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期嵌入内生增长模式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内生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分析框架：内生增长模式与导入增长模式
（一）市场经济的分类：原生市场经济与再生市场经济
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市场经济制度，如果按形成过程看可分为两种类型，西方原生市场经济与在西方文化体系之外其他地区的导入再生市场经济。
从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市场经济制度诞生的过程，是在追求个人自由、推崇科学和商业精神的西方文化背景下，潜存于民间的工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下而上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民间力量对自上而下的代表中世纪贵族地主力量的最终胜利。所以由此形成的支持原生市场经济成长的制度是容许社会个体的创造性自由地发挥，容许在不断地试错中进行选择，自下而上民间的自主选择力量大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力的制度体系。可以说鼓励原创和冒险的是原生市场制度内在特质，也是其存在的文化环境。
在西方文化体系之外建立的市场经济不是原生的，大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下导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其称为再生的市场经济。无论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存在怎样的能够自发产生市场经济的可能，由于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时，已经面临着一个相当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国际背景下，受到学习的时间和社会成本远小于自发探索的时间和成本规律的约束，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大都选择了对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引入、学习的道路。由此决定了原生市场制度形成的过程所需要的制度支撑和文化环境与移植市场制度所需要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支持再生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是必须有一个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秩序，能够有效组织全社会学习的权威政府，使民间自由选择和观念更新限制在有利于学习的范围内。市场移植的过程基本上保持在自上而下的政府导控力大于自下而上的民间选择力的制度框架内。在这样一种制度框架内再生的市场经济，同西方原生的市场经济相比，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在政府主导下和学习性大于原创性。尽管再生市场经济也存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但在政府导控下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引入中学习模仿的竞争。
总之，西方原生的市场制度，保留了制度生成过程中原始创造动力，而再生市场经济制度，则更多地保留了学习或模仿的功能。这应当是这两种市场经济制度最根本的区别。
（二）经济增长模式类型：内生增长模式与导入增长模式
在这两种不同的市场制度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模式，即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和导入增长模式。近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演进的过程是以工业化为内容的过程。现代的新增长理论研究发现，近代以来的工业经济保持了持续性增长的原因，来自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决定生产率提高的要素的保持不断创新。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过程证明，决定生产率要素的创新，主要是原始创新的作用。在原始创新与二次创新活动中，尽管在原创基础上的二次创新在经济增长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对经济增长形成长周期拉动和革命性推动的创新是来自原始性的创新。近代以来这种原始性的创新活动主要局限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决定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原始创新与西方原生的市场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西方原生的市场经济不断保持了抑制垄断、鼓励竞争、鼓励冒险、鼓励原始创新内在机制，才为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创新动力。考察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经济发展史，在欧美地区形成的经济增长中心转移的过程也是原创中心的转移过程。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将内生增长模式概括为：以鼓励原创、保护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制度框架内，使决定生产率提高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增值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的经济增长机制，是内生增长模式的内涵所在。
尽管原始创新是决定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基础性的推动力，但是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依靠自力更生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原创的道路，同将已有技术引进消化相比，是一条成本很高花费时间很长的道路。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实践证明，通过引进技术和资本是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快速发展工业化的捷径。在政府的主导下移植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导入西方技术和资本中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追赶效应，便成了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在特定时间内的一种必须遵从的历史选择。
二战以来，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比原生市场经济国家更高的增长速度，甚至创造了增长的奇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经济增长的奇迹属于导入增长的产物，与建立在原创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根本的不同，属于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如果说西方内生增长模式是依靠原始创新不断实现生产率持续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模式，那么在政府主导的市场体制内，以学习、模仿或鼓励二次创新为导向的前提下，使引进技术和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的增长机制则是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导入型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
