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艺学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二十年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20周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邀请首都学术界、文艺界有关学者、专家召开专题讨论会，在认真、求实、严肃而活跃的气氛中对文艺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文艺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学理层面上的讨论。
前进中的反思
与会的学者们对这20年的文艺学发展予以高度评价。
杜书瀛（社科院文学所）认为，过去100年的文艺学发展中， 有两个20年最为耀眼，一个是从上个世纪末的1898算起那二十多年，这时期外来思想大量涌入，中西古今，碰撞交合，促使文艺理论从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现代文艺学初步成形；一个是1978年至今这20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方针路线指引下，由于广大学人又一次“睁开眼看世界”，大量引进了外国的学术思想，重新审视和反思50年代的、“五·四”的以至数千年来的传统，并重视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文艺现实的迫切要求，因而使文艺学研究获得了空前发展、深入和繁荣。他认为，可以把这20年的文艺学发展历程概括为三阶段：反正、反思、突破。反正指文革刚结束时的文艺学上的拨“乱”反“正”。当时常提的口号是“恢复”某某的“本来面目”，譬如文艺学上要恢复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等等。那时候的有关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也都带有这种性质。反思开始于对反正之“正”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的思考。“正”是什么？那“正”是真正的“正”吗？即使要“反正”，能返回到十几、二十几年前的那个“正”吗？由此，开始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反思。有人把这个现象称为“新启蒙”，我看不是没有道理。“新启蒙”为文艺学美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这里面固然有浮躁，也有某些泡沫，但也确实有繁荣。外来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急剧发展变化的现实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例如有人对传统的典型理论提出质疑，有人对认识论文艺学提出质疑，有人对传统创作理论提出质疑，进而产生了多种文艺学美学的新学科，其中最有成绩的是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叙事学和文艺价值论等。最能代表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特点的在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引起了激烈论争的是主体性命题的提出。这个命题恰切地表现了当时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内心需求。突破来自于深刻的反思。通过反思人们觉得，应该有一种新思维和新的生活方式。最根本突破是经济体制的突破，这就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突破。随着经济体制上的突破，或迟或速地导致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突破，导致精神、思想和文艺学领域的突破。
张婷婷（社科院文学所）认为，20年文艺学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第一，在新启蒙旗帜下，人本精神得到伸张，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文艺学，最终导致了“主体论”文艺学的兴起。同时，引入了“文学是人学”命题，展开了对文艺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第二，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社会文化构成的深刻变化，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文论的建构和解构的双向运动。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义重建，其中包括文学价值论的崛起、文论话语的重建和学术规范的重建。
一向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的何西来（社科院文学所）提出用“反思”这一概念来统括20年的文艺学和文学创作的历程。这种反思，是文化思想界的反思，也是民族的反思。越是接近于世纪之交，这种反思性就越强。改革之初的伤痕文学是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其后的反思文学，是由其进一步推导而产生的潮流。其后出现了思想的反思，文化的反思。最后，在90年代，开始了世纪反思。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把80年代的文学理论描述为四个特点：一、从一元到多元。这表现为旧的本质论的瓦解和新的现象论的兴起。过去强调本质的优先地位，于是人人都讲本质，非常投入，非常兴奋，以为真理的金苹果就在前面向我们招手。当人们争先恐后地都来界定美的本质和文学的本质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可能不一样，谁也不服谁，客观形成的效果是一元的消解和多元的形成。当人们注重对文学进行多方面、多侧面的探讨时，实际上就从本质论逐渐变成了现象论。二、从客体到主体，这表现为再现论弱化和表现论的强化。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都注重客体，注重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等等，都反映了对客体的注重。80年代，“主体性”、“主体论”的讨论，“向内转”，对人、人的心理、人的活动和情感的重视，都表现了这种从客体向主体的摆动。三、从认识到情感，也就是理性论的衰微而审美论的狂涛兴起。过去把文学当作一面镜子反映生活，是突出文学的认识属性，也就是它的理性论的倾向。到了80年代，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审美。所谓审美，在西方里的意思是感性、直觉、感觉。在80年代的中国，审美这个词有很强的情感色彩。人们主要从情感论的角度来注解审美。由此，意象的概念（因为其情感色彩）取代了形象的概念。四、从思想到形式，也就是内容论的消解与语言论的生成。