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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不如善教，善教贵在善考。之所以目前各界对新课改争议与批评颇多，学术观点纷争激烈，其始终难解的“死结”，是如何对教育质量和学业进行评价。而对教育质量和学业进行评价问题，不单纯是教育或课改问题，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上来审视和把握。
首先，对教育的关注和争论具有国际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全球教育改革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所以把教育改革作为核心加以推进，是因为21世纪是信息化和国际化高度发展的知识社会，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教育质量所支配的时代，特别是基础教育作为核心竞争能力的基石作用更加凸显。面对物质生产的高速发展，精神生产相对薄弱的问题，解决现代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生态危机、知识压迫危机，努力培养适应未来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重大命题和首要选择。
其次，社会转型时期教育面临重新定位问题。目前中国转型中的教育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也是教育问题的突发期。素质教育、课程改革、考试评价改革，正是在急剧变革时代的混乱和迷惘中出发。人们之所以对课改有诸多的困惑、担心、争议，本质上还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教育定位缺失的体现。其实，素质教育也好，考试制度也好，课程改革也罢，大凡教育制度的改革永远是和政治体制、制度文明相依存的，而且每一步都是一种体现政治智慧的行动。
第三，如何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价是教育本源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沸沸扬扬的教育评价与考试改革，使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混乱和迷惘愈加严重，与其说这是一时性的，不如说是本源性、历史性的现象。因为社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会出现和形成什么样的质量观、评价标准，然后通过考试来挑选、检测、分流、反馈。我国目前部分学生家长、教师，甚至教育行政官员担心在新课程中成长的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得不好，基本功不扎实，“教育质量”下降。证据是什么？评价标准是什么？焦点还是质量的内涵——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其背后的实质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其基本功能是否实现了？以往支撑我们考试制度的两股推进力——“民族国家的统整”和“工业社会的建设”，面临新的转换，以大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市场为中心的工业社会，正在急速地转型为以信息、知识、文化和服务占据市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这种变化从根基上撼动了作为现代公共教育而标准化了的考试制度。
第四，如何衡量学生的质量和学业？所谓“学业”，一般是指学习的质量及成效，有的国家称为“学习成就”。它不单指文化考试分数，也不单是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应该是包括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素质的综合发展状况。新课标提出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考察学生学习状况的三个基本维度。但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科学的、高信度和高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也是素质教育出现波折，应试教育出现反弹，课程改革局部出现“空洞化”的根源所在。因为，任何一项变革，都涉及到观念、理论、制度、行为多个层面，热于理念，疏于制度，怠于操作，理论迟迟不能转化为实践行为，容易造成混乱和迷惘。
教育评价是教育政策的核心，也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的标志。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和反思教育评价问题。如日本发现的“真问题”是学生学习愿望的降低。IEA 1995年和1999年的调查中，日本学生的数学成绩排在了世界第三、第五位，但同时日本中学生讨厌数学的比例位居世界第二，讨厌理科(科学)的学生人数比任何国家都多。从人类发展趋势和教育的基本功能出发，根据联合国有关文件，要求学业评价应突出五个方面：一是学生学习生活的幸福感是否提高了；二是是否学到了相应的科学态度、方法、思维；三是是否学会了与人沟通、交流及自我调适；四是是否学到了进一步学习、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五是学生潜能是否得到较好的发展。当前最具建设性的路径是加快技术接轨，重中之重是在考试技术上突破，如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首先解决好评价的标准、评价的内容、收集评价信息、评价结果的分析、解释、呈现和评价结果的使用——行动计划、评价结果使用的效果及分析、评价负效果的消除、评价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重视研究和借鉴美国SAT考试、英国A-level考试、德国招收“优秀头脑”的三结合考试技术。着重解决考什么、怎么考的问题，改变“分数优先—志愿优先—分数优先”的分数决定模式，用毕业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作为基本框架，根据全国各地、各招生学校实际，考察学生的领导才能、外语水平、社区服务经验、综合实践和专长等。各地在教改实践中也有一定的尝试。如海淀区小学学科学业评价就是按照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学习水平和综合评价六个维度进行的，不是只考察学科知识掌握程度。初中学业水平进行全面衡量，并启动了综合素质评价。毕业成绩由“统一考试成绩”和“平时学业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统一考试成绩占60％的分值。平时学业成绩包括三部分内容：平时成绩占10％、综合实践活动占20％、学习态度占10％。学业成绩最终以等级形式呈现，分为优、良、及格、不及格。综合素质评价内容突出了基础性、科学性、针对性，划分了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分为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6个维度；二级指标细化为20个评价要素，如“学习能力”细化为“学习兴趣、学习方法、探究能力”；三级指标分列了60个关键表现，其内容涵盖了初中生基础性发展目标的各个重要方面。综合素质评价C等以上、学业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但遇到的问题和阻力也很大，当我们试图通过改变考试科目设置和调整命题方式来检测学生能力和水平时，教学活动就可能采取了与初衷相违背的对策，当我们试图在考试成绩之外，提出对学生思想品德和参加社会实践的鉴定要求时，不高的社会诚信度就会对评价的公平产生严重干扰。
