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就业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养老保险论文,员工工资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政府要想使某个具有公共特性的产品或服务在全社会得以普及，主要有两个途径(Gruber and Krueger,1990)：一是政府直接提供该产品，如公共品；二是政府强制其他社会主体提供，如以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为内容的社会保障，其主要出资者为企业而非政府。前一种途径需要政府充足的财政投入作为保证，而后一种则被认为是政府在财政困难时期行之有效的公共品提供方法。Summers(1989)着重讨论了这两种措施对社会效率的影响。他认为政府对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最终会转化为企业的税收，而企业税收的增加会使劳动需求曲线下降，在任意工资水平下，企业愿意雇用的劳动人数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表现为工资下降，就业减少，企业和员工各自分担一部分税收。相反，如果政府强制企业向员工提供社会保障，则在企业负担增加使劳动需求曲线下降的同时，员工还可能将社会保障的增加视为福利的增进，因此虽然每一个工资水平下所对应的劳动需求减少，但此时劳动供给量却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劳动市场的均衡表现为工资较前一种情况更低，但就业有所回升。无疑后一种方法更有利于促进就业。两种途径之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市场效果，关键在于职工将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视为福利的增加，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从而使企业将社会保障的负担更多地转移给员工。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况是，员工对福利的评价与其对工资的评价完全一致，社会保障的增进表现为员工工资的同等减少，企业雇用人数不发生任何改变。 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其对企业的影响亦可遵循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考察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是否对员工工资形成挤出，若有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多大；二是分析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企业雇用人数是否有显著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就我国特有情况来讲，该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企业作为社会保险的缴费主体，其缴费负担比其他国家重。以北京市为例，2009年北京市社保局规定企业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为缴费工资的20％，基本医疗保险与大额互助医疗分别为缴费工资的9％与1％，失业保险为1％，工伤保险为0.3％，生育保险为0.8％①，因此，企业每月累计为员工缴纳的保费为缴费工资的32.1％。若再考虑到各种税费负担，那么企业的生存压力非常大。其次，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这类产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文化最为敏感。养老保险缴费制度的改变对企业来讲，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因此认识养老保险制度对企业的影响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敏感性，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指导。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该数据是由我目“工业统计报表制度”收集的工业统计数据的一部分。用此数据进行分析有几方面的优势：首先，它收集的对象是企业而非居民个体，因此有利于控制企业在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差异。其次，数据样本大，可以有效避免小样本抽样所导致的偏差。最后，它对应的是我国制造业企业，而这些企业最能反映工资或就业与劳动力成本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收集了1998—2007年全国各地/市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同一时间，该比例在全国各地/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对同一地/市，该比例又在不同时间上有所调整。借助企业所在地变量和时间变量，我们可以把企业微观数据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数据匹配，通过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的差异，来识别养老保险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的影响。在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地市固定效应、时间效应以及地/市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经济变量后，本文识别的基础来自各地/市社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随时间变化的差异。类似于Gruber and Krueger(1990)、Gruber(1994)的研究，这些差异相对于微观数据是给定的。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地/市固定效应、地/市宏观经济变量、时间虚拟变量以及行业虚拟变量后，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显著减少职工工资的0.34％。采用Heckman两步法控制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选择过程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职工工资将显著下降0.6％，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对员工工资存在挤出效应。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准自然实验”，结果也显示，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企业的平均工资较沈阳市企业平均工资显著高15.1％，进一步印证了“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对员工工资存在挤出效应”的结论。 对企业应付福利，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对员工福利的支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显著减少1.2％。考虑到样本选择问题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员工福利支出仍将显著减少0.6％，这表明社会养老保险并未使企业在职工工资与福利之间进行转换。以员工工资与福利的加总量进行的回归显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对员工的总支出将显著减少0.7％。 在企业雇用人数上，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显著减少0.8％的员工人数，“企业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应付福利”并未带动企业雇用人数的增加。究其原因，“企业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应付福利”可能反映的是企业通过降低员工基本工资，增加奖金、津贴等收入以规避养老保险缴费的策略性行为，而非员工意愿上工资的大幅扣减。 对不同类型企业养老保险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对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由于员工的收入较低，形式较为单一，同时他们也能更注重货币收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较弱，其雇用人数受到的冲击也更大。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略有创新：第一，本文首次从员工工资、就业的角度实证探讨养老保险制度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对企业的影响。