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问题”与解释语义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学论文,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6-0043-08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意向性与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分别是西方哲学和AI两个学科不相干的研究课题。而此后，两者紧紧缠绕在一起，不仅同时成了它们的共同主题，而且成了包括认知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变化是由当代西方哲学家对AI的哲学反思所促成的。一些人在全面深入地解剖人类智能的结构和本质特点、比较人类智能与AI的异同的基础上指出：已有的机器智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其根本差异之一在于人类的智能有意向性或语义性，即能有意识地、主动地超出自身，指向或关联于外物，而机器所完成的加工则没有这种性质。这就是所谓的“AI的意向性缺失难题”，有的人甚至把它称作AI的瓶颈问题。著名心灵哲学家斯蒂克（S.Stich）和丹尼特（D.Dennett）等认为，迄今的智能机器充其量只是句法机，而不是语义机。在所有论证中，著名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塞尔（J.Searl）提出的“中文屋论证”最为有影响，以至于后来一般把上述难题称作“塞尔问题”。该问题产生后，立即成了心灵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和认知科学中“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前沿和焦点问题之一。解释语义学就是有关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中所产生的一种竞争性理论。
一、“塞尔问题”与自然智能的根本特征
塞尔为说明他所发现的AI中所隐藏的瓶颈问题，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中文屋论证”。该论证的特点在于：不是四面出击，而是把分析的利爪指向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颇有建树的尚克所设计的一个程序，即能理解用自然语言所讲的故事的一个程序。但其意义又远不止于此，它同时有否定图林类型的智能观的意义。他说：“这些论证同样适用于威诺格拉德的SHRDLU，魏曾鲍姆的ELLZA，当然还有图林机对人类心理现象的各种模拟。”① 在他看来，尚克设计的机器所完成的听故事的作业与其他已有的一切智能机器所做的事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思想实验来加以再现：假定我（只懂英文的塞尔）被锁定在一间放满了中文书籍的屋子里。尽管中文屋中的塞尔一个汉字也不识，但借助形式转换规则，他可以将传送进来的符号（输入）经转换变成相应的符号，然后传送出去（输出）。在外面的人看来，他能理解和处理中文。
基于这个实验，塞尔说：“我的输入和输出，与讲中文母语的人没有区别……但我仍旧什么也不理解。”② 尚克等的智能机器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按程序所完成的所谓“理解”或别的一切“智能行为”与人对故事的理解及人的智能行为完全是两码事。“只要程序是根据在由纯形式定义的元素上进行的计算操作来定义的，这个例子就表明了，这些操作本身同理解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系。”③ 这足以说明：图林机和尚克的程序所依据的智能观存在着根本的错误。在塞尔看来，包括理解在内的一切自然智能不在于形式转换，而在于能处理内容或有意向性。他说：“大脑产生意向性的那种因果能力，并不存在于它例示计算机程序的过程中，因为无论你想要什么程序，都能够由某种东西来例示这个程序，而它并不具有任何心理状态。无论大脑在产生意向性时所做的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于例示程序的过程中，因为没有一个程序凭借自身而对于意向性来说是充分的。”④
什么是意向性？意向性对于智能来说为什么如此重要？所谓意向性，就是心理状态对它之外的对象的指向性、关于性。例如，人想到某事，说出某个语词，并不像机器的符号转换那样，什么也不能“关于”，什么也不指涉，而能在想和说的同时，建立一种与世界的关联，并自己意识到了被关联的东西。而这是纯形式转换所没有的。正是由于心理状态有这种属性，它才能超出自身，把内部所作的“运算”、加工与有关的对象关联起来。而正是有了这样的关系，人才成了人，心灵才成了心灵，人和心灵才能有对世界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反过来，世界及其发生的变化才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人。其他的事物之间尽管也有相互作用，但那都是不自觉的，没有心灵的主动参与，而人及其心灵与世界的关联由于心灵的意向性这种特殊本质，才能以主动、自觉的形式进行。