在导入市场制度和导入技术、资本中形成导入型增长模式，决定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竞争，主要是鼓励引入、学习、消化模仿的竞争。在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存在创新，占主导地位不是原始性创新，而是引入基础上的改善性二次创新。同时也可以发现，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着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与导入增长模式之间有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这种强化机制的存在也是导致再生市场经济国家路径依赖，增加增长模式转型的难度的原因。
虽然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可以通过引入，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差距。但由于可引入的技术资源不是无限的，所以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建立在技术和资本的导入上。这就还面临着一个增长模式转型问题，即导入型增长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临着一个从导入型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利用引入的技术和资本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的经验有很多，但能够成功地实现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型的尚没有。
二、再生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危机与引进依赖的陷阱
按照市场经济的分类和增长模式理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导入型增长模式。无论是二战后日本的崛起，还是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以及目前被誉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在本质上都属于导入型增长的产物。同样对80年代后陷入困境的日本经济与90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研究，也应当从增长模式角度来分析。
我们总结东南亚经济危机和8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困境时，更多地从金融、财政、汇率等方面的因素来检讨。也就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了经济系统的中表现出的显形因素。如果从增长模式转型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人们关注的这些显性因素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增长模式转型的危机。
（一）日本经济增长困境的再认识：技术导入增长模式的极限
8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深层原因，是增长模式转型的危机。依靠在引入中进行二次创新获得竞争优势的日本经济，可以说在80年代发展到了颠峰。进入80年代以来，当世界经济开始从传统制造业向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新兴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缺乏原创动力的日本经济增长对新经济的到来失去了敏感性和适应性。长期以来，人们被日本的科技大国所迷惑，很少从日本内在的增长模式上去思考，总是在金融或财政政策上兜圈子，直到小泉上台以来，才开始将内在结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的起飞，是在引进技术前提下二次创新的结果。虽然日本依靠二次科技创新取得了与美国抗衡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只限于传统制造业的领域。在引入西方尖端技术的前提下，在具体的工艺流程和产品中进行追加的技术革新的路径，可以说是一条学习、引入西方技术的最佳路径。80年代之前日本的这种作法，堪称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和引进西方技术的典范。
二战之后出现的以家用电器、汽车为主导产品的制造业的发展，到80年代发展到了“极限”。世界经济如果再往前发展，则面临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上的重大限制。仅仅从科技投入实力和在当时拥有的竞争实力看，似乎日本和美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从增长模式上看，美国和日本根本不是处在同一个竞争档次上。由于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的革命，所依托的技术是原创型的技术的革命。面对新经济的挑战，日本经济要继续保持原有的竞争力，就必须实现依靠二次创新的导入增长模式，向激发原创的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型。然而，在导入增长模式中已经陷入很深的日本，根本无法做到。
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日本政府满足于经济增长带来大量剩余财富的背景下，接受了“前川报告”（注：为了缓和对美贸易关系，减少日美贸易摩擦，中曾根首相于1985年设立了一个由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为会长的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全称“以实现国际协调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委员会”，其在1986年和1987年提供的报告称为“前川报告”。）中关于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战略，将投资引向房地产诱发出泡沫经济后，使日本陷入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而在同一时期，在美国起始于60年代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提供金融支持的风险投资，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从1990年到1994年，风险投资企业所投入的科研经费(R&D)高达54亿美元，平均每个员工1.4万元，是美国《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平均支出的2倍。如果说风险投资是政府支持下的市场选择，那么1992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构想，推动80年代开始的个人电脑革命与网络革命合流，汇聚成IT革命洪流，使国内外的大量资金被吸引到投资高技术、特别是投资于IT产业，则是政府的作为。正是这样不同方向的选择导致了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大相径庭的发展。当日本在8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长期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时，美国经济则在踏上新经济的快车道后，进入长达110个月经济增长期。
从表面上看，在80年代日本政府的选择仅仅一念之差，属于财政或金融政策的选择失误，事实上日本政府的产业选择，在80年代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不敏感性是日本经济系统长期积累的结果。在一个从社会文化导向、企业制度、人力资源类型和管理制度等都是为二次创新服务的社会结构中，在一个缺乏鼓励冒险，鼓励原创的社会环境中，不仅政府不会主张将二战以来在传统制造业中获得的剩余，投向充满风险的高科技领域，即使政府这样决策了，社会和企业也很难作出同样的反映。因为日本既缺乏像美国IT企业那样追求原始创新的风险资金需求者，又缺乏像美国风险资本那样具有高度风险判断能力的资金提供者。设想在当时日本存在着大企业控制中小企业的“企业系列制度”和大银行控制大企业集团的“主银行制度”下，企业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资本市场不发达、教育不适应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民间企业间人才极少自由流动、大学及国立研究机构的成果难以产业化、繁杂的政府管制束缚新企业诞生、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家靠创新获取丰厚利润、社会上缺乏冒险和改革精神等环境下，怎么可能出现大量资金流向IT产业的局面呢？美国IT产业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之所以每年有大约80万家IT风险企业诞生，正是依靠了高度流动性和巨大资本市场、风险资本网络、世界一流大学、崇尚冒险和改革的文化氛围和从全世界吸收高科技人才。
