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网络民主的现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性论文,民主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人们对网络时代的民主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西方一些政治学者比较乐观地认为互联网络会极大地提高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互联网络的出现的确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使公民的话语权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互联网络同时也为专制主义者提供了最好的技术实现方式，相对于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互联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民主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成为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者最有力的技术工具。
一、西方学者关于网络民主的主要观点分析
西方学者关于网络民主的论述很多，这里概要列举几种主要观点。
（一）网络建立了一个充分自由和开放的社会
网络是个虚拟的自由、开放的社会，它没有现实社会的种种限制。1996年2月9日发表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认为：“在这个独立的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奇异，都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对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解释道：“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暴力，政客都没办法控制这个网络。信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注：［美］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活》，第274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在一些乐观主义者看来，网络是彻底开放的电子舆论空间，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多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注：［美］约翰·布洛克曼： 《未来英雄——33位网络时代精英预言未来文明的物质》，第108页，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二）网络使完全直接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
阿尔温·托夫勒(Toffler,A.)在剖解了社会发展的图式——农业社会第一次浪潮、工业社会第二次浪潮、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的起伏推进后指出，虽然信息社会处于文明的前锋，但当前的文明是三种社会精巧并置的混合体。他认为所谓民主是一个政治词汇，很难在工业时代的企业中实现，但在信息时代，授权与参与式民主将成为高频词汇。
网络技术开辟了西方国家所谓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使“屋子装不下”选民的问题得到解决。电脑将可能使更多人通过参加电子市政厅会议，或通过电子邮件等交流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过程。在网络政治中，网民不需要再由别人来代表自己，自己就可以直接发表政见。个人通过一台电脑就能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向政府提出某项要求和建议，或参与政府的某项选举和决策。选民只要坐在家中，甚至在旅途中利用具有识别选民身份功能的、联通信息高速公路的掌上电脑，通过网络即可轻松投票，“全民公决”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容易。
（三）网络社会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对等性
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政治权力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在互联网上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身处偏僻乡野的孩子也可能与城市富裕子弟在网上获取同样的政治信息。
网络的普及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媒体的转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人手中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互联网没有主人，没有所有者。它没有一个大老板，也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它真正属于所有网民。（注：乔岗：《网络化生存》，第213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现代社会是媒体政治的社会，谁控制着国家的媒体，谁就控制着国家。互联网络是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自由媒体。
二、传播技术发展与民主的关系
从网络对政治过程影响的角度审视，网络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媒介，而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网络技术无疑为人类提供了最迅捷、介质综合性最强的传播手段。但是传播技术的进步与民主不完全是成正比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传播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印刷媒介阶段和电子媒介阶段，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它们对民主的影响。
（一）印刷技术发展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密切关系
印刷媒介的发展是以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作为主要工具的。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传播技术大体上由记录信息、复制信息和传播信息三个技术环节组成。古代社会艰难地使用青铜、竹简等记录信息，纸张的发明解决了记录媒介的方便与廉价问题；印刷术的发明摆脱了人工抄写复制信息的笨拙方式。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造纸术最先传到越南和朝鲜，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公元751年，又向西传到了阿拉伯。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欧洲的西班牙设立了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方法就传到了西班牙。以后又陆续传到欧洲其他各国。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唐朝时，印刷术传到了朝鲜。16世纪末年，日本侵入朝鲜，日本人学会了活字印刷术。元朝到中国来的欧洲人，把印刷术带回欧洲。欧洲最早使用活字印刷大约在公元1440-1448年间，德国人谷登堡使用活字印刷。