有意向性，从语义学的角度可以说是有语义性。所谓有语义性，就是指心理状态与之发生关系的符号有意义、指称和真值条件。质言之，一当心中出现某意象或符号或概念时，它就能把它与有关的事态关联起来，即知道是关于它的，而不是关于自身的。计算机处理的即使是符号或句法，但它始终是纯形式的，它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把它与指称或外物关联起来。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呢？根源仍在于：人的符号加工中有意向性的因素起作用，而计算机的符号加工则没有。就此而言，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即指称问题可以归结或还原为心灵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即意向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塞尔坚持内在主义立场，认为正是由于内在的心理状态，意向及指称关系才得以成立。他说：“大脑的内在运作对上述现象是充分的。”⑤
这里有这样的问题，即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意向性，如原始的和派生的意向性，塞尔承认这种划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不是可以说，计算机像语言符号一样有派生的意向性吗？塞尔承认这一点，但强调：派生的意向性并不是真实的意向性。如果是这样，便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把派生意向性与原始的意向性区别开来呢？后者的必要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塞尔的回答很干脆：是意识。他说：“不参照意识而企图描述和说明意向性是一深刻的错误。”⑥ 在他看来，心理状态之所以能主动地指向、关联于世界上的事态，是因为它有意识，即既能有意识地去指向，同时在指向的过程中和之后，又能意识到指向了什么。塞尔的论证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因此成了人工智能等领域引用频率最高的经典。有的人还在此基础上从语义学的角度作了发挥，认为现有的计算机之所以不令人满意，一点也看不出超越人脑的希望，根本原因在于，人脑不仅是句法机，而且是语义机，而计算机仅仅只是句法机。塞尔并不赞成后一观点，他强调：计算机连句法机都算不上，因为它内部真实发生的是电脉冲的转换，而并没有句法转换。句法转换是人为了解释计算机的行为而归属给它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里克说：“这种比较”，即把人脑比作计算机，“如果陷入极端的话，将导致不切实际的理论”。⑦ 计算机的“智能”为什么不能与人的智能相提并论呢？他说：“计算机的操作是序列式的，即一条操作接着一条操作。与此相反，脑的工作方式则通常是大规模并行的。例如从每只眼睛到达大脑的轴突大约有100万个，它们全都同时工作。”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之所以有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脑能自觉、有意识地处理各种外来信息，用哲学的话来说，它有其固有的意向性。他说：“脑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通用计算机。脑的不同部分，甚至是新皮层的不同部分，都是用来专门处理不同类型的信息的。”⑧
智能机器的“意向性缺失难题”已成了有关领域的前沿问题之一。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诊断：既然AI所缺乏的是意向性，那么要造出真正能超出人类智能的智能，下一步就是要探讨意向性现实出现的机制与条件，以及让它在机器中得以实现的方法和途径。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着富有创造性的探讨，以至出现了所谓的“语义学转向”和“自主体（agent）回归”。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经典计算主义在辩护基础上开始研究句法加工如何表现语义性；新生代计算主义正在崛起；联结主义作了新的回应；进化论语义学倡导研究大自然的“意向性建筑术”；有关专家在具体的工程技术实践如自然语言处理、自主体和基于本体论的知识管理等中对意向性的建模做了大量实证研究。我们这里要分析的解释语义学也是沿着这一思路所形成的一种富有自己个性的理论。
