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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4)01-0008-04
一、我们党明确提出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人们一般认为，文明是指脱离了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常讲，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主要体现于进步的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设施和政治法律行为。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范畴。马克思曾在人类社会真正进步的意义上广泛使用“文明”这个词。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文明史的真正开始。马克思也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个词。理论界公认的看法是，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概念的早期表述，是在1844年。这是马克思在拟定《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时提出的。“草稿”所列的九条简明写作计划有关于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的表述，涉及到对政治文明的理解。另外，马恩和列宁的许多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著作中都蕴涵着关于政治文明的深刻思想。在我们党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政治文明”，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政治文明”这个范畴。他提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直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把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按照报告主题的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对其实现途径、根本要求作了深入的阐发。这样，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整体的理论，不只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而是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互为条件、互相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由此，我们可以认为：
1.这体现了我们党越来越能自觉地把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的整个事业纳入人类文明发展史之中，这表现了我们党关于党和社会建设思维的发展与转换。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这里包含的意思启示我们：一是不要割断历史，也就是说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事业，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延续，不断创造新的更高程度的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趋势；二是不要割断与当代整个世界的联系，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建设的事业，是与全世界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密切联系的。在我们党的历史进程中，的确曾经有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比如，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并没有全面意识到与世界各国加强广泛联系的深远意义，割裂与外界的联系，满足于在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又如，在对待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过去曾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冲突一面，忽视了连续性、继承性一面。割裂了历史连续性，就割断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链条，这很容易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孤芳自赏。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充分强调其深远意义，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思维模式的转换。
2.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我们党对于“三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文革”时期，忽视经济建设，忽视物质文明的发展。这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偏差，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出现了暂时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物质文明的发展放在突出位置，这是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结果。当然，实际生活中，后来也曾一度出现对于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成为突出强调的重要问题。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精神文明，到党的十六大首次把政治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明确提出来，讲到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看到，正是在不断拓展视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中，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整体框架。这表明了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
3.这体现了我们党越来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纳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所谓全球化，形成着这样的趋势，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交流、对话、协调和沟通。世界各国都讲全球化，而一些发达国家所讲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人类进步潮流的全球化，总是要走向整个人类真正文明进步的全球化的。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要在加强自身建设和走向世界中使我们的事业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要推动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我们在过去的实践探索中曾经出现过难以避免的曲折和失误，在新世纪中，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必须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实践，其中包括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深刻反思，通过改革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道路，承担起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使命。
二、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面向当今世界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并面向世界，妥善地处理好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既反对简单的照搬照抄，又要善于汲取中外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精华。我们要研究借鉴近代以来一些国家的思想家提出的民主思想、法治思想以及“权力制约”思想等等。但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又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当前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基本内容就是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主体结构。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明的保证在于搞好制度建设。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已经提了多年，现在需要强调和明确的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这里包括着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我们以前往往偏重于把民主只当做一种与作风相关的命题来看待，例如把民主看做是让大家讲话，或者是领导者的开明等等，这当然是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在加强我们党内民主建设中必须重视的。而重要的问题又在于，民主如果缺乏具体的制度，就难有保障，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有重要的启发思考和指导探索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就是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此，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放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全球化会促进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会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有利条件，同时也会形成一些不利影响。尤其要警惕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敌对势力，借着全球化进程，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战略，利用各种手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进行种种歪曲、攻击和干扰破坏。我们必须立足当代、着眼未来、放眼世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努力发掘中国历史上政治文明资源的精华部分，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当今世界上政治文明资源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从中国实际出发并适应全球化发展，来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三、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贡献的宽广视野和坚定决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深刻分析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基础上提出的。这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到，我们将长期面对着和平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三个重大课题。能否解决好这三个重大课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重大课题提供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指明了方向。根据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这些重大课题，对于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来讲应当做到：