尽管中国发明了最早的简易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使知识的传播从公元11世纪开始就变得非常迅速和便宜了，但是并没有因此在中国产生民主，相反，造纸术和印刷术使专制主义者得到了加强其专制统治的先进技术工具。以纸张和活字印刷技术为基础的教材和图书资料的印制，奠定了传统教育“班级授课制”的基础。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塾都要使用君主所认可的教学参考书——《四书》、《五经》，这样就可以批量化地造就符合专制主义政治要求的人才，特别是从隋朝开始兴起的科举制度，更是开始规范化地为封建专制统治培养士人阶层。印刷技术的精致化和批量标准化，使秦代开始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对人的控制手段进一步加强。中国能够在很广阔的领土范围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有着直接的关系。
欧洲长期的分裂状态则与印刷术、造纸术传入和发展晚关系密切，因为知识的传播受到限制，使之难以实现充分的政治文化整合，而公元12-15世纪，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在欧洲广为使用的时期，也正是欧洲英、法等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高度发展与成熟的时期，这种巧合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广播、电视传播技术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
1925年10月2日，被称为“电视之父”的英国科学家约翰·洛吉·贝尔德利用其发明的机械电视机，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和接收电视画面的实验。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正式播出电视节目。20世纪是广播、电视的世纪，它使政治不再神秘，的确有促进民主发展的一面。然而一些传播学理论家认为，电视就像“黑洞”一样，能把观众全吸进去，传播学家称之为“受众”，只是被动地、沉默地收听、收看而已。
由于大众的社交能量被媒体和其他技术“冻结”了，媒体的信息量越大，社交就越少。大众媒体不仅不能起到传播的作用反而妨碍传播。媒体不再是大众的延伸，而是他们生活的主宰者。更确切地说，当代资产阶级已通过大众媒体创造政治文化的方式成为大众政治生活的主宰者。这种超现实的政治文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政治扩展在意识形态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正越来越多、越深入地介入到政治选举当中，政党选举的运作程序受到传媒特别是电视传媒的极大冲击。候选人发现利用现代化大众传媒比利用政党向选民传播竞选消息更有效率，竞选活动开始以传媒为主要竞争阵地而展开，而不是以政党组织网络为主线来展开，在号称所谓“民主表率”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将其竞选基金预算的一半用于电视广告，减少了与选民的直接接触。这导致大众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高，甚至有人称其为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外的“第四政府部门”。
在电视媒体主导下的竞选中，选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对候选人形象的品评上，报道者就运用各种编辑和剪接技巧，把候选人最具魅力的个人形象展现在选民面前，面对传媒对某些候选人或某些议题的轮番信息轰炸，选民不得不跟从传媒的“议程安排”进行思考，自我评判的能力降低了，选民下意识地把选票投向被媒体备加推崇的候选人，这种现象被称为传媒的麻醉作用。
大众传媒政治化的结果是西方传统的新闻自由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了，成为政府、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政治舆论工具。
三、网络技术的专制主义特性
20世纪末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新媒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1998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Internet这一新型媒体被正式冠以第四媒体的称号。正如我们前面所阐述的那样，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民主给予了极高的厚望。但这仅仅是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另一个方面，即它的专制主义特性。
（一）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
在网络媒体产生之前，信息传播主要依赖纸张、印刷媒介，这些传播媒介尽管也可以由国家控制和管理，但是国家却无法彻底垄断这些传媒技术的使用，因为印刷技术的掌握比较简单，私人和社会团体可以在国家控制之外私自印制宣传品，一般称之为地下印刷品。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虽然宗教裁判所不断迫害异端学说，但是“日心说”仍然可以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民主的思想光芒仍然能够在黑暗的政治统治背景下启发出文艺复兴运动。
在广播电视媒介时代，短波收音技术可以打破无线电技术封锁，卫星电视接收技术可以使视频信息传到具有接收设备的用户中，而且由于无线电技术同样易于掌握，因而私人和各类政治组织、政党仍然可以建立电台传递为统治阶级所不认可的声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广播电台对国民党统治地区就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作用，瓦解了国民党的政治舆论阵地。
由于网络技术具有高度的技术复杂性和高度公共性，所以网络技术只能依赖国家公共信息技术系统而存在和发展，国家对网络技术具有最终控制权。个人和社会团体虽然可以很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但国家可以通过封锁网站、过滤网络信息等方式，消除不利于政治统治的政治舆论，私人和社会团体却难以在国家网络系统之外独立建立庞大的网络技术系统。
也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个人和社会团体失去了在传统媒体下独立使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所拥有的只是在由国家控制的网络技术空间发表言论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制约的。
（二）网上民主投票的可操纵性
