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法论文,租界论文,一大论文,在上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3-0115-10
如果有人问，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在上海举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诞生？那么，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回答。因为，中学教科书里都会说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基地等等。但如果有人问，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为什么中共“一大”不是选在其他区域而是选在法租界举行？那就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了。
本来，一个会议在某一个地方举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但是，考虑到那时上海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与特定的区域功能，像中共“一大”这样的会议选在法租界举行，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分析这种必然性，有助于理解中共早期党员的成分，有助于理解中共早期组织活动特点，有助于理解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特殊意义。
一、中共“一大”究竟是由哪些人在筹办
中共“一大”的举行，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西会面、交手，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中国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有识之士历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努力，成效不大；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有“共和”之名而无其实，社会依然黑暗——贫穷、落后、独裁、卖国，中国国际地位继续下滑，一些志士仁人要为国家谋求新的出路，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近因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政治环境恶劣，爱国人士纷纷南下。1920年初，陈独秀返回上海，将《新青年》迁回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将建党事宜提上议事日程。
中共“一大”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陈独秀、李汉俊与李达。三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三人中，陈独秀(1879-1942)与上海渊源最深。这位安徽人1903年已经在上海居住过，与章士钊等人编辑《国民日日报》，鼓吹反清革命。此报风行一时，被称为“《苏报》第二”。那时，他住在公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今黄河路125弄)。《国民日日报》自1903年8月7日创办，至12月初停刊，历时四个月，陈独秀一直参与其事，发表诗文、译作多篇。1904年，陈独秀主要在安徽活动，往来于沪皖之间，秋天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参加革命活动。①1905年以后，陈主要在安徽、日本活动。1913年8月，因在安徽参与反袁斗争，遭通缉，逃到上海，闭门读书，以编辑为生。这次在上海又住了几个月，随后去了日本。1915年6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②，随后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此后直到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都住在这里。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再返上海，住老渔阳里2号，以后的历史就是世人所熟知的了。陈独秀对上海社会相当熟悉，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上海社会》、《再论上海社会》、《三论上海社会》、《四论上海社会》，对上海社会进行深刻剖析。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1904年在中学时代便留学日本。1918年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武汉。1919年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撰稿与编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参与上海发起组工作，并到工厂发动工人运动。陈独秀赴广州后，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与陈望道一起主编《新青年》。那时，李汉俊在上海发起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③1921年春，因与陈独秀在关于党的组织形式问题上发生分歧，不满意陈的专断作风，愤而辞去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职务，交由李达接任，但仍参与组党建党工作。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从1919年到1921年，在《星期评论》、《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建设》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译文九十余篇，其理论素养为学界公认。④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1913年、1917年两度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研读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5月，参与留学生组织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以上海为大本营，派代表到北京各地进行宣传、联络。⑤请愿没有达到目的，但这次行动让李达下定了走俄国人道路的决心。李达在这年6月回到日本，更加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到上海，访问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遂参与其事，并住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1920年11月，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
