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再问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质疑是创新的前提
2011年4月，我国备受关注的教育家刘道玉[1]对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和麻省理工学院150周年校庆的筹备做了深刻点评：
清华大学(北京)早在5年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3年前就开始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从北京到美国的声势可谓创名校百年校庆之最，可是，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
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2011年1月7日~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清华大学(北京)没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两名校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汪晖[2]指出：“20世纪最有意义的地方，是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不断重新思考自己的契机”，“文化是不断反思、不断批评的自我思考状态，所谓自我思考不仅仅是思考自己，而是理解自己所处时代，对历史的再认识”——管理学者理应成为这样的反思者。
2011年9月9日，郭重庆[3]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主持的第67期双清论坛的总结中强调：“‘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这12个字所表述的任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继承和发扬“反思、质疑、批判”的精神。质疑是反思成功与否的关键；批判是指对质疑准确的关键点进行清扫，进而提升未来事物运行的成效。要而言之，不破不立，“反思、质疑、批判”精神是创新的前提和灵魂。
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管理学②的视角，进行严肃的反思都是刻不容缓的。为此，本刊自2011年第7期始将“学术争鸣”栏目改为“争鸣与反思”栏目，希望为我国管理学界提供一个反思的平台，为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的集聚和共进做出媒体的努力。
本刊2007年第5期刊发了《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6]，从名词术语和研究经费两个侧面对当时我国管理学界的现状提出了质疑。5年过去了，对我国管理学勃勃生机背后的疑惑并没有减少，如何厘清当今我国管理学界的热点与难点值得冷静地反思、质疑和批判。
2 对“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现状的质疑
管理学百年历史中，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贯穿始终，亦即管理学的学科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双重困境始终没有解除[7]。
在美国和欧洲，20世纪前半期，管理学处于启蒙时期，管理实践者就是管理研究者，管理研究课题源自实践，研究成果直接指导实践，实践相关性甚强，但研究成果是描述性的、经验性的、定性的——学科合法性逐渐遭到质疑。
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场管理学学科合法性运动。大学中的商学院受洪堡原则的驱使，将“求用”的管理研究引向“求真”的“管理解释学”[8]，以巩固其在大学的学术地位(合法性)——大力提倡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管理学，力图将描述性的管理研究提升至科学化的管理研究。随后，对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不同追求，直接衍生出管理学者的两大部落。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权威期刊AMJ等竟到了“只接受科学的实证研究论文”[8]，力挺管理研究科学化的极端程度；然而，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并不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就能解决的，所以美国的ASQ、OS、AMJ、AMR以及欧洲的BJM、JMS等权威学术期刊一直很关注学科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演进：不仅助推学科合法性(科学化)的强势，而且担忧实践相关性的下滑，于1982年(ASQ)、1989年(AMR)、1999年(AMR)、2001年(AMJ、BJM)、2007年(AMJ)、2009(JMS)陆续出版了针对这一管理学发展的焦点的专题系列文章。近30年来，美国的数任管理学会主席也都对此焦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7]，但至今仍未能将二者有效地融合。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管理理论，恰值美国“管理研究科学化”的高潮期，自然会受到直接影响，当然会有滞后：2000年以后，《管理科学学报》、《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等国内权威期刊也仿效AMJ只对实证研究论文感兴趣。各种基金也以在中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为成果验收标准，于是，管理学者们大量生产定量的实证研究论文，关注实践相关性的学者越来越少。针对这一背离管理学本质的偏向，以2004年8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咨询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提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为标志，正式将“实践相关性”提上日程。《管理学报》自2005年1月始，开展管理学在中国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并于2008年3月、2010年11月先后启动“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两个系列学术会议，集中探讨相关主题；2012年5月又启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论坛”这一关乎管理学科“硬核”建设的专业化的系列学术会议，是前两个系列学术会议的必然延伸。《管理世界》2011年1月始陆续出版“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专题系列译文，系统介绍了2000年以来欧美主要学术期刊围绕这一主题的争鸣文章。2011年9月，“基金委”第67期双清论坛的主题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将“实践相关性”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系列重大学术行动必然会引发对“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深入探讨。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提出5个事关管理学在我国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也是事关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关系的疑问就教于方家。
2.1 管理学边界何在？——管理学的场域
场域的观点与反思性的关联主要“在于将反思社会学的对象指向充满权力斗争或政治性的学术场域与知识分子场域，破除社会学家(乃至知识分子)的学究谬误、自我神化、唯智主义等诸多弊病”[9]。
2.1.1 边界不清的主要表现——超越了“管理活动”
判别“学科”合法性的内在标准首先是其是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10]，也可以理解为学科场域[11]是否存在。对此，管理学界是应当反思的——无论从我国管理学“基础研究”主渠道——“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立项和成果看，还是从我国管理类学术期刊刊出的学术文章看，或是从管理学者群体的研究动向看，都反映出当今我国管理理论研究大大突破了管理学的边界，导致管理学学科泛化和空洞化[12]，即管理学场域被无限扩大[13]，同时管理学核心范畴(“硬核”)少人问津。
管理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而最早给出管理活动边界的是法约尔[14]，他将企业中的管理活动从企业中的其他5项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中分离出来，从管理职能上给出明确的界定(“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尽管这一划分和定义被不断完善，但这一对管理活动描述的独到视角却鲜有学者质疑。
问题在于，其一，法约尔的职能说界定的是管理做什么，并没有回答管理是什么；其二，法约尔强调管理活动不是什么(不是另5项活动)，却没有排除另5项活动中仍然贯穿着管理活动，客观上给管理学的学科泛化留下了可能。当前，在我国，无论是大学中管理学院(或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的系所设置，还是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栏目划分，或是各类管理研究基金批准的课题都不乏把非管理活动(技术、金融、财务、会计、营销活动等)作为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不能说与其没有关系。
管理学的边界应在“管理活动”之内——管理活动是关于组织、目标、人、协调、效率与效果的研究[15]，也就是说，战略、领导、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创新等是管理学边界内的子领域，而金融、财务、会计、营销等子领域则明显不应在管理学场域之内。这一管理学场域在美国是得到承认并持续良性运行的[12]。
2.1.2 原因探寻
2.1.2.1 研究对象未统一
管理学场域是由对管理的定义决定的。管理学界对管理的定义至今未能统一，是造成管理学场域不清的重要原因。对管理的定义未能统一则源于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的不统一——至少分为3类：
(1)组织 “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都有的一种活动”[14]。如达夫特[16]认为：“管理就是通过对组织资源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有效果和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以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巴纳德(组织理论)、德鲁克(企业管理理论)。他们研究为实现组织目标如何将组织中的人、财、物协同得最高效，实际上将企业中的6种活动不同程度地纳入研究视野，场域就明显扩大。
(2)管理活动 管理活动是与技术、市场、财务、安全、会计活动并列的企业中的一种活动[14]。如明茨伯格认为：“管理的本质要揭示的是管理活动过程中比较深刻、相对稳定的并具有内在联系的属性和特征，它与管理现象相对应”[17]。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孔茨(五大职能说)、罗宾斯(四大职能说)。他们从管理职能角度进行研究，也是本文对管理学场域界定的依据。
(3)组织中的人 “管理职能只对人起作用”[14]。如唐纳利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活动”[15]。以组织中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麦格雷戈(X—Y理论)、莫尔斯等(超Y理论)、利克特(支持关系理论、群体组织理论、“第四系统”理论)、大内(Z理论)。他们以协调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来达成“提高组织效果和效率”的目的[18]。由于“管理职能只对人起作用”，所以后两种研究可以殊途同归。