第二，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样本量大，据此得出的结论更具代表性。第三，本文形成自己独有的数据库。我们手工收集了全国各地/市1998—2007年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构成本文的识别基础。第四，本文还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制度的大幅度下降所带来的“准自然实验”，对文章结论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 二、养老保险制度与文献综述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首先，改革开放前，我国养老保险采用现收现付制，当期收缴的养老保险费完全用于当期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发放，企业完全负担员工的养老费用。在此期间职工的工资由国家制定，企业的利润也全部上缴，资源实行统筹分配，因此基于企业负担的养老保险制度其实并未对企业产生任何影响。 其次，始于1986年国务院第77号文件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产生有一系列背景。其中，“现收现付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例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临近，职工的工薪税将持续增加，进而会导致社会储蓄减少，企业规避税收、员工提前退休等问题(孙祁祥，2001)。②同时，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也期待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相应改变。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增加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严重阻碍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同时由于养老制度的锁定效应，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受到限制。这一阶段的改革表现在几个方面：1986年国务院在第77号文件中鼓励企业在地、市水平上实行有限的养老金统筹；随后在1991年在第33号文件中提出建立包括基本养老保险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以及个人储蓄养老在内的三层次养老金体系；1995—1997年，国家开始建立并实施个人账户。 最后，1997年国务院在第26号文件中肯定了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金体系，自此，我国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养老保险体制正式确立。1997年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仍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完善：一是构建覆盖城乡所有居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包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二是提高养老金的统筹层次，逐步实现养老保险的跨省续转。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后一个文件指出，城镇企业职工跨地区流动就业，除转移个人已缴养老保险金外，再按本人缴费工资的一定比例转移统筹资金。统筹基金的转移量确定为本人1998年1月1日后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的12％左右。三是逐步实现职工养老保险、公务员退休金的统一，缩小养老金的差异。 在新体制下，养老保险缴费由企业和员工共同负担，其中须由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须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不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且从1998年后该比例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国务院，1997)。在资金的使用上，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按缴费工资的11％建立个人账户，归职工个人所有，每期进行累加；除此之外约缴费工资13％的缴费将被划入统筹基金，用于区域内的养老统筹。在职工缴满15年后，退休期间每月可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根据员工参加工作的具体时间和退休时间，退休人员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构成也有一定的差异。以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为例，其养老金主要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前者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后者是个人账户储蓄额除以120。 尽管国务院在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上有统一的指导性规定，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一时点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缴费比例都不相同。表1是从本文收集到的数据中归纳的1998—2007年期间各年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年企业缴费比例的平均水平为20％左右，但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地区差异还是非常显著。1998年各地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均值为17.84％，但标准差为5.13，占比28.8％。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最低的是深圳市非本地户籍员工，为缴费工资的7％；最高的为青岛市，企业需缴纳缴费工资的25.5％，后者是前者的3.64倍。其后虽然养老保险缴费的标准差在减少，但从数据来看，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比例与最高缴费比例的绝对差距仍然存在，全国各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还比较分散。
第二，对同一地/市，其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也随着时间在不断地调整。调整可能有三种情况，区别在于各地/市最初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高低。若该地/市在最初制定了较高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则基于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负担的目的，这些地/市可能在随后年份中逐渐减少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如辽阳市。2005年，辽阳市就将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由原来的25.5％调整到20％，一次性下调了5.5个百分点。相反，若地/市在最初制定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较低，为弥补养老金缺口，地/市则可能在后续年份逐步增加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如湖北十堰市。2005年，十堰市就将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位的缴费比例由16％调整为20％。最后一种情况是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调、下调都存在，如深圳市。表2给出了深圳市自1992年以来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变动情况。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92年8月到2001年1月间，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在逐年下降，但自2001年2月开始，深圳市又逐年提高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2012年深圳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提高至13％。