二、表征主义批判
解释语义学是美国伊利诺伊—厄巴纳／尚佩恩大学教授、著名心灵哲学兼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专家卡明斯（Robert Cummins）所创立的一种理论。他承认：人类智能之所以是真正的智能，根源在于它有意向性。既然如此，AI科学接下来的一项无法回避的工作就是研究意向性的实现机制和条件问题。他赞成表征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即意向性是由表征构成的，或者说是借心理状态的表征而实现的。正是由于有表征，心理状态才能有其心理内容，才能指向外部世界，才能在想到或加工一符号时把它与外在的事态关联起来，即才有真值条件。但在表征的实质、作用及其根源等问题上，他又引入了解释的机制和维度，进而在自己的理论上打上了解释主义的印记，因而有对表征主义的某种超越。
对于表征的实质问题，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回答。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认为，表征是被告知的心灵材料，这材料代表的是对象的形式，表征世界就是在心中有关于它的模型。第二种观点把表征看作是心中的映像。第三种观点把表征等同于符号，如关于猫的表征，就是心中有这样的符号串。计算主义和联结主义都赞成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当然，联结主义又认为，分布式表征不是语义学解释的对象，心理符号也不是似语言的东西。第四种观点把表征看作是神经生理状态，认为心理表征就是神经生理现象，它不可能在数字计算机中实现。不管计算机的结构在某种非生物学描述层面上多么相似于大脑，但神经生理状态不可能根据事物的相似性而表征它们。
表征发挥其作用依赖什么条件呢？或者说，人脑由于什么而表征世界？对此的回答也各不相同。相似理论认为，正是表征与被表征的东西之间有相似性才使表征有意指对象的内容。协变理论认为，表征依赖于表征与被表征的东西之间的协变，如作为符号或表征的“猫”与被表征的猫的协变，而协变又依赖于一种机制，在适当的条件下，它会使“猫”从猫中产生出来。比较有影响的一种方案是功能主义。其标准的策略就是用抽象的、非语义的、非意向的关系（计算关系）结构定义认知过程与状态，主张：由于我的大脑的计算结构，我才成了能思的系统。有内容的状态由于其在此结构中的地位而成为有内容的状态。有一内容，比如说想到了“猫肚子饿了”，就是在计算结构中有这样一种功能在发挥适当的作用。功能主义有两种形式：一是计算的功能主义，二是因果的功能主义。前者强调的是计算作用，即头脑中的句法加工或形式转换，认为认知及其内容随附于计算。因此这种理论常被称作关于认知的计算主义（以下简称CTC）。而根据后者，心理状态是一种表征，由于因果作用而有其内容。我们通过说明一表征在一系统中发生的可能的因果路径以及它的出现可能导致的后果，就可说明该表征的地位。
卡明斯所倡导的关于表征的解释语义学方案，直接导源于对功能主义表征方案所存在问题的洞察。他敏锐地意识到：任何心理表征理论都无法回避两个问题。一是经验科学中的一个理论问题，即所谓的复数表征问题：如果神经系统的状态或过程起着表征的作用，那么是哪些状态、过程起着那种作用，它们又是怎样发挥那种作用的？应怎样描述这些状态？正统的计算主义认为，心理表征体现为符号数据结构，但问题是：什么样的数据结构与那些过程有关？这类追问旨在揭示表征的物理实现和它们在心理过程中的整个作用，其真正解决离不开神经科学的探讨，因此不是卡明斯的解释语义学的重点。二是带有科学哲学性质的单数表征问题，这是他重点关注的问题。其核心是：表征怎么可能用来解释意向性？这其实是赞成表征主义方案的人必然要碰到的问题。一些论者指出：既然各种表征理论都承认句法与语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那么语义学就没有任何因果作用，可忽略不计，剩下的只是句法理论。这一观点其实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语义属性怎样在计算模型中得以实现？二是在认知解释中为什么要引入语义属性？由于这两个问题主要来源于斯蒂克，因此卡明斯把它称作“斯蒂克发难”⑨。
