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支出效果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效果论文,理论论文,农村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一系列直接、有力、有效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但是，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相比，农民增收数量仍然有限，质量仍然不高。因此，中国依然要在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改善农民的消费结构。随着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增强，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努力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农村公共产品支出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一般均衡过程
从宏观上看，尽管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预期不断调整，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内生增长理论仍然较为一致地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提高和降低效率两方面的作用，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而从微观上观察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生产的一般均衡问题，可以发现公共产品生产对私人产品生产则具有明显的影响。
为了简化分析，假定只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个相关产品的消费市场，私人产品用X表示，公共产品用Y表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有相互替代和相互补充两种关系。
图1（a）公共产品Y市场
图1（b）私人产品X市场
图2（a）公共产品Y市场
图2（b）私人产品X市场
（二）公共产品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现在再来分析在这个存在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市场中，最优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产量（供给量或消费量）应该是多少，也即公共产品帕累托最优条件问题。为了简化分析，在上面的均衡模型中，再假设只有两个消费者A和B的简单经济。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他所消费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数量，消费者A和B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图3（a）农民私人产品消费效用最大化条件
图3（b）农村公共产品消费效用最大化条件
假设X为私人产品总量，
，Y为公共产品总量。由于公共产品消费中的非排他性，每个人所消费的公共产品量就等于公共产品总量。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隐函数为：
（7）式左边的两项分别是A、B 两个消费者所消费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右边一项为表示社会生产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7）式也可以简化为：
也就是说，消费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对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边际替代率的加总，等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很容易推导，两个消费者、两种产品的模型也可推广至多个消费者和多种产品，结论是相同的。
这样，可以概括出存在公共产品的市场中，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生产或消费的帕累托条件有三条：① 与生产私人产品的经济相同，私人产品中的任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② 也与生产私人产品的经济相同，在生产所有产品的生产要素中，任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相等；③ 在存在公共产品的情况下，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它们之间的边际转换率。
（三）公共产品消费的“林达尔价格”决定
考虑到在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状况下，所有消费者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产品，但公共产品在各个消费者之间的成本分担所具有的差异，林达尔（Erik Lindahl）给出了其独特的方案，如图4所示，在图示中的均衡状态下， 人人都愿意为他所消费的人格化公共产品支付人格化价格（税收价格），因此，这种均衡价格又被称为“林达尔价格”。
图4（a）公共产品成本变化对消费组合的影响
图4（b）林达尔价格决定示意图
为简化分析，在图4（a）中，林达尔假定私人产品的价格为1，曲线B为消费者的等差异曲线，则此时预算约束线P 的斜率变化就能够反映出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的变化。在预算约束P[,1]的情况下，某消费者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较高， 此时其消费公共产品的数量为X[*]、私人产品数量为X[′]。 当消费者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较小时，预算约束线P向外推到P[,2]的位置，此时其消费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数量将更多。也就是说，图4（a）反映了分担公共产品成本更多的消费者可以消费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一本质。在图4（b）所示A、B两个消费者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分配中，A所支付的税收比重为h，B所支付的税收比重为（1－h）， 在林达尔均衡点上，消费者A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公共产品的价格h[*]，消费者B的边际替代率为1－h[*]，显然，
，满足有公共产品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四）对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存在帕累托最优的质疑
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1977）认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存在三个基本问题：①显示问题。对于私人产品，居民们在购买产品过程中显示出他们的偏好；但对于公共产品，则必须用某种其他方式来得出这个偏好。②社会选择问题。阿罗（Arrow）证明，一般来讲， 不存在一个社会选择机制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即非专制性、可传递性、不相关选择的独立性和帕累托最优性。③公共产品的管理。居民为选择合适的公共管理者而需要获取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林达尔均衡是建立在人们都能正确地显示他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如果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双方不能正确地显示偏好，则林达尔均衡便会成为一个假均衡。由于公共产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个人无论付费与否，他能得到的公共产品总量是相同的，这就形成了个人不愿意真实显示其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的原因。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分到“高岸田”的农户更愿意集资维护电排灌站，而靠近乡级公路旁的农户却不愿意集资兴修村级干道。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村委会直选给农民选择公共产品管理者提供了某些便利，但是，在取消“乡统筹”之后，对诸如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的生产，村级财务缺乏支持能力，而对县及以上财政的转移支付，农户基本上没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条件，难以通过林达尔方案所取得。