总之，8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根源，是日本增长模式未能实现转型的危机。如果不能够从增长模式上实现变革，日本经济很难走出衰退的低谷。
（二）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对资本引入依赖的陷阱
对导致东南亚经济危机深层根源的认识，比日本要容易得多。因为日本是在陷入经济持续低迷之前，享有科技创新大国的盛名。所以使人们很难从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增长模式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如果说日本的问题，是缺乏原始创新，那么东南亚经济发展的问题，所缺少的不仅是原始创新，而是连日本式的二次技术创新都缺乏。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比日本要低一个档次。但是东南亚地区走向工业化和财富积累所选择的路径比日本更便捷，成本更低。二战后日本走了一条在大量引进技术前提下，依靠二次创新的优势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业。而东南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连日本式的二次创新的努力也放弃了，从直接引入资本开始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东南亚选择通过引入资本这条快捷的工业化道路，也符合现代经济阶梯推进的规律要求。因为，当东南亚开始进行工业化发展时，既然已经有成功的日本二次创新的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这些存在的技术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引入国内自然是经济的选择。
东南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从资本引入中获得好处的同时，却忘记了经济学的另一个规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约束。从表面上看，东南亚经济危机是典型的金融危机。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后，是东南亚陷入对资本引入依赖，甚至是崇拜的危机。在东南亚陷入对引入资本崇拜的过程中，忘记了使用的资本的代价，为了获得更廉价的资本，他们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由此埋伏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
正如建立在引入技术基础上的二次创新，可以使日本取得传统制造业竞争的优势，但不能使日本获得发展新经济的优势一样，东南亚地区引入资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快速实现财富的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但不可能使东南亚经济永远生活在资本引入中。在走向工业化的初期，将本地的比较优势与引入的资本优势相结合，依靠资本的扩张快速形成资本和财富积累，也符合竞争优势的原理。但在引入资本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长期看，一国的经济发展的根基，必须回归到的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来。因为在现代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越是低端的劳动密集产业，越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越是高端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和稳定性。东南亚地区如果不能在工业化初期形成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迅速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发展上来，那么这个表面繁荣的经济大厦就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或者说这是一种无根的经济。显然这样的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是很弱的。
（三）再生市场经济国家的“卡夫丁大峡谷”：引进依赖的陷阱
通过上述对日本和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分沂，得出以下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警示和借鉴的结论：
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利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驱动，在赶超中实现财富的原始积累，缩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引进的局限性和潜在的风险性。从经济学原理看，就是必须认识到引进要素对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边界是有限的。要素的引进可以有效地改变一国的财富边界，但不可能成为一国持续增长的动力。换言之，有效地利用引资可以大幅度地提升一国的经济实力，但无法在单纯的引进中缩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竞争力上的差距。一国的竞争力只能在内生的增长模式中形成，在一个导入型增长模式中很难形成支持一国持续增长的竞争力。
再生市场经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引进外资和技术，完成财富和生产力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如果等到引进的增长效应出现边际递减的情况下，才开始启动建立内生的增长模式，那么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模式转型衔接的断层。这个断层就是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再生市场经济国家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变过程就面临着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问题。（见图一，下页）
图一 引入依赖陷阱图
再生市场经济国家要避免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成功跨越“卡夫丁大峡谷”，就应当在引入增长效应尚未消失之前，在导入增长模式中嵌入、培育内生增长模式的战略（见图二）。要实现嵌入内生增长模式，最难的选择，就是在什么时间选择嵌入。因为太早，会影响引入效应的发挥，太迟就会陷入陷阱。所以，在认识到陷入陷阱危害的前提下，还有一个在什么时机嵌入的问题。
图二 嵌入内生增长模式战略图
三、中国面临着陷入引进陷阱的风险与利用外资的极限
