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圈”———个理论与现实的雏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雏型论文,中国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从朝鲜半岛、日本、台湾地区到中南半岛、菲律宾构筑面对中国大陆的“新月型弧状链条”，意在围堵东方阵营，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孤立的大国”。60年代中期，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中国脱离了苏联的阵营，于是“大三角”悄然成形。在亚洲，日美安全体系、美台关系、东南亚的国家协作，其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70年代，美国在打“中国牌”牵制苏联的同时，谨慎地面对中日关系的恢复与台湾海峡局势的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到80年代末期，美国还乐见这种变化，认定是“大三角”均衡的良性状态。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原在冷战时意识形态对抗掩盖之下的民族、宗教、地区冲突迭起，美国不得不导引西方国家重整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平衡，东欧、中东、非洲成为热点。
美国在对中国大陆暂短地实施“新冷战”策略之后，面对中国新一高潮的改革开放，不得不采取审慎态度，一方面缓和中美关系，在经济上促成地区集团，以维持其在经济、政治上的支配作用〔1〕，减少对亚洲的安全负担；另一方面鼓励日本、东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过对台出售武器，欲建立亚洲新的力量平衡。近两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始终摇摆于“涉入”（engagement）与“遏制”（containment ），将中国经济的发展视为对美国战略利益的一种威胁。基于此，在处理台湾、西藏问题上，有失慎重，且带有明显的“打牌”迹象。美国甚至以匆忙和越南建交及允许李登辉访美的方式，表述自己在亚洲参与安全结构时的地位。然而，无论美国怎样构筑其新的亚洲安全体系，中国的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在1995年6月之后的波折， 充分说明了美国若用“冷战时期过时的思维定势”〔2〕处理对华问题， 是有悖时局大势的。近年有“亚太经济区域组合”、“中华经济圈”乃至“中国威胁论”等理论，描述中国对亚太乃至世界的影响。这些理论大都从某一专业的领域阐述中国影响亚洲、世界的方式，其结论或是线性、单向的，或仅从战略力量上做出判断。
在亚洲，中国的影响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历可见，这是一种综合的、大文明意义上的影响，而不能仅将其限定在种族、政治的领域，笔者将这种综合的影响及地域范围界定为——概念——“中国圈”（China circle）。它指受着或曾经受过亚洲大陆中华文明影响的地域以及此一区域内的各种互动关系、总体的发展趋向。就像希腊文化影响着的欧洲，印度文明影响下的南亚次大陆一样。“中国圈”并非宣扬“大中华”的政治意识，也不是文化沙文主义，而是依据历史和现实，分析这一区域的发展状况对亚太、世界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圈”的存在是客观的，由于文化的约定、地缘的限制、历史的影响、经济的利益，“中国圈”所展现的方式和发展方向是多种多样的，国家区域整合、区域经济协作、安全条约体系都可能涵括于其中。下面，笔者将从文化、历史、地缘、利益几个方面论述“中国圈”对亚太格局、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世界形势的影响。
一.文化：“核心”与“边陲”的交替互换
亚洲大陆黄河、长江流域孕育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自然历史进程中，渐渐辐射到东北亚、东亚、中亚、 印支半岛以及东南亚。 直至19世纪中期，亚洲大陆的这一文化形态及与之相应的清政府仍自况为“中央天国”，将周围的文明按远近距离视之为“藩属”及至“蛮夷”，这种“核心”地域对“边陲”地域的文化式支配，在西方商业殖民的炮舰政策之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中华文明的内部发展来看，几千年来各民族逐鹿中原，争夺对“核心文化地域”的政治、军事控制，造成一种有规律的、周期性的中原战乱。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将原“核心地域”的文化、政治集团驱赶至大陆的“边陲地带”，形成新的文化融合、民族融合和政权再造。在“核心文化地域”形成新的仍占主流地位并可继续向边陲辐射的文化。