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39）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的研究一致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纳什均衡解。因而，与私人部门相比，在公共部门中有相当比例的国民收入没有实现最优配置是很正常的，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支持他们的观点。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理论，对于解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及由此引起的地区之间不均衡现象，一直具有政策支持基础。但是，在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Charles Mills Tiebout）挑战了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理论，他在美国《政治经济学刊》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在文章的最后他指出：“地方政府代表了一个在公共产品的配置上（作为对居民偏好的反映），不逊色于私人部门的部门。”在后来的50多年里，该文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一篇引用率极高的文章。
蒂布特（Tiebout,1956）认为：“尽管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分析对联邦（中央）支出是适用的，但并不适用于地方支出。”也就是说，至少对那些由地方供给的公共产品而言，如果居民能够在社区之间移动，那么，偏好显示、社会选择和公共产品管理这三个问题，都是能够有效解决的。社区间的竞争类似于厂商间为了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对于地方公共产品而言，决定有效率水平的机制可以不是通过投票选举，而是社区间居民以迁移的方式“用脚投票”。蒂布特为其模型给出了七个严格的前提假设，在这些近似苛刻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如同私人领域经济的一般均衡解一样，如果偏好和资源禀赋既定，（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一般均衡解）就是最优的，而且可解”。由于他只是从理论上做出了推理和论证，并没有经验的检验，因此，在随后的近50年里，包括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197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1983）和朱迪斯·罗伯特（Judith Roberts,1987）等在内，大量的文献致力于评价蒂布特观点的正确性、蒂布特模型的一般化，并试图确定其理论上的限制和对它进行经验检验。与斯蒂格利茨（1977）相同，多数评论文章认为，只有在非常特殊和不合理的假设下，居民在社区间的选择过程才导致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蒂布特模型的条件过于严格，缺乏现实性。蒂布特自己对这一模型的有效性仍然有所保留，但他在“政策含义”的最后一段话中，却给出了一个令人费解却又充满想象力的预言：“最后，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一支出模式。对一个动态的大城市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但对农村和郊区而言，这种考虑或许会更适合一些。”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们几乎没有人就蒂布特对其模型“更适合于”“农村和郊区”的这一政策含义做过评价。事实上，在今天中国的农村社会，只要稍微放松假设条件，蒂布特模型就可以得到扩展，用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消费结构问题。中国农村各地“税率”不同的“统筹费”，本质上就是一个“地方公共支出”问题。人们可以将具有不同“统筹费率”的各地农村，视为数量庞大而独立的社区。根据蒂布特模型的解释，中国农村“地方公共支出”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即在于未能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致使农村居民在“社区”间的配置是无效率的。中国每年多达1亿以上的农民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家眷及2000多万农民工学龄期子弟，以超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规模在城镇与乡村间的“大迁移”，正是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用脚投票”。
（五）国内有关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简要回顾
国内学者们主要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公共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得出一些富有价值的结论。最具典型意义的研究包括樊纲、王小鲁（2004）对简单消费函数C＝A＋αY进行了扩展讨论， 其结论包括：城市化是所有非收入因素中对公共消费贡献最大的首要条件，城乡区域间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交通运输条件及通讯设施条件，对促进公共产品消费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高梦滔、姚洋（2004）基于博弈论框架的理论模型，主要采用Grossman的一个新古典模型框架，认为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水平决定于家庭联合效用函数在收入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水平。黄季焜、李宁辉（2004）建立了一个CAPSiM模型（即中国农业政策分析和模拟模型），选用了人均实际收入和农作物科研投入、灌溉投入及水土流失、盐碱化土地面积等变量，他们的结论警告：以放弃对农田基本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而取得的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和品种多样化是得不偿失的。朱晶（2003）采用一个双对数C－D生产函数模型，估计了农业科研中私人物质投入与公共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作用，从而得出加强农业科研、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可以在产量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有效地减少必要的物质要素投入来影响农民的生产投入及收入、支出结构的结论。