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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为我国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也愿对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科学、宗教与社会需要
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不能单靠列举事实，二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必须从二者的本质，即从二者最根本的东西入手，进行理论分析。这样，其他看似矛盾的现象，才好以此为据得到解释。
作为两种社会文化现象，科学与宗教的本质主要表现在它们的社会目的以及所面对的对象、所用的手段。
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以认识自然界为目的；广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即包括以认识社会为目的的人类活动。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止于认识，而是还要用在科学活动中获得的认识为自己谋取福利，因此科学也必须变成技术、工程，人类才算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宗教的目的也是要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为人类谋取幸福。人类创造了宗教，决不是要危害自己。宗教首先和主要的要求，是实行，是做。就实行和做这一内容来说，它相当于认识之后的人类实践活动诸阶段。但是为了做，特别是为了让信徒自觉地、心悦诚服地去做，宗教就必须对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理由作出说明；说明，就必须有所认识。因此，宗教也必须解决自己的认识问题。
原始的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浑然一体，宗教和科学等文化现象也没有区分。神灵观念的产生，主要还是认识中的错误，因此也可以说是科学中的错误。当人类还无力揭破、或无力彻底揭破神灵观念错误的时候，神灵观念就因社会因素而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发展成各种各样的宗教。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是从科学中，更准确地说，是从科学的错误中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类自身的实际需要（包括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人类的需要存在，科学就要发展；任何力量都消灭不了人类的需要，也就阻止不了科学的发展。国家权力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包括宗教，都只能以是否适应这种需要和适应的程度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人类的各种需要中，物质需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需要，因而是影响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因。科学发展的程度，一面决定于前代的知识积累，一面决定于社会物质需要的强弱。从古至今，科学的加速度发展，根本原因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类物质需要的加速度增长。
国家权力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基于自己的需求，也对科学的发展施加着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它们只能影响科学的发展方向，使某一部分发展而使另一部分不发展，使一部分发展得快些而使另一部分发展得慢些，却不能根本影响科学发展的速度，更不能根本阻止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发展速度这个问题上，夸大文化因素、包括宗教因素的作用是不合事实的。
宗教是人类最早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是社会最高的、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会、也都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给科学留下一块能够自由发展的领地。领地的大小、位置，依具体情况而异。但都要留下这块领地，则没有例外。宗教自然也是如此。这不是宗教对科学的特殊施恩，而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迫使宗教作出的适应行为。
任何宗教，其目的都不是发展科学，不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人为宗教。原始宗教面对的主要是自然界，它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它所用的方法，是“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马克思语），或者说，是借助神灵去征服自然力。巫术、祈祷，是它的一般手段。它不去促进科学的发展，也不会去促进科学的发展。而由于它把人类的精力引向巫术和祀神，也就把人类精力的一大部分引离了科学。从这一方面说，批评原始宗教阻碍科学的发展，原始宗教不应当感到冤枉。而且由于原始宗教是从科学的错误中产生的，并把科学中的错误作为教条，因而当科学继续发展、克服自己错误的时候，必然与原始宗教的教条发生冲突。
人为宗教面对的主要是人类社会，它要解决的主要是人与人的社会矛盾。从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转变，不是宗教自身要转变，而是社会需要自身在转变。人类面对自然界，要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时候，必须解决人与人的矛盾，人为宗教也就应运而生了。
