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阀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6)05-091-(10)
中国学者对中国军阀政治研究在军阀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国外对中国军阀政治的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外学者为军阀政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本文通过对中外学者军阀政治研究的主要视角的考察，客观地反映中外军阀政治研究的研究动态以及缺陷，从而为中国军阀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寻求新的方法论的突破点。
1.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胡绳、来新夏。他们认为，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中承担着双重角色——代理人和代表者。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政治代理人。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①同时，在国内军阀则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②对于这种军阀政治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环境决定的。“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③胡绳也认为，军阀政治所导致的混乱、战争是帝国主义矛盾在中国的反映。“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武器——武力与财力。他们用这两个武器支持他们的代理人，反动军阀统治者；也用这两个武器压迫中国的人民和阻扰中国的革命”。④来新夏先生是中国北洋军阀史研究的佼佼者。他和其学生共同编著的《北洋军阀史》堪称当世杰作。来新夏先生在这本书中所体现出的分析方法也是阶级分析法。不过，他对军阀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提出军阀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阶级属性。他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⑤“军阀们通过土地榨取地租，投资获得利润，又以所得进行高利贷剥削和购置土地。这三者的资金相互转化、增殖，使这批人物既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带有某些资产阶级色彩。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它与旧的封建性军阀的主要分界点”。⑥
在中国大陆，阶级分析法是研究中国军阀政治的主导框架。这种分析方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矛盾的观点来解释军阀政治的产生、冲突和终结。从中国政治的宏观层面上看，阶级分析法具有说服力。但是，在微观层面上，阶级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它无法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统治集团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这种分析模式遭到了美国学者麦科德的强烈批评。
2.军绅关系。军绅关系分析模式是由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中国和日本近代史教授陈志让提出的。军绅关系中的军是指1895年以后渐渐发展的军队，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他认为，1860年至1895年是绅军政权，1895年至1949年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就是军阀政治的核心本质。陈志让认为军绅政权有五个特征：军人领导绅士；近代民族主义觉醒时代；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权力分散；财政自立。陈志让认为，“这个新兴的军—绅政权之所以不能统一中国，一方面是派系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地区的分裂。派系的分裂象征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地区的分裂象征着既得利益不能调和，养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我们认为要了解军阀时期的政治问题必须集中深入地分析地区的分裂和派系的分裂”。⑦以现代化作为评判标准，陈志让对军—绅政权的评价基本上是消极的。他指出，“它造成中国政局的不安定，破坏和阻挠交通运输，摧残中国的教育，搅乱中国的货币制度。在它统治期间，中国新式工业的进步跟军—绅政权毫无正面的关系”。⑧但是，陈志让不赞成关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间的主奴关系论。他指出，“在缺乏确切的证据的情形下，与其推测军阀是否甘心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如从他们的行为和政策来说明他们是否是民族主义者，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者”。⑨
陈志让的军绅关系模式相对于阶级分析法来说是更进一步，它能够从更微观的角度来阐释军阀政权的特性。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问题。根据麦科德的研究，军绅同盟只是在民国最初几年存在，但是政治军事化结束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陈志让把军阀政权描述为‘军绅联盟’似乎并不恰当。在民国初年，省政权当然是被文官和军事精英所组成的联盟控制。然而，军事将领的利益从先前文官同盟中分离出来，政治军事化结束了这种伙伴关系”。⑩另外，军绅关系模式把军绅政权和党军政权混淆在一起。在蒋介石政权里，他已经确立政党领军模式。与军绅政权相比，党军政权的文武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现代化理论。运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军阀的代表人物有费正清、派伊(Lucian W.Pye)、罗兹曼。费正清认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是中国现代化不均衡发展的产物。“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他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11)