到了19世纪列强的炮舰打开中国的门户之时，“核心”与“边陲”的亚洲文化模式开始发生根本的翻转。基督新教的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涌至亚洲大陆。南亚次大陆早已彻底殖民化，太平洋岛群及东南亚岛国成为西方向东方输出文化、鸦片、商品、武力的中转站，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亚洲人民，开始面对西方的文明，日本有了“和魂洋才”理论及“明治维新”运动，清朝有了“中体西用”及“洋务运动”。于是，对文化的“边陲”与“中心”有了多种不同的认知：
1.侵入亚洲的列强自认为自己的文明是“核心”，亚洲的文明是“边陲”。
2.亚洲各国内部开始出现以激进与保守对抗为标志的文化、政治争论，实质上是坚持以中华文明为“本位”（核心），还是引入西方文明为“本位”。
3.制度上西化程度大于清朝的日本，重新看待亚洲的文化与国家关系，自认为亚洲区域内“核心”与“边陲”的文明关系发生了翻转，日本有责任参与核心地域的文明重建，再以重建后的新的“亚洲核心文明”与欧陆文明抗衡。
日本这种天朝文化心态和食洋不化的军国体制，与当时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势格格不入，但却与列强的瓜分势力范围思路一致。西方列强将亚洲大陆视为新的利益之所在，是施以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影响的“边陲”。日本则认定有必要将这一地区变为日本向世界推行“王道乐土”的“核心”。这种观念在本世纪前半叶的45年，给亚洲、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亚洲东部的文化就在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发生了裂变。中国、日本作为当时具有独立地位的亚洲国家尝试选择着各种文明的方向。二次大战后，新中国在亚洲大陆建立，很快东西方阵营的对立，截断了中国大陆与日本、台湾地区、东南亚在中华文明共通性基础上的辐射影响关系。70年代，东亚出现了经济奇迹，先是日本，在文化上有别于西方；后是“四小龙”（香港、南韩、台湾、新加坡）。西太平洋沿岸形成的“繁荣弧带”似乎向世界昭示着中华传统文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在“东亚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3〕80 年代，中国大陆开始全面改革开放，以经济为先导的西化浪潮很快波及文化领域，出现了“五四”以来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西化思潮，终至新的文化论战开锣，“核心”与“边陲”之论重提，激进与保守之辩蜂起，这种稍远于经济实质变革的争论，对于政治的稳定却产生了干扰，于是中国又重复了古老的“核心文化地域”的政治举措，传统文化又开始被重视。完成东西文化调合，并创造了巨大经济影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开始以其文化样式影响中国大陆，出现了文化上的“核心”与“边陲”的交替互换现象，特别是港台的文化俨然成势。反过来对大陆施以二方面的影响，一是传统的文化，二是调和后的、易于东方接受的西方文化。
从世界意义上看，西方那种以外在世界征服、个人主义为基轴的文明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自8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批判思潮，以及重构人类文明要综括各大文明之价值的论断，提醒西方主导的世界要关注东方文明的“集体意识”、“天人关系”、“道德伦理”以及“人格向善的理想”。世界文化意义上的“核心”与“边陲”概念也在发生变化。
东亚文化的这种“位移现象”带有极大的“边陲地域文化核心化”，以及“核心地域传统文化复归”的特征，一旦东亚全面繁荣，必将追寻其文化价值的根柢，以强化“安身立命”，坚固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中国圈”正是这种文化上的“核心”与“边陲”交替互换在地域上的投影。它的意义在于：今后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中国圈”在文化上都有别于西方，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虽然，“中国圈”内的文化终归要适应经济的发展与模式，但它绝然不会彻底地变更其文化上的定性。
二.历史：无法割断的“恩怨”与“关系”