三个人中，按照陈独秀当时的声望，在建党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在上海发起组中的地位，以及对上海社会的了解，他如果在上海，中共“一大”的会议选址，一定会主要听从他的意见。但是，他在1920年12月就去了广东，其意见就只能供作参考了。二李相比较，李汉俊在上海时间更长，对上海的情况应比李达更熟。但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在五四运动以后即从浙江来到上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交游甚广，对上海社会相当熟悉。这样，论在上海人脉资源，二李不相上下。
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中共“一大”的实际筹办，是在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派遣的马林与苏俄情报人员尼科尔斯基⑥1921年6月初到达上海以后仓促启动的，“他们到上海后，就立即督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那时，上海的李汉俊、李达经与在广州的陈独秀联系之后，于6月中旬决定在上海召开大会，时间预定为7月20日，向各地组织发出了通知。6月底，接到通知的各地代表陆续前来上海。由于部分代表未能如期抵沪，为了等待他们，会议开始时间比预定推迟了三天，到7月23日才开幕。⑦
李汉俊、李达是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⑧，会议筹办工作，包括起草文件、向全国各地代表发信、选择会议地点、落实代表住处，也是他们具体负责的。会议场所是李汉俊选定的，在李书城家里；代表住所是李达落实的，在博文女校。
二、中共“一大”筹办者居住地、活动地与法租界的关系
关于中共“一大”会议的场所与代表的住所，王会悟的回忆比较强调她自己的作用。她说，是她认识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经与黄联系，落实了代表住所。关于会场，也是她想到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在外地避暑，房子空着，便去找李汉俊商量，李汉俊当即答应。⑨
对于这两个地方，李汉俊本人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但是有资料说，是李汉俊让董必武给北京大学黄侃写信，由黄侃告其女友、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以“北大暑期旅行团”名义借用校舍。⑩
有学者认为，为了稳妥地安排中共“一大”会场，1921年6月24日，《觉悟》发表《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公布这套丛书通信地点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并写明李汉俊为编辑之一。“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即原望志路108号，今兴业路78号的后门)，是李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一大”作掩护：
树德里底层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沿望志路的马路对面还没有盖上房子，是一片菜地，在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就像现在上海的市区和郊区的结合部位，人烟稀少，地方很冷清。1920年秋天，树德里房屋刚建成，李汉俊就随他的兄长李书城及兄嫂薛文淑从白尔路三益里《星期评论》社搬迁到这里。当年沿望志路共建造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李书城租下了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一上一下两幢房屋。
由于望志路房屋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因此，李汉俊就决定在自己的寓所召开中共“一大”会议。另外，李书城曾在北洋政府当大官的身份也给“一大”会场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李汉俊回国后一直在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因此在他家里编辑丛书，也是合情合理的，不会引起反动当局和法租界巡捕的怀疑。(11)
《觉悟》公布此地址时，已是6月下旬，上海发起组已经向全国各地组织发出开会通知，因此，这一推断是合理的。
以情理论，会场与住所的选定，都是二李商量的结果，会场的确定，李汉俊的作用更关键些。
不过，无论是分头落实，还是二李共同商量落实，从当时诸人在上海活动场景来看，会址必然选择法租界。即使陈独秀在上海，会址也会选择法租界。
这只要看看建党早期那些知识分子在上海活动范围和特点即可明瞭。
自1919年至1921年，上海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与群体，其创办时间、活动地点及主要作者如下：
无论是有国民党背景的《建设》、《觉悟》、《星期评论》，还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办的《共产党》、《劳动界》，以及久享盛誉的《新青年》；无论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是上海机器工会，其所在地都是法租界，无一例外。
再细考一下，不光这些报刊、团体设在法租界，自1919年至1921年，那些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也都居住在法租界，而且相距不远。
这些人的住处，集中在四个地方：
一是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星期评论》社。《星期评论》创刊于1919年6月8日，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编辑，每周日出版，随《民国日报》派送，也对外出售。翌年6月6日停刊，共出53期。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迁往白尔路三益里17号，戴季陶、沈玄庐便住在那里。(14)李汉俊在1920年初迁居那里，主持编务。(15)陈望道等都曾住那里。杨之华回忆：
我去上海《星期评论》社，这个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宝林(女)。施存统也在一起几个月，他后来去日本了。李汉俊是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那时，他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李汉俊和陈望道整天在社里的编辑部工作，那个编辑部很像个样子。(16)
其时，邵力子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李汉俊常为副刊撰稿。《民国日报》社又代为《星期评论》印刷，《星期评论》与《觉悟》关系相当密切。邵力子、李汉俊同住在三益里一条弄堂内，邵力子住5号，李汉俊及其兄书城住17号。
二是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沿街并排两幢两层砖木结构建筑。此楼于1920年夏秋间建成，同时建成的还有左右紧邻4幢同类房屋，属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一部分。李家自三益里17号迁来此处，将两楼内墙打通，楼梯合一，组成一家。106号楼上是李汉俊卧室，楼下客厅，中共“一大”即在此客厅举行。楼南路侧当时尚存农田，环境颇僻。