派伊也是运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军阀政治。他认为中国的军阀政治是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一个方面。(12)派伊认为，军阀政治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社会价值变迁与权力组织变迁之间的脱臼，以及现代化所带来的权威危机。“因此，中国经历了一个政治变迁的脱臼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政治价值方面，私人的利害关系的传统模式继续拥有力量；而在权力分配领域，趋势是走向更开放的竞争，在这种意义上是走向更现代的政治形式。由此看来，军阀代表着价值层面的延续和权力组织层面的中断”。(13)“从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对军事化的组织有特殊偏好：原因在中国近代史上，军队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帝制时代的官僚体系崩溃之后，唯一有力量控制全局的就是军队，同时，军队本身就具有建立大规模组织的能力”。(14)不过，与费正清不同的是派伊给予了军阀政治相当正面的评价。“军阀及其政治代表着所有的错误的时代，他们的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转型阶段。他们的权力依赖于这种现实：他们占有着仅有的能够寻求政治权力的组织。然而，这些组织不是通过根据政治目标而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没有明确代表既定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的特别部分。因而，以前的政治的个人形式继续存在。军阀寻求的价值首先是个人价值。政治生活的纽带和联盟也是建立在个人联系基础上的。然而，军阀及其组织是中国社会的权力组织和分配的基石。严格说来，他们代表着革命性的进步，标志着一元化和等级化的权力结构向更分散的权力分配的转型。权力问题当时在中国变成了更开放和更有竞争性了”。(15)
罗兹曼从现代化角度，对军阀政治的评价是比较中庸的。“军阀对中国政治的改造，对于当时中国总体社会正在经历着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既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旧的模式的终结使许多人不得不去寻求和相信新的选择。在军阀主义的鼎盛时期，知识界变得最为激进，正在打倒一切偶像；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比此前不久的文化革命时期更为激进。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整个知识界陷入了极端的怀疑主义、全盘否定和彻底革新的心态。知识的探索大部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并到中国的历史遗产中去挖掘现时代价值。各种政治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扩大，包括了大量新式西化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出洋，以寻求中国教育似乎缺乏的那些具有特别的实际应用价值的东西。大多数人后来回国，希望在政府中找到工作。国家的领导者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求中国的国际尊严和政治稳定”。(16)“然而，在这个时期，现代化事业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军阀主义造成政府瘫痪”。(17)
现代化理论从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出发来解释军阀政治问题。这种理论的优缺点和阶级分析法大致相同。它也是一种宏观的分析模式。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所能解释也只是军阀政治所处的历史背景。它的缺陷在于没有深入到军阀组织的内部来解释军阀政治的特征。
4.权力均势。权力均势理论模式是由齐锡生教授提出的。齐锡生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的军阀政治》一书中，运用国际著名政治学家凯普兰教授的“范型”理论，在“权力均势”和“角色行为规则”的方法原则指导下，对中国军阀政治进行了系统的、动态的宏观分析。齐锡生认为，1916-1928年间中国的政治派系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国际关系，军阀组织要遵守权力均势的逻辑：(1)要增长力量，宁可使用谈判而不采取战争方式；(2)宁可战斗而不放过增长力量的机会；(3)宁可停止战争而不要消灭一个重要角色；(4)反对派系内部有可能占统治地位的任何联盟或个人；(5)要限制那些主张超国家组织原则的行动者；(6)允许打败的或被限制的重要角色作为受欢迎的合作者重新加入派系，或把某些以前的不重要的角色划进重要角色的行列，把所有重要角色都作为受欢迎的合作者。(18)齐锡生教授指出，“这些法则以战略语言表达并具有必须履行的含义。在这些法则中有一种内部均势，是保持权力均势的最低要求。这些法则是互相依赖的，违反了一条就会导致违反另一条，最终可能削弱整个体系。还必须在基本法则和派系的其他变化之间，及派系和它的周围环境之间保持均势。在这些领域内均势的破坏可能会引起这个派系的行为特点发生根本的改变，并转变成另一种体系”。(19)
权力均势模式对于解释军阀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性。但是，它也有致命的问题。在军阀政治下，派系和省区都不是主权单位，中国的中央政权也不能等同于国际联盟。在权力均势模式，把军阀政治看作分崩离析的国际体系是不恰当的。虽然，当时中国主权处于危机之中，政权也是分裂的。但是，总的来讲，军阀政权仍然是拥有基本的统一主权的。