长期以来，我们的提法是思想内容第一，形式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经过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观念年和西方语言论的大量引进，对形式和语言问题的关注，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总之，80年代的文学理论相当活跃，是神气活现的年代。20世纪文学理论受到非同一般的关注的原因，与现代性有关。现代性的启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赋予理论以优先地位，甚至让理论具有神话色彩。在这方面，梁启超是始作俑者。理论的神话后来由于苏联模式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被膨胀到了极致。文革时，人们积压了太多的期待，理论的热情被压抑了，一旦开放出来，就成倍地释放。因此，我认为，80年代是中国最后的理论神话时期。被积压了的理论渴望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尽情地挥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们理论界的成果远不如文学史界和文学批评界的成果。80年代理论的辉煌必然导致它的衰败，原因有两点：一、国内的语境已无力孕育出万能的理论了，即无力孕育与万能的标准相称的理论了。二、国外的语境也不能提供理论神话的典范，而只有批评的理论。80年代的这最后的神话阶段有太多的想象、激情，但也有很多冷静的思考、清醒理智的观察，后者对我们90年代的理论建设是有帮助的。90年代，文艺学从神气活现到神气黯然，从而走向常态。
黄卓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提出，20年来文艺学研究历程，大约可将其看作是走过了一个从外部清算，至向内转，至再次外衍的过程。起步之初，与时代的拨乱反正的要求相一致，主要是批判几十年来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而由之引起的必然结果便是从一种附庸状态中渐次独立出来，进入内部研究，或所谓本体研究，至此为止，我觉得，无论是外部清算还是向内转，都与这一学科所具有的启蒙职责是密切关联的。但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则又导致了其愈益走向专业化的道路，成为纯智识产品，从而也开始与启蒙职责告别。这种情况在80年代后半期的研究中可说是最为突出的，也就在那一时期，西方当代的各种专业理论主要是被作为智识对应物，而非启蒙源泉，急速地引入我国的文艺学研究领域。90年代后，文艺学又发生了一次外转的过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文化批评压倒或替代了理论探索。其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即文艺学理论部分（与批评相对）在先是失去其启蒙功能，然后又遮蔽其专业效用之后，似乎明显面临动力匮乏的问题。
中心还是边缘？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在发言中着重谈了文学理论从“中心”到“边缘”的运动。这二十年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而文学已经边缘化，与文学共命运的文学理论也边缘化了。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有着历史原因。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尽欺凌、屈辱和折磨，使得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充满一种政治激情，为自己的祖国寻找图强雪耻之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强调小说对革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格的作用，预示了中国本世纪文学理论的新走向，也就是把文学从文学理论纳入政治斗争的范围里。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文学理论始终是社会的“热点”，与政治是“并轨”的。从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文学理论一步步从泛政治化的状态下挣脱出来，并且一步步从中心走向边缘。特别是1987年前后以来的这10年间，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边缘化的速度加快了。边缘化一方面造成文学理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一方面使之获得发展的常态，从而实现了学科专业化、研究多元化、思维辩证化、话语个体化。
何西来在发言中说，发生在8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特别是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强调的，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对文艺独立性的研究，是具有划时代性意义的。但这不等于说由此文艺和文艺学就边缘化了。在文学中，只有部分文学边缘化了，部分文学却并没有边缘化。文艺学也是如此。有些话题决不是边缘化的。例如，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再如，生态题材的文学，谈的就不是边缘的话题，而是前锋的话题，很有可能成为中心的话题。报告文学《中国863》， 讲下一个世纪科技制高点，关系中国未来命运，也不能说边缘化。文学不关注生活，老百姓就不关心文学。文学理论和批评，也不是全部边缘化了。有些批评家、理论家也很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关注现实是文学的生命线。离开现实玩弄各种理论，只有自言自语。文艺学不应把文学引向脱离实际，而应该把文学引向对现实的关注。
钱 竞（社科院文学所）说，中心与边缘的概括是通常的一种看法，但仅仅以此来界定文学和理论的状况是不完整的。文学理论的功能近年来有新的扩展，进入了诸如影视、网络文化等领域。同时，文艺学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不仅注意中国文化，而且对“文明的冲突”等问题作回答。应该说，有些引发的讨论，不仅不是边缘的，甚至具有超前的性质，我们组织过的在市场条件下文艺与道德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在北戴河的对话就是如此，进入90年代以后，文艺学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文艺学对现实的关注应该更广、更深、更超前，从而服务于社会。经世致用是三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归结到一句话：文艺学有巨大的无用之用。