值得注意的是韩德强[19]的定义：“管理是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默契和明契)，来协调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完成工作)”。这是对法约尔界定的管理学场域最直接的支持，因为这个定义的推论就是：协调物与物关系的作业研究等管理科学范畴的研究是针对技术活动的，而不在管理活动之列，使管理学场域更明晰。
学科边界不清的原因是复杂的，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学科研究对象越来越交叉，“实质对象”与“形式对象”分离，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10]，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态势，然而管理学边界不清是否与此有必然联系尚难定论，但是可以质疑的是，管理学边界不清的另一个原因是否为混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区别？
2.1.2.2 两种性质不同的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研究，先简要回顾一下其区别：
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求知(求真)，认知事物的属性，是为了积累知识——它对应着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事物的属性是从事物中抽取出来的，“抽取”的主观性决定了只能研究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所以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对研究对象的明确“划界”[20]，即探索既定前提下的事物运动规律——它以分析为主要手段，即通过不断细分研究对象来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
实践研究的目的是求用(求善)，要把事情做好，是为了正确行动——它对应着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它以事项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一个有着多种属性的事项[20]，即要处理好事项中不同属性的事物的关系——它以综合为主要手段，需要将抽象出的、分解后的不同属性协调好，整合成事项的良好运行状态。
探寻管理活动规律，建立管理学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即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实践经验升华至理论，所以以设定研究边界为前提，以分析为主要手段。百年来众多管理大师为探寻管理活动规律作出了大量的理论创新，不断丰富着管理学的知识宝库，从科学管理理论历经行为科学理论，发展到系统管理理论[21]；从泰罗的“计划职能”、法约尔的“五职能”经孔茨的“五大职能”到罗宾斯的“四大职能”，从经济人经社会人到知识人，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在法约尔的框架中日臻完善[17]，即管理学的“硬核”建设不断丰满——管理理论研究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
应用管理学于社会组织(企业与政府是两大主要组织)，提高组织运行成效，推动社会发展是实践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协同。我国现状是这类研究被视同管理理论研究，由管理学者独立完成，将管理学边界明显扩大(“泛化”)，实际上削弱了理论研究的推进(“空洞化”)。
按以上划分，被世界管理学界推崇为管理学的创立者、“大师的大师”德鲁克，虽然著作等身，影响巨大，但他从事的是实践研究——企业管理：这从他将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综合运用于企业管理(“事项”)可以看出；从他对自己第一次提出管理学系统知识的著作的命名也可看出(《管理的实践》)；从他发现的企业管理规律：“企业只有一个目的——创造顾客，有两个基本功能——营销和创新”[22]还可看出，因为这显然超出了管理活动的范畴，不属于管理“硬核”建设；从他的认知“管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科学或一种专业，虽然它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因素”[22]仍可看出，因为“管理是实践”，自然“管理研究”就是“实践研究”。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德鲁克对创立管理学的贡献，因为他在进行实践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着理论研究(“它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他探明了管理的使命、职能、任务、目标管理、知识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自我管理等管理活动的规律。换言之，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研究可以并行不悖，但却泾渭分明：一个是从实践到理论(求真，通过划分边界分析事物本质属性)；另一个是从理论到实践(求用，通过多学科综合提升“事项”的成效)。
从法约尔的界定中也可看出，不属于管理活动的企业另5项活动中，也都需要管理，但那只是包括管理学知识的多学科知识的应用，如探讨营销活动规律就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以提高营销成效(达成“事项的良好运行状态”)，因此属于实践研究，并不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者沿用了这样的思路，同样在演绎着这样的逻辑——构建管理学是理论研究，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以“求真”为目的，理论具有普适性；而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范畴内的研究属于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协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研究，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以“求用”为目的，研究具有情境相关性：不区分两种研究的性质也会导致管理学边界的扩大。
2.1.2.3 主管部门的主导
在我国，管理学场域被无限扩大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是，主管部门的导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部1992年、1997年、2011年多次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作为13个大类(2011年版)之一的管理学分为5个二级学科，即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可能是基于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将“管理科学”(等同于教育部的“管理学”)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类同于教育部的“公共管理”)3个分支学科(设有3个处分别受理各自领域的立项与验收)。从《学科分类与代码》的三级学科目录中便可见，不仅囊括了法约尔所说的企业中的非管理活动，而且大大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当然，可能与“组织无处不在，所以管理到处可寻”不无关系。从“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立项中，同样可以看出管理学边界被无限扩大。更重要的是，20年的惯性越来越大，至今仍然看不到些微改变的踪迹。
综上，从边界不清到盲目扩大边界是量变；从稀释学科“硬核”到学术无序是质变——不利于学科“硬核”的构建；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凝聚；不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助长功利驱使、自娱自乐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总之，不利于学科场域的建设，不利于学科合法性的创立，自然不应漠然视之，否则是当代管理学者的失责。
判别学科是否成立的内在标准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知识体系”。本节就“独特的研究对象”着墨，提出管理学边界不清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点之一，然而上述的传统标准已被突破：“学科研究对象越来越交叉，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学科研究方法越来越共享，越来越多样；知识体系越来越庞杂，理论范式越来越多元”[10]，当今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价值吗？显然，这是需要结合管理学的属性来探讨的。
问题1 学科边界是否是成熟学科的必然标志③？管理学是否需要明确自己的学科边界？在当下，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对推动管理学发展的价值如何？
2.2 管理学有基础研究吗？——管理学属性
学科属性属于学科元问题，直接影响学科“硬核”的构建、研究方法的运用、成果的评价、资源的配置等，关乎学科合法性的根本所在。因之，陈春花[24]针对我国管理学界无效学术曾严肃地指出：“不从学科特征出发，不从学科本身的属性出发，空谈学术……怎么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来呢？”。
探讨学科属性有不同的视角，对管理学学科属性的探讨以往文献几乎都是科学外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视角，虽有争鸣，但基本上趋于达成共识，即主流观点是管理学是自然科学(“物的管理”)、社会科学(“人的管理”)与人文学科(“心的管理”[25])的综合学科。也有论及管理学是交叉学科或软科学的视角(但对此并无分歧)，本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视角，试述如下：
2.2.1 管理学中难见布什模型中的“基础研究”
二战后美国政府科学顾问布什将科学技术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26]④。他阐明三者间关系的线性模型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而管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⑤，“管理学有基础研究吗”这个问题似有伪问题之嫌。
面对现实可能会解除这个嫌疑：我国“基金委”的工作定位是“支持基础研究”(而且是我国“资助管理科学基础研究的主渠道”)，那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理解的管理科学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这从他们将管理科学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3个分支学科可以看出，即这3个子学科都是基础研究的范畴，而且这也是“基金委”战略思想之一的“统筹科学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管理实践需求”的运作方式[27]。