三是老渔阳里2号(17)。即陈独秀寓所，时称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俗呼老渔阳里)2号，两层楼房，建于1912年。此楼原为安徽省都督柏文蔚的住宅。陈独秀与柏文蔚本为好友，1920年初，陈由北京南返上海，需寻住处，恰逢柏离沪他任，陈独秀遂住进此楼。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亦为会客开会处。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参加《新青年》工作的人，常在此办公或居住。这里也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地。
四是新渔阳里6号(后改名铭德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此里约于1916年建成。1919年李汉俊来沪，租赁此里6号居住，后迁往三益里与其兄同住，此处转给戴季陶居住。后戴不愿参加共产党活动，搬离这里。1920年，杨明斋租赁这里作为活动地，开设中俄通讯社，自任社长；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成立；9月，外国语学社在此创办；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此成立，并出版《机器工人》。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此设立团中央机关。
这四个地方，分处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两侧，东面是《星期评论》社和望志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西面是陈独秀寓所与新渔阳里6号，东西相距不到两公里。
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活动地点距离这么近，都在法租界，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地段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陈独秀的住所就是柏文蔚的住所，李汉俊的住所就是李书城的住所。柏文蔚、李书城都是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民国初年的高官，都是孙中山的部下，他们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住所，与孙中山等人在民国6-10年即1917-1921年将上海法租界作为国民党活动基地有密切关系。
这里有个关键因素，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随后宣布解除党禁，先前遭袁世凯通缉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或从地下转到地上，上海租界成为他们汇聚的理想之处。
先看孙中山的行踪：
孙中山在1916年5月1日已偕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由东京秘密抵达上海；不久，宋庆龄亦由日本返沪。他们入住法租界洋泾浜55号“Y.Waicy”处，“Y.Waicy”是法文日报《中国回声》的编辑。那时，孙中山是被政府通缉的要犯，不能公开活动。宋庆龄在一封信里写道：
当然，我们不能出去，也不能探望同志们，但我穿上西式服装可以在晚上溜出去办事。(18)
党禁解除后，孙中山公开身份，住进法租界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已拆)，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丁人杰等人亦寄寓其间。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由东京迁来上海，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就在孙中山寓所对面。中华革命党党部的各位部长、副部长均住在附近，在44号办公，重要成员有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杨庶堪、邓仲元、蒋介石(19)、吴忠信、古应芬等。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就住在党部。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不止一次在63号寓所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陈友仁等。自1917年7月17日至1918年5月4日，孙中山曾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但上海党务事务所并未撤销。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入住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此后两年在上海著书立说。1919年，他指派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朱执信等人创办《建设》月刊，《建设》社址就设在环龙路44号。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本部仍设环龙路44号。各位部长如总务部部长居正、副部长陈树人，党务部部长谢持，宣传部部长张继，财政部部长杨庶堪、副部长林业明等均在此办公。也是在这里，孙中山与俄国人接触，接待吴廷康(20)等人，还请俄国人为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教俄文：
孙先生当时还想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联学习，因他们都不懂俄文，便请一位俄文教师，在上海我的家里教俄文，参加的人也不少。仲恺因为事忙，学了几次便没有继续学了。朱执信、李章达二人，学的就很专心。(21)
事实上，在1916年6月7日以后，到1923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环龙路44号一直是国民党活动的中心。
由于这层关系，国民党党部所在的环龙路44号周围，大而扩展至法租界旧区的西部、新区的东部，就成了对国民党政治精英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例如：
黄兴，革命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1916年7月6日抵上海，先寓法租界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22)，后迁法租界福开森路393号；同年10月31日在这里逝世。(23)
章太炎，1917年至1922年住在法租界吕宋路(今连云路)9号。(24)
谭人凤，1916以后住法租界浦石路昌余里50号(25)，1920年在此去世。
李书城，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孙中山军事秘书，何时定居上海不详，按理应当是1916年至1918之间，先住法租界白尔路，后迁望志路。
柏文蔚，曾任安徽省都督，迁沪时间应该与李书城差不多。
宋子文，1918年住法租界霞飞路491号。(26)
