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两可之说”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说论文,邓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析（约公元前560—前501）是名家最早的代表人物，班固《汉书·艺文志》等都把邓析列为名家学派第一人。可见，邓析在名家学派以及中国逻辑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弄清邓析的思想，对于分析名家学派的特点，梳理中国逻辑发展史的基本线索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邓析著有《邓析子》两篇和《竹刑》等书，现均已亡轶。今本《邓析子》《无厚》《转辞》，内容杂芜，层次零乱，据学者考证，系后人伪作，不足为据。据《吕氏春秋》《荀子》等著录和引用的材料看，邓析的主要思想是“两可之说”和被认为是“琦辞怪说”（荀子语）的“山渊平”等思想。由于荀子著录的“山渊平”等是邓析、惠施两家的思想，其中哪些该属于邓析，哪些为惠施的抑或两人共同的思想，由于材料阙如，不能确知。并且荀子只著录了几个简单的命题，其确切含义也不得而知。因此，“两可之说”也就成为考察和评价邓析思想的主要材料。
何为“两可之说”，据汪奠基推测，最早的两可之说，事实上就是一种逻辑思维形式的发现。但由于邓析的著作没有保留下来，其具体思想材料均无法考证，故此不论。现存研究邓析“两可之说”的确切材料，就只有《吕氏春秋·离谓》所引用的一则材料：“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尸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答之日：‘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尸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日：‘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对于这个故事所代表的“两可之说”，聚讼颇多，历代的研究者对此大多持否定态度。晋鲁胜《墨辩注序》说：“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注：转引自.中国逻辑史资料选·汉至明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81 ）《吕氏春秋·离谓》的评价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荀子·非十二子》认为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第一，“两可之说”是一种“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肯定与否定可以随意变化的诡辩。第二，这种奇辞怪说又有一定的逻辑力量，足以欺惑愚众。但这些评价是定性式的，而非分析式的，对“两可之说”的涵义没有予以必要的分析。因此多带有主观的色彩而缺乏科学的依据。与之相反，现代学者对“两可之说”大多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两可之说”是一种辩证法观点：“‘两可’式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谋求合理解决矛盾”的方法。（注：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8）“邓析的 ‘两可之说’基本上是对客观事物矛盾性质的一种相互的辩证反映。”（注：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7～28）
对邓析思想的评价的绝然相反的态度，正说明在对邓析思想的认识上存在不一与不足。为了弄清邓析思想的含义与意义，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两可之说”。
“两可之说”的“两”，汪奠基认为是指“对立命题或判断。”（注：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58） 孙中原认为是指“事物正反两方面的性质”（注：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7）这两种理解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事物正反两方面的性质指的又是什么？有的研究者从得尸者和赎尸者利益的对立上加以理解，认为“对于得尸和赎尸这涉及同一对象的事实，买卖双方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这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相反的性质。”（注：杨沛荪.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28）得尸者想多得钱，赎尸者想少出钱，这是利益上的对立。有的研究者则从心理层面上加以理解，把“两”理解成“急”与“不急”两种心理状态的对立。“富家人可以不急，正是由于得尸者之急于卖给富家人引起的；得尸者可以‘不急’，正是由于富家人之急于要赎回尸体而引起的”“这正是客观事物的矛盾性质在不同人身上的具体反映”（注：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6～27）。 这两种解释都在各自层面上分析了事物正反两方面的性质。但是仅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解释“两可之说”，似嫌不足。“两可之说”涉及到更深层面的正反两方面的性质。其实，利益层面上的对立与心理层面上的对立都是建立在得尸和赎尸双方都以对方为自己买卖的实现条件与途径这一层面的对立基础上的。对于得尸者和赎尸者这买卖双方来说，得尸和赎尸都只有通过对方才能实现。因此，得尸者和赎尸者利益的实现和“急”与“不急”这种心理状态的消解，都必须以买卖的实现为基础。邓析“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和“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这种“两可”“两适”的态度也是从买卖双方的实现途径、实现条件中引申出来的。