5.传记研究。对军阀进行个案研究，最卓有成效的代表人物是谢里登、季霖、谢文孙、沃伍、陈志让、麦克·马克、园田一龟。谢里登通过对冯玉祥一生政治经历的考察，从而检视军阀政治的一般性特征。他认为，“军阀”通常是指凭借其武装力量称霸一方的人。他能利用不受外力控制的军事组织，在一定的区域内行使有效的统治。(20)他认为，军阀的特征有军队私人化，领土割据，承担治理责任，反民族主义。谢文孙通过对陈炯明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思想的考察，分析了军阀政治的起源、军阀的思想、军阀政治与民族主义、军阀主义与地方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军阀的思想是复杂矛盾的；军阀具有扩张主义的普遍特征；地方性忠诚在军阀政治中盛行；军阀政治和民族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冲突。(21)沃伍(Odoric Y.K.Wou)试图通过写作吴佩孚的传记来考察他所控制下的军事体制。沃伍认为军阀和他控制下的军事体制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个人是其环境的产物，他与环境紧密联系。简而言之，他是群体中的一员，在这个群体中每一个成员的行动和行为都影响着其他成员的行动和行为。因此，研究吴佩孚的生涯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军事主义现象、他所处的环境以及吴公共生涯所从事的军事体制”。(22)所以，他从吴佩孚及其所在的直系入手，解释了军阀的特征、军阀体制的内部结构、军阀派系的内外部冲突、军阀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陈志让则是选择通过对袁世凯的研究来透析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他认为，对袁世凯的评价不能仅仅从道德上进行指责，而应该从他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来考察。“为理解袁世凯为什么如此行事，采取不同于伦理主义史学家的方法，并且考察袁世凯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有益的”。(23)由此，陈志让对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和复辟帝制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认为这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努力，是当时政治、文化压力的结果。英国学者麦克·马克和日本学者园田一龟的研究对象是张作霖。他们通过研究张作霖的生活进而描述了奉系军阀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军阀与军阀之间、军阀与中央政府之间、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奉系军阀的特殊性和作为军阀的普遍性特征。(24)
传记研究的视角，可以深入地、具体地考察军阀的行为、个性和思想，揭示各个军阀的特殊性。但是，它也有明显的不足。“首先，存在着过于认同自己研究对象的危险。……传记研究的第二个缺点是根据自己所研究的一个军阀来考察军阀主义时期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很自然的，因为许多材料整理都来源于与他相关甚至就是来源于他自己的处理。这种倾向也许导致人们赋予其的重要性要高于被研究的人物所实际具有的重要性。为此，人们把他置于他可以被很好评价的地位，但是他实际上不具有这种价值”。(25)
6.地域研究。萨顿(Donald S.Sutton)试图通过研究云南的军队组织来解释中国近代的军阀政治现象。他认为，军阀组织是各省军队组织演变而来的，“军阀主义现象最好理解为分裂的军事主义；军阀主义的起源及其分裂也许在研究单一军队的组织行为中得到解释；云南省的军队可以看作是几乎普遍两个阶段过程的缩影——各种类型的军事力量都转型成民国前五年多少团结的地区或省的军事派系(1911-1912)，他们随后衰变成为军阀时期典型的不稳定的和掠夺式的军阀联盟”。(26)萨顿从云南省的军队出发，研究了云南省军事主义的形成和演变，以及云南省军事主义对外省以及国家的影响。柯白(Robert A.Kapp)对四川军阀的研究是地域研究的典型代表。他的研究一方面要揭示四川军阀的分裂主义和军事主义，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四川军阀与中央政府至今的关系。正如他所言，“这是一项对中国一个省中军事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研究，也是对在混乱和分裂几十年中准政治集权者把此省整合进入国家政治体制努力的研究”。(27)柯白认为，四川省地理、文化和居住模式的特殊性是四川军阀特殊性的重要原因。由此，他反对对军阀进行标准化的解释，尤其是军阀终结于1928年的观点。“1927年和1928年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远非标志着四川军阀主义的终结，相反地它使四川的领导人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免于外界的干扰。自主的省军事主义的整个现象最终在1949以后才消退，也许1927年后四川军事主义在这种意义上是‘残余的’，但是它并没有迹象它仅仅是过去时代的残留物”。(28)麦科德(Edward A.Mccord)以湖北和湖南作为案例来研究军阀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过程和原因。之所以选择这两个省，麦科德给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是，军阀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研究两个省“在范围上不是很广，可以提供详细的历史说明，但是他又是足够宽泛，能够允许囊括不同的军阀历史作为普遍概括的基础”。(29)其二是，特别的方法论考虑。因为以前的军阀政治研究通常关注中国的边境省区，提高了军阀的特殊性。选择湖北和湖南可以增强普遍概括的准确性，并且可以和以前的研究进行比较。而且，两省处于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中心，为军阀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30)通过对湖北和湖南两省军阀主义兴起的研究，麦科德得出结论，认为军阀政治是现代化危机的产物。“近代中国的军阀出现在特殊的、重要的历史条件之下，那就是，紧跟着帝国体系崩溃之后的持续不断的权威危机”。(31)“军阀主义不是简单地起源于军事将领对合法政治权威的拒绝，而是在于确定哪一个权威是合法的存在着困难”。(32)“民国初期导致了政治的军事化，它为军阀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关键的环境”。(33)
