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社会哲理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哲理论文,耶夫论文,传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兼具社会心理小说和社会哲理小说特征。融社会、心理和哲学因素于一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重要特点，也是他的艺术创新和对文学的重大贡献。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分析大师，素以心理作家名重天下。一百多年来，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展开的论争持续不断，但对他那深刻而细腻的心理描写，批评界却有口皆碑，众口一词。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一切都是以人的心灵感受为基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心理分析，通过人物的内心感受以及在其支配下所采取的往往是乖谬的行动来揭示社会的畸形现象，反映社会的现实。他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深入描写人物心理的现实主义艺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归入了社会心理小说范畴。但是，只讲心理分析，还不足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性质。他的作品既是社会心理小说，又是社会哲理小说。随着研究的深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社会哲理传统及其对苏俄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引起研究家的瞩目和重视。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巨大的哲学容量。它们围绕人的存在这一永恒主题提出了一系列尖锐、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作品的纲和核心。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几乎没有不谈哲学的主人公。在小说人物的嘴里，哲学议论滔滔皆是。《罪与罚》里的拉斯柯里尼科夫、马尔美拉道夫、卢仁、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伊凡、阿辽沙、斯麦尔佳科夫、佐西马长老、老卡拉马佐夫等，都依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谈论哲学问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与哲学问题无关的地方。街道，饭馆，楼梯，过道，妓女的居室等等，都可以成为解决存在问题的场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注重作品的外在美。小说里极少对日常生活的描写，爱情故事一般只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优美的景物描写在他这里绝无仅有。小说中居主导地位的必定是某个持某种思想的人，同时必定有另一个人与之相对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往往被看作紧张的“思想辩论”。这种思想性极强的论争几乎贯穿在他的每一部重要作品里，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他的所有成熟时期的小说，都遵循着一个原则：论题和反论题，即“赞成和反对”，都包含着对立的正反面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即旧的东西遭到破坏，新的东西层出不穷的“混乱”时期。各种矛盾的思想大量涌现，随之而来的是寻求解答问题的努力。马克思说过，假如人们不可能在生活的实践中解决当代的尖锐问题，他们便竭力通过自己的认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便把这些问题列入理论、哲学、美学等范畴。这一论断十分贴切地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密切联系现实，就现实问题进行思考的特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简单地记录社会现象和社会风俗，而是去分析生活运动的规律，揭示当代历史的哲学奥秘。在他看来，凡是伟大的艺术，其任务就在于把人们引导到对现实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亦即引导到历史的哲学上，哪怕这种认识仅仅是初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艺术形象包含了具体历史时期许多现象的社会哲学本质。他通过形象将复杂的哲学本质、广泛的社会本质和深刻的心理本质综合在一起，共冶于一炉。用一位文艺学家的话说，“他把解决个人生活问题同对时代最重要的哲学、社会和道德心理问题的讨论紧紧拧在一起。”他能轻而易举地把对问题的研究从哲学的角度转到社会和心理的角度，或者反之，从社会心理方面转到哲学方面。为了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综合，他必须极大地扩大形象的容量，使它不仅包含俄罗斯一个民族的内容，也包含世界的内容；不仅体现某个时期的悲剧，而且体现整个时代的悲剧。因此，他的形象往往成为“人类”的象征。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提出的哲学及社会、道德问题主要有：人和人类的未来；人生的意义，生与死，人类认识生死奥秘的可能与限度；上帝和灵魂不死的存在；人的本性，善与恶；人的自由及自由与必然的相互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两部小说里。