在这个前提下，管理学者是否贡献了“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又是如何转化成应用研究的？最终如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管理实践需求”的？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显然，按布什模型的思路来回答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显而易见的是，“基金委”的这个逻辑与“基础研究”的本义并不一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基础研究“主要是为了取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的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并不以何特定的或具体的应用为目的而开展的实证性工作或理论性工作”[28]⑥。也就是说，“不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是基础研究的主要特征，所以，布什“一直坚持联邦政府不应当资助应用研究”(“联邦政府支持应用研究的方式应该是通过税收杠杆等方式鼓励工业界担负起应用研究的责任，同时吸纳基础研究中训练出来的人才”[26])。
从管理学的发展史看，无论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奠基人泰罗、法约尔、韦伯，还是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以及西蒙，或是当代管理理论“大师的大师”德鲁克[29]，他们的管理理论成果都是既来源于管理实践又直接应用于管理实践的。换言之，管理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的，即不属于布什的“基础研究”范畴。从“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多年来资助的项目看，也很难找出基础研究的痕迹。对此，主持过“十一五”、“十二五”两个管理科学战略研究的郭重庆[3]曾诙谐地说：“管理科学部每(个)5年(计划)开始都进行战略研究，作优先领域资助研究，寻找科学前沿，我们在仰望天空，苦苦地寻找星星，但我总感觉不到管理科学领域的星星在哪里”。他表达了与德鲁克特别强调的“管理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艺术，管理就是实践”同样的观点——管理学中难见布什模型中的“基础研究”。
有些学者推荐司托克斯的“二维模型”，认为将科研定位于“巴斯德象限”取向，具有“应用”与“基础”的双重属性，是化解当前困境的正确路径，并以日本大学的“奇迹”般发展为佐证[30]。这似乎可以为我国“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建制提供依据，但是，司托克斯与布什的模型都是自然科学范畴的话语表达，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综合的管理学，能否直接应用这两个模型首先就是值得质疑的。例如，陈劲等[31]将管理学与工程技术归入巴斯德象限，而刘则渊等[32]将工程技术归入爱迪生象限。各自的逻辑都很清晰，但结论却不相同，只能说明司托克斯模型中象限的边界划分不够严谨。
管理学是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其基础研究就应是研究人的行为机制，但这片星空是属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行为科学的，诸如在管理思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卢因的场论与群体力学、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理论与素质测量模型等都是属于心理学的基础研究成果。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等都是属于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成果……管理活动只是其应用领域，在提升管理活动绩效的过程中，需要运用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去解决领导与激励、组织与决策等实际管理问题，所以管理研究的“星空”是行为科学，而管理学就在“大地”上。
2.2.2 管理研究属于应用研究
管理活动伴随人类群聚生活而存在，历史悠久。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管理学从一开始就有极强的实用指向和功利性，不同历史时期管理知识体系的积累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至今未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应用研究”的定义：“主要是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的实用目的或目标而获取新知识所进行的独创性研究”[28]，管理研究就是应用研究，而不是经常见诸于书刊的模棱两可的“管理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言外之意是还有非应用性的成分)。
在管理学发展史上留下公认成果的管理学家从事的管理研究，从来就是“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的(经典实例不胜枚举)，即他们从事的一直就是应用研究。刘源张[33]极其简明地将其表述为：“管理学是要用的”。他还举证说，朱镕基的“管理科学，兴国之道”和郭重庆的“学以致用”都是此意。此外，管理学者还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论证了同一结论：吕力[34，35]在分析了管理实践的本质之后指出“管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技术”(哈默等[36]也认为“管理是一项成熟的技术”)，由此提出管理学必须实现认识论层次的改变，由“求真”的逻辑转为“致用”的逻辑，实现管理学的技术化，即提出了管理学的技术科学属性；陈春花[37]结合钱学森的论述从技术认识论的视角讨论了管理研究的技术科学属性；高静美[38]从学科的认知维度分析，指出管理学是应用学科；陈士俊[39]⑦从科学学的研究中概括出，科学技术管理是应用科学学(相对于理论科学学)——所有这些论证的指向都是相同的，即管理学属于应用研究。
陈荣秋[40]认为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因为“规律推不出规则，或者说机理推不出操作”[36]，所以需要在其间增加一个“设计”环节，以实现转化，而完成这个“设计”就是管理学的任务(由此便可看出将管理学划归设计科学⑧的原因)。换言之，管理学不处于探索规律(“求真”)的基础研究范畴，它处于其后的转化环节(将探求个人行为机制的心理学和探求集体行为机制的社会学等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创新为组织中的人的行为)。
管理学“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只有从学科属性才能作出最终的解答。当前，学界对此的看法尚存分歧：一种意见重在“求真”，认为“过分强调与实践的吻合度，已经使管理研究……成为一种‘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精神是一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的重要因素之一”[25]。相反的意见重在“求用”，认为管理学的“‘实践相关性’一定居于主要方面，而‘科学严谨性’一定居于从属的方面”，“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统一与弥合的问题”。“站在以严谨性为主的‘科学’视角来看管理实践，就形成了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以‘手段’为主来拟合‘目的’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35]。面对这样的困境，只有深入探讨才能打破僵局，这就需要“求真”派举证已经取得的“科学化”的管理理论成果究竟是怎样的？管理理论的“‘科学’知识体系”最终会是怎样的？需要“求用”派回答达到“求用”目的的过程中就不需要“求真”的理论探索吗？百年来的管理理论构建中是否完全没有普适的真理性的管理知识呢？当然，这也仅仅是起步。
2.2.3 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
既然“基金委”作为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关于管理学的“基础研究”应如何理解就应是管理学界必须面对和认真探讨的。
王鸿飞[26]曾指出：“线性模型和二维模型的表述，和实际过程都可以说相差甚远。好在政治家和行政者的智慧可以在实践中弥补简单理论的不足”。已有学者试着给出一种“弥补”：
高良谋等[7]认为，对于管理学的元问题(即“关乎管理学学科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属于“基础性研究”，这是另一种视角，与布什和司托克斯模型没有关联，但却为管理学留在“基金委”另辟了蹊径。管理学元问题可能不属于布什和司托克斯模型中的“基础研究”范畴，但一定是管理学的核心问题(“硬核”)，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所在，是学科合法性的着力点和归属。梳理、完善百年来关于管理学基本问题的知识积累，形成具有学科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知识系统就是“基础性研究”，正是关乎管理学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值得政府大力投入的，是需要管理学界集中智慧攻坚的，这不仅是“基金委”的职责所在，而且是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
问题2 管理学有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成果吗？如果有，需要认真举证并分析其价值如何吗？如果没有，应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集中力量开展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与布什模型中的“基础研究”有何异同？能否从古今中外庞杂的管理知识库中梳理出中国学者独步天下的管理“硬核”体系？
2.3 有中国管理学⑨吗？——管理学者的使命
2.3.1“中国管理学”的解读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管理学”这一概念已超出我国管理学者自由讨论的范围，而成为“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一五”发展战略的目标(2006年)，即“奠定在未来10～20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27]，以及“十二五”发展战略的目标(2011年)，即“后20年中国管理学的战略目标：建立现代中国管理学”[3]。这意味着这是我国最具话语权的学术共同体——“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咨询委员和评审专家达成的共识，足见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尽管在做“十二五”顶层设计时(2011年)有所调整，更强调“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但“中国管理学”在学界的广泛影响已然形成，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提出构建“中国管理学”的背景有二：一是西方管理学在中国“水土不服”[47]或“变异”(文化不同)[48]，自然要研究适合本土的“中国管理学”。怎么“水土不服”的？很多学者从文化和情境角度分析了“水土不服”的原因[24，49，50]，但是，无论是20世纪中后期的德鲁克，还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的柯林斯，他们源于美国管理实践的理念框架在世界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绩效也是不争的事实[22，51]；也有学者举出照搬西方理论的失败案例[47]，但反例也大量存在——张瑞敏学习德鲁克的理论成效很好[22]；柳传志学习柯林斯的理论也对其赞赏有加[51]，甚至日本人认为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们经济成功和工业发展的基石”[22]。显然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适用性不是用“水土服否”来简单判定的，而是要证明其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正，进而积累在我国有效的管理知识[24]。例如，刘广灵[52]从中国、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特征出发，探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阶段的组织建设和管理特点，并以理论模型、案例实证为支持，进而指导企业管理实践；二是“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管理实践活动的丰富和管理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管理科学已经具备了进入自主创新发展阶段的条件”[27]，显然这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由此，创建“中国管理学”依据并不充足，所以不乏持谨慎态度者[53～55]。