人为宗教解决人与人矛盾的方法，也是要依赖或借助神灵的力量。不论各民族、各时代人们对神灵的观念有多么不同，但人为宗教的神灵、至少是至上神，作为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存在，则没有区别。人为宗教要解决的是社会的问题，而且又要依赖或借助神灵，它也不会去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且和原始宗教一样，把人类的精力引离自然科学，因而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必然的。
但是同样正确的事实是，在宗教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科学也没有中止自己的发展。而我们今天的科学和技术，或者说高科技，正是前代科学的继续。在原始宗教时代，原始的人们也不是事事求神，至少是不能完全依赖神灵。他们也知道，要取得衣食，不能仅仅向神灵祈求，必须自己作出切实的努力。因而，原始的人类，不仅创造了原始宗教，也创造了原始时代的生产和生活的技术，发展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这类认识，不论今天看来多么幼稚、粗糙甚至充满错误，但这种认识以及由这种认识所得到的知识，属于科学的方面，而不属于宗教的方面，也是确凿无疑的。
二、宗教自身的需要与科学
人为宗教不仅由于社会的需要给自然科学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且由于它自身的需要去发展自然科学的某些方面。虽然它原则上把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效果都归因于神灵的意志，但是它也知道，在行动的始点和终点之间，必须有自己的努力。而且由于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加厚的人类文化积累，人为宗教就不得不对它的实践行为作出更加合理的说明。这些说明，不仅要依赖对社会的认识，也要借助和依赖对自然界的认识。要取得这种认识，就必须去发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依自己教义的不同，去发展科学的不同方面。古代信仰着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大多都优先发展了天文学，不仅因为农业是这些民族的主要生产部门，还由于他们的神灵大多与天相关。中国的道教对古代化学致力较多，那是由于他们要肉体成仙。
在人为宗教居社会意识统治地位的时代，人类也要解决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而且要求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界的矛盾。而此时的人类，虽然对世界的认识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说明社会和自然界。“相当的进步”使人为宗教排斥原始宗教的巫术，“不足以根本说明”使人为宗教也保留着一部分原始的巫术。排斥哪些、保留哪些，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巫术在人为宗教中受排斥和打击，是普遍现象。在西方中世纪，是基督教对巫师、特别是对女巫的迫害；在中国古代，是宫廷中不断发生的镇压巫蛊事件和国家对妖人、妖术的镇压，甚至形诸法律。这些迫害，其现实的和直接的原因是政治的、世俗权力的。其思想原因是科学方面的，是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巫术的无用。因此，从科学自身来说，可以说是新认识和旧认识的斗争。因为巫术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人类认识的错误。
人为宗教中所保存的巫术成分，是这些宗教和科学发展直接冲突的成分。虽然在原则上，人为宗教的目的不是获取超自然能力，但是由于传统和信教者层次的差别，使他们至今仍然不能彻底摆脱巫术的困扰。接受新的科学成果，继续净化自己，人为宗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项工作，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人为宗教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随着科学新成果的不断出现，还会不断发展出一些新的巫术。这是宗教和科学的长期矛盾之一。宗教不能不接受科学的新成果，但由于自身的利益，它又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科学的新成果，而一定要对科学的新成果加以改造，甚至把新的科学成果变成新的巫术。在新的巫术中，科学新成果的效能被加以夸大或歪曲。在这里，科学的发展迫使宗教改变自身，而宗教又把科学使劲地加以扭曲，纳入自己的轨道。这种情形，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或者说是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也无法避免。因为先进的科学成果，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发现，并且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所直接享用。就像人的身体在发育过程中会经过生物进化的一切阶段一样，人的意识，从小到大，也会经历人类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社会教育，会使人们在极短的时期内走过人类千万年里经历的思想道路；教育的缺陷，也会使某些人停留在过去的某一阶段，比如停留在原始巫术阶段，把最落后的东西当成未来的曙光。
古代国家把这些经常、不断产生的以巫术为基础的宗教行为或宗教团体称为妖术和“邪教”；所谓邪教，和当前世界性的所谓“新宗教运动”同一性质。在我们看来，所谓“新宗教”，科学的说法应当是“巫术性宗教”，或简称“巫教”。
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人的需要不断发展，认识也就不断发展。由于发展，原来是新的科学发现后来成了常识，而科学自身又需要向着新的领域进军。因此，发展、创新，是科学的生命。宗教教义则要求稳定，不断而迅速变化的教义得不到群众的信仰。因此，人类在科学活动中所获得的认识，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到了宗教那里，都要被固定下来，变成稳定少变的教条。科学认识中所发生的错误自不必说，科学认识中正确的部分，也要随时代的前进而成为过时的或错误的，并且可能与新的认识成果发生冲突。