表征主义认为，意向状态是从构成它们的表征的语义属性中得到它们的意向性的。卡明斯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前提到结论之间横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很显然，所谓意向性是有信念、愿望等的系统所具有的属性，或者说有意向性的系统就是有信念等命题态度的系统，其状态是由内容而个体化的。有一特定内容的信念就是处在一种意向状态中。根据表征主义对表征的理解，有表征就是大脑持有某种数据结构，而持有一种数据结构并不是处在意向状态中。因为表征“比较廉价”，而意向性“很昂贵”⑩，其表现在于：人的思想内容是唯一的、确定的，意向内容是命题P，而不是P′，尽管两者等值。而表征内容具有相对性，例如一数据结构在不同的解释之下可以表征不同的事物，而思想关于什么则不会相对于所选择的解释，它们所关于的正好就是它们之外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表征的个体化是相对于解释的，因此是廉价的，而意向性的个体化则复杂、昂贵得多，既受制于个体的内在结构，又与外在环境、历史、文化因素有关。(11)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凭什么把数据结构当作是表征？卡明斯说：“假如数据结构的因果的或计算的作用是由它的非语义的属性来完成的，那么没有必要将语义属性引入任何关于他们的因果的或计算的解释之中。因此为什么要把它们当作是表征呢？”(12) 另外，功能主义用概念作用说明表征也是行不通的。他说：“功能主义作为关于心理表征的理论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概念作用为什么能使某物成为表征，或使它成为一特定的内容。”(13) 卡明斯还认为，功能主义必然要碰到这样的问题，什么使句法机成为语义机，意义怎样进入或被赋予嵌齿和轮子之中。按照功能主义的思路进一步思考，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意义没有任何作用，最好是忘掉它。而这是卡明斯不愿看到的结论。
三、表征、计算、解释与功能
卡明斯对表征的新看法是：要揭示表征的实质，关键是搞清它在认知系统中做了什么，是怎样做的。而要如此，又必须弄清什么是计算。因为认知系统是借助对表征的计算来完成认知任务的。表征与计算在CTC中密切相关，必须一并予以理解。为了得到直观的理解，他重点分析了加法器上的加法运算。当计算器作加法运算时，它上面出现了两个过程，一是我们人能见到的加法，如从输入到输出的转换。它也是用加法算子［＋（m，n）＝S］所描述的运动。二是这个表面现象后面的物理或机器状态的转换。前述的加法功能之所以得到实现，主要是因为它后面有这样的物理过程。第一个过程可称作被例示的功能I，第二个过程可称作被执行的功能G。从本体论上来说，计算器上真正发生的其实只有G，而I并没有真的发生。人们之所以说计算器作了计算，完成了功能I，那完全是基于人们所作的解释。这样一来，卡明斯便有了自己对表征的一种新理解。一方面，他承认，我们可以像往常一样说“计算”和“表征”，如说要做加法，自然离不开计算，所谓计算就是执行一种程序，而执行程序不过是完成一系列严格规定好了的步骤，所谓表征即是运算器上的数字；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运算器上被加工的东西本来不是表征，“＋”、“－”之类的运算符号本身也不是表征，它们之能成为表征，完全是由于有一种解释，即人作了这样的解释，它们才成了表征。当然，表征也有非任意的一面，因为表征有模拟的成分。正是基于此，他把他所说的表征称作“S—表征”（simulation-based representation），即以模拟为基础的表征。它是模拟的结果，相似于数学表征。
基于这种对表征的新理解，卡明斯具体说明了表征为什么有语义性这一令表征主义困惑的难题。在他看来，语义性实际上就是一种表征内容，而表征有没有内容主要取决于人所作的解释，因为解释的功能就是“一对一的映射”（one to one mapping）。例如，在加法和加工之间就有这样一一对应的映射。他说：“从多种可能的解释中挑选符合于被解释的加工功能的解释，进而把它称之为表征内容。”(14) 在这里，加工本身的功能显得极为重要，它是确定解释的依据或基础，甚至也是决定某些符号、对象能否作为表征的依据。他说：“一种程序的输入、输出……是否应看作是表征……似乎取决于它们怎样被利用，即取决于它们的功能。一种烹调法的输入和输出可以看作是符号。就蛋和荷兰酸辣酱来说，毕竟没有什么内在东西不让它们不适合于成为表征的携带者；正像没有人、没有什么事物把它们当作是别的东西的表征……某东西是否是表征……实际上就是它究竟是否被用作是表征。”(15)假如说对一物理构造形成了两种解释I和I′，即“I和I′是对有相同领域和同形范围的系统的可供选择的解释，那么我们在说S有I所提供的S—表征内容时，我们所述及的物理结构就是这样的物理结构，即我们在说S有I′所提供的表征内容时我们所述及的那同一种物理结构。因为对于S来说，有I—内容，从法则学上说就等于是有I′—内容。(16) 这也就是说，表征是由我们所作的解释决定的，而解释又是由我们所选择的功能决定的。如果一系统有相同的同形范围，那么对之可作出两种解释I和I′。I所提供的表征内容与I′所提供的表征内容都同形于、对应于同一的物理结构。
四、表征与意向性
卡明斯像表征主义一样不仅承认表征的存在，而且还认为表征是解开意向性之谜的重要保证。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认为有表征就能说明意向性，因为表征只是意向性成立并有作用的多种条件中的一个条件。他关于意向性、意向内容的构成及本质，以及意向内容与表征的关系的看法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S—表征内容＋FC＝意向内容