7.地方主义。研究中国军阀政治中的地方主义问题，以赖瑞的《地区与国家：中国政治中的广西派系，1925-1937》为代表。赖瑞以广西为个案讨论了军阀政治中的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地区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一定是对立的。“这项研究将试图表明，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不一定是对立的，它们能够共存。我们将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当中央权威极其衰落时候，中国的边境省区广西的地区主义的政治运作”。(34)赖瑞在其著作中还讨论了地区的特点，引入了地区主义的概念，考察了地区与国家的关系。正如她在书中所言，“我们将讨论地区的本性、地区主义的持续性、地区主义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运行。我们将考察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中国政治中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也将研究地区主义和军事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民国的关键关系”。(35)通过研究赖瑞得出结论，“直到1925年，广西派系专注于地方考虑；从1926年到1929年它活跃于国家政治中；从1930年到1936年它又局限于地方；从1937年至1945年它又投身于保卫国家的战斗中”。(36)“广西派系既是地方主义者同时也是国家主义者”。(37)赖瑞认为，“广西派系不是一群思路狭窄的军阀。它的成员通常是混乱的，有时是狡猾的，但是他们不是江湖骗子。他们是这样一种军阀，认识到军事主义的局限性，发现有必要寻求解决中国军政一体化问题的方法”。(38)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地域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省域研究，对超省域和市县军阀的研究是很欠缺的。地域研究主要关注于军阀政治的地方性和分裂性，忽略了军阀政治的中央政权。它表现出来的优缺点和传记研究大致相同，比较专注于某一特殊的军阀的个性。对于解释整个军阀政治形态缺乏普遍的说服力。
8.军人和军事研究。从军人和军事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军阀政治以赖瑞、鲍威尔、冯兆基、沃尔润、文公直、蒋方震为代表。赖瑞认为，士兵对当时中国社会局势和发展方向影响非常重要，这使得她对军阀士兵的研究很有价值。她论述道，“大量的士兵处于分裂的控制之下，为中国增加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他们导致的紧张氛围和不安全破坏了经济发展。他们是许多中国人为持久的焦虑所困扰。”(39)为此，赖瑞要对中国的军阀士兵进行全面的考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在这项研究中，我将会考察，士兵从何而来，他们如何进入军队，在军队中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军官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他们如何对待他离开的地方，他离开的地方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40)通过研究士兵的来源和录用、军旅生活、官兵关系、士兵与暴力关系、士兵与土匪关系、士兵的解散等问题，赖瑞不仅仅收集了大量关于军阀士兵的史料，也从军阀组织的基本单元——士兵揭示了军阀政治中的暴力和军事化问题。鲍威尔的视线主要放在清末新军上。他从满清初期的军事组织和军事制度开始，详细阐释了清末民初军事组织和军事制度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鲍威尔认为，湘军淮军与军阀的军队以及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半私人的军队是湘淮军的承继者。他们二人又是军阀们的私人军队与19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所组织的党军的先驱。”(41)但是，他也强调清末新军和后来的军阀主义还是不同的。在新军时代，虽然军队日益成为人们获取权力和地位的重要手段，但是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还没有像军阀主义时代那样受当兵的支配。冯兆基的著作《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与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并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军事史的两大力作。和鲍威尔一样，冯兆基的视线也是放在清末新军上，分析和论述了清末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对清末民初的军队组织和政局的影响。从军队组织的内部深刻洞察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揭示中国近代军人政治形成的机理。(42)研究清末民初的军人和军事的中国学者以文公直和蒋方震为代表。研究清末民初军事史比较早的学者当属蒋方震先生。他于1923年发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一文，简单地勾画了从同治十一年到民国十年的军事变迁。蒋方震把这五十年的军事变迁划分为五个阶段。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七年为第一阶段，是海军建设时期；从光绪八年到光绪十七年，是淮军衰变时期；从光绪十八年到二十七年，是淮军崩溃和北洋军初创时期；从光绪二十八年到宣统三年，是军事狂热时期，“在朝则曰练兵，在野则曰军国，而官民并进，新旧杂糅”。(43)第五个阶段是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年，是扰乱时期。文公直先生早年从军，后来弃军从文，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翔实的资料写就《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军制，详细描述了清末新式陆军的创建和编练、民国初期陆军军事制度和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制度；第二部分是关于军史，分门别类地记录了各个地方军队的发展历史；第三部分是有关战史，以时间序列叙述了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北伐战争各次战争的情况。(44)