《罪与罚》是一部具有很大社会、哲学概括力的力作，是社会哲理小说和社会心理小说的有机统一。拉斯柯里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故事情节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作者恰恰把这种特殊事实看作作家表现典型的机会。他通过特殊性表现典型性，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最广阔的社会哲学概括。
小说中社会生活的广度和哲学、道德探索的深度首先表现在主人公采取行动的动机，即犯罪动机上。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犯罪动机反映了社会、哲学因素与心理因素的相互关系。拉斯柯里尼科夫创造了一种“理论”。他把人分为“常人”和“非常人”。前者只能听命于人，逆来顺受。而后者则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自由表现意志，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目标是高尚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理论与尼采后来的所谓“超人”思想是一致的。但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犬儒主义比“超人”思想走得更远。尼采的“超人”多少还受到某种高尚的自律理想的约束，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理论则赤裸裸提出非道德主义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口号。拉斯柯里尼科夫把杀人当作一种试验，以此检验他是否象拿破仑那样属于强者，是否具有“非常人”的权利，能否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主人，总之，他的自由是否是无限的。这一逻辑暴露了主人公的反社会、反人道思想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动思想。《白痴》中的伊波利特继续和发展了拉斯柯里尼科夫这一思想。
支持拉斯柯里尼科夫理论的还有他的一个小算盘，即“一桩轻微的罪行不是办成了几千件好事吗？牺牲一条性命，就可以使几千条性命免于疾病和离散。死一个人，活百条命——这就是算学！”在这里拉斯柯里尼科夫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他甚至怀疑善恶能够区别开来。按他的说法，假如善恶可以截然分开，那么许多夺取政权而不是继承政权的好人一开始就应当被处死。
然而拉斯柯里尼科夫的非道德主义在他的理论与实践中未能贯彻始终。他的理论在他那贫苦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社会本质和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本性中无法找到依据。他的人道主义目的与反人道的手段显然是矛盾的。他承认他杀死了人道主义原则，但他犯罪后的悔疚自责和内心煎熬却表明，他没有也不能杀死人道主义原则，他只是制造了自己的悲剧。他的行动不仅针对剥削者，同时也针对他自己，针对他那人的本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塑造了超越道德戒律的“杀人者”，一方面也塑造了为“思想”而牺牲自己的“自杀者”。
只有深入分析拉斯柯里尼科夫的这种犯罪动机，才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概括的巨大力量。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一动机，那是片面的。皮萨列夫正确地指出，使拉斯柯里尼科夫犯罪的决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他那贫困的生活环境。走投无路的困境——家境的窘迫，妹妹蒙受的欺辱和她面临的“卖身”威胁，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不公，这才是促使主人公铤而走险的更重要原因。他的犯罪理论也是这种环境的产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社会哲理概括和社会心理分析的结合，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道德沦丧、为所欲为的时代，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普遍倾向，即维护一切人道主义的东西，否定一切反人道的东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拉斯柯里尼科夫的行为同革命民主派的“虚无主义”，将他的犯罪同革命暴力混为一谈，并以虚幻的宗教出路来取代革命，来解决社会和善恶问题，则显示了他思想中反动的一面。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复杂、最富哲理的作品，也是社会心理小说和社会哲理小说的最完善结合。作者把一个弑父的故事演绎成宏伟的哲理小说。所有曾经困扰作家的各种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再次以更大的力度提了出来。它们集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生哲理和社会问题的痛苦思考，也反映了生当沙皇俄国发生急剧变化时期的一代俄国青年的痛苦思索。小说探讨哲学问题的广度以及所用篇幅之大是罕见的。最抽象的哲学问题同最具体的社会生活和最隐秘的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问题如何抽象，都触及到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这部雄浑精深的小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创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牢牢地奠定了他的小说的社会哲理传统。