朱执信，1918年来沪，住在环龙路44号隔壁，协助孙中山处理一些文字工作。从1919年6月以后，他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写了许多文章，一直到1920年离开。
执信曾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隔壁一所小房子，夫人而外，还有三四个小孩，合居一楼一厅。先生做文章时……案上书籍乱叠。先生在乱书丛中、孩子队中，看书思想，作文又快又认真，后来没有一文一字草率，写字笔笔透到底背。那种精神真实非常人所及。(27)
环龙路与霞飞路是毗邻的两条平行的马路，里面的弄堂一头连着霞飞路，另外一头就是环龙路。环龙路与莫利哀路中间也只隔一条马路。所谓环龙路44号、环龙路63号、莫利哀路29号、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6号，这些地点，都在方圆一公里之内的同一狭小范围里。国民党的领袖，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住所近在咫尺。
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政治精英与思想精英常常是一身二任，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等人都是既从事政治活动又从事理论建设的人。那也是一个理论混沌的年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士，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常有交叉与重叠。诚如石川祯浩所说：戴季陶、胡汉民、沈玄庐等人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目的“是要防止早晚必定发生在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科学根据之一来定位的”。(28)持不同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像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那样泾渭分明。李汉俊是中共“一大”发起人，也是《星期评论》的骨干；邵力子是国民党骨干，也是社会主义研究社成员；戴季陶是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跃分子；共产国际的吴廷康既找陈独秀，也找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那时是统一战线的盟友。所以，他们在居住地、活动地的选择，也往往趣味相同。
三、会议筹办者为什么将地点选在法租界
上海有那么广阔的空间，孙中山、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为什么都要聚集在法租界进行活动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当时上海不同区域形成及功能区分，了解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的活动特点。
自戊戌变法以后，中国政治就明显呈现出京严沪宽态势。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是上海租界当局设法让他逃走的；维新志士黄遵宪遭通缉，是上海租界当局将他保护下来的；革命党人沈荩策划反清，在北京被捕，被活活鞭死，章太炎、邹容在上海宣传反清，租界当局仅分别判其三年、二年监禁。民国以后，情况有所不同，但北严南宽态势并无改变。五四运动以后，北京的政治气氛压抑，文化环境恶劣。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下；再是《新青年》编辑部南迁；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京大学教授事件，这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诚如鲁迅所说的：“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29)相比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宽松得多。上海文化事业本来发达，出版机构多，报纸刊物多，中外联系广，信息渠道多，加上一市三治，有缝隙可以利用，这是众多政治、文化精英汇聚上海的原因。
上海各个区域中，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又以法租界更为宽松。
上海在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时，本是一个普通的沿海港口城市，人口二十来万。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序列中排名第十二位，北京、苏州、广州、杭州、成都、南京、长沙等都排在上海前面。由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襟江带海、腹地广阔等区位优势，由于存在租界，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里，上海迅速发展为中国最大城市。1900年，人口超过百万；1915年，超过200万；到1920年，达到229万。与此相一致，城区由先前的城厢内外向北向西大为扩展，北面到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西面到静安寺、徐家汇一带。到1921年，上海城区面积是开埠时的十倍以上。
1921年前后的上海市政格局，为三治四界，即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不同的行政机构，华界又分南市与闸北两部分。这四个区域在市政设施、居住条件、建筑风格方面有明显差异，人口素质、文化教育、社会管理方面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租界的道路设施、交通设施、居住环境、市政管理要较华界为优。
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租界事实上是“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既无法管理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的管辖。
由于在历次战争进行时，无论是中外战争，还是国内战争，租界都保持中立状态，这就使得租界比华界更为安全。
这样，租界就成为众多达官贵人在上海居住的首选之地，也成为众多对现实不满的志士仁人的聚集之区。清末，章太炎、蔡元培、于右任等革命党人选择租界作为安身之处；民初，陈其美、宋教仁等人也都居住在租界里。
同样是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城市化进程，有先后之别。
上海城市发展，经历了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过程。开埠以前，上海城市重心在县城；英租界辟设以后，渐次繁荣，特别是经过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英租界贸易、金融、商业全面发展，上海城市重心由县城逐渐北移。在英租界，河南路以东、苏州河以南率先城市化，然后西进至西藏路，再后来推进到静安寺一带。在此北上西进的城市化过程中，相形之下，洋泾浜以南的法租界，自开辟以后，很长时间人气不旺，生意不盛。
1914年以后，有三大因素，促进了法租界的发展。