军人和军事研究的视角能够从军阀组织内部来观察军阀政治的运行，从军阀组织的基本单元——士兵揭示了军阀政治中的暴力和军事化问题。但是，它却容易忽视军阀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正是由于军阀政治欠缺系统的意识形态，最终它被拥有完整的意识形态的党军所消灭。另外，由于军人和军事研究的主要视线放在军阀组织内部，因而这种方法和路径对军阀组织以外的问题则比较轻视。
9.军阀话语和军政关系研究。沃尔润(Arthur Waldron)通过对军阀话语的考证来解读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尤其是对当时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暴力、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观念。正如他在文章的第一段所言，“在汉语的词汇中，‘warlord’（军阀）是威廉姆斯所称谓的‘关键词’：这一术语的历史和用法显示出一定的基本问题如何被理解的。这篇论文将考察‘warlord’一词在中国从1910年代晚期第一次出现到现在的信息和涵义，尤其是要注意这一概念的使用体现出的中国人理解较重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特别是‘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45)不过，对军阀话语研究至今最全面、最深入的当属北京大学徐勇教授。徐勇教授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形成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证了军阀话语的形成和流变；二是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的起因和过程。徐勇教授通过翔实的史料研究表明，“从晚清改革到民国初建，中国曾依据自身传统并借鉴现代西方军制，整合军政关系，确立了约束军人参政的差别主义法制原则。但政治革命、抗御外侮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兵权参政的合法性，遂使军事力量成长为民国政局的支配势力。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革命党人在南方创立党军体制。北方“军阀政治”在战争中崩溃，失衡的军政关系终于在南方政府北伐统一过程中，通过“政党领军”方式逐步恢复平衡，实现了现代性质的文官控制。“军阀”表述的核心内容是军政关系问题，而军政关系演变则直接影响了“军阀”的内涵。由北伐革命确立的政党史观或革命史观，凭借“打倒军阀”口号获得的动员效益，加之执政后的权力资源支持，逐步获得话语诠释的主导地位。它将“军阀”的批判属性推向极致，出现泛用、即泛政治化倾向”。(46)
军阀话语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军阀”内涵的变迁，从而能够准确地把握军阀政治的本质。总的来说，军阀话语研究是从军阀政治的外部影响来研究军阀政治的。换句话说，它是从军阀政治对社会和国民所造成的心理后果的角度来阐释军阀政治。因此，它并没有深入到军阀政治的现实运行。军政关系的研究注意到了军阀政治中军人对政权的主导性。但是，军阀政治的特征不仅仅是军人主导性，除此之外还有派系主义、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等特征。这些特征在军政关系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0.派系和宪政。派系主义一直以来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征，在军阀政治时代.派系主义在中国政治中则更加突出。美国学者内森(Andrew J.Nathan)教授就是抓住了中国政治的这一角度，对军阀政治中的派系主义和宪政建设进行了研究。他在其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北京政治：派系主义和宪政失败》一书中表达了这一研究思路，“这本书试图通过考察北京政治体制的运作和揭示非正式的政治规则如何削弱正式的宪政体制，致力于理解上述问题”。(47)内森教授认为，“任何一种政治文化，在正式制度衰微，而非正式同盟和手段走向前台的时候，最能显现其特性。派系主义利用私人联系，运用密谋和流言，伺机突袭，当官僚体系强大的时候是附属性的，并且不为人称道，但是在民国初期却大行其道”。(48)内森教授在书中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描述两个方面揭示了派系主义对宪政建设的破坏作用。他认为1918-1920年，和1922-1923年，是中国宪政的两次良机，但是由于派系主义所带来的矛盾，最终归于失败。内森教授指出，民国初年宪政失败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人们发现只靠政治精英分子本省的支持是不够的，必须使政治精英分子吸纳更多新的社会阶层，并且他们之间要形成联系；其二是，民国的惨痛经验使人们产生对宪政的失望情绪，转而向往效忠一元化的、强有力的对象。
美国学者内森教授开创的派系和宪政研究，抓住了军阀政治的派系主义这一重要特征，从而找到了中国的宪政失败一个症结。但是，他的研究只是限于军阀政治在中央权力结构中的表象。中央权力结构和宪政安排不过是各地方军阀力量对比在中央权力结构中的反应。所以，派系和宪政研究并没有直接地深入军阀的内部。而且，他也忽略了军阀势力明显的地方主义色彩。中央权力结构不是军阀政治的核心问题。
11.公共财政。通过公共财政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军阀政治问题出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主要以英国学者范德温(Hans J.Van De Veil)和香港学者Alfred H.Y.Lin为代表。范德温认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外国赔款和1911年前清朝和民国的大范围借款导致了中央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这种危机又带来了一系列后果。(49)“首先，当中央政府强调建立现代西式军队时，中央财政变得紧张了”。(50)“由于中央财政来源紧缩，传统上通常占据着主要财政权力的各个省，相应地涉入对这些军队的财政控制。对军事财政控制的分散，是导致军阀主义的一个因素”。(51)“其次，财政危机促成了中央与各省之间对财政资源的竞争”。(52)“从1916年起，他们停止向北京上交仅有的主要财政来源土地税，而这一直以来都保持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构成了军阀时期开始的恰当标志”。(53)“第三，财政危机不仅仅导致中央和省之间对财政资源竞争的兴起。当税收增长和为了从地方社会汲取更多收入而改革财政体制时，各个省的军事和文职官员、乡村地方官、地方精英和地方社会的其他集团也为了保护或扩大他们对中国税收的享有而斗争”。