良好出版社中，资金在5000万以上的只有71家，而且这71家大部分是5000万略多，超亿的很少。资金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竞争能力有限，稍大一点工程就犹豫不决，不敢冒风险；带着几万、十几万人民币，到国际市场去找机会，有规模、有水平的大项目根本不敢谈。国外大的出版公司，看我们的出版社小本生意，也不愿意积极合作。所以，要营造大企业，要从主要依靠规模的扩大、生产要素的增加，转为对现有生产基础进行改造、扩建、兼并和联合。如果我们也像美国那样，有10个8个大型的出版企业，出书和码洋占了市场的一半，导向问题，管理问题都要好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的数量也会容易掌握。道理很简单，一家增加10种，500家就是5000种，几个大公司，一家增加100种，也只有几百种。
发行方面，要营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真正的好书到大市场上去比比看，去竞争，去让读者挑选。现在集团林立、省界保护，形同贸易壁垒。一些质量不高的书，因为有省界保护，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称王称霸。其他省的出版社虽然有同类质量高的书，也很难进入。自己省编的书，质量虽不高，一道命令，也印它几百万，这也是造成重复出版，优不胜劣不汰的原因之一。
出版产业在国际、国内所遇到的现实挑战，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已不可能再按过去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来迎接挑战了。出路就在于坚持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坚持通过阶段性转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用集约化的经营方式来迎接挑战，用优质高效来迎接挑战。
三是设计规划。规划的作用有两个：一、规划是执行党的方针、任务的计划，出版规划也就是执行党的出版方针、任务的计划。规划制定得好，是保证执行党的方针任务的第一步。二、规划可以保证有计划、有步骤、按需要、保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是解决“调整结构、优化选题、控制品种、提高质量”的有效措施。
今天，制定“‘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首先要解决好指导思想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谈指导思想是老生常谈。事实证明，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就弄不明白任务、重点和主攻方向。而指导思想又具体地体现在出版选题的重点上。我们的重点有这样五个方面：
(1)加强、深化、拓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图书；
(2)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图书；
(3)代表国家水平的、有时代标志的重大骨干工程；
(4)优秀的通俗普及读物；
(5)优秀的长篇小说和少儿读物。
这里着重说一说通俗普及读物。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优秀通俗普及读物主要是两类。一个是文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通俗普及读物，一个是科学技术普及读物。我们国家有12亿人口，中等文化和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的读者有七八个亿，如果没有为这七八个亿读者提供好的读物，“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好的通俗文艺读物，“扫黄打非”也没有办法进行到底。有些同志认为通俗普及读物是小儿科，没水平。其实持这种观点才真是“小儿科”“没水平”。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能够传之久远的，常常是那些雅俗共赏的通俗读物。比如《诗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三言二拍》在当时都是普及读物，《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哪个人不知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王力的《诗词格律》、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你说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这些书培养了一代人，一代干部，很了不起。如果大家能出版一批雅俗共赏的通俗读物，我们出版社的贡献就大了。另外，科普读物我们现在也特别需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优秀的都应该积极引进和出版。为什么要提倡科普？全国科技大会大家有一个共识：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科技自身的发展水平，一条是科技普及的广度和深度。在面向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不但表现在人才的竞争，更表现为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竞争。道理很简单，森林、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但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人的智慧是无限的，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所以，科普读物的出版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关系到培养一代人的重要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未来的重要问题。
其次，我们的图书要努力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好书不是书架上的摆设，不是库房里卖不出去的存货。好书要有人买、有人看。为此，要用符合社会发展、时代需要的新观念，努力把我们的图书同这样一个时代结合起来，同当代思想结合起来，同现代科学的进步结合起来。我们要大胆开拓，努力创新，写别人没有写过的内容，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形式，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用千变万化的出版物和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反映今天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四是建设队伍。抓出版繁荣，还必须有一支优秀的队伍。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为关键的。从策划选题、编辑加工、印制发行，到修订再版，没有一个环节不是靠人去完成的，只有优秀的队伍才能作出优秀的成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社增加了4倍多，年出书品种增加了5倍，相比较我们的出版队伍，从规模到素质都跟不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培养出那么多合格的社长、总编辑、编审、副编审、编辑呢？
上述这个道理已渐渐为大家所认同，关键在于落实。这里，我要突出谈的一点是“把关”问题。我们应该明确一个道理，那就是编辑与作者不同。如果说作者有创作的自由，那么编辑有把关的责任。编辑是代表党和政府掌握出版权力的人。出版社是党和国家的文化宣传舆论阵地，编辑和出版社必须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决定弃取，这就是把关。现在的问题多出在两个方面，要么“不把关”，要么“把不住关”。“不把关”，因为把关人在思想认识上或潜意识中与错误思想一致或默契，他把关的标准是非颠倒；“把不住关”，这方面的同志多半因为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知识所限，根本就发现不了问题，把不住关。
有鉴于此，我们一定要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对即将从事出版工作的新同志采取持证上岗制，有合格证，才可以做编辑。对已上岗的同志，要进行岗位培训，补课，给他们充电和加油的时间。