一是法租界面积大扩展。法租界于1849年辟设，起初范围不大，地域为东至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南至护城河，西至今西藏南路，北至今延安东路，面积986亩。后来有过几次扩张。1900年，向西扩展到今重庆南路，南至今方浜西路、西门路、顺昌路、太仓路，北至今延安东路西段，面积为2135亩。1914年，北洋政府以法租界同意入界缉拿藏匿租界的革命党人为条件，与法国驻沪总领事签订《上海法租界推广条款》，面积扩大至15150亩。这是法租界最后一次大扩张。这次扩张，法租界面积较14年以前扩大7倍以上，今肇嘉浜路以北、延安中路以南、徐家汇、华山路以东大片土地，都是在这次大扩展中被划入法租界的。
二是城墙拆除。开埠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骤增，租界的繁荣，城市重心的北移，上海城墙的防卫功能不但早已失去，而且日益成为上海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城门低矮，护城河淤塞，交通梗阻。1900年，上海士绅已有拆墙之议；1905年、1908年，又不断重提此议，均未获当局采纳，只是多开了三个城门，聊以应付。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拆城之议获得批准。拆城工程自1913年1月动工，历时两年，1914年冬结束。城墙拆除后，筑以马路。从此，县城与城外华界、法租界连成一片，改变了先前彼此隔离的局面。
三是洋泾浜填平。洋泾浜原是一条小河，上海开埠以后成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界河。随着市政的发展，洋泾浜既被严重污染，堆满垃圾，淤浅发臭，又成为沟通两租界的严重障碍。虽然从东到西筑了外洋泾、二洋泾、东新、西新等八座桥，仍然满足不了日益繁忙的交通需要。1914年，两租界商定填河拆桥筑路；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筑成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使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连为一体。
扩界、拆城、填浜这三件大事，使得法租界与城厢内外、法租界与公共租界连成一片，为法租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14-1915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为30262人/平方公里，法租界人口密度为14579人/平方公里，后者不到前者的二分之一。到1930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为44596人/平方公里，法租界人口密度为42544人/平方公里，两租界已基本持平。(30)比较民国初年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地图，可以清楚地发现，法租界道路越来越密，建筑越来越多。陈独秀居住的渔阳里、李汉俊居住的望志路附近房屋，都是在1914年以后建造的。
同样是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土地租用、社会管理方面也颇为不同。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国式自治制度，工部局在事实上行使行政权，其董事由纳税人选举产生，实质是商人寡头掌权，所以其商业特别发达，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现代科技比较突出；其土地系外侨私人按章程在特定范围内直接向中国原业主商租。法租界的行政权由公董局行使，实质由法国驻沪领事负责，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崇尚的是共和政治价值观，比较重视整体利益，在城市规划、市政管理、公共利益、宗教文化方面比较重视；其土地是按章程整个租给法租界公董局，再由法租界公董局分租给于外侨。
同样是租界，就地价而言，在30年代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里面，是公共租界高而法租界低。以1930年为例，法租界旧区(今西藏南路以东)每亩估价为100524元，公共租界中区(今西藏中路以东、延安东路以北、苏州河以南)为132451元。(31)同样是法租界，在相当长时间里面，是旧区(今西藏南路以东)高而新区(今西藏南路以西)低。以1930年为例，这年旧区地价每亩估价为100524元，而新区每亩只有18319元，新区是旧区的五分之一不到。(32)
同样是租界，法租界在城市规划方面要比公共租界严格。1900年，公董局董事会便作出决议，除非得到法国总领事同意，从嵩山路起，其西面租界扩充区内要建造的任何建筑，都必须按照欧洲习惯用砖头和石块建造，而且至少要在房屋底层上有整整一层楼。这种房屋设计图必须经过公董局工程师批准。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建造用木材或土墙建造的简陋房屋。因嵩山路以西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之间华人业主反对，董事会于1910年取消了在嵩山路以西禁止建造中式房屋的禁令，但要求仍按照欧洲习惯，用砖头和石块建造；设计图应清楚说明将建房屋用途，地平与最邻近道路相比较的水平高度、拟开排水沟情况、房屋各层墙壁的截面、盖顶方式等要交给工程师审查，工程师有权拒绝发放营造执照。1914年10月9日，董事会决定，在顾家宅公园周围由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华龙路(今雁荡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形成的四方形区域内，只准建造西式房屋。1920年3月18日，工务委员会建议，在霞飞路以南，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以北，金神父路以东，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以西，在此四方形地带内，只准建造西式建筑。这样，在今瑞金二路以东、重庆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南、复兴中路以北，就形成了一大片经过精心设计、严格按照欧洲习惯建造起来的住宅区。宝昌路在建设之初，便设计阔60英尺，对于人行道、行道树都有要求。
同样是租界，公共租界商业、工业比较发达，土地、房产增值快，工部局获得的税收多，政府比较有钱，治安管理比较到位。法租界商业、工业不够发达，公董局获得的税收比较少，行政经费短缺，治安管理比较差，对烟、赌、娼之类眼开眼闭。这样，法租界在治安管理方面漏洞比较多，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可以利用的机会也就比较多。
1921年以前，在政治格局、市场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上海四个区域在城市功能方面已有明显的差异，各具特色。公共租界中区(今西藏中路以东)与法租界旧区(今西藏南路以东，当时称“法旧租界”)是商务、金融区；公共租界西区(今西藏中路以西，到静安寺一带)为高档住宅与休闲区，跑马厅、斜桥总会、麦边花园、芦花荡等占用大片土地的休闲场所散处其间；北区(苏州河以北，虹口一带)是商务、航运、住宅区，也是日本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东区(今杨树浦一带)为工业、仓储区。城厢内外包括今南外滩，为居住、商务、工业混合区；闸北为交通、工业、商业、居住混合区。法租界新区(今西藏南路以西，当时称“法新租界”)则是以住宅为主，也有一些商业、文化、卫生机构，诸如震旦学院、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顾家宅公园。