(54)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范德温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那么，本文的中心观点是，军阀主义不仅仅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权力变化的结果，也不是因为辛亥革命后政治领导人未能达成共识。相反，外国对中国的蚕食、国内动荡的局面和现代的、工业化的军队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刺激了中国建立自己的军队，传统财政体制的财政危机和去中央化意味着追求军事效率导致中央权威的式微，而省级权威则很大程度上涉入了对现代军事的财政支持。税收改革和税收增长的压力和焦虑也导致地区军事力量赢得对公共财富的争夺，也导致了以省或联邦主义争论为形式的抵制”。(55)香港学者Alfred H.Y.Lin对陈辑唐的研究主要是从财政角度来论证陈辑唐体制的军阀属性，他主要是以陈辑唐为个案揭示“残余军阀”问题。他认为军阀体制应该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在军阀的影响领域里所有附属军事集团消灭；第二，国家和地方税收都由军阀占有，他们用这些税收用于军事目的；第三，省级和次省级所有政府职位都由军阀党羽担任。”(56)以此为评价标准，陈辑唐20世纪30年代在广东的体制显示出上述所有特征。由此，Alfred H.Y.Lin论述了陈辑唐的军阀体制的建立过程和其财政体制问题。他认为，“首先是财政自主，它使维持省或地方军事力量成为可能，这是军事分裂主义的基础。第二是，财政关系产生了特别的军阀体制与中央政府的紧张”。(57)Alfred H.Y.Lin还对军阀统治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提出“应该承认，军阀统治在某些方面是建设性的。陈辑唐统治下的广东充满活力，他也以所取得的大量成就而自豪”。(58)“第二是对土匪的镇压，许多老人对此有愉快的回忆；新建的公路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了方便”。(59)但是，Alfred H.Y.Lin对军阀的积极评价是有限度的。“然而，我认为甚至像陈辑唐这样‘改革主义’军阀他所能做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因为他首要的目标仍然是军阀式的”。(60)
通过公共财政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的军阀政治，的确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方法。它促进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融合，对于军阀政治的兴起也有独特的解释力。但是，它无法解释军阀主义何以发展，最终又导致衰落。而且，军阀政治问题绝非仅仅是个公共财政危机问题，它还涉及到权威危机、军队特性、传统资源等问题。所以，用公共财政来解释中国近代军阀政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结论
中外学者对中国军阀政治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他们所提供的视角和方法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从以上对中外学者研究视角的考察，不难看出，现有的军阀政治研究所呈现出的优势和不足。首先是，多微观叙事，少宏观分析。受二战后行为主义的影响，西方学者对中国军阀政治的研究以微观研究为主导，宏观的定性研究寥寥无几。微观叙事在军阀政治研究中是相当深入的，他们提供了地域、传记、军人的研究视角，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军阀政治的某个组成部分的特征。这些微观研究侧重于军阀政治的特殊性，往往容易忽略军阀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形态的普遍性。宏观研究在中国军阀政治研究中较少，主要局限于阶级分析、军绅关系、权力均势几个视角。其次是，重历史学史料，轻政治学模型。在中国军阀政治研究中，历史学者是佼佼者，鲜有政治学者参与其中，这势必也对研究方法形成了影响。历史学的学者对军阀政治的研究比较偏重于史料论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谢里登的《冯玉祥的一生》。在这本著作里，谢里登的历史史料的收集、分析是非常详细的。政治学的学者对军阀政治的研究主要以派伊和齐锡生为典型。派伊的分析引入了政治发展的分析模式，齐锡生提出了权力均势的分析模型。但是，这种政治学的分析模型在中国军阀政治研究中却是凤毛麟角。最后是，只见军阀政治之“军阀”，不见军阀政治之“政治”。在已有的对中国军阀政治的研究中，中外学者还形成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他们只重视对军阀及其军事组织的研究，而没有把军阀政治看作是一种政治形态。这种倾向的缺陷就是，把军阀首领及其军事组织独立出来，不能解释军阀形成、发展和终结的政治背景。
收稿日期：2006-06-09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48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127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49页。
④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99页。
⑤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⑥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⑦［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59页。
⑧［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60页。
⑨［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第162页。
⑩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276。
(11)［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6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502页。
(12)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raeger pulishers,1971,p6.