（三）怎样保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处理好三个关系
出版工作出现的这些问题，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得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寻找。我们现在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它的特殊性，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人们的觉悟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制约。不是中级阶段，也不是高级阶段，更不是理想阶段，它是初级阶段。小平同志说，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初级阶段的觉悟水平，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管理水平，所以，在前进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出现这些问题有它的必然性。
第二点，我们承认这个必然性，并不是认为它天然合理，任其存在，而是在承认它的基础上，分析它，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战而胜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分析，江泽民同志有一段论述，讲得非常深刻。他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活动中出现和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合理的。对错误的、丑恶的东西，必须予以抵制、批评和纠正，不能漠然视之，更不能任其泛滥，让它们去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这段话首先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次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不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使我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使我们的社会发展；对市场活动中丑恶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也就是消极的、病态的、不合理的东西必须予以抵制、批评和纠正。
另外，在这个历史阶段，法律、道德、规章、制度都有一个逐渐地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小平同志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恐怕需要3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指出它的不可避免，首先是为了使我们对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务，正视这些问题，并且看到它的复杂性。没有思想准备，不承认这一点，就要被动，这是一。第二，说它有历史必然性，并不是认为它天然合理，任其存在。而是要在承认它的基础上，分析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因为是初级阶段，是过渡时期，是转变时期，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创造条件，向高级阶段发展，完成这个过渡，完成这个转变，所以，才需要我们做工作。
为了保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应该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坚持正确方向与深化出版改革的关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大方向。我们的改革，是在大方向指导下的改革；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这个大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小平同志最先倡导的，但他并不是从市场观点来看这一问题的，而是从政治上、战略上把市场看做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小平同志讲“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就清楚地表明了小平同志是从政治上，从战略上把市场看做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的。我们出版业、我们发行工作中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我看就说明了有很多的出版社、很多的从事发行工作的同志把市场看做是目的，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像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崇拜市场、崇拜金钱，热衷于从经纪人的角度看问题，而忘记了奋斗的根本目标。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它没有办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保证不了社会的公正。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需要政府去弥补、去调整。所以如果不能从政治上去看问题，就必然走到崇拜金钱、崇拜市场的道路上去。就把握不住政治方向。
第二个关系，是要处理好政府的简政放权与宏观管理的关系。出版社要求出版主管部门、政府机关简政放权，要求不要管得太多。这些意见确实应该很好地研究。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出版体制，如何充分发挥每一个单位、个人主动性，确实需要简政放权。但是，简政放权必须以加强宏观管理为条件，只有把宏观管理加强了，才可以更好地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同时配套措施要跟上。要“管”，但管而不死；要“活”，但活而不乱。所以政府的简政放权与宏观管理这个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处理不好不但达不到简政放权的目的，还会出乱子。
第三个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与增强社会责任感的关系。出版社作为一个出版企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是合理的。但是，企业自主权与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权力与责任、义务是一致的，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义务也相应增多，而且任何权力都受责任与义务的制约。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好，认为自己权力大而不能相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必然会出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企业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权，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两点必须同时强调，否则就容易出问题。
总之，处于社会大转变时期的出版事业，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我们既要看到成绩，看到进步，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差距，用“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思想，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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