这里的S—表征即基于模拟的表征，是CTC中所必需的表征。假如有一符号S，它能以模拟的形式表征，那么它其实“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事件，即它模拟的是任何功能的自变量和值”。这里的FC指的是外在于CTC的进一步的约束因素（Further Constraint，简称FC），如因果的、历史的、目的论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境情。从大的方面说，人之所以有意向性，根源在于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尽管表征只是一种状态具有意向性的一个条件，但由于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要想让人工智能获得意向性，就必须研究人的表征是如何可能的，是如何在意向性的出现中发挥它的作用的。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界定意向性起作用过程中的这样几种关系以及关系之间的关系。一是头脑中的各种神经生理状态之间的关系，二是其内的认知或计算状态之间的关系，三是外部对象之间的关系。第二种关系由第一种关系实现，它本身是符号与符号或计算状态与计算状态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它们同型于外部对象中的某种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前者模拟或表征了后者。但这种模拟关系并不是自然成立的，而是通过解释而成立的。例如，算术计算器中实际发生的是计算器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如2＋2＝4，与我两个口袋里分别装的2元钱没有必然的关联，但通过我的解释构架，我可以认为，计算器上报出的结果是关于我两个口袋中的钱的总和。在气象预报系统中，计算器的状态的因果关系其实可以表示任何与之同型的关系，但基于我的特定的概念构架，便可认为它模拟或表征的是气象状态之间的关系。人脑中的状态也是这样，一认知状态有什么表征属性，它关联于什么，有何意向性，完全取决于人的及时解释。因此，解释是人的意向性的秘密之所在，是其枢纽。
什么是“解释”呢？所谓解释，就是用特定的概念图式对某实在或过程作出说明。最终形成了什么解释，与人们所用的图式密不可分。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建立能解释说明对象的概念图式。而此概念图式实际上就是一种过滤器或一副有色眼镜。如牛顿力学就是这样的概念眼镜，它只允许你看有关的对象。当你用牛顿的概念图式看一个台球桌时，你所看到的是许多箭头。箭头原来所指的点表征的是球的吸力中心。箭头的长度和方向以模拟方式表征的是球的动量。同样，由于人的头脑中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构造，一当其中的某一符号与外界的某事物有某种对应关系，该构造就会把它们关联起来。这一内在过程，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是物理运动，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意向性。可见，在意向性现实出现时起关键作用的解释不过是一种关联作用。(17)
解释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卡明斯通过分析加法运算这样的例子作了间接说明。他认为：加法可描述为：＋（＜m，n＞）＝S。将一系统解释成加法器，就是说明一系统怎样由加号“＋”来描述这样的事实。但是“＋”是一种函数，其自变量和值都是数。不管数是什么，它们不可能是物理系统中的状态或过程。这样一来，物理系统怎么可能用“＋”来描述呢？物理系统怎么能处理数进而做加法呢？回答是：数字即数的表征可以是物理状态，即使数本身不是。物理系统通过处理数字来做加法，而数字表征的就是数。例如，在计算器上做加法运算，所做的以及从输入到输出的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物理过程。但人们一般把这个过程看作是计算，把按键和显示的数字看作是数。其实这种“看作”就是解释。他说：“如果一被解释为n和m的个例发生了，一被解释为n＋m的个别的显示事件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结果也发生了。这个机器通过满足从按键到显示的功能而例示加法功能，因为那功能可被解释为加法功能。”(18) 下图足以说明上述道理：