从历史上探究“中国圈”的基因，必须剖析从19世纪清朝“中央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嬗变过程中，与原中华文化辐射地区（表现为“藩属”关系）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构成了延续到今日的东亚“中国圈”内的各类恩恩怨怨的关系。“在交织着新旧内外各种矛盾的历史性冲突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中的中国’的根本变化”。〔4 〕历代地处大陆的“中华文化核心”的政治统治集团都相信对“天下”有普遍的王权，这种王权的实现是通过文化的影响和主观的规范，因此“文化的和政治的疆界无须一致”。〔5 〕 世界既然纳入了其文化规范，对外关系不过是自己政治制度和原则的延伸与扩展。政治等级关系用于外交关系，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缅甸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邻国纳入了体现“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的宗藩——朝贡制度之中，形成特有的东亚政治秩序。
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兴起，日本不再是清朝的朝贡国，欲将国家跻身于西方各国平等之列，并产生了“一跃而成为东方之盟主的野心。〔6〕同时，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衰弱腐败， 对其疆域及朝贡国进行蚕食与瓜分。原来中华文化所规范的东亚政治秩序崩裂了，“中国圈”内一方面有列强的扩张，另一方面又有日本对东亚秩序的重新安排。清朝非但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东亚也丧失了主导地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攻北京、1905年在中国东北部的日俄战争，标志着在东亚范围，中国仅有其文化意义而鲜少政治、军事势力的意义。1911年清朝被推翻之后，争取现代民族国家地位的中华民国饱受西方列强“殖民化”威胁，忍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制与侵略。东亚的国家关系，既有中日两国重争盟主地位之较量，又有东西方列强殖民利益之冲突。 直至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圈”（Chinacircle）的各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异常复杂。
1.日、苏在控制蒙古、中国东北问题上发生冲突。
2.日本统治朝鲜，扶植中国东北境内的伪满洲国，挑动“华北五省自治”，进攻上海试探西方的反应。
3.法国控制印支半岛，英国控制西藏、缅甸、南洋诸国，美国控制菲律宾。
二次大战之后，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运动的结合，使亚洲也像其他大洲一样，产生了许多新兴独立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美苏对抗也把亚洲带入了冷战状态之中，“雅尔塔体系”的构建与强化，强权对利益的瓜分竟然有意地将东亚的“中国圈”也如欧洲一样分成两部分，于是有了南北朝鲜的分裂与战争、中国的台湾问题、越南的分裂与战争、柬埔寨问题，等等。然而，在东亚虽然有两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却都没有形成美苏的直接军事对抗，这端赖于中国的影响。那时，中国以东亚地区文化宗主的潜在身份，用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与美国对抗，反使得美苏在这一地域的利益对抗色彩冲淡。在“中国圈”内中国的作为，使美国作为异端文化势力在道义上就处于一种劣势状态。这一点就连其东亚盟国内部一些人士也持肯定态度，对美采取预防与利用相结合的策略。特别是当中国摆脱苏联阵营，“大三角”关系形成之后，东亚“中国圈”内原来被意识形态斩断的传统的、文化上衍生出来的各种关系开始渐次重建。 中日邦交在1975 年正常化、 1978年中美建交、1979年大陆宣布了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正在此时，统一不久的越南违背了“中国圈”承接原有传统关系的总趋势，而去配合苏联的对中国西南包围策略，中越战争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这预示着“中国圈”传统的定式在加强。当苏联从亚洲退却之时，历史的巨大惯性，又悄然地把东亚的国家关系与“中国圈”问题联系起来。朝鲜半岛问题、柬埔寨问题这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热点问题之解决离不开中国；东盟与南中海问题离不开中国；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的协调（主要表现为华侨、华裔与住在国关系问题）离不开中国；海峡两岸关系之改善，港澳地区之回归离不开中国；南亚的区域稳定与平衡也离不开中国。