尽管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存在地区和时间上的高低差异，但从全国平均水平上讲，以企业为主要缴费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企业来说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根据孙祁祥(2001)给出的数据，我国养老保险24％的缴费率仅低于丹麦(24.5％)、意大利(29.64％)、荷兰(25.78％)、西班牙(28.3％)和葡萄牙(34.75％)5国。而其中职工仅负担约4％的缴费，其余20％则需由企业负担。企业高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规避缴费，如研究中就发现企业可以低报员工工资或员工人数来减少缴费金额，或者铤而走险直接逃避缴费(胡晓义，2001③；赵耀辉，2001④)。王燕等(2001)的研究就显示，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不高并且在不同企业间不平衡。截至1998年年底，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78.14％的国有企业职工，但仍有约21.86％的国有企业职工并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比国有企业，其他类型企业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些企业仅有51.4％的职工被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那么，养老保险作为企业高负担的重要内容，考察其制度上的差异所反映的企业劳动力成本差异对企业的影响，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性。同时，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国家推行公共产品的一种方式，分析其对企业雇用人数、职工工资的影响，无论从实证还是制度完善的角度都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许多优秀的文章讨论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例如，在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选择上，封进(2004)⑤从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进行了讨论，认为现收现付制在收入分配、消除贫困、避免资本市场冲击上要优于基金制，同时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的组合，我国则应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程永宏(2005)⑥也从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制的实证关系上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若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满足一定关系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现收现付制出现支付危机。相应地，只要我国总产出增长率不低于4％，现收现付制将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孙祁祥(2001)从我国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入手，讨论了个人账户“空账”形成的根本原因。该文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退休人员的增长比例高于职工的增长比例，养老保险覆盖面存在制度偏向，保费收缴率低、企业欠缴普遍以及灰色收入带来的缴费基数过低等，是导致“空账”的主要原因。而出现养老保险“空账”后，政府应当承担改革中所产生的转轨成本，积极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费的收缴率。就“空账”问题，王燕等(2001)⑦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制度设计对支付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效果，赵耀辉等(2001)从养老保险最优制度设计的角度上探讨了企业欠缴、拒缴的根本原因。一些文献也探讨了养老保险在其他方面的经济含义，如何立新(2007)⑧分析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通过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对1997年与2005年两次养老金改革对居民终身养老金纯收益进行计算发现，1997年改革所带来的代际受益不平衡较2005年大。 然而，从企业工资水平、雇用水平的角度分析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内文献还较少，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内容。值得说明的是，国外有几篇早期的文献与本文的研究类似(Gruber and Krueger,1990; Gruber,1994)。其中，Gruber and Krueger(1990)考察了政府强制企业为员工提供“劳动补偿险”(类似于我国工伤保险)对员工工资以及企业雇用人数的影响。结论显示，“劳动补偿险”的缴费比例每增加1％，将显著挤出0.5％的职工工资；相反，对企业雇用人数没有显著影响。该文依赖的识别基础，是美国各州在“劳动补偿险”缴费比例规定上存在的差异以及同一个州在各年份上的不同变动趋势。Gruber(1994)沿用相同的思路，考察了企业提供“生育保障”(类似于我国的生育保险)是否对处于生育年龄且已婚女性的工资有挤出效应，以及这部分人群受雇概率是否显著降低。结论依然类似，强制企业为员工提供“生育保障”将使企业显著挤出员工工资，但对企业雇用人数没有显著影响。 三、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该数据是我国“工业统计报表制度”收集的工业统计数据的一部分。工业统计报表制度是国家为了解工业经济现状，制定经济政策，编制和检查工业计划执行情况而制定的统计报表制度，分为年报和定期报表两部分，分别由综合表和基层表构成。综合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或有关部门报送给国家统计局。基层表由国家统计局制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地方要求进行补充后，交由辖区内的工业企业填报。我们的数据对应于工业统计报表制度中的“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与“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表，两者均属于“年报”和“基层报表”，其填报对象是“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即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数据的统计指标有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销售量、库存量，以及主要财务成本指标和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等。表3是该数据的总体描述，包括各年企业数、企业雇用人数加总、企业增加值加总以及各自占全国第二产业总就业人数与总产值的比重。从表中可以看出，该数据样本量大，代表性好。1998年，数据包含16万个企业，企业总雇用人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总雇用人数的34％，企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到2007年，企业数增加到34万左右，雇用总人数及产品增加值分别占到第二产业的38％、85％。雇用人数占第二产业总雇用人数的比重虽略有增加，但产品增加值占比的增幅却非常显著，这与制造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有关。