李燕凌（2004）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评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模型（Configuration-Level Mode），选择食品、居住、衣着、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卫生保健、家庭设施及服务、交通运输及通信等支出变量，用《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至200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认为：政府在农村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但为了维持一定水平的公共产品生产，通过收取“乡（镇）统筹费”手段，使农民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混合供给”的主体之一，造成了一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虚增”，并对农村私人产品投资和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此外，马国贤（2001），刘保平、秦国民（2003），陈杰、刘彦朝、姚裕萍（2003），宋洪远（2004）等从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式的角度研究了农村公共支出问题，他们的结论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种压力型供给，农民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被排除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之外，因此，以追求官员“政绩”为价值目标、忽视农民实际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漏出”现象十分严重。黄佩华、迪帕克（2003）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问题，认为县乡政府承担了过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应当加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陈锡文、韩俊、赵阳（2005）的研究认为，现实的农村公共支出一方面受公共资源十分紧缺的影响，另一方面县乡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又十分粗放，因此，虽然农村公共支出日益增大，但始终难以达到公共支出的预期效果。这些研究强调政府公共支出的宏观效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其改进进行了规范性研究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意见。但是，更深入地对农村公共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公共支出对农民私人消费支出的影响，或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对农村公共支出效果的评价等的研究文献则较少。后者恰恰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合理划分事权、改进财政分权体制、提高农村公共支出效率的基础性研究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模型及实证分析
国外对评估公共支出函数的变量进行实证性研究的，主要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掀起了一阵所谓的“决定因素研究”的热潮，即究竟有哪些公共支出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以事实为根据进行的跨地区研究，力求解释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城市之间、社区之间以及其他管辖区之间公共支出水平的变化对居民消费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同时，也进行了几项时间序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布朗——杰克逊（C.V.Brown ＆ P.M.Jackson,1954）估计以下常用简化方程中参数的方法：
（8）式中，E是居民的消费绝对总支出或为某一研究目的服务所特定的人均消费支出或总支出，I是该管辖区的人均收入，A为人均补贴，X 是政府公共支出向量，例如教育、卫生、文化公共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以下简称“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基础设施投资等。运用该模型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在选择X时，用这种简化函数估计的参数来解释公共支出政策，其假设是所有地方政府都采用一样的生产函数。根据布朗和杰克逊的观点，居民的消费规模和结构受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并与生产性补贴有关，生产补贴多会引致居民的消费规模和结构的扩张。对居民的消费规模和结构的这两个影响因素人们已经形成共识。而对模型中代表其他影响因素的X变量的选取，则正是“布朗——杰克逊”模型所要解决的“决定因素”问题。
本项目实证研究的基本模型构建中，被解释变量E选取了东部、 中部和西部各省（市、区）① 农村居民特定的户均消费支出。本项目所选的公共支出解释变量，除了人均收入（控制农民收入对消费支出影响内生化的变量）I、人均补贴（控制各种农业政策性补贴对消费支出影响内生化的变量）A之外，还包括不同区域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特定公共服务方面的总支出。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后，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政府公共政策、公共支出的明显差异，选取了人均收入、人均补贴、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四项主要指标为解释变量，并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分组，设置了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表示该管辖区内农村居民各种消费的规模，笔者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上所能查取的统计指标中，可选出多达十余个受公共产品供给变化影响的变量。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后，笔者最终选取了户均储蓄、教育消费、卫生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及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5种指标作被解释变量。 这样得到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这个模型是布朗——杰克逊模型的一个扩展式（称之为B—J Model），它将大大提高模型的解释程度。
本项目实证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选取全国31个省（市、区）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到2003年期间的数据，运用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分别做了1994年和2003年的截面数据分析及1994～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在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即（9）式中，E[,i]为特定的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i＝1，2，3，4，5，分别表示农民户均家庭储蓄、教育消费、卫生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及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5 种特定的居民消费支出，并分别建立5个线性回归方程Ⅰ、Ⅱ、Ⅲ、Ⅳ、Ⅴ。agr表示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水平的地区虚拟变量，cci为农业基本建设财政支出水平的地区虚拟变量，k为地区虚拟变量的下标，其取值为0、1、2，例如，当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取0时，中部、西部地区取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数据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α[,0]、α[,1]、α[,2]、ψ[,ki]、λ[,ki]为待估参数，u[,ki]为扰动项。运用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分别对不同时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政府的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财政支出等特定公共支出建模并进行参数估计，即可得出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表1 1994年农村公共服务支出B—J Model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2 2003年农村公共服务支出B—J Model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3 1994～2003年农村公共服务支出B—J Model估计结果