在改革开放的25年中，外商投资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不可缺少的推动力。据1月26日，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表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称，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的9月止，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0%。目前我们每年利用外资占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1/10左右，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外资企业交纳税收20%以上，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达2200万左右。其实外资企业在改变我们的传统的经营方式、经营观念、提升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作用远超出数字的范围。但是我们从外资对华直接投资(FDI)获得种种收益，不是天上掉下来馅饼，我们是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和税收，让外商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为回报的前提下进行。不过以25年算账，我们在开放中获得的总收益，特别是加上FDI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方面，应当是总收益大于总支出。虽然从数据上看，引入资本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外资在技术、管理和市场上的强势地位，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强大的示范和引擎效应。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导入型增长模式。而且中国的导入型增长模式，不完全属于日本的技术导入型，属于东南亚式的资本导入型增长模式。
在1997年，中国没有陷入东南亚金融的风暴之中，并不是中国经济比亚洲其他国家有更强的抵御能力，是因为中国导入型经济尚未发展到金融开放的地步，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成为中国免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屏障。在汲取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教训中，重新思考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时间和对策。进入21世纪以来，在高速增长中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份额的中国，又遇到了1986年在日本曾经出现过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鉴于前车可鉴的教训，中国在对待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现在问题是，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币值升值的事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此可以踏上无风险的坦途。事实上中国在前车可鉴的背景下规避的只是日本和东南亚表现出来的显性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和着手解决存在于中国经济系统中的隐性风险，即增长模式转型的风险。虽然，中国利用外资的增长效应仍在发挥作用，但是据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工商总局、科技部对在华的跨国公司的调查研究表明，我们在利用FDI上开始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减的迹象。随着利用外资边际收益递减，已经出现了FDI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中国经济利用外资正处在容易陷入引进依赖陷阱的边缘状态，对此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反思和警惕。
目前我们对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边际增量大小上还不够。从FDI对中国增长模式转型是否能产生拐点影响的高度来认识时，其研究的重点就不是边际增量的问题，而是需要确定FDI作用最大边界或最低极限。从日本和东南亚利用外资的教训，以及建立内生增长模式的要求看，我们在利用FDI中有三个无法逾越的极限：
一是我们利用外资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实现财富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GDP的快速增长，甚至可以快速提升一国的经济实力，但我们无法依赖外资获得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力。因为一国的经济实力的基础是经济的总规模，而一国的竞争力来自科学技术创新基础上的生产率提高。所以我们利用外资可以获得一定时期的国内经济增长，我们无法获得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增长能力。因为增长能力是内生的，无法在单纯的引入中完成。即使当年日本依靠引进技术进行二次创新的前提下，仍未实现走向原创的内生增长模式，中国如果期望依靠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获得内生增长的所需要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我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技术转让，但我们无法通过交换获得创造这种技术的原创能力、原创的组织和制度。从1992年，我们就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对外开放战略。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在与跨国公司合资中，不仅没有换到技术，而且最近几年出现外资企业独资的趋势中，还形成中国自主创新的抑制问题。跨国公司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的核心技术是不会卖的。在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跨国公司出于全球化的战略和利润的要求，将部分制造业和研究机构转移到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技术溢出效应，正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投资收益必须付出的成本。对这一点跨国公司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国要想从外资投资中获得中国增长模式转型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和创造这种技术的能力，就必须突破一个极限，这就是让技术溢出效应给中国带来的收益大于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的收益，如果能出现这个格局，除非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行为由市场化投资变成援助性投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是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在一定限度上改善和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但我们不能依赖外资获得关系国家安全的技术和国家级竞争力的技术。（江小娟，2004）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技术与产业竞争不是完全市场化的竞争，特别是关系到与国家经济、军事安全有关的行业和领域，从来都不是完全竞争的技术领域。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我们无法依赖从外部获得。我们可以利用外资进入形成的“鲶鱼效应”改善我们的竞争环境，但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别使进入的鲶鱼变成了鲨鱼。
四、中国正处在嵌入内生增长发展模式的有利时期
