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概述邓小平同志从6 个方面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邓小平关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作了多视角的考察；论述了邓小平将马列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特点，其理论结晶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章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继承、发展了毛泽东“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并阐明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它包括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两个方面的大胆探索，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邓小平做出了最重大贡献。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开宗明义，第一篇文章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就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邓小平这段话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国的具体实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三个概念，并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一个是武器，一个是运用武器的舞台，一个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可以说，整个第三卷都是围绕这段话的主题所做的一篇大文章、一本专著。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人们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用不着在此再背诵一遍。但是，这些人所共知的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在60—70年代的中国，却被严重地扭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恢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而斗争。邓小平多次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2〕他极力坚持并加以发展的主要有下述6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力高速发展、经济高度发达和国家繁荣富强，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甚至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二是社会主义意味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共同贫困也同样不是社会主义〔4〕。三是社会主义意味着高度健全的人民民主和法制， 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5〕。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四是社会主义意味着两个文明一起上，精神文明是方向和保障；“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6〕。五是社会主义意味着开放、发展和充满活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不完全的〔7〕。 六是社会主义意味着要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8〕
邓小平所坚持并发展了的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尤其第1、2条，是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目的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概括。他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这一观点突破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即认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从而更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认识，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主要基石〔10〕。
其次，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
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是什么？邓小平从总体上作了回答：“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1〕。经过30年的发展，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具体情况如何？《邓小平文选》作了系统全面的观察和分析。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考察：1990年，邓小平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联想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语重心长地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2〕他不只是指中国近代史，也包括中国古代史，可以从中吸取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他不仅肯定了中国古老文化的灿烂辉煌，而且指出它的惰性。他说：从明朝中叶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闭关自守， 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到了近代，国民党在大陆搞资本主义20多年，不成功，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很深，缺乏执法守法的传统〔13〕。
从自然资源、人文条件考察：中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多样性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称得上是大国。这是人人乐道也是邓小平多次谈到的我国的优势。但他还清醒地看到：中国地大实际上是山多、耕地面积少；人口10亿多、人均资源少；80%的人口住在农村，表明社会生活现代化的程度低。“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14〕很多数字表明，由于人口因素的影响，我国在资源上并不存在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利的。还有，中国农村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不仅大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典型的农业大国；人口密度高，分布又不均衡，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
从经济、科技、文化的水平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工农业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中国的底子太薄、基础很差，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文化大革命”期间，动乱造成了严重破坏，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尤其困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仍只250美元，是世界上很贫穷的不发达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科技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到70年代末，总体上比先进国家落后了20—30年。教育、文化、社会科学也落后。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低，还有不少人是文盲、半文盲；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比印度还低。邓小平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提到上述情况，并且意味深长地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还不够格〔15〕；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16〕。邓的“大”、“小”之辨是颇有道理的。拿国民生产总值来说：1981年，中国已占到世界第8位，至今居于前列， 也算得上是大国；但按人口平均算，1981年，中国却排在世界的第150 位之后了〔17〕，确实又算是“小”国。这就说明，中国要由“小”国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国，使社会主义超过资本主义，还有相当长的奋斗路程。
从社会关系、经济制度、政治体制考察：到70年代末，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20多年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很大，公有制经济占整个经济的绝大多数。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决策效率高的优势。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但是，由于照搬别国模式，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建设中长期没有安排好比例关系、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具体政治制度中当时也存在不少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甚至助长了不正之风。在充分肯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这些弊端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激烈抨击。他认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8〕另外，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存在敌对分子和丑恶现象，值得警惕。