用此数据分析养老保险企业缴费与企业行为的关系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收集的对象是企业而非居民个体，因此我们可控制企业各方面的状况。但也正因为此，我们无法控制居民个体的特征，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工作能力等。相比企业数据，个体数据虽在研究中经常使用，但也有其不足。个体数据往往难以控制个体间的差异，如在衡量员工工作能力方面，个体数据就显得乏力，而这通常会带来回归的内生性问题。相反，企业作为拟制法人，它的经济行为更加指标化，通过适当选取各种指标，企业间的异质性是比较容易消除的。其次，企业作为决策的主体，制度的改变对其的影响更为直接，同时用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可能规避个体的职业选择行为。再次，该数据样本量大，它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合理抽样所带来的偏差。最后，此数据的收集对象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它们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最为敏感，因此在回归中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变动带来的各种影响最容易被发现。 数据清理分为几个步骤。首先，本文排除了不采用企业会计制度以及机构类型属于事业、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样本数据。同时在企业营业状态上，我们只保留目前正处于营业状态的企业。其次，根据工业统计报表制度给出的数据逻辑关系，我们对数值的合理性进行判断。本文排除了明显不符合数据逻辑的样本。⑨最后，对最终使用数据中的异常值，本文对其上下各2.5％的样本进行了缩尾处理。 另外，构成本文数据的还有全国各地/市1998—2007年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数据以及各地/市宏观经济变量。对于前者，由于没有统一的获取渠道，我们只能通过浏览当地政府网站或社保局网站、查询有关政策法规、搜索新闻报道等方式收集，因此数据存在缺失。根据表1，⑩本文最终收集了643个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的缴费比例数据，占应收集数据(337×10年)的19.1％，约81％的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数据缺失。对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在样本时间段的期初与期末保持不变的地、市，本文假设这期间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未作调整，通过对期间缺失数据的填充，我们总计得到778个地/市的数据，占应收集数据的23.1％。但无论怎样，数据的缺失始终是本文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大量数据缺失使数据严重不平衡，回归中较难使用面板回归，但好在数据的缺失是非意愿的，且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这种缺失对结论的影响也不是无法控制。同时，我们还借助了2004—2005年辽阳、鞍山养老保险制度的大幅度下降带来的“准自然实验”，对文章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缩小数据搜集的范围，我们可以完全消除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在搜集过程中的误差。从表1可以看出，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基本上为20％左右。其中，1998年企业的平均缴费比例略低，为17.8％，2000年企业平均缴费比例较高，为21.1％。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结果仅对应我们收集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地/市。虽然企业平均缴费比例变化不大，但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地区差异非常显著，比如深圳在1998—2000年间，非本市户籍居民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仅为7％，而青岛、郑州在对应期间的缴费比例为25.5％与24％，要高出深圳17—18个百分点。地区间企业缴费的差异是本文因果关系识别的基础。 对全国各地、市1998—2007年宏观经济数据如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职工平均工资、市平均雇用人数等，我们可以从中经数据网上获得，数据相对完整。 通过企业所在地变量与年份变量，我们将企业微观数据与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数据合并，选出那些既有企业微观数据又有企业所在地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数据的样本，构成本文使用的样本，总计约69万个。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问卷在不同年份有所差异，因此分析问题时采用的具体数据需根据问题本身决定。例如，2006—2007年问卷询问了企业的养老、医疗保险缴费情况，因此分析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以及其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则只能采用2006—2007年的数据。 表4给出了变量的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企业存货占比约为17％。绝大多数企业为内资企业，仅13％的企业有外资参与。企业资产负债比大于1，平均为2.59。单位产值盈利不大，平均仅2％。在控股情况上，国家绝对控股与相对控股的企业占比12％，集体控股企业仅占3％。在收入方面，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 200元，低于市辖区职工月平均工资(1 814元＝21 768元/12个月)。(11)员工除工资外还可以享受到一定数量的福利。平均来讲，企业每月平均为每位员工支出福利128元，约占工资总额的10.67％。考察员工福利主要基于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根据我国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付福利不包括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养老保险缴费，(12)因此企业可以在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之间调整，以此来规避养老保险缴费，同时又不影响员工的福利。其次，从企业应付福利的内容来看，它更着重于企业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与传统意义上的奖金、津贴还是存在一些区别，因此企业在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之间调整是否能实现企业预期目的仍值得讨论。可能更为贴近现实的情况是企业在员工工资与奖金津贴上进行调整。
四、养老保险与挤出效应 本部分将先给出回归模型，然后用该模型对企业人均工资进行回归，考察更高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是否使企业挤出员工工资。然后，我们进一步在Heckman方法框架下考察样本选择问题，分析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选择对回归的影响。最后，本部分以2004—2005年辽阳、鞍山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大幅下降带来的“准自然实验”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初步回归模型 我们首先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
表示企业平均工资的对数，i代表企业，j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X是企业的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资产负债比、企业存货占比、产品盈利比、企业控股情况、企业资产状况等，以控制企业间的差异。Ratio为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根据前面的描述，该比例将随地区和时间变化。PD为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具体地，它又分两种情况：若采用1998—2007年数据进行回归，则PD为市固定效应。因为此时回归样本对应的时间足够长，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在时间上的变化足够明显，因此控制市固定效应不会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但若采用2006—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则PD为省固定效应。这种情况下，虽然部分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在2006—2007年间有所调整，但时间毕竟有限，调整幅度不大，因此控制省固定效应是合理的选择。Ψ为地、市宏观经济变量，如市GDP对数、市总人口对数、市职工平均工资对数、市职工人数对数等，用以控制地区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同时加入市总人口对数与市职工人数对数是为了控制各地、市的失业情况。TD为时间虚拟变量，用以控制整体的宏观经济环境。u为残差项，β、θ、γ为回归参数。其中，θ表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对职工工资的调整幅度。若它显著小于O则表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上涨对员工工资有挤出效应。 在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以及时间效应后，本文通过各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随时间的变化差异来识别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与Gruber and Krueger(1990)、Gruber(1994)的文献类似，它相对微观的企业数据来讲是外生的。