作为学科(“求真”的知识系统)，研究“物”的自然科学是无国界的毫无争议，那么研究“人”的社会科学是否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可以有国界呢？虽然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很多冠以地域的学问已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同，如“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学”、“希腊哲学”等等，但那也仅仅是指证这些学问诞生于某地域，并不等于不适用于其他地域，恰恰相反有无数例证已经证明这些知识系统被不同地域的人们广泛接受。反观之，近几十年来相应地也出现了“中国经济学”、“东方管理学”等正在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的、另起炉灶的重建，虽然至今也没有完全取得学科合法性的地位，但也没有被轻易地驱逐[56]。简言之，无须急于判定“中国管理学”是否是一个伪命题，而是应在实践中继续去检验，因为这已不仅仅是管理领域独有的问题，其复杂性可能已超出了我们现有的认知。
正是基于此，2011年“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将我国管理学者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从构建“中国管理学”表述为大力倡导“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这是更现实、更能形成合力、更能为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贡献的重大决策；是实现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的指导方针。基于此，可以作进一步的解读。受本文结构的限制，因本节讨论“有中国管理学吗”，所以只涉及使命中的“发现规律、解释现象”(认识世界)，而将使命中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归到下一节“管理学者可以远离实践吗”中讨论。
2.3.2 创建“中国管理学”的本质——中国管理学者的使命
2008年，郭重庆[41]就期待我国管理学界遵循冯友兰先生“接着讲”的治学方法来发展中国管理学，并援引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提出中国管理学应该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2011年，郭重庆[3]进一步提出“讲什么”的问题：他提出8个具体课题。这8个课题基本来源于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导向的大视野。对于另一个导向：“学科前沿”“讲什么”也有一些学者做过探讨，如齐善鸿[57]提出重新界定11个管理核心命题；对于“怎么接”也有学者做过深入思考，如韩巍[58，59]提出转向社会学——“用扎实的案例进行中国管理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并进一步从管理研究认识论上进行了探索；苏敬勤等[46]提出基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方法与西方管理思想和经验适配理论的研究框架；郭毅[60]提出了“特质—深描—理解—阐释”的认识方法。章凯等[61]提出组织理论创新的着力点是“重释旧概念、凝练新概念、重释旧关系、构建新关系以及整合现有理论”。综合各种观点，能否产生一些共识？
中国管理学者对世界管理学的发展要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可以有两种思路：①管理研究百年来，西方人虽然留下了可观的遗产，但总还有些难题没有解决，究竟是些什么问题他们没有解决而我们有可能解决？②在过去的管理大师没有遇到的新的管理实践中，我们的研究起点和西方相近，究竟有哪些焦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挖掘，甚至是我们更具有优势的？试分述如下：
2.3.2.1 破解历史遗留的难题——继承性创新
面对国外学者对《论语》“没有逻辑”的不屑，海归钱宁十年磨一剑，不增删一字从逻辑上重构《论语》，新近出版了《新论语》[62]，对管理学者不啻是一味清醒剂。我国管理学者也应该有这样的重构能力，当然这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坚韧。试举几个焦点如下：
(1)名词术语 “反思、质疑、批判”精神中的“批判”“绝不能理解为大批判式的批判，而是指对于概念进行清理，淘汰其中模糊不清的杂质，使之通体透明、清晰、准确”[63]。中外学者都对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王学秀[49]援引莱布尼兹的观点指出“概念问题是首先需要关注的”。刘文瑞[53]也强调，“名词使用上的混乱，既是学科发展生机的表现，也是学科水平低下的表现”。“管理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对这些名词进行学术上的辨析”。美国学者也承认他们研究了百年的管理学，至今仍未走出“概念不清”[7]的误区⑩。独特而清晰的概念是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学术共同体交流思想的前提，却从未被管理学界当做首要问题全力去解决，任其发散，不思收敛，这一惯习不知何时能够终结？我国学者能够成为终结者吗？我国即将出版的最新版本的《管理科学技术名词》中，第一术语“管理”就被界定为“管理者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的各类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过程”，连管理的对象——“人”都未见踪影，足见其“路漫漫兮”——由此可见管理学科名词术语的界定不仅仅是“管理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的使命，而应在其初稿的基础上，发动管理学界更多有兴趣于此的学者参与进来，如在“管理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这也是举国体制的优势所在)，于指定学术期刊上开展对《管理科学技术名词》(初稿)的深入讨论，逐渐完善，不断修订，为厘清管理基本概念的百年混乱做出我们中国学者的贡献(11)。
(2)知识体系 管理学者普遍认为，经过百年的探索，管理学的基本构架已然形成，甚至“达到了某个高峰”[36]；在大学传授管理知识也延续了几十年，管理学的确立已被广泛认同，然而，对于这个以管理过程为主线的知识体系真就没有升华的可能了吗？中国学者已经在作出相关的尝试：如陈劲[17]编著的《管理学》，将孔茨构建的第一代管理学体系和罗宾斯构建的第二代管理学体系，提升至德鲁克开启的第三代管理学体系，提出了管理学的新范式：领导与计划、运营与创新、资源与能力、治理与控制。再如李德昌[65]独辟蹊径提出势科学理论，从六维信息人假设出发，重构管理学知识体系。前者属于改良型创新，重构了已有管理要素的逻辑关系；后者属于突破性创新，在信息人假设基础上研究管理过程信息相互作用机制，重新审视管理活动的规律。
章凯等[61]对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形态作了探索，提出结构型理论、本质型理论、关系型理论、演变型理论、元理论5种形态。由此视角判断，西方管理学主体属于结构性理论形态(过程学派为主体的管理知识体系)；专注于关系型理论形态的研究(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试图将管理学引向科学化之路；出现过一些本质型理论(如德鲁克的企业管理理论)，而十分淡看元理论。换言之，历史遗留下来的创新空间并不小，值得我们去填补。
(3)理论丛林 能否走出管理理论丛林早已成为管理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心结，管理理论丛林始终是管理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必须扫除的障碍。换言之，只有在管理学成熟时它才会消失，或者说它反证了管理学的不成熟，甚至是不存在(12)。
历史上，有学者试图用权变理论统一管理理论(“有管理学家戏称，权变理论犹如一只装满管理理论的大口袋，什么都能包进去”[29])；也有学者试图用管理方格理论走出丛林(认为“管理可以建立起唯一正确的体系”——“坐标体系”，(这是)“唯一的、正确的、公理式的管理理论框架”[29])；还有学者认为丛林的“最终解决需要管理哲学”[67]，甚至直接提出管理生态学是归宿[68]等，但至今丛林依然繁茂。
当然也有相反观点：“西蒙一开始就不同意孔茨的丛林说法”，“他认为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要求多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经验主义者、决策理论者和行为主义者的输入，而管理的未来则提供了在管理科学中综合起来的希望”[69]。其实，西蒙的观点意指管理研究是实践研究，需要多学科协同来解决具体(管理)问题(复杂系统)，但是，他似乎同意将多学科知识汇总为管理学。
从20世纪60年代孔茨提出这一命题(6个学派)，经过20年，不仅没有收敛，丛林反而更加茂盛(11个学派)[70]。又过了30年，是否到了终结这一命题的时候了？我国管理学者有无可能通过创新成为管理理论丛林的终结者？席酉民等[71]基于和谐管理理论提出可以通过双规则机制整合已有管理理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2.3.2.2 专注当下实践中的理论贡献——开拓性创新
哈默等[36]断然疾呼：“当今的管理已经过时”——“19世纪的管理哲学”、“20世纪中期的管理流程”和“21世纪的高新技术”混搭的“管理范式”“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管理创新刻不容缓。在我国也有同样的呼声：刘源张[33]认为，管理学要做到有“用”(指导管理实践)，管理学者必须具有“时代感、使命感、科学感”，他进一步指出：“泰罗的时代是工人阶层兴起的时代，工人的要求是‘正正当当地拿一天的钱’，泰罗就去研究这个‘正正当当’。德鲁克的时代是经理人兴起的时代，经理人的要求是‘自己怎样搞好与企业股东，自己与企业员工的双重关系’，德鲁克研究的就是经理人的‘职能与权限’。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怎样做，他没有具体说，但需要我们“接着说”——我们的时代是“知识工作者兴起的时代”，是网络的时代(“网络将彻底改写我们从前的管理模式”[36])，是全球化的时代，过往的管理学者没有经历的新的管理实践十分丰富，这才应该是视角中心，通过我们的研究揭示应该是、也只有是我们才能揭示的规律。对此，试举几个焦点如下：
(1)新型的组织 在前辈们研究过的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与“群体”之外，现在又出现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在前辈们研究过的法人形态的组织之外，现在又出现了动态组织——对这些研究对象，西方尚没有成熟的理论研究，大家的起点相近，正是我们能够做出贡献的所在。
由于云计算的出现，未来的管理会有更多的外包(不仅涉及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甚至会涉及更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未来的组织将剩下德鲁克指出的两个最核心的部门：营销和创新[17]。换言之，未来的管理将颠覆传统管理，正是值得着力研究的。
哈默等[36]指出，新型组织中“纪律与自由能相互包容”，以使管理创新得以持续。这只是新型组织的一个核心理念，并不是新型组织研究的终点。