在书中的众多问题中，认识论问题显然占突出地位。最集中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的是第一卷《赞成和反对》，尤其是其中的《兄弟俩互相了解》、《叛逆》、《宗教大法官》等章节。伊凡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融合无间的永恒和谐”的存在，否定有灵魂不死。他认为上帝和魔鬼都是人按照自己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想出上帝来，就完全不会有文明”。他表白说他不是不接受上帝，而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他说：“我什么也不理解，而且如今我也不想去理解什么。我只想执着于事实。”“我完全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我的头脑是欧几里得式的、世俗的头脑，因此我们怎么能了解非世俗的事物呢。”也就是说，习惯于三维空间概念的、经验的头脑在认识事物时首先需要事实和证据，需要通过经验来检验，否则认识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是无法通过经验来认识一切与生命无限、灵魂不死、上帝存在等有关的思想的，因为这些都不可能得到事实的检验。因此面对这个“建立在荒诞上面”的世界，他宁愿不去理解。这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了。因为人的头脑可以确定无疑地通过事实证明，人世间没有公正的上帝之手，因而上帝也就根本不存在。伊凡在思想上、哲学上的“反叛”，就是对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的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自如地时而从哲学问题转到社会问题，时而从社会问题转到哲学问题。
处在“赞成和反对”另一端的是“愿意为探寻灵魂不死而生活”，笃信上帝存在的阿辽沙及其长老佐西马。阿辽沙的理想是：大家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他试图用基督教的博爱去拯救这个世界上的千千万万罪恶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前专门写了一篇《作者的话》，声明他的主角是阿辽沙。他把他当作善的化身，当作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然而小说的真正主角却是伊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辽沙无法驳倒他的观点。阿辽沙的济世良方无法消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疑问。作家和他的主人公一道备受怀疑的折磨，痛苦地寻找着对这些永恒的问题的答案。他把自己的怀疑，放进伊凡、阿辽沙和佐西马的辩词里。Ю·Г·库德里亚夫采夫说得好：“拉斯柯里尼科夫和索妮娅，伊凡和阿辽沙表达了作家的矛盾立场……他们是寻找铲除卢仁们和卡拉马佐夫们的方法的尝试。他们之所以被放在一起，是因为塑造他们的作者没有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因此，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主人公不受作者的倾向影响，实际上他们合在一起便等于作者自己。简单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伊凡·卡拉马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伊凡加阿辽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宗教大法官在责备基督时提到地上仅有的三种力量——奇迹、神秘和权威。这实际上是作者用以表达人类认识法则而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三个象征性概念。如果说“奇迹”标志着事实、证据，并且是“欧几里得式头脑”所能企及的话，那么，“神秘”便表示用这种方法和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的东西。人因为无法了解那些隐秘的东西，便极力追求理想。因为唯有理想可以解释人的生命有限、社会不公等现象。“权威”则是人拒绝自己时不可缺少的因素。大法官说，对人和人类社会来说没有比自由更痛苦的了。这与伊凡和拉斯柯里尼科夫的两种人概念不谋而合。按照他们的概念，“常人”和弱者需要“非常人”和强者的“权威”，好让他们来承担令人痛苦的认识包袱和自由包袱。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描写了允许使用暴力的权威——宗教大法官，也塑造了受到民众顶礼膜拜的权威——佐西马长老。
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哲学的技巧是高超的。他曾不无自豪地对卡韦林谈到自己的哲学水平：“就这几章（指《宗教大法官》、《叛逆》）哲学部分来说，您尽可以从科学的角度看待我，但未必能太看轻我，虽然哲学不是我的专业。”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社会哲理传统，对其后的俄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就作品的体裁和形式而言，还是就提出的社会哲理问题而言，我们都可以在许多俄国和苏联重要作家的作品中看到这一传统的明显痕迹。
在发掘社会哲理小说的潜力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契诃夫。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作品的思想倾向即民主人道主义这一点上十分接近，而且在创作手法，即揉社会、心理、哲学因素于一体方面也颇相似。契诃夫擅长在描写具体的社会、生活事实时进行广阔的哲学概括。有的研究者指出：从日常生活小说升华为哲学概括，这种技巧是契诃夫艺术系统的奥秘之一。中篇小说《决斗》即为一例。以动物学家冯·科连为一方，拉耶夫斯基为另一方，在人和人类，在真正的人道主义和真正社会进步的性质等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紧张的“思想辩论”，社会、心理因素和哲学因素的相互转换，人物内心的折磨及其对“思想”的检验，和伊凡一样奉行极端哲学的主人公，甚至象阿辽沙一样不介入任何一方的居间者，凡此种种，都使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太多的共同点。