对于上海各个区域的特点，上海海关在1912-1921年的十年报告中有一个扼要而恰当的评述：上海县城是一个面积不大、人口稠密而单一的地区。闸北区是一个居民密集的地区。公共租界在四个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上海大部分工业、商业和金融活动在这里进行。它所面临的市内交通问题，也是最严重的。(33)而法租界一般说来是一个宽广的、精心设计的住宅区，道路建设在全市首屈一指：
法租界的西区是上海唯一经过精心设计的住宅区，有优质的宽阔马路。上海的外国人的住房不足问题，可望在这个区里得到解决。1920年前的八年里，法租界共有欧洲人住宅423幢，而1920和1921两年里，就造了552幢。(34)
法租界交通问题也解决得比较好。1912年，这里登记的人力车每月平均6000辆，私人包车每季度平均900辆；到1921年，这两种车辆分别增加到9000辆和2650辆。(35)
如果说，在袁世凯时代，法租界对进步人士活动还不时有所压制，那么，自袁世凯死后，党禁解除，法租界便是进步人士活动比较理想的场所。事实上，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政府的暴力活动，法租界当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多干涉。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他第一次被关了22天，第二次被关了5天，出狱后，还是照样在法租界活动。
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是得到法租界当局默许和保护的。1918年5月8日，他拟从广州返回上海，事前发电报给已在上海的汪精卫，询问“沪上我能居否？请从各方面细查详复”(36)。在得到宋庆龄的电报，“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37)，他这才回到上海。孙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法租界的家门口有巡捕站岗，安全有保障：
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拥有巡捕守门。(38)
那时的租界保安实行市场化经营，不只是像孙中山这样的政界要人，就是普通商人、公司、铺户，都可以申请巡捕保护，不问政治立场，只要付钱就行。警卫级别越高，价格越贵。有个典型的例子：上海光复以后，郑孝胥不断地收到革命党的恐吓信。从1911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先后六次有人自称“民国团”、“革命团”来信恐吓，扬言要杀死他，也有人咒骂他为什么不去自杀，他把这些信交给巡捕房，巡捕房便加强保安措施。
此外，建党活动在法租界进行，对于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物来说，也比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五千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吴廷康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吴廷康在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告知他在上海的通讯地址，一是俄侨在上海的一个进出口公司“全俄消费合作社”，一是俄文《上海生活》报，那是俄侨1919年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俄文日报。(39)这两个机构都在法租界。吴廷康在上海住了几个月，活动频繁；吴廷康夫人在外国语学社教授俄文。如果法租界没有那么多俄侨，他们就会特别显眼。
综上所述，法租界(特别是新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占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的根本原因。他们居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注释：
①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②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66页。原作“吉谊里”，据考证，当为“吉益里”(上海市卢湾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卢湾区志》，第44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③李达回忆：“我1920年夏自日本回到上海以后，首次访问陈独秀，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李达：《怀念李汉俊先生》，见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④关于李汉俊的生平，参见赵魁浩、孙道同：《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第120-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⑤宋镜明：《李达传记》，第18-1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⑥关于尼科尔斯基的身份，参看徐元宫：《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2)。
⑦⑦[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45、254页，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根据包惠僧的回忆，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的路费主要是马林提供的，“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焘用。当时我们来上海，每个代表发了一百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五十元”(《“一大”前后》(二)，第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⑧顺便指出，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武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的代表，都是该小组所在省份的人，但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张国焘、刘仁静)的代表，均不是本市人，这也反映了这两个城市的开放性、移民性特点。
⑨王会悟回忆：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个会，需要找个地方给代表住。你久住上海，情况熟悉，希望帮忙安排一下。”王会悟满口答应。王会悟在参加上海女界联谊会的活动中，结识了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思想倾向进步，曾在上海女界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拍案痛骂袁世凯。王会悟考虑到博文女校离“一大”开会地址不远，行动方便，加之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代表在此住易于保密。于是，她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团名义，向黄绍兰租借了房间(《访问王会悟记录》，转见宋镜明：《李达传记》，第50页)。