(2)人性的假设 前辈们提出过的人性假设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理论有：经济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社会人(梅奥)—人际关系理论、自我实现人(马斯洛、麦格雷戈)—Y理论(超动机理论)、复杂人(沙因)—超Y理论、决策人或有限理性人(巴纳德、西蒙)—决策理论、知识人[17](德鲁克)—知识管理理论等。从中可以看出，人性假设及其理论的演进过程，但至今未能接近人性的真相。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为构建新的管理理论作了多方位的探索，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有别于西方学者的“中国现象”：把自己努力构建的管理理论体系命名集中在一个词汇上——期待对管理本质的点睛：仅在《管理学报》上发表的就有和谐管理理论[72]、和合管理理论[73]、合作管理理论[74]、秩序管理理论[75]、规则管理理论[76]、道本管理理论[77]、整体管理理论[78]。正如刘文瑞[79]指出的，缺失人性假设的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13)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对‘人’的研究，就没有管理学”)，这一质疑是深刻的。
国内学者对人性假设已经做出有益的探索，如李德昌[81]提出理性信息人假设、章凯[82]提出目标人假设等，都是言之有据的，应该值得期待。特别是势科学与信息人理论受到国内不同学界(管理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教育学界、数学界、法学界、人类学界、文化宗教学界、影视传媒界、科学与艺术界)的共同关注，李德昌已受邀在各种学术会议和高校及企业(包括清华大学、台湾文化大学等高校，华为等企业)等场合做专题演讲达300场，且影响逐年增大(2005年1场、2009年36场、2012年94场)，足迹遍及26省、自治区、直辖市——国人提出的理论能够产生如此迅速的传播实不多见，值得关注。
(3)快变的环境 彼得斯指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处于空前的变化之中，……过去的管理原则是以准确预知25年后的稳定发展为前提的，现在连一年以后的未来都无法预测，整个世界经济又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新的前提、新的环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重新检验以往熟知和相信的一切”[29]。他从前瞻和反思的双重角度表达出对管理学创新的期望。哈默等[36]也强调：“21世纪对于任何公司而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和周围世界同步快速变化。’”
我国学者已介入适应快变环境的研究，如席酉民等[71]在论述了未来管理世界的复杂性、快变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之后，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提出通过主题与双规则机制的互动来应对变化。
从“在整个国际社会都正在重新寻找‘什么样的制度是适合当前的人类去发展的’，抑或‘什么样的价值观是适合当前的人类去幸福的’大环境下，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声音，积极地参与重新制定规则的时代”[83]的期待中不难看出，如果着眼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我国管理学者的使命就更重大，远不是上述举例所能涵盖的。
问题3 已经被学界接受的普世的管理理论真的不存在吗？如果存在，是否需要按国别(文化)再去构建管理学呢？近年来耗费数以亿元计的研究经费生产出来的管理理论知识究竟有多少成为管理学大厦的一砖一木呢？鉴别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标准和据此支持研究项目的机制真的很难建立吗？不清晰界定管理学的基本概念能够构建出严谨的管理知识体系吗？管理元问题研究为什么得不到重视？谁愿意成为理论碎片的整合者？何时能够出现这样的整合者？举国一致的强力学术领导—直面鲜活的实践从基础性问题入手稳步构建管理知识体系是否是我国能够走出的一条新路呢？
2.4 管理学者可以远离管理实践吗？——管理学的路径依赖
管理学是研究管理活动的，而管理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所以德鲁克说“管理就是实践”——自然管理研究就是实践研究，实践研究就要到实践中去，由此，刘源张说“管理学是研究现场的”，“不到现场去是说不通的”；席酉民等[29]也强调：“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实践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百年来，管理学的发展历史也与管理实践密不可分，管理学的路径依赖业已形成，当今的管理学者为什么会“远离实践”呢？为什么“基金委”要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简称“直面实践”)作为“十二五”管理研究的指导思想呢？换言之，管理学的学科合法性为何会排斥实践相关性？
2.4.1 “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的实存
“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是管理学者进行管理研究必然面临的路径选择。管理学者是否可以“远离实践”是很难在概念论争中找到答案的，不妨先从管理学的历史中去一探究竟。
对于美国管理学界之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运动，高良谋等[7]的译介中有明确的解答：管理学学科合法性排斥实践相关性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当时掀起了管理学学科合法化运动：以1941年美国管理学会(AOM)成立为标志(发出“植根于科学”的宣言)，以1956年ASQ、1958年AMJ(AOM的会刊)相继创刊为助力，1959年卡耐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为推力(资助“科学化、学术化”研究)，管理科学化的浪潮很快席卷美国商学院。到了20世纪80年代，AMJ几乎只接受定量的实证研究论文[8]，管理科学化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以大量产出小型理论(或中层理论)成果为特征，理论碎片化，对管理学发展的贡献远没有发起时的想象那样令人兴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管理学界开始反思，对用管理学学科合法化排斥实践相关性的质疑之声绵延不断，乃至实证方法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本身都受到质疑[34，59]，直至20世纪末否定的声音渐成主流，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重新确立，管理研究回归到其“求用”的本真。
对于这段历史，管理大师马奇从管理学追求“有用性”的视角作了描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北美商学院经历了一场改革，……把工作重心从传播‘最佳实务’转到发展基础知识”[84]195，即用生产学术知识代替传播经验知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美管理学教育又迎来一场反革命……抬高经验知识的地位，降低学术知识的地位，追求更大的直接有用性。”[84]197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管理学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运动，马奇似乎看不到终点：“学术界对‘有用性’之争的热情似乎不会消失，化解争论所面临的困难似乎也不会消失”[84]198。
我国管理学界也有类似的认知轨迹，只是滞后于美国大约30年，管理学学科合法性的高潮出现在21世纪初，七八年后便开始反思[8，24，59]。
从以上概述可见，尽管在被描述的管理学历史中，不同的描述者对于管理学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矛盾的历史进程的描述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描述者的观点和措辞是明显有别的。
对于历史的解读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也不乏巧妙的聪慧视角。例如，2003年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发布了一个由管理大师投票统计出来的管理“大师的大师”排行榜，诺贝尔奖得主西蒙排名第3，马奇排名第2，而排名第1的是德鲁克[84]7。比较一下前两位大师的研究路径与成就对于我们的讨论也许是必要的。
德鲁克能够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大师的大师”，源于他对实践的关注与对自身人文素养的修炼。德鲁克强调“管理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管理就是实践”。1954年他就说：“我有意将该书命名为《管理的实践》，而不是《管理学原理》”。管理历史上，深入实践自我感悟管理理念、原则，从一个视角“重新发明轮子”的管理学者很多，即管理就是常识的升华，止于职业教育而已的论据不少，但是如德鲁克第一个描绘出“管理的整体结构”的并无第二人，而且他“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有着巨大优势的完整作品集：其中的一切几乎都是基本正确的”。他与众不同的就是一直身处管理实践当中，从不以数学演算来揭示人在组织中的行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却能发掘出表象背后的事项本质，成功地指导着不同国家的管理者的管理实践，“他的论著被译成20多种文字，成为全世界管理者、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51]。中国的成功企业家同样对其著作推崇备至[22，51]。要而言之，德鲁克倾其一生(96岁)的精力在实践理性的舞台上诠释了管理学者直面实践是不可动摇的圭臬。
马奇的学术生涯中几乎从不给企业提建议，他反复强调：“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一直不是，有用的”，因为“如果你……不用操心怎样与管理者直接打交道的话，那么你就更容易潜下心来研究管理的真谛。”[84]9。因此在纯粹理性的天堂遨游，奉献了有限理性、信息的模糊性、注意力分配、垃圾桶理论、愚蠢术、组织的政治机制、学习的近视、胜任力陷阱、热炉效应等一系列惊人之“美”[84]5～7。要而言之，马奇用他近乎一生(现年85岁)的学术成果诠释了管理学者远离实践同样也能做出重大学术贡献。
既然面对实践取向截然相反的两位领军学者，用其一生证实了是否远离实践并不是研究管理学的必要前提，那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为什么要历时7年(从2004年8月的“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咨询委员会二届一次工作会议提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到2011年9月确立第67期“双清论坛”的主题“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整整7年)才将“直面实践”确立为我国管理研究的指导思想呢？(针对第67期“双清论坛”郭重庆[3]解释说：“管理科学部这么明确地提出研究的实践性导向还是第一次”)——这就需要考察“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对于做学问究竟有怎样的差别。
2.4.2 “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的差别
尽管从管理学发展历史中可知，实践是管理知识的源头和归宿，但是管理学者是否“在实践中”并非是其是否能有成就的唯一判别标准，因为文献也是一种间接的实践，那么，既然管理学者“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都是有效地积累、发展管理知识的途径，其差别就值得关注了。
2.4.2.1 “美”与“用”
学科合法性有时表述为学科严谨性，也有学者表述为“美”[84]10，所以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也可以表述为“美”与“用”的矛盾。换言之，“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的差别就是求“用”与求“美”的不同。
求真、求善、求美是人类的共同目标。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逐渐成熟，科学家求真；实践家求善(或“求用”)；艺术家求美(在学术界也有“科学求真、人文(或宗教)求善、艺术求美”的概括)。在科学家中，虽然不乏兼具艺术素养的大家，但把求真与求美统一起来的大师级学者并不多，美国管理学者马奇便是其中甚有影响的一位。