(13)同时，本文控制了一些地区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经济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对数、总人口对数等宏观经济变量；为消除地/市社保局基于当地劳动力成本或就业状况考虑制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影响，本文控制了职工平均工资对数以及总就业人数对数等变量。这些都保证了关键变量的外生性。 (二)养老保险与职工工资的回归结果(14) 表5是对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仅控制地市固定效应以及时间虚拟变量。从回归系数来看，地、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减少职工工资的0.25％，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对时间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且逐年增大，表明1998—2007年间，员工工资在整体上涨，2007年员工工资就高出1998年员工工资的81.2％。第2列回归加入了企业特征变量以及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企业间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仍然存在。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减少职工工资的0.33％，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对企业特征变量，资产规模每增加1％，员工平均工资显著增加9.5％；资产负债状况越好、单位产值盈利越高的企业，其员工的工资水平也越高。相反，企业存货占比越大的企业，其员工工资会显著减少。从企业的控股情况来看，国有控股企业与集体控股企业职工工资显著高于其他企业7％与4.8％。相对于港、澳、台资企业，内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显著要低10.8％，而外资企业员工的工资显著要高15％。 进一步地，我们在第3列继续加入地区宏观经济变量以控制地、市宏观经济特征。结果表明，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仍将显著减少职工工资的0.34％，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对企业职工工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对宏观经济变量，地/市GDP每增加1％，员工工资将显著上涨0.23％，员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地/市人口越多，员工工资反而下降，城市规模对员工工资没有正向作用。市人均工资对员工工资有正向解释力，相反，地/市雇用人数将反向影响员工工资。
直观来讲，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使企业对员工工资形成挤出，表明养老保险缴费在企业与员工间存在隐性分担的情况。按20％这一全国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的平均比例计算，企业向员工提供养老保险后将减少支付6.8％的工资。如果算上员工自己缴纳的约4％的部分，员工将为养老保险缴纳10.8％，企业仅负担13.2％，企业与员工在养老保险缴费上的实际分担比率为1.3∶1。当然，这仅是初步的结论，我们还未考虑以下三种因素对结论的影响。一是回归系数对应半对数模型的回归结果，因此直接将此系数推广到企业缴费20％可能忽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与员工工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第二，虽然养老保险缴费在法律上是强制执行的，但仍然存在一部分企业选择不参加养老保险，诸如此类的样本选择问题也可能给此处的结论带来偏差。第三，养老保险是按工资总额计缴的，而工资总额又随着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增加在下降，因此只有在对连续变化中的边际变化进行估计，才能准确刻画分摊比例。 (三)样本选择情况下养老保险与挤出效应 正如前文所言，要考虑样本选择对结论造成的影响，我们需知道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而本文使用的数据中仅2006—2007年提供了企业这方面的信息。(15)表6是基于2006—2007年数据进行的回归。其中，第1列回归仍对应模型(1)，只是样本为2006—2007年数据，同时消除的是省固定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缩短样本时间以及仅消除省固定效应对结论影响不大。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职工工资将下降0.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对员工工资仍然存在挤出效应。第2列仅选取2006—2007年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进行回归。从回归系数来看，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职工工资将下降0.3％，对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该结论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第2列的回归结果并未完整地修正样本选择带来的偏差。 表6第3列是以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二元变量对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进行回归的结果，采用的回归模型为Probit模型，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地市宏观经济变量、地区固定效应、时间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等。从回归结果来看，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确对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越低。对其他控制变量，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越高。国有控股企业、集体控股企业相比其他企业有更大的概率参加养老保险，政府背景对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较为显著。外资企业较港、澳、台资企业有更大的概率参加养老保险，相反，内资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最低。采用Heckman两步法的回归结果在第4列给出。(16)其中，我们将企业属于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变量仅作为用以识别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额外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考虑到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选择过程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仍然存在，并且回归系数较前面的都要大。回归系数表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职工工资将下降0.6％，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若此处员工工资为其所有收入，同时计算企业与员工在养老保险缴费上的分担比例，则企业将多半养老保险缴费以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给了员工。对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养老保险在企业与员工的实际负担比例为1∶2，员工的养老保险负担是企业负担的2倍。