太阳中心说出现之后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不是“宗教和科学”的冲突、或宗教对科学的迫害，而只是宗教（基督教）中以旧科学为基础的教条与新科学的冲突，是“教会”对新派科学家的迫害。而教会之所以迫害新派科学家，主要是由于新派科学家坚持新的科学主张。因此，那次冲突，归根到底，乃是新科学和旧科学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欧洲基督教会扮演了旧科学守护神的角色。
基督教会自荐作旧科学守护神的事件表明，宗教（不仅基督教，其它人为宗教也一样）也可以容纳科学。而在基督教会迫害新派科学家的时候，他们还给新的科学加上一个荆棘作的皇冠：伪科学，好像他们所维护的不是过时的科学，而是科学本身。
宗教由于自身的需要，必须去接纳某些科学成果；宗教由于本身的性质，它也必须把科学的结论当成教条，而这些教条，或早或迟不可避免地要和新科学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就当时而言要依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势而定，就长远而言则必然是新科学的胜利。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在欧洲；所谓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也主要发生在欧洲，发生在近代科学与基督教之间。这场冲突，以科学的胜利而告终，更准确地说，是以新科学的胜利而告终。在新科学产生之前，基督教就给科学保留着一块不大不小的领地，在教会的学校里讲授着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新科学未出现之前，就有一批教徒、甚至宗教职业者为着宗教的目的，即为着赞美上帝，而从事科学工作。哥白尼就是其中的一位，是一位神父。基督教不仅可以容忍他们的工作，而且是必须有他们的工作，或者说，他们的工作，是中世纪基督教会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中世纪基督教会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工作所得出的新成果。所以太阳中心说遭到排斥，伽利略等遭到迫害。
在新科学不断胜利进军的情况下，基督教仍然保留着他们容纳科学的传统，一些基督教信徒仍然把从事科学看作是赞美上帝的良好手段。他们一面从事着自然科学的研究，一面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甚至把宗教的虔诚用于科学的研究。然而他们的工作也和以前一样，必须在和基督教教义不相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允许甚至赞美。假如科学只能在宗教所划定的圈子内活动，科学也就难得有重大发展。这只是宗教对科学的有限容纳，说不上什么宗教对科学的促进。
哥白尼之后的新科学胜利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梵蒂冈大公会议宣布为他们迫害过的科学家平反昭雪。尽管这种昭雪在科学看来是来得太迟，然而它毕竟表明，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后，基督教终于容纳了哥白尼以来的新的科学成果。
分析历史上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可以看到，宗教，主要是人为宗教，所从事的科学工作，仅是科学中的一部分，仅是与该教教义有关的那一小部分。因此，与宗教发生冲突的，也只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科学。与宗教教义无关、因而也不与教义相冲突的领域，仍是科学得以比较自由发展的场所。作为人为宗教，它不追求对自然界的一切都作出解释，甚至可以根本不追求对自然界作出说明，而只把精力关注于社会问题。那么，宗教与科学也会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和平共处下去。当今的世界，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境。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与科学发展有关的社会因素不仅是宗教，甚至主要不是宗教。政治、经济、战争、法律，甚至文学、艺术，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科学发生某种关系，给科学以促进或阻碍。其中某些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和宗教与科学相比，往往要大得多。过高地估计宗教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合实际的。
对宗教和科学关系的特别关注，开始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对新派科学家的迫害。在那时及其以前，宗教是社会的统治意识，一切其它社会现象都要以宗教为参照来决定自身的价值；现在情况不同了，科学的社会地位升到了宗教之上，宗教的存在也要以它对科学的态度来决定自身的价值。现在我们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其立足点就在于此。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情况是令人高兴的。
三、在环境与道德问题上的宗教与科学
科学经过了血与火的磨难，以自己顽强的奋斗和超常的智慧，使自己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中最重要的现象。科学使人类具有巨大的智慧和力量，这智慧和力量使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生物，使人类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并且还企图向别的星球进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类对自己从科学中获得的智慧和力量感到无限的兴奋和鼓舞，因而对科学充满了赞美和感谢之情。人类甚至认为，科学，就等于正确。它不仅是全知的，而且是全能的，甚至还是至善、至美的。科学，代替了上帝和宗教。把科学说成宗教是错误的，但人类此时把以前崇拜上帝的感情许多移向了崇拜科学，把以前为上帝献身变为为科学献身，则是历史事实。
但是这样的时间似乎没过太久，人类就发现，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带给人类的，并不全是幸福。科学带给人类的能力，一大部分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甚至毁灭自己的能力；科学使人类极大地改变了自然，同时也使人类极大地破坏了自然，这种破坏开始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资源将会枯竭，人类的生存环境将会破坏。人类已经看到由于环境的破坏如何造成了许多物种的灭绝，因此担心，这种命运也将落到人类自己身上。于是，批评科学的声音逐渐多起来了。