作为倡导“美”的代表学者马奇认为：“学问应该始终具有美学元素，因为学者除了有义务追求真理、正义之外，还有义务追求美”[84]10。他强调：“学问有个特征比有没有用更重要，那就是美不美”[84]10。他对“知识之美”的理解是：“大概在于精确表达，在于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在于制造知性惊喜”[84]207。“精确表达”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必要条件，“知性惊喜”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必然结果，所以可以将“知识之美”简化为“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即揭示出事物背后的规律。由此，他将研究定位于“为人类生活提供优美、意义、精致和典雅”[84]206，将其研究定位于“把玩想法而不兜售想法”[84]9。
字面上(“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一直不是，有用的”[84]9)看，马奇是排斥“求用”的，但从义理上看，他并没有绝对排斥“求用”(“功利主义道观有其高贵之处”[84]209，“结果确实很重要，否认这一点不仅很难，而且很愚蠢”[84]208)，也不可能绝对排斥“直面实践”(“要想做好研究，必须对实务有所观察，对经验有所理解”[84]192))，他要强调的只是求“美”与求“用”源自不同的世界观。
管理学是研究群体行为的，所以管理研究的求“美”与求“用”是源于对人类行为的不同考量：求“用”是结果主义观(“功利主义道德观”)，即主张“行为是选择，选择由预期、激励和欲望驱动”；求“美”是自我实现观(“身份、审美主义道德观”)，即主张行为是“为了履行责任、实现自我……强调自我概念、身份和正当”[84]4。可见，求“用”与求“美”之争的哲学意义在于，是止于结果主义还是升华为对人自身价值的追寻(“从自己的内在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寻求善或恶”[84]4)，然而对于功利的管理学(管理追求的就是高效)而言，能够超越功利吗——人类能够用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吗？如果能，那将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2.4.2.2 “经验知识”与“学术知识”
管理学界讨论的学科合法性(符合“洪堡原则”[8])基本等同于学科严谨性或“科学性”，即超越经验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简言之，停留在定性分析就不“科学”，因此，是否运用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定量研究工具变成了管理研究科学与否的外显标志，这一思维惯性也蔓延到很多领域(如医学、工程学、法学、教育学等)。
马奇[84]192将“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两种不同路径得到的管理知识描述为“经验知识”与“学术知识”。他指出，经验知识“来自现场经验”，“能够直接用于具体情境”，“具有更强的时间聚焦性和空间聚焦性”；学术知识“从实务中抽象而来，具有美感”，“强调永远有用，普遍有用”。他更强调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纠缠的；“平衡”和“整合”是解决两者矛盾的标准答案，然而他却严肃地指出，学术派(追求学术纯粹性)与实务派(追求知识有用性)之争延续了100年，“平衡”和“整合”对于化解这一争论一直无能为力，“未来的50年，商学院似乎还会经历类似的有用性之争”[81]198。
面对这一看似无解的难题，马奇却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解答：“‘有关经验知识的主张与有关学术知识的主张’两个不一致的声音进行无休无止的对峙”，“在对峙过程中”，“把商学院和管理学教育变得既更有用又更有意义、更美”[81]209。因为他认为“功利主义道德观有其高贵之处，身份、审美主义道德观也有其高贵之处，……将两者结合起来也有其高贵之处”[84]209，所以他只能如是说，尽管他自认为“我的想法不是格外晦涩”[84]9，但实在是有些闪烁其词。与马奇的闪烁不同，实务派坚定不移地“求用”，孔茨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共识——管理理论和科学必须有助于实践，不然我们还发展它干什么？”[84]466；德鲁克更进一步将“知识”定义为“是改变人或事的信息”，如果不能改变人或机构的行动，那只是“数据”不是“知识”。
面对马奇的知识分类是否可以追问：他所定义的“经验知识”是否可理解为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感性知识，只是理论知识的前期表现？抽取情境因素应是升华为理论的必然步骤，由此得出的结果才是具有普世价值和长远价值的理论知识(即马奇所说的“学术知识”或“思考框架”)。如管理过程说(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的确概括了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组织的管理过程，故学界将其归入学术知识，写进教材，传授后人，但是，能否认为这只是“经验知识”呢？因为不同的组织运用这一过程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并没有揭示管理的本质(规律)。战略理论则深入了一步(进一步回答了“如何计划？”)，更接近管理的本质(规律)，因为不同组织运用相同战略就可能得到相近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经验知识”与“学术知识”之争，二者只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从认识论视角，这与定义“地方性知识”[85]与质疑“地方性知识”之争有类同之处。诚然，“学术知识”是从求“美”出发的，但这些“美”的结果(产生了实践的功效)也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马奇关于学术应该追求“美”的论述可知，他将“美”视作更高的境界，犹如康德所说的“星空”，拥有无限的可能，而“用”只是“大地”，可以满足现实(某时某地)的需求。是否真是如此呢？只有拿通过两种不同路径得到的理论来做具体的比较才能有准确的解读：马奇的企业理论“美”吗？有用吗？德鲁克的企业理论有用吗？不“美”吗？其用户的感受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做这样大规模的调查能够有答案吗？这显然不是以提出问题为主的本文需要和能够回答的(14)。
“美”与“用”之争，“学术知识”与“经验知识”之争，体现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93]刘文瑞[93]从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发现：“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表面上的不相交，却在事实上互相把对方拉到自己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尽管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互相排斥对方，却正是因为排斥而产生引力，从而调整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对这种纠结的一种深刻阐释。
2.5 管理学者有“自我管理”吗？——管理学者的品格
虽然“自我管理”是一个或可质疑的术语(15)，但不妨碍按其内涵进行思考。当关注管理学者在学术圈中的“自我管理”时，可以有两个视角：作为个体的管理学者的“自我管理”和作为群体的管理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管理”。
2.5.1 管理学者“自我管理”缺失的表现
德鲁克[94]基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提出了现代组织管理的核心在于‘自我管理’的思想”，理论上应该开启管理学者自我管理的新时代。他早就强调：“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22]。遗憾的是，这一取得管理学界共识的理念并没有落实在管理学者的行动中。
说当下的管理学者是时代的宠儿或许并不为过——因为纵横项课题经费不断上扬，讲座收入十分可观，兼职、论文奖励等额外收入不菲，所以管理学院的老师比其他任何院系教师的收入都不逊色，直至身边出现千万富翁都不以为意。由于当前我国研究成果考评指标的偏颇，管理研究乱象丛生，导致出现管理学者的回报极高，而对管理学发展的推动极低、对管理实践推动苍白的怪象，如沦为“论文主义”[95]功利型的“自娱自乐”[41]、“吃别人嚼过的馍”[41]、“做练习式研究”[90]、理论碎片化[59]等。当“研究沦为训练，访问只图方便，数据可以编凑，碎片成为垃圾”畅行无阻时，上演的必然是“大概90%的模型和假设都在‘庄严地检验和证明常识’”[57]的悲剧——可怕的是这一切仍在继续。
诚然，这些怪象并非管理学界所独有，因为“在历史的行程上，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一个时代学者在其特定的语境下所打造的学术研究气象”[96]。可叹的是，当今我国的管理学者既处在急功近利的世俗化大环境中(16)，又处在缺失学术精神的“学术研究气象”里(17)。如果通过我们的手把纳税人的钱变成垃圾文章，然后自甘沦为“在场的缺席者”[96]的话，那真得“从娃娃抓起”了。
马奇曾说：“立身扬名不过是无知者的幻想”[84]20，很多备受敬仰的大师都具有这样的纯净之心，显然这是从事研究的前提。当前学术界缺失的是纯净的品格，幸运的是，管理学者还拥有自己独有的“自我管理”理论，在学术圈中可以也应该率先突围——将“自我管理”理论付诸行动！
2.5.2 管理学术共同体“自我管理”缺失的表现
“自我管理”同样需要遵循管理的规律，仅仅是管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由此出发，很容易看到当前我国管理学术共同体“自我管理”的缺失十分严重。简言之，共同愿景空洞化，统一指挥和协调遥不可及，学科“硬核”建设无力，自我批判机制缺失：前景不容乐观。
我国先后设立4个“一级”管理学术组织，即成立于1978年由中国科协主管的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简称A，学术年会名称是“中国管理学年会”，已召开6届)、成立于1980年由科技部主管的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简称B，学术年会名称是“中国管理科学大会”，已召开4届)、成立于1981年由中国科协主管的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主旨是开展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简称C，学术年会名称是“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已召开13届)、成立于2009年由教育部主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简称D，学术年会名称是“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已召开9届(18))。有意思的是，A、C、D组织的学术活动的参与者交集很大，只是B显得有些非主流。如果加上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境外学者发起组织，未纳入国内社团管理体系)，以及各学术团体的二级、三级组织所召开的学术会议，每年的管理学术活动就不胜枚举，生产出来的论文实在是数不胜数，真正是“有量”，但是否“有质”未见深度评析。几个组织套话式愿景雷同，研究领域、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类似；看不到实现愿景的战略与计划，看得到领导成员的不同；几种年会止于规模，醉于声势，不见公开质疑，鲜有当面争鸣，淡看晚学，未思创新，必然深蕴危机，凝聚力渐趋下滑(学者背地里怨声载道)，似有沦至画“景”自欺的嫌疑。
韩巍[100]毫不留情地鞭笞了我国管理学术圈中的3种人，在诚挚地期待：“应该首先反观‘自己所在的组织’”的同时，也不无哀愤地宣泄着无奈：“偏执狂固然可惜，跟风者固然可气，但太多的弄潮儿，让人绝望之极！”尽管如此，他提出了学术共同体急需自我管理这一重要命题。
对于管理研究的目标漂移，刘源张[33]斩钉截铁地痛斥了3个“绝不是”：“第一，绝不是在所谓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第二，绝不是哗众取宠，以求得一官半职；第三，绝不是形成‘学派’，拉山头当大王，以此成为大家的‘捷径’。”足见管理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管理同样极度缺乏，亟待正视。
2.5.3 重塑自身的品格