第五，必须把分数看透。从1977年至今，高考几乎一直在改革。而且会永远改下去，但笔者认为高考不会取消。因为高考承担着太多的社会使命，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紧密挂钩，是整个社会发展动力调节器和个人命运的杠杆。但令人迷惑的是，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年报考人数最终达到570万！录取人数是27.297万人，考试录取比例只有29∶1。28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提高到了到2∶1，高等教育已趋大众化，为什么学业、考试还是拼死拼活？40年前，毛泽东主席指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要把分数看透了，要大胆主动地学！”今天的课改也是如此，为什么难以推进，实施不力？一言以蔽之：没有首先改革考试与评价这个永恒的轴心问题。中国的评价与考试改革，已经到了制度文化建设阶段了，这更需要决策者的政治智慧。
第六，课改会不会使学业下降？当前的课改是为了让学生更主动地学，老师更科学地教，让学生全面、和谐发展，是提高学业的根本之举，怎么会使学业下降呢？反之课改实施不到位，才可能真正影响学习质量。如果把“学业”单纯理解为知识掌握程度，按照应试思维审视问题，让孩子们奋战在“题海”中，多侧重技术性训练，培养的是应试能力，使学生变成做题机器，在机械性的“重复”劳动中泯灭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学习兴趣，那将是教育的最大问题和最大失误。我国东南大学曾经开展过一项实验，大学新生从入校时候起，学校就制定若干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多数是分数之外的，按A、B、C类进行滚动竞争，辅之以丰厚的奖学金予以奖励。几年下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从C类升至B类，乃至A类的多为来自城里的高考分数不高的同学，而从A类、B类降至C类的多为来自农村、高考分数较高的同学。不少高校专家说，考分高低说明不了多大问题，素质全面、眼界开阔的学生后劲更足。
第七，如何进行建设性的讨论？教育改革迅速发展期，也正是教育问题突发期。在迅速发展的如火如荼的课程改革中，各种争论、质疑、批评还会更多，好在是目前课改精神已成为实验区教育内部的主流价值观。面对争议，我们始终把握好三点就不会迷失方向：一要把握好教育的功能。21世纪的世界日益形成超越国境的、巨型的经济联合体。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实施“规制松绑”和“地方分权化”，国家在教育体制方面的中央集权控制倾向正在减弱，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本源性问题使全社会都在反思：教育是什么？学校干什么？知识有何用？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感到绝望、对教师感到不可信赖，以逃学、欺凌、暴力事件为象征的学校危机现象急速扩大，工厂式教育和标准件式考试与人的个性的矛盾及其背后潜藏着的矛盾一举喷涌而出。新课程改革正是应对这些挑战而立命。二要把握好评价的精神。考试与评价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应该使学生更爱学习、更有活力、全面发展。焦点还是“尺子”问题，量什么，用什么标准衡量，实质是质量的内涵，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通过相应的考试选拔方式引导强化这种教育。考试本身永远没有错误，关键是考什么和怎么考？三要把握问题的实质。随着实践的深入，课改面对的矛盾和任务更加复杂和艰巨。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操作与机制之间的裂痕，现实功利、生存竞争、大众文化对素质教育的冲击将使问题丛生。但其社会根源只有一个——激烈的生存就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因为在开放性的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地位主要由通过教育取得的人力资本决定。特别是社会地位初次配置中，教育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教育的多重价值中，配置人的社会地位是其最显著的价值。因为现实的制度设计要求通过考试才能获得更高更好的教育，“教育支配社会地位”就可能异变为“考试支配社会地位”。这正是评价改革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这一考验将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和价值取向。
第八，“以斯道觉斯民”。真理是一个过程。任何变革取得成功的关键都是要有一种思维方式，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政治智慧。新课改转变观念是前提，优化教育教学过程是核心，建立新的评价制度是关键，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根本。但最大的瓶颈问题仍是绕不过的评价机制。高考并不是最科学的评价，却是当前最为人们认可的评价。高考升学率始终是挂在家长心中的一把尺，是悬在教育者头上的一把剑，能不能以及如何在课改的框架内有效地应对高考？望子成龙、乃至逼子成龙的观念，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相当一部分家长心目中，上了大学才是成“龙”，升学成了许多家庭最为迫切的利益，他们更相信“应试教育才能改变命运”。能不能以及如何把课改所追求的长远利益与家庭追求的当前利益高度一致起来？实施课程改革，要坚持用思想引导实践，用案例推动实践，用评价促进实践，用制度保障实践。必须从改革评价与考试制度着手，必须突破“应试升学”的束缚，通过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既重视科学、合理的考试对学生学习状况检测、诊断、反馈和激励的作用，又要防止过多过繁的考试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既要理解家庭、社会对应试升学的复杂心态，又要坚决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积极探索建立科学、多元、公正的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正确的成才观，正确处理好学习与评价的关系、全面育人与应试升学的关系。防止和杜绝以分数或升学率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形成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正确导向和工作机制、监控机制。教育部门、学校不能迁就落后的社会心理，而必须站在超越应试功利的高度，站在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保持清醒、理智、务实、坚定的态度，遵循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始终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始终坚持教育的主导价值。把课改的理念转变为具体生动的教育实践，体现其巨大的优势和魅力。
教育者，国之大事，死生攸关，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考试文化源远流长，考试与评价改革从来都是与国家政治制度、文明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检验课改中的学业状况，关键是如何理解质量的内涵，如何进行科学评价，需要“以斯道觉斯民”，着重综合素质和综合评价，回归教育评价之大根本，解放教育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