⑩章念驰：《章太炎·黄绍兰·博文女校——一件世所忽略的珍贵建党资料》，载《社会科学》，1991(7)。
(11)陆米强：《李汉俊巧设中共“一大”会场》，载《世纪》，2005(5)。
(12)根据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此团体名称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任武雄等学者认为，应当是“社会主义研究社”(任武雄：《1920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
(13)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此从杨奎松的考证(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第1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4)陈望道回忆：“一九二○年我到上海后，住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评论》所在处，邵力子也在这里。”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见《“一大”前后》(二)，第23页
(15)《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第122页。
(16)《杨之华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第25页。
(17)渔阳里有新、老两条弄堂。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1912年建。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位于老渔阳里弄北至淮海路小道西侧，1917年建成。其南侧有门与南昌路100弄相通。初建时，两弄正式名称均为“渔阳里”。1917年新弄建成后，始在口头上以新老别之。因老渔阳里弄北距霞飞路仅数十米，有小道相通，在1917年新弄建成前有“霞飞路渔阳里”之俗称。1921年，两弄产权易归陈铭德，同时改名“铭德里”，于是又以南北别之，俗呼为铭德里南弄和铭德里北弄，或南铭德里或北铭德里。1957年，北铭德里复称渔阳里。
(18)《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蒋介石在袁世凯去世以前已来上海，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11号。陈其美在1916年5月18日被暗杀后，是蒋将陈的遗体移至此处的(莫永明、范然：《陈英士纪年》，第427、44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0)吴廷康，一作伍廷康、魏经斯基、维经斯基。据李玉贞研究，档案文献与同时代的人多用“吴廷康”之名，应为其正名(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苏俄密使》，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第370-3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1)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第1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转引自余炎光：《朱执信》，第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2)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第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23)谭人凤：《黄公克强三周年忌日公奠启事》，见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28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4)章念驰：《章太炎·黄绍兰·博文女校——一件世所忽略的珍贵建党资料》，载《社会科学》，1991(7)。
(25)《谭公人凤讣电》，载《民国日报》，1920-04-25，见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427页。
(26)孙中山：《致孙科函》，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85页。
(27)胡汉民：《朱执信先生的人格与学问》，见《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二周年纪念专刊》，第28页。转引自余炎光《朱执信》，第69页。
(28)[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31页。
(29)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弥洒莽原狂飙等文学团体诸作家》，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第132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
(30)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1)此为1933年公共租界中区土地估价，见《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房地产志》，第34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笔者找不到1930年公共租界中区土地估价数据。
(32)《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房地产志》，第345页。
(33)(34)(35)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1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36)孙中山：《致汪兆铭等电》，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5页。
(37)孙中山：《致孙科函》，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85页。
(38)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9)[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94页；汪之成：《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史》，第31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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