东亚的“中国圈”内的双边与多边关系摆脱不了历史的大前提，虽然恩恩怨怨，往事有的可待追忆，有的不堪回首，但都对现实的关系产生影响。日本仍有心与中国一争东亚榜首，她具有经济的实力与影响力。但问题是东亚国家会经常将她给亚洲带来的痛苦混杂于对外关系的判断之中，加上中华文化价值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影响，决定了“中国圈”的存在比“日本圈”更现实。所以，就连日本也不愿在其设计的区域模式上冠以“日本”，而用“东亚”之名。历史的规定性是毫发不爽的，日本至今仍十分重视台湾的动向，称“台湾处在日本同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各地在经济上进行交往的极其重要的海上通道的咽喉上。”〔7〕日本的考虑是一旦海峡两岸军事冲突，日本就有理由无限制地扩充军备。
三.地缘：永远搬不了家的邻居
在东亚成为“环太平洋圈”一部分（得力于现代化交通、通讯手段和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之前，太平洋曾是“中国圈”的东部屏障和界限。19世纪以前，外部世界对亚洲大陆的影响主要是越过西部的高原雪山及北部的沙漠草原而来的。西北部那些中华文化影响力不及的民族，以军事对抗而取得了与“中国圈”内核心政权的平等地位。而东、南部那些进入“中国圈”的国家、民族却没有平等的地位。19世纪，海权时代来临，殖民扩张迫使亚洲大陆面对从东南而来的外部世界的影响。〔8〕“中国圈”内的地缘政治关系大为改观。1874年， 李鸿章在一篇奏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捋，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9〕“中央之国”开始面对朝鲜半岛、 日本列岛、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这些原本是“后院”的地区，这些过去曾是藩属的国家在西方大国势力的侵入与殖民扶植之下，突然间变成了“永远搬不了家的邻居”。
二战之后，东亚“中国圈”内地缘政治表现为在多个大国利益交汇的区域存在着异常复杂的双边与多边关系，或称为不同的“地缘战略环境”（Geo-Strategic Circumstance）。东北亚， 朝鲜半岛问题因中国的直接参与，使这一地区由苏美对抗转为中美关系相互调适的“中间地带”。日本与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领土纠纷。南北朝鲜对日本耿耿于怀。在东部，日美安全体系不仅威慑着苏联的海上扩张，也使中日避免军事上的对抗。在台湾海峡，中国大陆以经常式的内战样式（小规模炮击）保持与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交战状态，以利于后者既纳入西方的冷战体系，又不致于在“台美协防条约”之下走向“独立”。在中南半岛，中美苏三大国想法各异，造成该地区众多的派别，直至越南统一后出现十分复杂的柬埔寨问题。中国希望印支地区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圈”的总体特征相协调；美国则希望此地区成为配合日本、东盟构造亚洲安全体系的一环；苏联则企图将其变为其南下战略中的海外基地。在东南亚，随着70年代中期苏联太平洋舰队进驻越南的金兰湾，美国不得不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并鼓动东盟调整安全与防务政策。
进入90年代，苏联的解体使东亚立即减少了一个大国的影响力，美国也在保持能主导其亚洲安全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减少对亚洲的安全负担。东亚“中国圈”内的地缘政治关系立即发生了新一轮的变化：
1.中国与韩国、新加坡建交，与马来西亚复交，与越南、蒙古改善关系。以谈判方式处理与印度、东盟的领土、领海纷争。
2.继续缓和海峡两岸关系，谨慎地调整和平统一的政策。
3.朝鲜南北双方高级会晤，韩俄、朝日恢复关系，美越关系解冻直至建交，越与东盟持续对话并加入东盟，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
4.日本突破军费1%的限制，修改宪法向海外派兵， 东盟国家加快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南沙群岛“四国五分”，争端不断，台湾购买美、法先进战机与舰船，大陆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
5.美国撤除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减弱对韩国的军事支持，美朝谈判有了很大进展。
“中国圈”内因俄国退却、美国收缩、中国崛起、日本“高姿态外交”而打破了原有的地缘政治中势力范围的“平衡制约”关系。多数国家、地区对自身的安全产生忧虑，尤其是原美国构建的安全体系之下的国家认定，过去靠美国保护可以安心发展经济，现在要自己花钱来买安全了。东亚军备竞赛已经大有苗头。