三、简单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各个方程都通过了F检验， 说明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对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具有较好的解释效果。从表1、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中， 并可得出一些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本文仅简单说明如下：
第一，总体上看，公共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比较明显，而在中部、西部地区不显著。从1994年截面分析资料来看，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对东部地区农民的家庭储蓄、教育消费、卫生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及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都有显著影响，影响最大的是教育消费；但对中部、西部地区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明显偏弱，只对教育消费及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有一定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对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储蓄产生负影响，笔者的分析是，这与中部、西部地区农业生产边际效率偏低是一致的，换言之，农业生产越多，农民亏损越大，家庭储蓄则减少。这种状况到2003年反映得更为明显，也印证了近年来中国粮食价格持续走低的事实。2003年截面分析资料反映，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对中部、西部农民卫生消费支出具有一定影响，这与当年中国流行“非典”，政府加大对中部、西部地区卫生事业费财政支出有关， 从1994～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看，这种影响只是一种年度意义上的“偶然”现象。
第二，从总体上看，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与不同地区农民教育消费支出有较好的相关关系。但是，相比之下，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呈现良性发展之势，2003年的影响程度大于1994年，而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这就给人们以一个政策启示：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开发战略下，政府应当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政府要为农民抓住和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政策都应当有相应的财政拨款和其他公共资源分配作保证。
第三，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与不同地区农民的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都有明显相关性，在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其原因在于近年来政府加大了中部、西部地区农村扶贫攻坚力度，政府在扶贫、社会救济和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加大，直接转变为农民“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增加。
第四，政府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与农民家庭储蓄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有两极分化的趋势：从地域分布看，这种影响从东向西逐渐减弱；从时间分布看，这种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在加强，而西部地区影响在减弱。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说明，中国对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效果，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没有产生应有的农民家庭增收作用，致使农民家庭储蓄增长缓慢。因此，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政府必须在对西部省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特别重视向西部农村倾斜。
第五，政府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与农民文化娱乐消费有越来越强的正相关性。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西部地区农村电视、电话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电视机、电话通讯设施等器材价格下降。同时，政府也加大了西部地区电力基本建设，使农村电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第六，政府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教育和卫生消费支出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对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侧重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而对关系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忽略。
第七，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政府对农民的人均补贴与农民消费支出没有太明显的相关性。但是，政府对农民的人均补贴对农民家庭储蓄产生一定影响，说明有相当部分的政府补贴转化为农民储蓄。这个结论带给人们的信息是，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效果不佳，没有起到鼓励农业生产的作用，也没有达到通过加大农业补贴来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第八，从非公共产品供给因素看，农民人均收入对农民家庭储蓄、教育消费和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也在逐渐减小。这也说明，随着政府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不断改善，农民增收能力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农民的储蓄愿望降低，消费愿望加大。在消费结构上，农民首先关心子女教育消费，然后是个人养老保险等其他享受性消费，对文化娱乐消费和卫生消费的重视程度不够。
注释：
① 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指沿海省份中除广西之外的9省和海南省（不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西部省份指陆地沿边内蒙、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广西等十二省（市／自治区），其余各省（市／自治区）为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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