图中上面的一排符号表示的是被例示的加法功能；底部表示的是被满足的计算功能g，而它又是由计算机的物理状态所实现的；垂线表示：下面可解释、说明上面的过程。众所周知，计算机中真正发生的过程和状态是物理状态和计算状态。尽管它的显示屏上有数字显示出来，有计算结果显示出来，它们表面上似乎是关联于被计算的事态的，似乎是表征，似乎关联或指向了什么实在，其实不然。如果没有人的关联或“看作”，它们永远没有指向性。而这种“看作”其实就是“解释”。卡明斯说：“从解释的观点看，解释所提供的东西是机器的加工状态（从按键到显像的转换）和加法之间的关联：由于解释，系统的状态转换被说明为加法。”(19) 假设有这样的考古发现，即发现了一个计算器，它上面本没有表征，但为了能操作和理解它，可以把有关的变元、参数解释为表征。再如，伽利略用几何图形表征力学量，前者表征后者完全是根源于伽利略所作的解释。可见，一系统是否有表征，这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只有在某种解释之下，某状态才被看作是表征。“说加法器表征了数字，……仅仅是因为在某种解释之下它摸拟了＋。”(20)
如前所述，表征尽管是意向性的基础，但仅有前者，还不会有后者。只有当同时具备了FC这样的条件时，表征内容才有可能成为意向内容。因为表征内容是个体主义的内容，而意向内容是非个体主义的，即它与外在的诸因素密不可分。“FC是一种过滤器，它从S—表征内容中挑选出数据结构的意向内容。”(21) 这就是说，表征是意向性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的心理状态之所以能意指或关联于外部世界，是因为其内部有表征。但由于表征只是一种纯形式的数据结构，仅靠它还不足以让现实的意向性表现出来。只有当同时出现了FC这种过滤器时，才会有意向性发生。以普特南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为例。假设有一系统S，它模拟了H[,2]O的功能，S的孪生地球上的系统模拟的是XYZ的功能，这些功能同型于S的H[,2]O功能。S到孪生地球上也可模拟XYZ的功能，进而像孪生的S一样表征XYZ。但是S不同于孪生的S地方在于，它具有与H[,2]O的FC关系，而不具有与XYZ的FC关系，因此它的信念是关于H[,2]O的，不是关于XYZ的。在这里，S和孪生的S都有相同的表征，但由于FC不同，因此它们有不同的意向内容。两个只有相同的表征内容的孪生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意向内容，根源在于它们有解释能力和不同的FC。
卡明斯不仅强调意向性离不开上述两个条件，而且主张它是多种因素整体合力的产物，因而倾向于整体主义。他说：“特定信念的窄心理学构成部分并不是系统的局域的状态，而是整体的状态。”(22) 特定心理状态有何意向内容依赖于个体的全部心理状态。例如，“你的整个心理状态可以作为你的每一信念、愿望的基础，它支撑它们就像极其不同的心理状态支撑同一的信念、愿望一样”(23)。正如一句子不可能表达一篇社论的观点一样，特定的表征也不可能作为特定信念的基础。也就是说，表征与意向状态不存在机械的一一对应，可能有多样的实现。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FC。因为从整体主义的观点看，FC是从整体的计算状态到信念的函数。意向性对整体性结构的依赖性表明：要让机器表现出真正的意向性，除了满足其他条件之外，还必须让它有整体性的心理结构。这当然是极其困难的工作。可见，机器要想具有人那样的智能，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五、解释语义学的问题与启迪
解释语义学不仅对意向性现实出现的机制和条件作了新颖别致的探讨，而且对“塞尔问题”以及机器如何通过获得意向性而获得真正的智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解答。卡明斯强调：表征并不是意向性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因此要想人工智能表现出意向性，一是要让它有表征能力，二是要有社会、文化等约束因素，三是要让计算机有内在的整体结构，因为意向性不是局域性的属性，而是整体性的属性，四是要使系统表现出表征的属性，必须有相应的解释机制。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探讨如何让机器有这样的内在的解释系统，而不是继续像至今所做的那样，把机器的操作与解释分离开来。换言之，不应由人垄断解释，而应把这一机制交给机器，真正让它自己作解释、作关联。
卡明斯的解释语义学无疑有自己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它危及到了心理内容或语义性的实在性。例如，自然主义者就提出这种批评，认为如果不能把意向内容同化为自然秩序中的一种过程或状态，就会扼杀意向内容的实在性。解释语义学未能把内容还原为自然科学概念，因而也取消了内容的实在性。卡明斯承认，根据人的解释作用来说明内容必然要违背自然主义的约束。但他又认为这不一定是错的。解释语义学的基本假定是：R表征S中的x，当且仅当有功能g，f，而且有解释I，以至于S满足g，g在解释I之下模仿f，并且I（R）＝x。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自然主义约束作为语义学理论必须遵守的条件，因为“对于表征的本体论上的自然主义‘定义’几乎没有哲学或科学上的利益”(24)。