当然，上文并没有遵从德鲁克“自我管理”的概念、要素、方法等来展开描述，为了简洁直指学者价值观层面的现象。当以谋生取代兴趣，以逐利代替“求美”(马奇语)时，必然导致眷恋错误指挥，以工具驱逐思想，迷途不思重返——如何应对呢？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不断向纵深发展，其对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日渐深入，产业化不断向文教卫等公共领域渗透，致使学术共同体“日益退化为由各种欲望和动机所左右的‘谋取利益的科学共同体’”[101]，而且“中国科技界的效率损失大多来源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共生现象”——这一严酷的现实是每位学者首先要面对的，即对品格的拷问首当其冲，而且检验的结果并不乐观，是现实告诫我们，只能从这里入手才能赢得未来。
当然，形式繁多的学术腐败不是我国所独有的，面对这一个世界性的怪象，中国学者理应做出自己的努力。面对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诱惑，作为学者个人，还是要听从爱因斯坦的召唤：“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102]，“道德是智慧的内在本质，它甚至决定智慧的品位”[102]，需要自觉培育自身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作为学术共同体，则要遵循马奇的指引：“做学问是种公共活动，没人领头，也没人独行”[84]13，需要团结精进，树立优良的学术精神，培育纯净的学术风气，坚定不移地为学术献身！当前，管理学者尤其要以“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103]为座右铭，为一扫垃圾科学在管理领域的寄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布迪厄等[11]说：“自我认识并不能通过对自身的内省获得，而是要通过对自身上下左右的观察才能达到。”由此，管理学者需要不断反诘自问：
问题4a 我进行管理研究是出于兴趣(求真)还是处于生存(求生)需要？我有长期的追寻目标吗？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做过自己聊无兴趣的研究吗？我参与或容忍过制造垃圾文章吗？我参与或容忍过编凑数据吗？我为学术的纯净抵制过诱惑吗？我坚守“以文会友”，从未通过任何形式的物质手段营建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吗？我是一个自觉的反思者吗？
问题4b 我国几个管理学术组织(一级学会)应该长期共存吗？谁来考虑应该以何种方式共同发展(目前是各自为“政”，仅存“山头”上的意义)？谁来代表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呢？谁来评价各自的学术活动成效呢？继续割据能够对我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愿景、行为、成效以及影响有益吗？管理学者期盼几大组织整合吗？何时能够整合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呢(“统一指挥”不是百年前就形成的管理原则吗)？如何整合？我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最优格局(研究者、咨询师、教师(19)之比例)应是怎样的？管理理论创新者与做应用性研究的学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需要成千上万的管理研究者吗？
3 结语：管理学还是管理研究？
通过对管理学的3个视角(场域、属性、路径)以及对研究管理学的主体(管理学者)的两个视角(使命、品格)的反思，试图勾勒出我国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限于学识力难从心，仍然没说清楚，好在哲学家都“是永远走在路上的人，思考显然比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更重要”[104]，所以如能引出真知灼见常人也就不再惶恐了。
管理学发展的这些基本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它们的相互影响不仅最终决定了管理学的形态、特征与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管理教育的目标、方法与内容。逐一辨析这些基本问题之后，还需要跳出局部纵观整体。
3.1 管理学
创建管理学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需要抽去时空等情境因素，方能还原管理活动运行的规律。换言之，从经验(感性知识)中提炼出理论(理性知识)是一个去情境化的过程。
100年来，经过众多“直面实践”的先贤的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管理知识体系的“硬核”：从泰罗的分工原则、法约尔的14项一般管理原则，经过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以协作系统论、组织平衡论、权威接受论、组织构成论等为标志)和德鲁克的企业理论(以目标管理、自我管理等为标志)，管理学逐渐成熟，再经哈默的核心竞争力、柯林斯的卓越企业的“遗传密码”(理念框架)的不断发展。众多来自于实践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几乎都是以理念、原则形态出现的，也就是马奇说的“学术知识提供的是问题的思考框架，而不是解决对策”[84]13。这些“硬核”是管理学独有的，源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因去情境化而在世界各地发挥效能。虽然其中很多内容已广泛普及，成为常识，并不影响其“硬核”地位，正如牛顿力学三定律早已进入中学课本，成为常识，并不影响它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
由于管理学是研究社会环境中的群体行为的，所以管理活动规律必然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紧密相关；又因为管理学是研究组织运作的，而组织性质不尽相同，有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公益组织等，所以管理活动规律又会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紧密相关。如此一来，管理学自然会引起相关学科学者的关注，致使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对管理学做出了值得尊重的贡献。他们多从本学科视角出发，不介入管理实务，于是形成“学院派”对管理学的丰富多彩的贡献。正是他们基于自身学科的优势，所以做出独特贡献的同时又带来鲜明的个性，形同摸到象的局部，虽然准确，却是碎片，需要精通众多学科的大师整合出完整全貌(知识体系)，但这很困难，所以只看到越来越茂密的丛林，似乎看不到整合的希望——是前人的智慧不够，还是遇到了蜃景？
要识“庐山真面目”，就不能“身在此山中”。要看清管理学的面貌，与管理学同属设计科学的工程学是比较理想的参照。“实务派”创建的管理学“硬核”，其成熟度堪比机械学：在传统环境中的管理学犹如在宏观环境中的机械学——已然成熟。在微观环境中，宏观环境中的机械理论几乎失效，所以当前机械学理论创新大量出现在微米、纳米级的微机械领域。由此可以期待，管理学的理论创新也同样会大量出现在网络环境中的管理研究领域。
如果说机械学的学科成熟度高于管理学的话，那么学科成熟度低于管理学的学科现状如何也是值得关注的。
人类最需要的两种商品：饮食(物质食粮)和书刊(精神食粮)的生产和流通，必然会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于是，探索饮食的生产者(厨师)和书刊的生产者(编辑)所从事的社会活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也很丰富，甚至都以《烹饪学》和《编辑学》名目出版了不少专著，但显然尚难由此确认其学科合法性。如出版学在我国至今未能列为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子学科，况乎更下一层次的编辑学。从教育体系看，编辑学进入本科和硕士层次，而烹饪学只进入了职业教育层次——能否说进入本科教育，培养知识工作者的学科其学科合法性就被承认，而进入职业教育，培养兼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人才的学科就一定不具有学科合法性？编辑学与管理学在学科性质和知识“硬核”上有很多相近之处，为什么至今未能获得学科合法性？管理学的今天能否是编辑学的明天？甚至是烹饪学的明天？是它们向管理学借鉴还是相反？管理学还能走多远？例如，学界将法约尔视作管理知识体系的创建者，现行教材也是法约尔的管理过程体系的完善。作为一种工作的描述是越来越周全和越来越准确了，这就是刘文瑞[53]所说的作为知识(“knowledge”)意义上的管理学“是‘学’无疑”，但这就是学科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编辑学和烹饪学中，如以编辑过程(市场调研、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校对、印刷、发行)为主线的《编辑学》也有多种版本，甚至也在大学课堂中传授，但至今也未取得学界的承认，就不必提差得还更远的烹饪学了。对此，刘文瑞将其表述为，“ology”意义上管理学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学”——怎样理解呢？
3.2 管理研究
管理是一项社会活动，也就是说管理研究是以事项(管理活动)为对象的(德鲁克的“管理就是实践”；刘源张的“管理学以现场为研究对象”均为此意)，这个学科本质决定了管理研究是一种实践研究。实践研究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需要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时空等情境因素，将管理活动运行的规律应用于特定的组织之中。换言之，实践研究是理论情境化的过程。
实践研究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的结果应该是能够指导实践，提高实践成效的(求用、求善)。对管理活动有指导作用的行之有效的基础理论很多都是来自于其他学科的，如来自于心理学的强化理论(斯金纳)；来自于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伯利和米恩斯)；来自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格兰诺维特)……如果非要把它们从其他学科搜罗过来组成管理学，就像把牛顿定律收入机械学一样不合时宜——这不是理论构建，而是实践研究，即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解释管理现象，解决管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能否问，管理学“立地”可期，“上天”有路吗？
实践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现实管理问题，但也有解释管理现象形成管理学“硬核”的可能，如前文所提到的“实务派”既推动了组织高效运行，又作出了历久不衰的理论贡献(如法约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五项分类直到今天一直在使用，而且几乎没有调整”[70]463)，但这毕竟只是少数。所谓的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百年纠结，只有分清学科性质才能合理解决，因困惑于学科严谨性而远离实践相关性的百年彷徨是否是一种误读？从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中国管理国际学会发起的中国情境化研究，更符合管理学的本质——倡导实践研究，然而要从中得出普世的管理理论，是否与理论是去情境化的过程相悖呢？