在80年代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80年代各种具体的美学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理论预设仍是这些知识生产与其他场域，尤其是政治场域的关系。当时的美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热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在于它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的急先锋。无论是普遍主体性话语，人的自由解放承诺，还是学科自主性诉求，科学主义思潮，都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它们本质上依然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意识形态性乃至于政治性。
与从中心到边缘的讨论有关，与会学者还围绕80年代的启蒙话语在进入了90年代以后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杜书瀛明确表示，有人说，“新启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终结，我认为不对。“新启蒙”并没有完结，只是改变了形态。“新启蒙”的理论家还在继续启蒙，而且还会不断有新的启蒙理论家出现。我认为启蒙永远是需要的。何西来认为，反封建，民主，自由，科学，都没有过去，因而仍需要启蒙。
认为启蒙话语已经终结的有前面提到的王一川、黄卓越等先生。陶东风则认为，80年代的美学与文艺学话语的基本理论预设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并与当时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界的西化思潮遥相呼应。其中有三个主导性话语：一是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包括“主体性”、“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道主义”等；二是“向内转”，包括从物质世界（“外宇宙”）转向心理世界（“内宇宙”）和从政治等非文学领域转向文学的自身领域；三是科学美学思潮以及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科学主义倾向。这三套主流话语的共同性在于批判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到了90年代，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人说，现在是后现代了，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众声喧哗的时代，80年代的那套现代性话语过时了；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说，80年代的美学文艺鹦鹉学舌似的照搬西方话语，导致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失语。这些批评多数不是建立在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准确细致的经验研究基础上，他认为，80年代美学文艺学话语既不是“过时”，更不是“失语”，而是失去了对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新状况的言说能力。具体说有三点：一，90年代，随着社会分殊化程度的加剧，一个整体性、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文化不再存在，80年代那种基于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整体否定与整体承诺的话语已经很难有效发挥其阐述与批判功能。二，美学与文艺学的自主性诉求和超功利概念在80年代的批判性，到了90年代已把矛头转向大众文化与文化的市场化，但批判者缺乏对中国的大众文化与文化市场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只是作简单化的整体性批判，因而在事实上切断了自己与大众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三，80年代的美学文艺学研究假设了一个无差别的普遍审美主体以及无差别的普遍审美活动，无差别的普遍审美心理与标准化的审美规律。由于这个主体的具体社会历史维度被抽空，所以这种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这样一个主体假设在80年代是由于它的非学术原因而被接受并发挥作用的，在今天我们除了肯定其历史意义外，还必须反思它的学理上的问题。
毛崇杰（社科院文学所）讨论了为什么“启蒙”成为“神话”的问题，他说，对20年文艺学的回顾，应从学术层面上清理，而不只是一般工作上的回顾总结，不只是停留在历数20年来出了多少丛书、专著、论文及其得失上。任何学术史都是思想的清理，特别是在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关头，对文艺理论而言就是文艺思潮的清理。文艺思潮就是理论、创作与批评同整个“时代精神”一体化的东西。许多发言都提到了“启蒙”，如果可以把“启蒙”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的话，我们的回顾总结就必须紧扣这个核心：即怎样看待这场“启蒙”，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结果怎样——成？败？尚在继续深入，或已告流产？为什么？……等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启蒙”、“解放”是时代、人民与知识阶层共同的呼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要求。但是这个为“人”张目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为什么成为一种“神”话，反“神”的东西为什么自身又成了“神”？在“人”的名义下，“主体性”的名义下“造神”，使人们在“启蒙”、“解放”的狂欢与冲动中情不自禁地跟着另一种“新的蒙昧主义”跑。
多元整合之争
文艺学发展的多元与整合问题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关注。陈传方（中国人民大学）认为，2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从观念到方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1978—1985），第二是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和方法（1985—1989），第三是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创构（1990—）。对于文艺学研究的多元化状况，我们应该看到其正负两个方面。正面是意味着理论的自立、多样、开放和活力，负面是多元形成不同理论的对立，进一步分化，出现偏狭、混乱的情况。相互排斥，各说各的话，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封闭起来，夸大自己这一元的价值。从文学理论上看，当这种混乱充分表现出来时，就客观上要求一种从多元分化走向共同发展目标的系统整合。从多元走向整合，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可能性：一是以传统文论，二是以西方文化，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进行整合。我的基本设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人学的宏观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追求的目标，形成一种新的系统整合的基本框架，把主体论、本体论，价值论有机统一起来。