《第六病室》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中篇小说。主人公拉京信奉第欧根尼和斯多葛派的哲学，追求所谓内心的“宁静”。他说：“安宁和满足不是在人的外部，而是在人的内心。”他宣扬蔑视痛苦论：丢开痛苦，痛苦也就消失了。另一位主人公格罗莫夫是第六病室的疯子，然而却是对现实有着透彻了解的明白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拉京的哲学是托钵僧精神和麻木不仁。对大多数人来说，“蔑视痛苦无异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知觉以及在死亡面前的哈姆雷特式的恐惧构成的。……斯多葛派绝不可能有前途。”“因为它不切合实际，没有生命力。”契诃夫让主人公的思想接受生活实践的检验，接受他自己的本性的检验。结果，拉京遭到和拉斯柯里尼科夫同样的命运，他的思想和本性都经不起生活的考验，他也因此而死去。从拉京偶然认识格罗莫夫，从拥有醋栗（《醋栗》），从卢克里亚和瓦西里萨邂逅大学生（《大学生》）等具体事实到人生的意义和人的本质的总结，契诃夫一再表现他的哲学概括才能，表明他与俄国经典文学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哲理小说的传统的千丝万缕关系。
高尔基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阴暗面作斗争，同时又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优秀传统。他曾说：“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堪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在高尔基的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总是居主导地位。《鹰之歌》对鹰和游蛇所代表的人生哲学的褒贬；《伊则吉尔老婆子》中丹柯的象征寓意；《人》中对人的赞誉；《底层》里各式人物从自身的文化素质出发所作的哲学议论；自传体三部曲所表现的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思想观点和追求，都把时代所面临的紧迫社会问题，同社会哲学，同思想辩论紧紧结合在一起。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则更是一部纯理性的小说。它集中了40年俄国社会的思想探索。高尔基曾预言，《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不是为所有人而写的小说，要阅读它需要具备相当的哲学水平。高尔基小说的形象容量极大，其主要人物可以说都是哲学和历史的概括，往往几乎达到“人类象征”的程度。当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高尔基小说中的政治成分更加突出，他常常用政治来充实小说中的社会、哲学、心理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社会和哲学角度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在现代苏联和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里仍在继续。与大多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贝科夫的中篇都在试验和检验人的本质和道德、哲学思想。贝科夫小说的情节基础往往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作者寻找的却是规律。中篇小说《狼群》的主题是善和恶的道德、哲学问题。两个主人公分别代表正反论题。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抛弃一个“无用”的孤儿。作者的目的是号召人们分清眼前的利益和属于道德范畴的长远、“终极”利益。在另一部小说《方尖碑》里这一“思想”表现得更突出。“思想辩论”的内容是莫罗兹的行为。占领军抓走一批学生，声称如果他们的老师莫罗兹出来投案，就释放他们。敌人的欺骗性是显而易见的。是按拉斯柯里尼科夫的小算盘行事，避免无谓牺牲，多留下一个人继续斗争，还是挺身而出，使眼前服从于社会发展的更重要任务？莫罗兹选择了后者。游击队领导人特卡丘克说：“莫罗兹的智慧超过了我们，他考虑得更深更广……对于占领，他似乎也是从内在的角度来看待的，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重要的是，他更多是从道德上，可以说从精神方面来感觉的。”莫罗兹的自我牺牲精神把读者引向了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人生的意义。以生与死的意义为主题的还有贝科夫的中篇《活到黎明》，鲍·瓦西里耶夫的长篇小说《未入名册》，叶夫图申科的长篇小说《预言家》，等等。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也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被置于紧张、尖锐的生活环境下，经受痛苦的考验，面临痛苦的抉择。这种情形尤其表现在大量战争题材小说中，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人的本性都没有在战争中表现得那么透彻。”拉斯普京的《活着，但要记住》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以战争为题材的社会哲理和社会心理小说。作者针对古西科夫当了逃兵这件事有力地批判了背叛祖国和人民，逾越道德准则，按“什么事都可以做”原则行事，置身于人类社会之外、善恶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把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提高到社会哲学概括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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