西方政治学者对网络民主比较重要的期待，就是希望网络技术可以实现全民投票，认为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减少了选举资金的投入，有人将之称为“点击民主”。然而如上所述，由于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其技术本身又具有开放性，计算机可以比手工更加巧妙地编辑和操纵信息。所以在进行网上民主投票时，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人为的操纵，从而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政治统治者，网络技术的复杂性使这种操纵很难被选民察觉，相反，由于对高新技术的崇拜，甚至很少有人怀疑没有人性的技术也会欺骗选民。而民主的多数裁定原则、民众制约政府的原则也就难以实现了。
（三）网络民主的不平衡性
目前互联网上90%的信息是英文，世界上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在互联网上找不到。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1/5人口，其互联网用户总数占世界互联网用户总数的93%，而收入最低国家的1/5人口，其互联网用户总数只占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的0.2%。
在互联网的利用方面还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对政府与网上政治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利用电子邮件和网络获取有关公民事务的信息方面大大落后于男性。在1996年大选中，多数竞选重要职务的候选人都利用网站来提供信息和进行游说，而女性远不像男性那样经常查看网上的竞选资料，在使用Internet的男性中能够访问过一个竞选网站的约占30%，在女性中只占19%。在通过Internet与当选的官员进行交流方面差距也很大。如通过电子邮件与国会联系的数字中，女性占31%，男性占43%。另外，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存在差异，妇女儿童的权益未必能得到体现。（注：严小庆：《透视网络民主的有限性》，《长白学刊》2002年第2期。）
这种网络民主的不平衡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与文化传统相关，也与个人的兴趣习惯相关，这种情况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改观，网络民主的对等性也就很难实现。因为如果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竞选技术工具，势必会剥夺那些较少上网的公民的民主权利。
四、网络技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般指强大的核心政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对周围其他地区带来支配性影响，以及对其影响所及地区的思想乃至现实发生的改变。网络技术帝国主义可以表述为：掌握网络核心技术和强大网络资源的国家，通过网络技术传播其政治文化，影响甚至左右若干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网络技术政治垄断。网络技术帝国主义是网络技术专制主义特征的极端表现形式，温斯顿·邱吉尔曾经未卜先知地说过：“未来的帝国是智力的帝国。”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上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互联网的基础设备一半以上设在美国。全球共有顶级域名服务器13台，其中10台在美国，包括美国军方控制的两台，仅有3台部署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即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美国在网络上的垄断是全面的，控制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中央处理器CPU、操纵系统Windows、基本本览器IE和Netscape，都是美国制造或发布的，美国把它主创的域名注册标准和ICP/IP传输协议等作为全球性的互联网标准，向全世界推广应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世界上最大的接入系统供应商——思科、世界上最大的ISP——美国在线，而全球主要的网络安全公司也在美国。
美国通过控制上述互联网技术层面而形成的互联网“高位优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美国可以把搜集到的全球信息进行有利于它的加工、处理，然后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迅速传播到千千万万的网民中，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美国国内的互联网，通过海底光缆和通信卫星与世界相连。美国互联网使用的高速线路，每秒钟的通信能力达10G字节，相当于每秒传送2300卷的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可以称之为是典型的网络技术帝国主义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网络“低位劣势”国家，则只能被动地接受互联网上美国政治文化的“灌输”，否则就只能彻底切断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
里根政府时期曾任美国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赖斯顿(Walter B.Wristo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比特，字节和外交》一文中认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差距和空间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够像微生物一样，借助于电子网络毫无障碍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仅如此，“全球性交谈对主权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也能够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权政府的政治结果。（注：［美］沃尔特·赖斯顿：《比特，字节和外交》(Bits,Bytes,and Diplo macy)，美国《外交事务》，1997年9—10月号。）在不平衡的信息流动中，信息输出大国更容易将本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互联网传递给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政治控制。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网络技术具有很高的民主、开放特质，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网络技术专制主义的一面，人类社会探索已久的民主问题很难期待通过互联网络这一技术工具彻底实现。无论是多么先进的技术都只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手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7页、第61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一样不会成为实现民主的终极原因，因为技术手段的改进并不必然会实现民主，只有社会制度的变革才是实现民主的最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