从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现状考察：邓小平充分肯定，新中国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永远是我们的立足点。但是，由于人家封锁我们，我们自己也闭关自守了20多年，使我国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我们长期没有把国际市场的竞争放到议事日程上，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1979年大陆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中国社会闭塞、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这种封闭隔绝的状态必须改变。
从统一祖国的角度考察：中国还有香港、澳门、台湾等地没有回归祖国。港、澳问题是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造成的。香港问题涉及到中、英、港三方面，台湾问题涉及到海峡两岸及美国方面。港、澳回归祖国关系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尊严，台湾和大陆统一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
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考察：80年代初，邓小平分析，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两家都有毁灭对手的能力，但都没有完成全球战略部署，谁都不敢先动手。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主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也不想打。因此在较长时间内可能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后来他指出，旧格局正在改变，新格局正在形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平问题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为严重。我们面临着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发展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印等国不发展起来，亚洲太平洋世纪就不会到来。从两极到多极，中国也算一极。现在世界要做两件事，就是建立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的上述看法，都是非常实际、辩证的，说了实话、真话。既分析了我国的优势、有利因素，也看到了劣势、不利因素；既肯定了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指出了所犯错误和所得的教训；更为可贵的是承认了中国目前的落后，但又不自卑。他既作了纵向比较，又作了横向对比，在一系列情况的判断上一反过去的那种公式化作风，打破了妄自尊大、盲目乐观、套话空话连篇的形式主义，表现了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求实务实精神。
再次，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早在5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这一句话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中国怎样才能较快地做到这些呢？“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19〕。
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也叫中国的国情。中国要走什么路子，要摸清国情〔20〕。邓小平对各方面的分析表明，他对“文革”结束后的国情是摸得很清楚的。他认为，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2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拨乱反正，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个根本点全力纠正党的指导思想。首先恢复和完善了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已载入党章之中。按照这条思想路线，邓既反对保守僵化观念，又反对自由化思潮，勇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他坚持判断党的政策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即生产力标准。他明确声明：“我是实事求是派。”〔22〕所以，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务实精神是他的工作和思想作风的最大特色。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路线、政策之所以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它们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根据中国实际制订出来的切合中国国情并且经过10多年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应该是很发达富强的。但中国的经济、科技等都落后，社会发展水平很低，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大规模地全面地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就有了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就有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由于20年来没有抓住机遇，而世界提供的发展机遇是不多的，国际竞争是那么激烈，所以发展慢了还不行，必须尽可能加快发展，以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应该共同富裕，由于中国国家大、人口太多、基础差，发展很不平衡，还不可能一个子都富起来，需要允许一部分人和一些地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后富，然后才能共同富裕。由于这么个大国又太穷，与发达国家差距太大、起点低，所以发展目标还不能定得太高，必须分步骤往前赶，于是就部署了翻两番和温饱、小康、现代化三步曲。下世纪中叶力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我们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
社会主义应该是生气勃勃有活力的。由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缺乏活力，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于是就有了对内搞活方针的提出；由于20多年的封闭是导致落后的一个原因，而国际形势的缓和又提供了良好机遇，我们既要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优势又要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于是就有了对外开放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制订。搞活、开放都是改革，是富国强国之路。由于发展不平衡，农村更落后贫穷，8 亿农民能不能解决温饱问题是稳定、发展的关键，所以改革就先在农村实验，然后扩展到城市，开辟了经济特区，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由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并行。
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文明、民主的，而民主又离不开健全的法制。由于中国有漫长的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和人们文化素质低、民主程度不高、法制不健全的现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也出现了，需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设，于是就有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的提出及各项具体措施的采用。社会主义离不开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的国内环境。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正处于发展之中，国内外还有企图破坏或扼杀它的势力，还存在危害着它的倾向，因此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我国的稳定和安全。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它与改革开放构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基本点。
统一祖国有两种方式，“怎样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23〕。既要坚持大陆的社会主义，又要保持港、台的繁荣和稳定；对台湾，谁也不吃掉谁。于是就有了和平统一方案“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制订和实施；考虑到大陆的现代化进程所需时间，就有“50年不变”的构想。当然，也绝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的方式。
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展开的论证，以及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性思考，就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这一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文选》也就表现出就中国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论证的务实特色。
最后，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具体实际，哪一国的国情都不可能和另一国的完全一致，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由我们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际所决定，要求在中国实行适合自己的最能迅速地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和政策。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这一运用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在理论上的表现或我们党的认识成果，就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想，邓小平“中国特色”观的内涵，应作如是理解。