“中国圈”在目前中、日都无法全面主导地区安全形势的情况下，必须考虑有美、俄的参与，以及四国关系的全面改善。东亚的区域整合因历史、文化等因素远不像欧洲那样，“不具备全区性的多边安全对话机构”。〔10〕特别是当原来的大国控制的结构改变后，古老的地缘关系又赫然发生了影响，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都在刻意避免这种趋向。唯有韩国例外，韩国一方面强烈反日本，另一方面全力谋求发展对华关系。东亚的区域整合中经济、地缘、文化的因素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才会有中朝俄参与的“东北亚经济圈”、中日韩参与的“渤海经济圈”、中韩参与的“黄海经济圈”、中港新越参与的“华南经济圈”、东盟、越南、中国参与的“泰—印支经济圈”、两岸参与的“海峡经济圈”，等等。“中国圈”在地缘上影响的范围正是东亚地区，这是客观事实。但只有与“区域安全体制的双边协商，多边对话”〔11〕相结合，才不至于令“中国圈”变为一种势力范围。“欧洲共同体”的经验表明，国家间整合有一长期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国圈”或许能成为东亚区域整合的一个过渡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世纪末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统一若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达成，势必在地缘上再次改变东亚的格局，进一步推动亚洲的国家整合，那时，“中国圈”或许会有政治经济共同体的特征。
四.利益：以经济为主导的集团化趋势
“冷战结束后各地区都在以民族、区域利益为基轴设计新的利益瓜分范围，世界经济走向区域化、集团化已成必然趋势”。〔12〕
经济利益的法则决定了区域集团对内实施非关税壁垒政策，而对其他区域的各国经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以排斥性措施相对封闭市场。如果东亚地区形不成具有广泛经济合作的经济圈，是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欧共体、北美集团抗衡的。尤其在亚太，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制度各异、科技开发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如果不在相应的区域内部相互协调利益的分割，是不可能面向世界市场去争得更大利益的。这要求目前那些松散的亚太区域合作机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APEC）、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AP ）不能仅停留在政府间双边多边对话和学术研讨的水平，要趁亚洲格局调整之时，以利益的公平交换、政治的互信、经济的互补迅速将区域集团化付诸行动。
在东亚，“中国圈”结合地缘政治利益，反映在经济共同发展方面，势必将形成一个全方位涉及中国大陆、台湾的区域合作体系。
1.次区域（Sub-region）合作将促进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经济起 飞。港、台、韩将对“华南经济圈”、“两岸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图们江经济圈”产生重大影响。
2.在“华南经济圈”和“两岸经济圈”基础之上，将随着大陆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南中国经济区域”。台湾学者傅栋成认为，5 至10年间，这个涵盖台湾、海南、两广、闽赣、浙苏沪的经济区域有向“大中国经济圈”自然演进的可能。〔13〕
3.东北亚的次区域合作也需要中国的斡旋。因为朝鲜半岛关系微妙，日俄关系冷淡，日韩关系拮抗，1991年在联合国开发署支持下，蒙古、两韩、中国同意向中朝俄交界区图们江三角洲投资，建立跨国经济区，“它会形成‘扩充效应’，促成第二、三个多国交界区的微区域合作区产生。同时，也将成为‘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核心，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体制化。”〔14〕
4.日本“东亚经济圈”的“雁阵”模式，造成预设的利益倾斜。虽然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她这种安排气量狭隘、刻意贬损他国利益，实施起来困难重重。而“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构想中考虑日、中、韩、俄的经济互补，并向欧陆及太平洋发展的想法，倒是有利益均沾的味道，操作起来阻力小些。
5.泰国提出的“黄金半岛”次区域合作计划，包括越、老、柬、缅等国。这一计划的深层次推展必然面对“湄公河开发”，这决定了必须与中国西南部的“澜沧江开发计划”相协调。