董学文（北京大学）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20年代的中期，特点是在西方文艺思想影响下，古典形态的文学理论向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过渡。第二阶段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继续与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碰撞、磨合，到了40年代的初期，完成了第一次综合任务，以毛主席的《讲话》作为基本的形态的代表。我认为这部著作还是涵盖了相当多的现代西方文艺思想的成分，洋溢着当时情况下可以吸收的传统文艺思想的营养，另外，与当时的现实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包括文学要求达到了一次较高的整合。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基本上是这个模式的丰富和发展。第二次综合是新时期的任务。各种西方的和中国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社会的巨大变革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需要一次高层次的综合。目前，这个综合正在进行之中，许多高校都在做。我在1995—1996年较早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概念。现在，我又觉得这个概念并不准确。我想还是提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准确一点。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艺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是求真，还是求善，求美？我认为，文艺学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社会科学，是求真，应该对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学的运动规律和本质得出科学的、不以时间、不以国度为转移的答案，关于文学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关键是谁发现它。或者大家都发现一点，凑在一起。求真的东西少了，一味求善，求美，就成了无序的多元。我谈这个问题，最现实的一点是，我是一个教员，一定要写个教材。我可以告诉学生十个关于文学本质的见解，但学生总要问哪一个更正确。学生是求真的，即求对于一个事物的更加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应该有一个大家都奔的目标，像大家都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有一个理论上的制高点。这从教学的意义上说也是现实的。
童庆炳提出，研究的多元化是新时期以来文论边缘化的最重要的产物。既然文论已经离开中心，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么在大体原则一致的条件下，研究者可以“和而不同”。既然文论并非就是拯救国家民族之道，那么多几种声音又有什么不好呢？近几年那种文论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况已较少见。我们看见的更多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因此七嘴八舌，南腔北调，各谈各的，各唱各的，有不同见解，有不同的声音，但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听之入耳，互相争论又互相启发，互相补允，这不正是一种我们梦寐以求的研究学问的所应有的氛围和环境吗？
高建平（社科院文学所）在发言时说，前几天在贵阳召开的《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在发言时提出要融合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美学的一切优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当时，有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融合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等菜系，再加上西方各种菜的优点，而调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大菜？也就是说，美学发展的前景是搞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大体系，还是让各种思想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美学是如此，文艺学也是如此。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搞一个包罗万象的文艺学？这显然是事关文艺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既然文艺学已不占中心位置，能否不再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要求它，而让它作为一个人文学科有自身发展的机会。在这里，似乎还应该对教学体系与理论体系作一区分。为着教学的方便，编一本文艺学引论或文学概论类的书，从古今中外文艺理论挑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编织进去，让学生对文艺学有一些初步知识，也许是必要的。但这种编排和编织，如果说是形成体系的话，那也只是教学体系。将教学体系当作理论体系，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其性质相当于把艾思奇当作马克思。但在中国，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况且，教学是否需要一个成系统的教材，也仍然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编一套成系统的教材，固然是一种选择。但也可放弃单一系统，搞优秀论文选编或摘编，辅以提要性的说明。坚持要有一个系统的教材，也许是实际操作的需要，而不是理论的需要。不管教学情况如何，我认为，在研究时，还是应该提倡每个研究者主观上抱深挖一口井的态度，而客观上让不同研究者的各种不同理论形成对话和互补关系，从而避免一个人扮演全知全能，勾画一宏伟蓝图的角色。这是一个既与学术范型有关，也与学风有关的问题。