在一定界限内，利用外资可以使我们获得经济增长的阶梯，超出一定界限，当我们对外资的利用变成依赖和崇拜时，陷入的就是陷阱。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通过引资可以使后工业化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形成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平台，但鉴于引资作用的极限，引资只能为后工业化国家提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梯，后工业化国家要从这个阶梯再往上走，必须依靠建立内生的增长模式来进行。从引进外资形成第一阶梯到启动内生增长模式的建立第二个阶梯之间，就有一个衔接的问题。为了避免中国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在中国利用外资带来的增长效应尚未走向极限的前提下，在导入增长模式中实施嵌入内生增长模式的战略，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必须思考的战略。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言，是中国开始考虑嵌入内生战略的最佳时期。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开始形成了满足生存需要后的剩余，为嵌入内生增长模式具备了物质基础。当一个国家的财富仍停留在满足生存阶段，不可能有足够的剩余用于属于长期和风险性回报的科学技术创新的投资。作为导入增长模式的国家，嵌入内生增长的首要前提就是必须形成支撑内生增长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要有满足温饱需求的社会剩余。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解决了温饱之后，中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下，已经具备了嵌入内生增长模式的物质前提。2002年我国的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虽然按人均，我国还处在很低的水平，我国的人均GDP仅是美国的12.3%，巴西的58.3%，泰国的66.2%；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所具有的规模积聚效应形成经济综合实力和社会剩余，能够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教育上有更大投资力。特别是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代表国家级竞争力的投入上更具有小国没有的优势。
中国应当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将中国经济发展努力指向，由显示国力，转向打造内生国力上来。在这方面中国要汲取日本的教训。在日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报告”中关于扩大内需的建议。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实施了《完善综合休养地区法》，提出将国土的20%变成国民休养地，这一政策推动了土地价格上升，为房地产泡沫留下祸根。中国一定要把握好财富积累所提供的阶梯功能，目前形成的财富积累既可以成为中国走向内涵的发展的阶梯，也可以使我们在显富的张扬中陷入发展的困境。
二是具有弹性的中国产业结构处在升级中是嵌入内生增长产业的最佳时期。目前中国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发展时期。构成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大转移的过程中，其重点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存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放弃独立的经营权的前提下进行。目前中国正在进入重化工产业升级洗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外资的资源的来改造和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又不能将洗牌的权利交给引资来进行。在目前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中，我们必须树立中国经济的主体意识，必须为中国内生增长力提升和发展留下空间。在目前产业大洗牌中，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导控洗牌的进程，既要保留市场竞争的博弈空间，又要保证终局的获胜，这是对中国政府与企业的最大挑战。
三是目前是中国导入新的引资战略，避免陷入引进陷阱的关键时期。目前中国正处在由优惠引资向选择引资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在对待引资问题上，是利用外资，还是依赖外资的分叉点。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优惠引资的方向走下去，我们将会从利用外资变成依赖外资，陷入引资的陷阱中。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因而增加外资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通过优惠政策来弥补外资投资的风险，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但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极大改进的前提下，如果继续进行优惠引资，中国的做法不是弥补了外国投资的风险，而是在加剧中国经济本身的风险。按照目前的优惠引资的路子走下去，将会在竞争中将中国的企业推向被动的地位；这种不加选择的引资将会形成对中国投资的挤出效应；如此下去形成的对引资的依赖，将使中国在对外资依赖中，失去了自我成长的能力。令人担忧是目前在全国各地存在的招商引资的高潮，已经出现了引资依赖的苗头。如果我们不能够对这个趋势加以控制，中国有可能陷入引进陷阱的风险。
四是目前的中国不仅具有发展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而且也开始具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新经济的影响下，在一个时期，国内出现了发展高科技热，从大城市甚至到乡镇一级政府，大都将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在外资企业将大量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特别制造业带来GDP快速增长的效应后，人们发现中国的最大的优势不是90年代选择的高科技产业，而是制造业，且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业。在发展制造业大势推动下，甚至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宣布也要将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
可以说在90年代，地方各级政府选择发展高科技产业，具有很大非理性成分。但进入21世纪以来，纷纷放弃发展高科技产业，选择发展制造业，认为中国最大优势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认识，又陷入了另一个思维定势的误区。这种认识只看到目前存在的已经显示的比较优势，而忽略了处在成长中出现的新竞争优势。尽管在一定时间内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同时从现在开始，中国也具备建立发展技术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的优势。而且，最先发现中国具有的发展高端产业的优势，并不是中国自身，恰恰是外国投资者。从90年代末，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以来，发展速度很快，到2003年底，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达到260多户。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之一，这充分说明，目前中国不仅存在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而且也存在着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进入21世纪，当外国投资者越来越看好在中国进行高端产业的投资时，而我们却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去了兴趣，这显然存在着认识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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