当前对科学的批评主要出现在科学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人认为，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不能再发展了。如果说科学在以前的发展于人类主要是功，带给人类的主要是福，那么今后科学的发展将主要是祸。机器人将毁灭人类，发展应该有个极限等等，是这种声音中的最响亮者。有些批评在于道德、伦理方面，认为科学可以给人提供力量和智慧，但不能给人提供道德。在这样的批评中，宗教似乎又显示出自身特有的价值。不仅宗教自身，甚至宗教以外的人们中也有不少人认为，宗教可以给人类提供道德，而道德将给科学指明方向。这就是说，科学只能“拯救”人的肉体，只有宗教才能拯救人的灵魂；科学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恶，只有宗教才能给人以善。
人们在这里首先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又把技术和工程、工业中的不负责任行为说成是科学的罪过。生态环境的破坏，首先是由工业中的不负责任行为造成的，而认识到这种行为危害的，也是科学。科学在未认识到技术和工业的负面效应的时候，它或许应对环境的破坏负一定的责任，而在它已经认识到这种负面影响时，人们仍然要不计后果地发展工业，那就不是科学的责任，而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罪过。而且要消除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归根到底，要依赖科学自身，依赖科学自身对工业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依赖科学提供消除有害后果的方法。
人类的道德，从古到今不断发生着变化。在道德的演变中，科学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由科学而技术、而工业，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条件，也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在过去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在现在或许认为是道德的；反之亦然。如今自荐为道德之源和道德守护神的宗教的道德，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在当前的社会里，各个宗教教门对其他宗教教门的排斥态度已经缓和，宗教战争之类的事情可说是不会再重演了。过去被认为是不道德、并被严厉禁止的行为，如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旧的道德原则不断让位给新的道德原则，并且逐步为宗教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科学，给人类提供着新道德，正如它给人类提供新的生产、生活手段一样。
宗教让科学负责给人类提供物质文明，而由它来向人类提供精神文明。从历史的发展看问题，这是宗教自身的一种值得欢迎的进步，因为它不再谋求君临一切文化之上的地位。人类应该欢迎宗教的这种进步。宗教、更正确地说是宗教组织，也应该认真地为当前的社会履行这样的责任；为人类，也是为自己。
但这里要避免一种错觉：只有宗教才能为人类提供道德。因为没有宗教，人类照样有道德，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而当前宗教自甘在科学、在政治和法律等社会生活领域之外，专管道德，也仅是它从社会生活的顶巅跌落下来之后所作的一种自我调整，以使自己适应新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忘记，宗教在它处于社会生活顶巅的时候，曾经造成过怎样的道德堕落。
人们在主张科学管物质文明、宗教负责道德的时候，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把社会科学当作科学。假如人们认真而不是敷衍地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法学等等当作科学，那么，人们将会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将为人类的道德建设提供最可靠的、比宗教要可靠得多的指导。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宗教可以不必操心人类的物质生活，那么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将使宗教可以不必操心人类的精神生活。科学需要献身精神，但献身精神并非一定要借助宗教；人类需要道德，但道德并非只有宗教才可以提供；人的精神要有个归宿，但不必归宿于宗教。不信宗教者照样可以高尚，甚至可以比信教者更加高尚：他们的精神，也可以有所归宿和安宁。对于我们来说，精神的这种归宿是比信教更好的归宿。罗素在他的“哲学史”中，高度赞扬苏格拉底临刑时的从容和高尚，但是认为，假如他知道死后是个无，死后并不能和泰勒斯、荷马等人更好地讨论学问，他将更加伟大。
高科技为宗教提供了最新的传教手段，使传教者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耳提面命。高科技为一般社会生活提供的方便，同时也可以为宗教生活所使用。这是高科技给宗教带来的福音。适应高科技的发展，宗教也必然或迟或早会对自己的教义作出调整，各种宗教组织也或迟或早会为自己找到较好的社会位置。而在所有的社会位置中，依靠自己的组织力量，把促进人类向善作为神的意志，为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服务，无疑是最好的位置，是宗教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最好的归宿。我们看到，不少宗教组织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道德宗教”的提出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标志。在这里仅仅要避免的是，世俗的人们忽视自身创立道德的能力，而认为必须向宗教去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