贺兴安（社科院文学所）百年来中国文艺学有两次开放，两个多元时期。一是世纪初，一是世纪末。在这中间的几十年不开放，有着历史的原因。这两个多元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时期是各自独尊，第二次是彼此互补。在西方也是如此。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出现时，都自以为是最科学最完备的学说。但结构主义以后，西方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不能唯我独尊，而应该不同理论互补。“五·四”时期，鲁迅、茅盾坚持文艺的阶级性，反对超阶级的人性论。在当时那么一个阶级斗争尖锐、民族苦难深重的中国，抓住了阶级性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文艺的主干，当然是正确的。但独尊，不让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占据哪怕是边缘的地位，就破坏了多元共生的局面。1978年以后，逐渐走向多元互补，这是世纪性的思维成果。这是与这个世纪的政治、文化、科学的成果联系在一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淡漠，周总理所倡导的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都为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多元准备了条件。恩格斯讲文艺是悬在半空中的意识形态，后来为了特定的斗争需要，把悬在半空中的文艺拉到地面，服务于特定的目的，提出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观点。我们把马、恩在特定环境中所讲的话无限夸大，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甚至于放大到整个文艺学，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讲话》也不应该看成整个文艺学体系的整合，而应该看成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即关于文艺的一个职能的思想的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整合做得很好，是当时的历史的必然。但从中国的文艺发展和世界的文艺发展角度看，从文艺学发展的角度看，它又有着历史局限性。整合时机的成熟、整合的效果，不取决于整合者的善良愿望，而取决于整合者本身所立足的立场和对世界文学把握程度。因此，与其现在提整合，不如提开拓视野，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包括世界各国的营养，吸收古典的、“五·四”的传统，新时期以来的传统，进行各方面的探索。这不妨碍某个文艺家进行整合。但任何一种整合，当它成为一种理论以后，就会成为历史的惰力。整合得不好，结果是很糟糕的。因此，现在我倒是同意童庆炳的话，现在刚刚从中心走向边缘，从一元走向多元，不妨让它走一段。中国特色不是要中国人马上就要整合。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中国特色。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说，联系即将召开的关于巴赫金研究的会议，我认为，与其谈整合，谈规范，不如认真地研究一两个理论大家的思想，从中总结出一些东西。
夏之放（山东师范大学）呼吁，希望有一本简明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教材问世。为了适应教学和（多层次的）考试的需要，现在很需要一本这样的教材，作为一般的规范。这个教材应是简明的，体系开放的，排除了门户之见的，适于教师的。编写这样一本教材，可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的第一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建设工程。目前我们深感知识结构不足。我们中有的只熟悉现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的只熟悉中国古代文论，有的只熟悉中国古代文论，有的只熟悉西方文论传统，这三个传统应该打通结合起来，甚至还应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海外新儒家学说的传统。这五个方面都应纳入视野。除了知识结构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知识有潜在的各种先结构，妨碍我们吸收结构以外的新东西。因此，需要进行解蔽，使心境平静下来，才能吸收各种理论知识，包括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成果。
未来建设的期待
钱中文（社科院文学所）思考了文艺学建设的理论资源问题。他说，有三种资源，一是现代的（指“五·四”以来），二是古代的，三是西方的。有人提出以古代为主。但跳过现代回到古代，很困难。因为中断了一个传统，中间有一个断层。跳过现代阶段回到古代，有时话都说不出来。如果以西方思想为基础，“五·四”以来，我们的文艺学形态都是西方的。现在看来，也不是很好。80年代以来介绍西方，有人要以西方为正宗，有问题。例如，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是一个封闭性的结构，照搬过来也不行。全球化有些方面应该提，但有毛病，经济上有冲突，文化上也是如此。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还得靠我们自己。出发点还应是我们的现代文论。可以对之批判，但不能脱离。有些话还要用，要以此为基础，作新的整合。新的文艺学的形态，是求真，求善，还是求美？西方人从作品本体求真，有道理，但还是封闭的，只在一些方面，诸如形式、结构、修辞方面能说明一些问题。文学理论形态还应该求善，主要表现在人文精神，民族文化精神。除了求善以外，还要求美，要写得优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求善，把伦理道德贯穿进去。但他的作品还是二、三十年代的东西。到了80～90年代，我认为应该把求真、求善、求美结合起来。
许明（社科院文学所）用确定与不确定这两个词来概括他关于文艺学建设的思路。他认为，二十年来文艺学学科的最大收获是逐步走向确定性。80年代以前，文艺学是政治的附庸。而80年代中期起，文艺学方法、观念的讨论，引起了对该学科对象的关注。文艺学（包括美学）的各家各派对该学科对象的认识都获得了确定性的发展。有人讲主体论文艺学，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等，这些都不是体系，而只是进入文艺学的角度。文艺学的共同学科对象，应该是文学活动。文艺学就是要研究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所谓不确定，是指文学活动的价值参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独断的政治意识，依附于一元的政治意识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生产，被多样性、多元性所取代。这是很好的现象。但走到现在，问题来了。我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价值定位。西方的旧的和新的自由主义思潮，在80年代的启蒙话语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自由主义思潮的局限性，历史不合理性在哪里？能否提出更好的东西？如果找不到更好的东西，就只能认同。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对自由主义，我们重要的不是打倒它，而是清算自己的思想体系，对自由主义作思考，分析，作出自己的回答。我现在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这作铺垫。目标很明确：对旧的和新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
