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党的八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是和伟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八大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伟人的名字不可分离。邓小平和党的八大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为党的八大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八大是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重要标志，也为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研究邓小平与党的八大的关系，对于深化对八大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为八大的胜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
八大是党在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七大到八大的10余年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党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073万党员的执掌全国政权的大党。党的八大能否根据新的形势，正确地总结七大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鲜经验，制定正确的路线，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因此，党和毛泽东对于八大的召开非常重视。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要求认真做好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迎接大会的胜利召开。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全力投入了八大的筹备工作，协助毛泽东总揽筹备工作全局，为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邓小平是大会的重要策划人。从八大报告起草人员的确定到大会议程的安排，大都是由邓小平提出初步意见，然后经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批准的。譬如，1956年5月12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同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就是他在同年4月21日起草的，大会议程的具体安排也是根据他的意见决定的。 1956年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听取他关于八大各项准备工作、议程安排的报告。不仅如此，他还对大会讨论的重点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几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谈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1〕。 他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把会议讨论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对于保证会议的正确导向以及实现党的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转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邓小平是会议文件的起草主持人。根据毛泽东关于会议文件起草和修改的指示精神，邓小平指导了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为了制定一个高质量的党章，他和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广泛听取各地和各部门党组织的意见。在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中，他既注重“大势”，又注重“小节”。如他在1956年8月22 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大会文件修改情况时指出：“刚才主席讲了，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字”〔2〕。 这种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保证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不仅主持了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和修改，还参加了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1956年5月12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中，只有他和胡乔木两人同时参加了两个起草委员会。在八大开幕会上，他又被选为大会秘书处的秘书长，负责收集大会情况特别是各种会议对文件的修改意见。根据毛泽东1956年9月13 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不管什么人，对事不对人”〔3 〕的八大文件修改方针，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代表们纷纷开动脑筋，提出对大会文件的各种修改意见，仅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各种修改稿便达80多份，党章草案修改本达50多份。汇集和整理这些修改意见的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大会秘书处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再次，邓小平是大会的权威发言人。作为大会的主要筹备人，邓小平同时担负着大会以及会议文件的宣传解释工作。1955年9月7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中即决定“由邓小平同志报告第八次党代会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邓小平对大会所作的解释和说明，仅在中央全会以上的会议上就达4次之多。 他的说明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中央的意图，深受与会人员的欢迎，也深得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赞赏。如毛泽东1955年9月18 日在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稿上满意地批道：“我认为可以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它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为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各项任务。这次会议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国共产党朋友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认为它“将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代表大会似乎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日子”〔4 〕。 大会的成功是与邓小平为大会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分不开的。
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为八大增添了理论光辉
邓小平对八大的最大贡献是他主持起草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和形势任务的要求，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这一报告最突出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在党的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5〕。这一意义由于党处于执政的地位而更加重大了。 “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6〕
邓小平总结了党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对群众路线作了新的全面的解释。他指出，群众路线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7〕， 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8〕。这种把群众路线与党的性质、宗旨、 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联系起来的解释，使其有了更加深厚的理论基础与科学依据。从这一科学定义出发，邓小平要求各级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干部要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
邓小平还科学地预见到，由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长时期以来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为了有效地进行这种斗争，除了党章所作的规定外，邓小平还提出了五条措施。这些具体规定，对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官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总结了中共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内生活的经验，强调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处理这些关系中，既要反对过度的集中，又要反对分散主义，而在目前，主要地是要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的下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邓小平指出，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方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9〕。 他特别指出，当前执行集体领导制度中的缺点，仍然是个人专断，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的行为，或者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了个人专断的实质，这些都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但是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些规定对于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增强党的凝聚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由他主持起草的新党章，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毛泽东的党建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新的科学结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正如兄弟党代表评价的那样，修改党章报告和新党章“在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上提出了和阐明了理论和政策问题”〔10〕，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三、八大是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重要标志，也为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
八大的历史成就之一是选举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通过毛泽东的推荐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1956年9月13 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将邓小平介绍给全党，他在推荐邓小平作总书记时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11〕
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如此热情地推荐一位党内同志，并且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这无论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在毛泽东的生平中都是难得的。毛泽东对邓小平作如此重要的宣传，一方面是因为邓小平具有杰出的品德与才干，是总书记的最佳人选，从党的事业来看，需要他这样的人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工作；另一方面因为长期的革命斗争，使邓小平具有宽阔的革命胸怀，非凡的革命胆略，卓越的政治才能，高超的领导艺术，完全具备担任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品格与才能。但是，由于邓小平长期在军队和地方工作，1952年才回到中央机关，1955年4 月七届五中全会才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全党对他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他自己感到“不行”、“不顺”。为此，毛泽东特意宣传说：“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12〕
经过毛泽东的推荐和宣传，全党对邓小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正如邓小平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所说的：“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党委会。”〔13〕
邓小平没有辜负党和毛泽东对他的期望。在党的总书记的岗位上，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譬如，他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主持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的制订；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贯彻文化领域的正确方针；出访苏联东欧捍卫党和国家利益，等等，为宣传八大路线、贯彻八大路线，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了难能可贵的努力。
八大选择邓小平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为党储备了人才，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成准备了政治条件。毛泽东在考虑中央核心领导层班子配备时，就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14〕毛泽东还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说成少壮派，把自己说成维持派。事实上，八大的时候，毛泽东63岁，周恩来和刘少奇58岁，朱德70岁，陈云51岁，邓小平52岁，把陈云和邓小平选进政治局常委会，本身就包含着培养接班人的意义。因为毛泽东说他这个名单要管到21世纪〔15〕。然而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党偏离了八大路线，陈云在国民经济调整之后不再受重用，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错误地打倒，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时，党的核心班子没能像八大设想的那样顺利过渡。但是，由于八大选举的这套领导班子已经深得人心，当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陈云便成为全党众望所归的人物。因此，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八大所确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奠定了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政治基础。
四、八大路线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八大路线
邓小平与党的八大的关系还表现在八大路线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上。一方面，八大路线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八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为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的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6〕这条路线是一条全面的路线，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各方面的内容，其基本思想和核心，就是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八大路线反映了我们党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邓小平对这条路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17〕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吸取了八大路线的理论成果，如八大路线中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等等，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八大路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源头，没有八大路线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也就没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继承和发展了八大路线。八大路线是正确的，然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18〕八大之后不久，随着党内“左”的思想情绪的滋长，党逐渐偏离了八大路线，后来甚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文化大革命”时，完全走到了八大路线的反面。对八大路线的背离，给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八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党的八大以来一直没能实现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路线。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率领全党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八大路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与八大路线相比，内容更丰富，思路更清晰，目标更明确，措施更有力。它既吸收了八大路线的理论成果，又克服了八大路线的历史局限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首先，“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19〕。其次，它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正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问题。这个理论一方面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又为贯彻执行这一路线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这是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贯彻到底，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也是八大路线得以发扬光大的根本保证。对八大路线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邓小平为八大的成功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研究八大不能不研究邓小平，研究邓小平也不能不研究八大，邓小平的名字将和八大的历史永远联系在一起。
注释：
〔1〕《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13页。
〔2〕《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13页。
〔3〕同上。
〔4〕《国际舆论重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217页。
〔6〕同上，第221页。
〔7〕同上，第217页。
〔8〕同上。
〔9〕同上，第229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69页。
〔11〕《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9～10页。
〔12〕《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第1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14〕《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9页。
〔15〕同上，第8页。
〔1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
〔18〕同上。
〔1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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