社会是由组织构成的，组织随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原有的管理知识不敷快速发展的组织之需，所以管理学界需要注入新鲜血液，从事管理理论创新，但是社会需求量最大的却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商学院不必像60年前一样担心为企业输送人才会危及自己在大学的地位。管理学院正如机械学院、建筑学院(因建筑学文化含量较其他工程学科更高，所以更接近管理学，更具参照性)一样，肩负的就是为社会组织输送从事实践研究人才的责任。机械学、建筑学的学科地位越来越稳固，管理学何必自寻烦恼非要钻到数学模型中去自我防卫？对此，德鲁克早就坦然：“学院的教师都在忙于运算数学模型和测量管理者两个眼球之间的距离，德鲁克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管理者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即管理实践”[70]469——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从这个意义上，就不存在所谓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浅近眼光(将学科合法性放在首位)，恰恰相反，管理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应该从事实践研究，坚持实践导向是义不容辞的(将实践相关性放在首位)。换言之，商学院从数量上主要是培养组织管理者才会与社会发展同步，因为历史早已证明，设计学科的基本机制就是将理论情境化，而情境是不断变化的，对人才需求的主体就是实践人才，而在情境化的过程中如果要诞生理论家，就需要在“求用”之后接着“求美”，这是否超越了设计学科的使命呢？
“管理就是实践”，提高管理实践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心理学等基础研究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管理学、经济学等应用研究学科和哲学的知识，管理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知识，是无法单独面对管理实践的，因此，我国管理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首先是深入我国的社会实践，面对实践中的新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不断发掘、充实已有的管理学知识体系。同样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与多学科学者协同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管理问题，推动我国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
致谢 本文初稿得到20位学者的鼓励和其中8位学者的具体指正，笔者做了力所能及的修改，特致真挚的感谢！受笔者学识所限，拙文最终未能反映他们更为深刻的思想，顺致由衷的歉意！正因于此，未敢恭列他们的姓名，但也不能虚化——他们都是本文参考文献的作者。
注释：
①以本刊发起的“管理学在中国”等3个系列学术会议和本刊设立的“管理学在中国”等相关栏目的论文为主要分析依据，旁及国内的相关主题研究，从编辑视角审视提出的疑惑。
②本文使用“管理学”作为管理学科的称谓，以与多数学科的规范性表达一致。在汉语语境中硬要把“管理学”与“管理科学”分出个大小高低来(我国管理学术界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管理科学是管理学的子学科[4]；另一种认为管理学是管理科学的子学科[5])，难免不让其他学科的学者“另眼相看”。
③尽管当今处于“全球多元文化压迫学术研究走向科际整合的时代”，对传统思维不断提出新挑战，学科边界问题也出现了新视角，如：比较文学“在学科身份上的成立恰恰是基于研究主体而定位的”，“在研究客体的怎样都行中呈现出了无边界性”，“学科边界的消失被比较文学研究彻底且完美地本质主义化了”[23]，但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且“彼边界”是否就是“此边界”尚可讨论，应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④“科学技术”简称为“科技”，大家都很习惯了。如果简称为“学术”(也是各取一字)，估计多数人不太容易将其等同于“科技”——总是会将“学术”与“象牙塔”挂钩，“学术界”总像比“科技界”更学院派一些。其实，梁启超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严复说：“学主知，术主行”——都早于布什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⑤虽然教育部《学科分类与代码》1992年版曾经把管理学划入“工程与技术科学”，但1997年、2011年版便将管理学划入“人文与社会科学”。尽管管理学的二级学科中只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可以授予工程硕士学位(也可以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但仍然改变不了其社会科学属性，何况对“管理科学与工程”早有质疑[13]。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对此作了修正，提出了“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的或具体的应用目的或目标而获取应用原理、规律的新知识所进行的独创性研究。”从字面上看，似乎管理学可以被涵盖，但从其内涵看(“应用基础研究的价值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应用基础研究风险大、失败率高。长期统计数据表明，基础研究的成功率只占2.50%左右，应用基础研究的成功率占10%左右[20]”)，就可知管理学仍然难属其中，原因很简单，那是对自然科学的描述。据此，本文仍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没有考虑“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因其更简明。
⑦管理活动如同科学技术活动一样，是重要的社会活动，所以管理学与科学学是属性相同的学科，应该可以借鉴科学学的研究路径、方法与认知。
⑧AKEN将科学分为三种类型：形式科学(如哲学、数学)、解释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设计科学(如工程科学、医药科学)。管理学属于设计科学之列[7]。
⑨学界对创建本土管理学的提法有“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基金委”管理科学部[27])、“中国管理学”(如郭重庆[41])、“中国管理科学”(如陈晓田[42])、“中国式管理”(如曾仕强[43])、“管理学中国学派”(如罗珉[44])、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如孙东川等[45])、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如苏敬勤等[46])等。显然“中国学派”较之“中国管理学”更稳妥——不是以取代为目的，而是参与共建，但两者要建构独自的知识体系的目标是相同的，故本文统一用“中国管理学”代之。
⑩对管理学基本概念不清的判断国内外几乎取得共识，本文试就管理学的核心概念“管理”的使用(定义不清的结果)举出几例，看其含混程度究竟如何：i“管理”是与“组织”相伴而生的，管理的对象就是组织(实现组织目标)，如果将由此出发定义的“管理”内涵称为管理的本义，那么管理的发展趋势之一的“自我管理”中的“管理”已与管理的本义毫不相干。ii“管理职能只对人起作用”，但“战略管理”、“财务管理”、“运作管理”、“项目管理”等重要概念却与“人”没有关联，其中的“管理”也与管理的本义大不相同。iii管理活动是与企业其他5项活动完全不同的活动，但其他活动也都需要管理，如“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科技管理”。虽然这些活动的确是管理的应用领域，所以这些概念应运而生，无可厚非，但这些概念中的“管理”也与管理的本义不尽一致。iv当下，“创新管理”已然成为管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管理需要形成制度，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而创新需要改变已有的制度，是“对管理原则、流程和实践的背离”[36]，现有的管理“‘系统’正在压制创新”[36]，现实需要的是“管理创新”，而不是“创新管理”，因为创新不是“管理”出来的。v“战略管理”、“计划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战略”、“计划”、“人力资源”都是“管理”的子概念，这种不同层次概念间的循环组合是否有违逻辑呢？vi管理就是针对组织的，“组织管理”是一个特例，近乎同义反复。
(11)为了响应这一动议，在此对“管理”提出一个不同的定义：“管理是协调组织成员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使组织高效运行的人类活动”。这个定义基于如下考虑：i舍去了“组织目标”，因为组织目标是包括管理活动在内的众多活动的综合结果，无法将管理活动的功效从中分离出来；ii不涉及“资源”，因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人，不仅仅是资源，更是管理服务的对象；iii保留“组织”，因为管理是伴随组织而产生的，但又不局限于组织，将“利益相关者”纳入，体现了管理的时代性(深入性)；iv突出管理的特性——管理是功利的，目标是“高效”，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活动的主要标志；v管理的着力点是“群体行为”，群体行为和谐才能达致高效，以区别于心理学从个体着力；vi强调管理是“人类活动”，突出了管理的主体，自然将“技术”分离出去；vii舍去了“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因为回答“是什么”时不需要回答“做什么”；viii没有涉及“社会责任”，因为管理和科学、技术一样应是中性的，尽管原子弹扔到广岛与长崎是反人类的，但曼哈顿工程仍不失为经典管理案例。
这种梳理显然是渐进式的尝试，但李德昌等[64]从信息人假设出发，对管理的定义作出了突变式的回答：“管理是研究信息作用机制的”。他进一步展开为：“管理是研究人才成长、组织创新、生产运营与社会发展中，如何生产最大的信息量、营造最大的信息势，以应对各种环境不确定性的。”一叶知秋，从中依稀可见这一动议并非空穴来风。
(12)美国学者也认为管理科学化运动以来管理科学大厦亦未建成，只有一些砖石[66]；刘文瑞[53]认为从学科意义上管理学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学”(他认为“在知识意义上，管理学已经是‘学’无疑；在科学意义上，管理学是一门或者即将是一门‘学’也没有疑问”)。
(13)也有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如张维迎强调理论研究宁可小而精，不要动不动创立什么体系，因为那是后人来盖棺论定的东西，不是自己应该追求的[80]。
(14)针对我国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脱节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如张玉利[86]的脱节原因分析、孙继伟[87～90]的四大迷失、周建波[91~92]从情境特殊性视角解构文化结构机理，等等，本文未能全面梳理，当为憾事。
(15)如果严格地从管理的定义出发，“自我管理”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学科概念，因为从法约尔首次提出的管理过程和德鲁克首次提出的自我管理过程可以看出两者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针对组织的；后者是针对个人的。即使其间有一部分类同的管理因素，也只能在对管理有了涵盖组织与个人的更广义的定义之后，才能如此定义自我管理，否则，在只有针对组织的管理定义的学术情境中，直接在“管理”前冠以“自我”至少是不严谨的。如果将“自我管理”译为“自我修为”，更切合汉语语义，可以避免这种尴尬。为了表示这一忧虑，笔者将自我管理加了引号。
(16)参见“有量无质的中国科研”[97]——2009年中国共发表28.5万篇论文，只有0.05%发表在顶级期刊上，英国、瑞士的相应数据是大于50%(相差1000倍以上)；还可参见“平庸论文泛滥是中国科学真正的危机”，“这种泛滥会使社会的良知麻痹起来……其示范效应是创新精神的第一杀手，同时也是滋生不端行为的温床”[98]。
(17)甚至有人认为：“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长达半个多世纪。”[99]
(18)2003年始该学术共同体每年召开一届学术年会，6年后的2009年获批成立学会。
(19)研究者指从事管理理论研究的、对管理学知识体系有贡献的学者，他们是学术史的创造者，如马奇——历史留痕的研究者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咨询师指从事实践研究的、解决组织(主要是企业)实际问题的专家，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如德鲁克——社会需求量介于研究者与教师之间(社会需求数量最庞大的是组织中的管理者)；教师指向学生授课的老师，是管理知识的传授者，作为历史传承者自然是默默无名的——一定时期内数量是相对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