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二十年来我国文艺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明显的偏失与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价值观与方法论的背离上。价值观上求新求异，不断否定，新口号不断提出，而在方法论上却裹足不前，造成了观念的激进与方法的滞后。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浮躁，唯恐落在他人之后，一种理论尚未消化，又追另一种去了；二是先放弃了自己的“根”，或者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根”。没有根，完全像浮萍那样随风而转，这就很难确立起一种独立的方法。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是扎扎实实地去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或者用纯粹借来的方法，或者自己熔铸一种新方法，总之是要解决问题。方法和理论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如果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上，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党圣元（社科院文学所）说，世纪之交，我们的文学理论以什么样的理论形态进入21世纪，这是当前文论界同仁们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由于文化断裂原因所致，本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对于传统文论基本上采取了疏离的态度，文化上的隔膜使得我们对传统文论越来越陌生。因为缺乏对于传统的继承与融合，当代文学理论实际上一直没有获得较为完整的话语系统和理论范型，文化意涵亦较为匮乏，因而便无法形成学科的自主性，更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内在文化机制。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触及到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焦点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而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正有待于这些文化冲突的逐步缓和乃至最终消解，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在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价值目标便正在于此。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可以说是文论界同仁在当前文化学术思想背景下认真反思本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历史，着眼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之未来而提出来的，它是置身于当前多元化文化学术思想氛围中的当代中国文论面对种种价值可能而作出的一种最具有文化理性精神、最能体现理论学术的自主性的价值选择。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实际上是当代文论民族化、本地化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它们可以相互包含、相互置换，既对一般文艺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文化目标，同时又对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特定的价值要求，而且拆除了这两方面的研究之间在本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不该有的藩篱，使它们在“21世纪中国文论体系”这一具有特定的文化意蕴的价值建构目标的通摄下走到一起，不再相互疏离、相互对峙，而是围绕共同的问题清单，寻求共同的话语，从而为实现古代文论研究与一般文论研究的一体化提供了可能。但是，这里又有必要指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现代转化”将是一个永远作不完的学术文化课题。
汤学智（社科院文学所）认为，文艺学建设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强化“生命链”。文艺学有自己的生命，其生命链由基础理论（原理）、发展理论（分支学科）和应用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构成。三者共生互补，上通美学、哲学，下联文学与社会实践，形成上下贯通，左右逢源，充满内在生机的开放系统。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一大功绩，就是使这个长期中间断层的生命链得以健全与恢复。只有不断强化这个生命系统，文艺学才能自如地从发展变化的现实（包括文学现实）汲取信息与能量，适时地进行自我充实、调整、改造，求得新发展。二、进一步变革思维方式。要变经验归纳为科学发现。这种思维要求研究主体把目光集中到现实中那些“特异”、“反常”的事物，由此去发现和揭示初露端倪但影响未来的潜在规律。要提倡“模型意识”。这是人类创造性思维及理论建构过程一个关键性环节，它的思维过程是：事实原型（新的科学事实）→思想模型→新概念→理论模型。三、关注深层及前沿课题，如：关于我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基因，思维特征，生命机制，范畴体系及其现代转换的方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它的本质特征，核心范畴，当代发展的契机及其可能的结构形态；关于西方当代文论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它的价值与局限；关于中国传统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当代文化在其各自发展演进中可能的交汇点及其相互影响的程度与前景；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文学；关于文学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关于民间文学、通俗文学、雅文学三位一体的文学生命格局；等等。
高建平根据会议记录和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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