(四)稳健性检验：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下降的“准自然实验” 从前面的回归结论可以看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将显著挤出员工的工资，企业通过降低员工工资使其也承担了一部分养老保险缴费。本部分将换一个思路对这些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即借助2004—2005年辽阳、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大幅下降进行“准自然实验”。这样处理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缩小数据搜索范围，消除数据的误差。二是借助外生冲击识别变量的因果关系，通过适当分组，可以较好控制地市差异、企业差异。但由于时间的局限，此部分无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17) “准自然实验”是借助政策的突然改变所带来的冲击识别变量间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由Meyer(1995)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准自然实验”的好处是在微观个体没有相应预期的情况下，有关政策的突然实施就如同一次外生的冲击，借助此外生冲击可以观测微观个体作出的各种反映。例如，Card and Krueger(1994)就利用了新泽西州最低工资的一次突然上涨，在收集了新泽西州以及与之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快餐行业雇工数据后，他们讨论了最低工资的上涨与就业的关系。在本部分，我们也将基于类似地想法，找出地域相邻且经济结构类似的两个地区，其中一个地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大幅调整，而另一个地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维持不变，对比两个地区企业在员工工资上的变化差异。最终，我们选取了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冲击进行“准自然实验”。 2005年5月1日，为降低企业的负担，辽阳市政府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从此前的25.5％一次性下调至20％(辽市政发［2005］14号)，下降了5.5个百分点。同样的，2005年以前鞍山执行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25.5％，是辽宁省缴费比例最高的五个城市之一。对鞍山市来讲，缴费比例过高将导致城市企业负担过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也不利于鞍山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因此，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2005年7月1日，鞍山市政府也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从25.5％下调为22.5％，下降3个百分点，从2006年1月1日起鞍山市更是将企业缴费比例下降为20％(鞍政办发［2005］67号)。相反，与之相邻的沈阳市则维持2004年以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20％的比例。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变动所带来的“准自然实验”，采用DID的回归方法，我们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Time为时间虚拟变量，若观测时间为2005年，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Tread为二元变量，区分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本部分，若企业所在地为辽阳市、鞍山市，则该样本归入实验组，Tread取值为1；若企业所在地为沈阳市，则样本归入控制组，Tread的相应取值为0。Inter为Time与Tread的交叉项，其回归系数体现了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下降对员工工资的影响。其他变量的含义9公式(1)相同。 表7是对应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系数来看，总体上2005年企业的平均工资较2004年略有上涨，但在1％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辽阳市、鞍山市企业的平均工资较沈阳市企业平均工资显著低23.7％。从交叉项来看，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下调将使辽阳市、鞍山市企业的平均工资相比沈阳市企业显著上涨15％。此结论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在方向上是内在一致的，都表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对员工工资存在挤出效应。
根据Meyer(1995)的研究，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可比性是“准自然实验”结论可靠与否的关键。因此，为了提高实验组与控制组样本的可比性，本文也采用配对估计(DID-matching)的方法对结论稳健性进行再次检验。(18)相比之下，传统的DID有两次相减过程：一是样本在某时间段上的变化量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即员工平均工资对数)。二是实验组与控制组样本在变化量上的比较ΔY(1)-ΔY(0)，其中1代表实验组，0代表控制组。简单的DID要求实验的随机性，即实验组与控制组样本完全可比。若放松该假设，采用配对的方法替代DID回归中的第二次相减过程，我们将在控制组中寻找与实验组样本特征最相近的样本并与之进行对比(马双等，2010)，即DID-matching。具体地，在赋范空间我们可以定义属于
空间的任意两点
，V为半正定矩阵。因此，对实验组样本点
，我们可以将之按照与控制组样本的距离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取与之最相近的前M个样本，进而以该M个样本与样本
进行配对，以M个样本的平均值估计样本
的潜在不可观测值(方法具体介绍参见马双等，2010)。在本文中，M取值为4。表8为相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用以配对的变量包括企业资产规模、经营状况、资金来源状况等。
表8的结论与表7类似，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下调将使辽阳市、鞍山市企业的平均工资相比沈阳市企业显著上涨15％，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依然存在。值得说明的是，无论表7还是表8，“准自然实验”所对应的回归系数都偏大。若取辽阳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下降5.5个百分点，鞍山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下降3个百分点，则两市平均下调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4.25个百分点。而根据回归结果，辽阳市、鞍山市企业平均工资上涨了15％，那么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下降1个百分点，员工平均工资将上涨3.53％，弹性远大于1。对此，除样本选择带来的偏差或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调与下调对员工工资影响的非对称性以外，本文也不能给出更好的解释，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养老保险与企业应付福利 根据前面的分析，企业应付福利同员工工资一样构成了员工的收益，其表现形式通常为企业的非生产性投资建设。而根据我国会计制度，企业应付，福利不计入养老保险的缴费工资，同时它也不包括企业为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当养老保险缴费对企业的负担过重时，企业可能会选择减少员工的基本工资，增加员工的应付福利，以达到减少养老保险缴费，同时又不减少员工收入的目的。当然，企业能否实现该的目还取决于员工对应付福利的认可程度，因为企业应付福利与员工奖金、津贴是有所区别的，前者虽是员工福利的增进，却不是员工货币收入的增加。 表9第1列是以企业每月支付的人均福利对数为因变量，采用公式(1)进行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员工福利支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将减少1.2％，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社会养老保险并未使企业在职工工资与福利之间进行转换。考虑到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所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第2列对应的结果仍然类似，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员工福利支出将显著减少0.6％。养老保险缴费增加，企业不但减少员工工资，同时还缩减员工的应付福利。