解释语义学尽管有这一问题，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进一步创新的思想火花，它似乎为我们探寻如何让人工智能的表征或意向性成为真正内在的而非派生的意向性指出了一条可能的出路。不错，已有机器的智能系统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把自己的表征与世界关联起来，即不能主动自觉地关于或指向什么。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它有关于性，但这种关于性的特点是，在它所关于的可能世界中，它什么都可以关于，但同时什么也不能关于。例如，计算器上的计算状态之间的关系：2＋2＝4，任何人只要输入相应的符号，它就能及时准确地告知结果。这是计算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它能关于的可能世界极其巨大，既适用于两元钱与两元钱的关系，又适用于两个水果与两个水果的关系，还适用于其他无数的类似关系。但就其本身而言，它还缺乏一种内在的能力，即决定把上述计算关系与外在的某事态关联起来的能力，因此它本身什么也不能关于或指向，充其量只有派生的意向性，这种派生主要是根源于它之外的解释构架及其运作。正是在这一点上，卡明斯的思想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这就是：作为人工智能之S—表征的纯数据结构，在今天这样的认知和开发水平之下，仍不是没有希望获得它的意向性的。一方面，它有指向无限的可能世界的潜力，另一方面，既然借助解释机制，它可以获得确定的指向性，那么如果我们把这种外在的解释构架、机制转化为它的内在的构架和机制，即通过进一步的探索和实验，让它自己来做前此由人来做的解释工作，即把S—表征与世界关联起来的工作，不就能让它获得原始、固有的意向性吗？这是否能成为人工智能获得意向能力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和探索方向呢？这至少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而要如此，就必须进一步研究人的解释能力，因为人正是基于解释，才使符号与外在事态关联起来，从而有了独特的语义性、意向性。在这里，人的意向性中那种隐秘的、至关重要的关联能力似乎隐约掀开了一点神秘的面纱：借解释可部分实现这种关联。此外，卡明斯的解释语义学还告诉我们，意向性的出现是复杂因素的合力的产物。要想人工智能表现出意向性，除了要有表征出现之外，还要有外在的情境因素与内在的整体论因素的出现。
注释：
①②③④ ［美］塞尔：《心灵、大脑与程序》，载［美］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第93、95—96、96—97、119页，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⑤ J.Searle,Intention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452.
⑥ ［美］塞尔：《心、脑与科学》，第46—47页，杨音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⑦⑧ ［英］克里克：《惊人的假说》，第181、182—183页，汪云九等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
⑨⑩(11)(12)(13) R.Cummins,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89,p.124,p.137,p.138,p.124,p.124.
(14)(15)(16) R.Cummins,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89,p.292,p.292,p.293.
(17) R.Cummins,“Interpretational Semantics”,in S.Stich and T.Warfield(eds.),Mental Representation,p.295.
(18)(19) R.Cummins,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89,p.90,p.94.
(20)(21)(22)(23)(24) R.Cummins,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89,p.283,p.141,p.142,p.143,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