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运用马列主义，依靠党的集体智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相当长，这条基本路线至少要管一百年，直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那么，至少在这一百年内和在中国范围内，凡是我们党依据中国实际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做的创造性贡献，不论别国的党曾经做过或没有做过、做成功或没有做成功的事情，而由我们党在中国做成功了，包括社会制度的建设与改革，政治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及其成就，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培养，党所实行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的理论原则、观点的形成，都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范畴之内。我想，邓小平“中国特色”观的外延，应作如是理解。
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领导我们开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党找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上，学的是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模式的一些弊端，不满意，想改革。“人民公社”体制、“五·七”学校蓝图，都是他对苏联模式努力改革的新构想，但他陷入了脱离中国实际的“越大越公越优越”的空想，犯了错误，没有成功。对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也进行了大胆探索。“大跃进”运动是一种错误的尝试，失败了；后来又犯过一些错误，比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想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把经济搞上去，但没有达到目的。当然，毛泽东领导我们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成果，制订出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并提炼出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原则，比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两条腿走路”等等。但总体上看来，毛泽东“中国式道路”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缺陷：首先，它侧重于“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强调的是手段、方式的探索，其方式又主要是“运动”。其次，他不重视对目标模式的改革，似乎世界上存在某个完美无缺的现成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只要我们按中国的情况找到一条道路努力向它奔去就能成功。
邓不平概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承了毛泽东探索的成果，也总结了他犯错误的教训，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1980年，邓小平就说过：“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4〕。后来，他又多次从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侧面总结“最重要的”经验教训〔25〕。所以，应该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包括两个侧面的整体概念，即不仅仅是一个道路问题，也有目标问题。它既重视手段，又看重目的；既坚持了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目标，又突出了社会主义目标在中国当前条件下的现实品格及必经道路、运行方式；既强调实践过程的探索，又注意了对目标模式的改革。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前面已经论述。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他在方法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表现在他一反过去的做法，不搞运动、不搞强迫、不搞争论，而是提倡看准了就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也允许看；成功的就推广，错误的就纠正，以实践为依归。这些都属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改革，更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这种改革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目标模式的阶段性。根据社会发展分析阶段的规律，社会主义也有它自身的阶段性。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模式，不能只以某一个所谓“最终”目标来作模式，似乎不符合“最终”目标模式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比如说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由多层次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这也是社会主义；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个具体阶段上还有不同的奋斗目标，“翻一番”、“翻两番”、“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其实，社会没有“最终”阶段，哪来“最终”目标模式？二是目标模式的地域性。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因而各国就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党强调，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情况的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建设各个阶段的目标也都是依中国情况而定的，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至于别的国家，主要是生产力十分发达的国家，当然就不一定或不必要经过这么一个初级阶段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阶段什么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由那些国家本国的人民去选择和认定的，我们也不可能去套它一个什么模式。甚至在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大国内的各个地区也有不同的条件和情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的表现形式也应该允许有差别，不能强求一致。关于这一点，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有一段后来被当作“白猫黑猫论”的“修正主义”观点受到多次批判的著名的话，现在读来仍然令人深思：“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从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从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还有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有的应该搞运动，比如土改运动，但是也有个阶段的不同和方法不同啊”〔26〕。他这段话，讲生产关系的调整，不同地区的不同形式，实质就涉及到社会主义模式的地域性。联系到当时我国的经济困难和对“包产到户”的支持，也就涉及到社会主义目标的阶段性。还谈了搞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运动”不是万应灵丹。到了30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三个有利于”；“特区姓‘社’不姓‘资’”，“三资”企业“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7〕。这里明显地对社会主义原有目标模式做了修改，并从理论上阐明了这种修改的原则，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
当然，强调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阶段性和地域性，也就是它的具体性，并不否认它的普遍性。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只有在事实上适合于各个国家的各个时期，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人民才能更快地共同富裕起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即普遍性，才能更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来。
总之，邓小平概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大飞跃。这一概念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它是过程和结果、道路和目标、手段和目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走的道路、运行方式、实践过程和所取得的物质成就、精神成果，及所建构的新型社会关系、经济、政治制度等等，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应该这样全面地把握它。
注释：
〔1〕〔2〕〔3〕〔4〕〔6〕〔7〕〔9〕〔11〕〔12〕〔15〕〔16〕〔22〕〔25〕〔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16、233、64 、64、155、229、144、370、373、252、358、225、94、209、116、223、372—373页。
〔5〕〔8〕〔14〕〔18〕〔20〕〔21〕〔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9、173、164、333、356、114、312页。
〔10〕参阅《党的文献》1994年第1、2 期和《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有关文章。
〔13〕〔2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77、51、135、57页。
〔17〕《当代中国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19〕〔2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9、323—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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