以员工工资与福利的加总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表10给出。结果显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对员工的总支出将被显著挤出0.6％。考虑到样本选择问题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对员工的总支出将显著减少0.7％。从数值本身上看，本文得到的挤出效应与Gruber and Krueger(1990)、Gruber(1994)得到的0.5％相当，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员工对养老保险的评价足够高，从而愿意接受相当幅度的工资扣减。与之相反，我国养老保险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孙祁祥，2001)，养老保险跨地域续转困难等。然而在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的同时，员工工资却被大幅扣减，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应与我国特有的收入体系有关。在我国，除基本工资以外，构成员工实际收入的还有奖金、津贴。在现实中，更为切合实际的是企业通过降低员工基本工资，增加其奖金、津贴收入以规避养老保险缴费。此时，奖金、津贴为货币化收入，员工容易接受。但这仅为推断，由于数据的局限，本文无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表11是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冲击进行的“准自然实验”。从结果来看，与前面结论一致，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大幅下降使其企业增加了11.3％的应付福利。
同时，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的总量增加了14.7％。表12中的匹配估计结果也印证了该结论。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企业增加了24.6％的应付福利，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的总量增加了16.1％。
六、养老保险与就业及其对企业影响的异质性 (一)养老保险与就业 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从上面的结论可知，企业将通过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减少应付福利来减轻养老保险负担。此时，若员工将养老保险缴费视为福利的增加，则劳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养老保险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但如果员工对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较低，企业只是在员工基本工资与奖金、津贴的比例上进行调整，那么前文所得的“企业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应付福利”并非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企业雇用人数将受显著影响。究竟企业雇用人数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之间的关系怎样，本部分将进行探讨。 表13是以企业雇用人数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OLS回归显示，在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地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时间趋势项以及地市随时间变一化的因素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越高，企业雇用人数没有显著的变化。但在考虑到样本选择带来的回归偏差后，结果显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减少0.8％的员工人数。对此，应正如刚开始讨论的那样，“企业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应付福利”并非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而是企业在员工基本工资与奖金、津贴的比例上进行的调整。
(二)养老保险对企业影响的异质性 不同企业对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上涨的反应可能不同。例如，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员工的收入比较有限，形式比较单一，而且他们也很可能更注重货币收入；相反，处于高收入水平的员工的收入高，来源多样，而且他们注重社会保障，因此基于这些差异，不同收入水平的员工留给企业的工资调整空间是不一致的。在本部分，通过加入分组变量以及分组变量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交叉项后，模型(1)被简单地调整为：
其中，D为分组变量，Intera=D*Ratio，表示分组变量与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交叉项。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公式(1)相同。 本文从两个角度考察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对企业影响的异质性。 首先，我们从企业资本劳动比的角度考察养老保险企业缴费与企业平均工资、就业的关系。资本劳动比，即人均资本，可以衡量企业的资本密度，它的大小意味着企业在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产品生产对资本的依赖性。一般来讲，资本劳动比较低的企业往往对应传统的诸如纺织、服装、鞋帽等行业。这些行业技术含量较低，大多以劳动者的手工操作为主。同时，由于技术含量较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往往不高，企业在工资与其他货币收入闻的调整空间不大。 将企业人均资本从低到高进行五等分，通过考察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与分组变量的交叉项即可考察养老保险对各组企业的影响差异。但从回归的角度来讲，回归因变量是企业人均工资或雇用人数，其大小反过来也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人均资本水平。因此，简单的分组方法将导致分组变量内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每个地区的企业按照人均资本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五组，并在后续年份中维持分组不变。 表14是对应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第3列、第4列可以看出，对人均资本介于20％—4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企业平均工资将显著下降0.2％。对人均资本介于40％—60％、60％—80％、80％—10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这些企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下降0.4％、0.8％、1.1％，挤出效应持续增加。在企业雇用人数上，人均资本较低的企业受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的影响较大。对人均资本处于最低2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其雇用人数将下降2％；而对人均资本介于20％—40％、40％—60％、60％—80％、80％—10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这些企业的雇用人数分别只下降1.9％、1.6％、1.3％、0.4％。图1清晰地表明了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1个百分点后，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在员工工资与雇用人数上的替代关系。
图1 按人均资本五等分后养老保险缴费上涨对企业的影响 在员工工资与员工应付福利方面，表14第1、第2列显示随着企业人均资本的增加，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将持续降低员工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对人均资本处于最低20％的企业、20％—40％、40％—60％、60％—80％、80％—10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这些企业的人均应付福利分别增加0.9％、0.3％、－0.1％、－0.8％、－1.6％。 其次，我们从企业平均工资的角度考察养老保险企业缴费与企业平均工资、就业的关系。同样的，我们按照前面的分组思路，通过各期平均的人均工资水平将企业从低到高分为五组。表15为对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随着企业人均工资的增加，养老保险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越明显，但对企业雇用人数的影响越小，两者间的替代关系仍存在。对人均工资处于最低2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企业人均工资仅显著下降0.2％，但雇用人数却下降2.9％。相反，对人均工资处于最高2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员工工资将显著下降1.1％，但雇用人数没有显著减少。图2对应地给出了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1个百分点后，不同人均工资水平的企业在员工工资与雇用人数上的替代关系以及员工工资与应付福利的关系。