第一，应当对党的十六大和最近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对于其中涉及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出深入研究。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有若干重要之点值得重视。一是会议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重要议程。这十分引人瞩目。把报告工作列入全会的第一项议程，是我们党的领导集体适应新的复杂环境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有效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现实需要；表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自我完善，致力于制度创新，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决心和魄力；也为全党各级地方委员会逐步推进报告工作制度起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二是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依照法定程序，把十六大确定的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会更好地发挥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三是这次会议确定的若干个方面的议题，实际上都涉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三中全会决定作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项主要任务，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做到“五个统筹”，这实质上是统筹经济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进步。胡锦涛同志近期在一次讲话中就发展问题讲了一系列新思想，提出“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他讲到了三个方面的“坚持”，四个方面“指标”，增加三个方面的“投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规划中加以体现，在工作部署中加以落实，不断提高各级干部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这都体现着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要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这是对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还强调了做好当前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对以上一系列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研讨，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要结合山东的实际，对如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整体推进，实现山东新飞跃作出研究。关于推动山东发展，省委、省政府对山东发展近期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路和新的部署。我们知道，今年以来省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干事创业，在全省形成了加快发展的热潮。省委提出了全省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思路，这就是：围绕“一个总目标”，争取“两个提前”，完成“三个阶段”任务，实施“四大战略”，落实“五项工作方针”，实现“六个方面变化”。最近，省委、省政府对确定的各项任务，一项项地研究，一件件地落实，不间断地推进。省委工作会议之后，先后研究了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半岛城市群建设以及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济南城市建设规划、国有企业改革、园林经济、建设生态省、就业与再就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基层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山东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这里作为整体规划，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来整体部署的。我们要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全面文明进步来进行研究，积极为省委、省政府出谋划策。
第三，要加强基础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这里又可分为这样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要围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十四个如何”和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的“九个方面工作”，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力量攻关，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战斗力。第二个层面，要抓紧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要切实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要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建设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推动全社会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三个层面，要站在学科前沿，努力拓宽视野，深入到历史各学说流派本身，作出知己知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研究。例如，在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中，以往我们的许多研究是薄弱的，有两种情况应当注意改变：一是只满足于或固守于把原有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当做政治学科本身，而不能驾驭中外整个政治思想史，许多有历史意义、有建树的东西不能给予正确看待、得不到正确的汲取。二是照搬西方政治学说，而形不成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正吸收国内外历史上和当代研究新成果的、真正立足国情和当代世界的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丰富的政治学史料和思想营养，对这些方面深入研究很不够，起码我们山东省是薄弱的。就中国思想史来讲，从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韩非子等，就有不少涉及政治学的文献和思想值得发掘；再到董仲舒以至汉以后崇有论和贵无论学派的争论，如何晏、王弼等人的见解；再到隋唐以后周敦颐、邵雍、张载以至“二程”、朱熹；再到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等，明清之际的戴震等；一直到近现代的一系列政治思想史文献，研究和发掘都显得不足，往往只是一些搞哲学史的在那里有比较深入地研究，而搞政治学的却研究不足。从西方政治学说史来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格劳秀斯，到孟德斯鸠、洛克、霍布斯，再到康德、黑格尔等，对其哲学思想研究的不少，大家也熟悉，而对于这些思想家的政治学理论，以至近代以后一系列政治学理论，特别对当代的一些政治学说的源和流，却梳理不足。就当代政治思想史来讲，如对美国近期的一些思想家的研究，以往人们通常讲美国历史上真正有巨大建树的哲学家并不多。而从罗尔斯以后，人们认为他成为美国当代哲学家的重要人物，罗尔斯的学说从某种意义说，恰恰是从政治学切入的，很有特点。他的《正义论》讨论正义的“原初状态”，论证一个“无知之幕”，讨论正义的可能性问题，使其政治学理论在哲学层面上独树一帜，对当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发展影响很大。当然，与罗尔斯同代的诺齐克，与之有着激烈争论。诺齐克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最弱意义国家”。其学说有我们不能认同的一面，但其中讨论的国家在“最弱意义上”应当如何承担职能，对我们现在探讨政府转变职能是有启发性的。总之，我们要站在人类文明大道上对以上学说予以关注，以审视的眼光予以科学地研究。要实现以上任务，就需要理论工作者认真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以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落实到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个文明”建设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和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已不仅是某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要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去认真探讨，真正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的事业出发，全身心地投入，这是在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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