那么，“安之”这种“两可”的态度能否从“人必莫之卖矣”和“此必无所更卖矣”的关系中必然地、直接引申出来呢？回答是“未必”。因为买卖双方性质的对立并不直接等于买和卖实现途径的对立，因此也未必能直接引申出“安之”这种“两可”的态度。在买卖双方都分别具有多个选择对象来实现自己的卖和买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安之”的态度可言。现代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者货比三家的购物态度、消费心理，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安之”这种态度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就是当多个卖方面对的只有一个买方，买方可以“安之。”反之，当多个买方面对的只有一个卖方，卖方可以“安之”。买卖活动的实现途径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买方只有唯一的一个并且卖方也只有唯一的一个，买卖双方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对象可使买卖活动得以实现。对于这第三种情况，买卖双方都不能简单地采取“安之”的态度。否则只能导致买卖的破裂，买卖活动的中断。但是这与得尸者与赎尸者的愿望与要求都是不相符合的。邓析所面对的情况是，得尸者与赎尸者都不想也不能使买卖活动破裂，得尸者的愿望是卖出尸且多得到钱，赎尸者的要求是得到尸并且少出钱。因此，他们必须使这桩买卖得以进行。而简单地采取“安之”的态度就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结果是得尸者与赎尸者都不能接受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邓析虽然看到了买卖双方在性质与利益上的对立，看到了赎尸者与得尸者具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就这一点上说，他的思想具有一些辩证法因素。但是，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不但有斗争，而且也有同一，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并且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邓析虽然看到了两者的对立，但他采取“安之”的态度说明邓析看不到矛盾双方之间的统一与联系。割裂了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买卖双方的愿望和利益实现途径上看，双方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并且辩证法同时强调，对于不同性质、不同特点的矛盾，必须找到与之相应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而邓析却用解决买卖双方实现途径的第二种情况的方法来解决第三种情况，因而邓析所提供的解决矛盾的方式与其所面对的矛盾是不相适合的。
邓析是名家最早的代表人物，那么邓析“两可之说”是否包含着逻辑思想？我们认为，“两可之说”中没有包含逻辑思想，但却隐含着一个逻辑错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逻辑问题，即假言联言推理的有效性与正确性的问题。
假言联言推理的形式是：
如果p，那么q
如果r，那么S
所以，如果p并且r，那么q并且s。
这是一个正确的假言联言推理形式，它说明“两个情况充分条件之合构成两个情况之合的充分条件”。（注：金岳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1979.204 ）这种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可以通过真值表法予以检验与证明。应该说邓析的“两可之说”是包含了（注：在邓析以前无人提出过这一推理形式，故不能说邓析应用了这一推理形式）这一假言联言推理的形式的。
如果“人必莫之卖矣”（p），那么买方“安之”（q）
如果“此必无所更买矣（r），那么卖方“安之”（s）
所以，如果“人必莫之卖矣”且“此必无更买矣”，（p并且r），那么买卖双方“安之”（q并且s）。
但是，为什么邓析通过正确的假言联言推理形式，最终却导致了诡辩，得出了错误的结果呢？原因在于邓析不懂得这一推理形式保持正确有效的逻辑规则。这一规则就是：“两个情况的充分条件之合构成两个情况之合的充分条件”。换言之，“两个情况的充分条件之合”与“两个情况之合的充分条件”所表达的必须是同一个概念或同一种情况，否则就违反了同一律，必然导致错误。在“两可之说”中，“两个情况的充分条件”所对应的是买卖双方实现途径的第二种情况，而“两个情况之合的充分条件”所对应的是买卖双方实现途径的第三种情况，因此，在这里，“两个情况的充分条件之合”与“两个情况之合的充分条件”所表达的不是同一概念，虽然从语词上看有某种相似性，但其实质，内涵是不一致的，是违反了同一律的。邓析的错误向我们证明，当“两个情况的充分条件之合”构成“两个情况之合的充分条件”的这一转换过程中，出现语词上一致而概念不一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可以说是邓析“两可之说”的积极一面所在。
总之，邓析虽然看到了事物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属性，看到其中的对立，因而具有一些辩证法因素，但他看不到矛盾双方的同一，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最后陷入了诡辩。邓析的方法与孔子的“叩其两端”，老聃的“正言若反”，墨家的“同异交得”的辩证法思想是有原则区别的。历史上研究者研究的是孔、老、墨而非邓析，也许正是不自觉地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原则区别所在。当然，历史上的研究者对邓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片面的，毕竟邓析“两可之说”思想中所具有的辩证法因素是应予以肯定的，所应否定的是他的片面性与所提供的解决矛盾的方法的错误。同时，从逻辑学的角度看，邓析的“两可之说”虽然看到了“假言联言推理”这种推理形式，但他并未对这种推理形式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总结，未对此形成自觉的认识。也正因如此，他最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