图2 按人均工资五等分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上涨对企业的影响 七、结论 本文通过全国各地、市社保局制定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外生变动趋势来识别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得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挤出员工0.6％的工资，减少0.6％的员工福利。虽然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与应付福利有挤出效应，但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雇用人数仍将显著减少0.8％。究其原因，本文认为这与我国特有的工资体系有关。在我国，除基本工资以外，构成员工实际收入的还有奖金、津贴。现实中，由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养老保险跨地域续转困难等问题的存在，员工对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较低，因而“企业降低员工工资以及应付福利”的结论并非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而是企业通过降低员工基本工资，增加其奖金、津贴收入以规避养老保险缴费。借助2004—2005年辽阳市、鞍山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准自然实验”，我们对本文的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及缴费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对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由于员工的收入较低，形式较为单一，同时它们也能更注重货币收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增加对员工工资的挤出效应较弱，但其受到的就业冲击也更大。对人均工资处于最低2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企业人均工资仅被挤出0.2％，但雇用人数却下降了2.9％。相反，对人均工资处于最高20％的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涨1个百分点，员工工资将显著下降1.1％，几乎为1∶1挤出，但企业的雇用人数没有显著减少。 从这些结论可以看出，企业为应对养老保险缴费负担而进行的调整的确存在。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企业的负担较重，企业减负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家为推行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减少养老保险缺口，扩大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范围，堵住企业规避空间尤为必要。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http://www.51labour.com/zhuanti/safety_yl/files/北京2010社保缴费基数及比例.xls。 ②孙祁祥，“空账与转轨成本：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效应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20—27页。 ③胡晓义，“新世纪要上新台阶一访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胡晓义”，《中国社会保障》，2001年第3期，第4—7页。 ④赵耀辉、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第193－206页。 ⑤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第55—63页。 ⑥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第57—68页。 ⑦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经济研究》，2001年第五期，第3—12页。 ⑧何立新，“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第70—80页。 ⑨此处的逻辑关系来源于调查问卷给出的“主要逻辑审核关系”。例如，“工业总产值＞新产品产值”，“工业销售产值≥出口交货值”，“当利润总额＞0时，利润总额＞应交所得税”等。 ⑩中国劳动咨询网归纳了各地部分有关养老保险缴费调整的问题，这为我们数据的收集起到补充作用。 (11)该现象可能是后者仅对应市辖区内的经济状况。 (12)应付福利具体包括：(1)国家给各单位提供的基本建设投资费用。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中，一般都包括与职工基本生活有关的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费用。(2)企业设有职工福利基金。(3)从企业的管理费中开支一部分职工福利费用。(4)从工会经费中开支一部分职工福利费用。(5)职工福利设施本身的收入，例如职工电影院(场)、溜冰场、俱乐部和职工业余文艺演出、体育竞赛等活动的收费，都可以积累一部分用于有计划地新建、扩建或修建职工集体文化福利设施。(6)从企业基金、利润留成或税后留利中提取一部分用作职工福利基金。 (13)本文未考虑到企业基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差异而选择企业所在地的行为。 (14)我们尝试了从面板数据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地，为避免平衡面板的构建造成的大量样本丢失，我们只采用了2005－2007年的样本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人均工资将显著下降0.5％。在企业人均福利上，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的变动对其没有显著影响。在人均工资与人均福利所构成的总收入上，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将显著下降0.3％。然而，与文章中结论有出入的是它对企业雇用人数的影响。此处养老保险缴费的增加反而促进了就业，与文章的结论相反。 (15)根据2006—2007年的数据，对比地市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和企业实际缴费比例可以发现，企业医疗/养老保险缴费总额占员工工资总额的11％，与各地规定的26％—28％(养老保险20％左右＋医疗保险6％—8％)有一定的差距。但以地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率对企业实际缴费比率进行回归，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缴费比率每提高1％，企业医疗/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比率提高0.7％。从平均水平来看，企业可能存在如文献所述的瞒报、低报等逃避养老保险缴费的情况，制度的有效性在打折。但从变动趋势上来看，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变动对企业缴费比例的影响是存在的，而本文正是借助养老保险在地区上、时间上的差异来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16)Heckman两步法是用以处理样本选择问题的常用方法。该方法分两步：第一步是用企业是否缴纳养老保险的二元变量对企业特征变量、虚拟变量等进行回归，用回归的数值构建Mills比率。第二步仅采用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进行回归，但需要把第一步构建的Mills比率加入控制变量。这种调整的原因在于企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选择过程对后续的决策过程有系统性的影响，若不进行控制，回归结果将是有偏差的。 (17)我们尝试在2006—2007年构建准自然实验，但由于搜集的数据中2006—2007年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变动的地区少，幅度小，我们未进行类似分析。 (18)进一步的理论文献参见Abadie and Imbens(2002)，实际应用参见Wagstaff(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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