(13)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raeger pnlishers,1971,p9.
(14)Lucian W.Pye：《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风云论坛出版社，1992年，胡祖庆译，第161页。
(15)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i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raeger pulishers,1971,p9.
(16)［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17)［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18)［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4页。
(19)［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4页。
(20)［美］谢里登：《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页。
(21)［美］谢文孙：《一个军阀的思想与理想：陈炯明(1878-1983)》，《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九辑。
(22)Odoric Y.K.Wou,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39,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8,p5.
(23)［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8页。
(24)参见［英］麦柯马克：《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日］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25)Diana Lary,Modern China,Vol.6,No.4.Oct.,1980,pp154-155.
(26)Donald S.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P1.
(27)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
(28)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7.
(29)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2.
(30)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4.
(31)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gun,the emergence of nwdern Chinc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310.
(32)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310.
(33)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310.
(34)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3.
(35)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3.
(36)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211.
(37)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211.
(38)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213.
(39)Lary,Diana,Warlord Soldiers:Chinese Common Soldiers,1911-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1.
(40)Lary,Diana,Warlord Soldiers:Chinese Common Soldiers,1911-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6.
(41)［美］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08页。
(42)［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3)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载《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张玉法主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55页。
(44)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
(45)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6,No.4.(Oct.,1991)
(46)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形成研究》的内容提要，博士论文，未出版。
(47)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2.
(48)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octiond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2.
(49)Hans J.Van De Ven,Public Finance and the Rise of Warlordism,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p829.
(50)Hans J.Van De Ven,Public Finance and the Rise of Warlordism,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p829.
(51)Hans J.Van De Ven,Public Finance and the Rise of Warlordism,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p829.
(52)Hans J.Van De Ven,Public Finance and the Rise of Warlordism,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p829.
(53)Hans J.Van De Ven,Public Finance and the Rise of Warlordism,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p830.
(54)Hans J.Van De Ven,Public Finance and the Rise of Warlordism,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p830.
(55)Hans J.Van De Ven,Public Finance and the Rise of Warlordism,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p830.
(56)Alfred H.Y.Lin,Building and Funding a Warlord Regime:The Experience of Chen Jitang in Guangdong,1929-1936,Modern China,Vol.28,No.2.(Apr.,2002),p177.
(57)Alfred H.Y.Lin,Building and Funding a Warlord Regime:The Experience of Chen Jitang in Guangdong,1929-1936,Modern China,Vol.28,No.2.(Apr.,2002),p179.
(58)Alfred H.Y.Lin,Building and Funding a Warlord Regime:The Experience of Chen Jitang in Guangdong,1929-1936,Modern China,Vol.28,No.2.(Apr.,2002),p179.
(59)Alfred H.Y.Lin,Building and Funding a Warlord Regime:The Experience of Chen Jitang in Guangdong,1929-1936,Modern China,Vol.28,No.2.(Apr.,2002),p179.
(60)Alfred H.Y.Lin,Building and Funding a Warlord Regime:The Experience of Chen Jitang in Guangdong,1929-1936,Modern China,Vol.28,No.2.(Apr.,2002),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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