6.新加坡学者陈清木提出“北方三角经济合作区”，把台、港、新三个经济发达的华人社会连接起来，上促中国“华南经济圈”，下助新、马、印尼“成长三角”的发展。
新的世界秩序建构过程中，东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协调区域利益，以产生共识：使东亚能作为一个经济的整体力量立足于世界。
五.结论
以上诸多因素决定了冷战后亚太新的“中国圈”正由潜在变为现实。世界格局还在变动中，“过渡时期”是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们依然常用的字眼。“中国圈”应是过渡阶段中一个显著的趋势，它将与以下几个指标有密切的关系。
1.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其长远利益与世界新秩序相一致。
2.在东亚次区域双边多边对话的基础上，建立有中、日、美、俄、澳、东盟、印支参与的集体安全体系。
3.中国为亚太经济区域化、集团化提供地缘的便利以及建立各种交叉关系的机缘。
4.香港、澳门问题妥善合理地解决，海峡两岸关系进一步改善，两岸共同寻求一种崭新的统一模式。
5.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双边利益冲突，如领土、领海纠纷，资源的占有与开发，民族宗教矛盾等，采取协调的立场、和平的方式加以缓解乃至消除。
6.中日关系的协调发展，各自在设计东亚战略时相互交叉、共同发展。
以上这些条件，如果或多或少地发生突然逆转，都会改变“中国圈”的性质，使其从一种地缘的、经济的、文化的意义，向政治的、军事的意义转化。
诚然，“中国圈”具有国家、区域整合的意味，但这端赖于亚太经济、文化的融合与各自特性的保持。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即便有“‘全球化’推动国际体系从行为主体到行为规则全面变化”，〔15〕但东亚毕竟还没有完成国家权力与区域利益的再分配。当亚洲把历史的阴影抛开，完全从文化、经济、地缘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圈”，那时，整个亚洲将大有改观。较乐观的估计是到下世纪初，西太平洋沿岸弧形地带将进入发达国家之林，南北界线将在亚太地区率先突破，东亚或者说“中国圈”将改变世界南穷北富的格局。
“中国圈”若与经济区域化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整合能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将改变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的民族国家概念，为新型的国际关系、地区关系重新定义。这也正是“中国圈”的理论意义之所在。
从利益的角度看，在各国、各区域陆上疆界底定，海洋开发态势尚不明朗之际，“中国圈”的构建与经营，对于亚太各国、各地区的稳定、发展都是一笔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源。〔16〕
注释：
〔1〕斯卡拉皮诺《90年代亚太地区事态发展总估计》，1992 年8月“90年代亚太地区形势、安全与合作讨论会”。
〔2〕江泽民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莫蒂默·朱克曼，见该杂志1995年10月15日版。
〔3〕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12页。
〔4〕徐昕《晚清中国外交：历史冲突中的失落与更新》， 收入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5〕1bid
〔6〕《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2—103页。
〔7〕刘达材《赢得冷战胜利的海洋战略》， 淡江大学《第二届二十一世纪海权研讨会论文集》。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9卷，第32页。
〔9〕高井三郎《军事焦点——台湾》，日本《军事研究》，1995年9月号。
〔10〕黄幸《后冷战时期东亚安全形势探讨》，北京《和平与发展》杂志，1993年第1期。
〔11〕郭震远《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变化与发展前景》，北京《和平与发展》杂志，1993年第1期。
〔12〕辛旗《对中国统一前景的几点思考》，台北《中国论坛》1992年9月号。
〔13〕傅栋成《香港、台湾、大陆——经济统合的前景》，台北《中央日报》（海外版），1992年2月5日。
〔14〕刘鸣《1991 ：国际格局转换中的亚太》， 上海《亚太论坛》1992年第1期。
〔15〕李慎之《迎接全球化时代》，北京《了望周刊》第44期，1992年11月2日。
〔16〕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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