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时代的悲剧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喜剧论文,悲剧论文,人生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这是一个喜剧时代。
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喧哗与骚动；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进步，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错位与反差：发展经济与唯利是图，商品价值与人欲横流；个性解放与道德沦丧，物的发达与人的贬值。旧的迷信打破了，新的拜物教正在产生……
社会生活每天都在上演着新的“人间喜剧”：公司开张，企业破产；物价上涨，股票下跌；“大腕”走穴，“大款”暴发；富商一桌“豪门宴”上万，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充满欲望的夜生活，文人“下海”，大学生“练摊”，图书馆前门庭冷落；歌手艳星为英雄劳模而歌，高雅音乐与流行歌曲共鸣；学术著作与三流小报并肩排列，政治教育与广告宣传相互穿插；贪污腐败与公正清廉鱼龙混杂，一边是人间真情，一边是假冒商品，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
人们以不同的话语称谓这个时代：“社会转型期”、“原始积累期”、“后现代社会”。新奇、短暂、多样，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宽松、模糊、感觉是这个时代的氛围。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一切又都被解构、遮蔽；一切似乎刚刚开始，一切又已经显得陈旧；一切都使人目不暇接，心旌摇荡，热血沸腾，一切又使人困惑和迷惘，无奈与沮丧。还是流行歌曲唱得好：“这个世界很精彩，这个世界很无奈”，“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对于处于这个喜剧时代的某一类人来说，注定他们的人生是悲剧，一种精神的悲剧。
知识分子——更具体地说，人文知识分子，扮演了这个喜剧时代的悲剧主角。
人文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士”，通常被称为“文人”。“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引）文人与生俱来的这种依附性内在地决定了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身份和人生悲剧命运、角色。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他们因为拥有“文化资本”而成为“统治阶级”，又因为没有权力与经济资本而成为“被统治阶级”，前者使他们区别于一般的阶级集团，而成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特殊阶层；后者又使他们区别于统治者，而不得不依附、隶属于某个阶级集团。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依附与独立、介入与超然、道与势、入世与出世、个人与社会、世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形成双重人格与扮演着多重角色。因此，自我失落的悲哀、个体选择的艰难、寻找自己位置与归宿的困惑，人格冲突分裂的痛苦，等等，便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精神悲剧的主要方面。“长恨吾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一千多年前苏东坡的这两句感慨道出了中国文人的千年悲音：“魂归何处？”
“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历史仍然在延续。“春江水暖鸭先知”，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价值转型与两种文化交替断裂时期，最先经历感受、体验到其所带来的种种错位、反差、矛盾、冲突的往往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固有的人格精神范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激、挑战，心灵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人格的裂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痛苦。新的阶层的诞生，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动，文化的衰落，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改变，这一切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面对现实的困惑与无奈，被社会抛到边缘的失落感，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迷惘，作为“多余的人”的自卑，固守自我的孤寂，追求后的幻灭，依附后的灵魂拷问，等等，这一切便构成了这个喜剧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精神悲剧的主要内容。而当这些被本身就经历感受、体验这一切的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所反映、表现后，其作品便具有解读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意义。本文将要涉及的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作品虽然十分有限，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既打上特定时代烙印，又具有穿越时空的文化意味。
（二）
商品经济的发展，宣告市民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世俗化、大众化的社会，平民百姓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生活的主人，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影响甚至制约着一个时代的风尚。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市民阶层，还是我国明清之际的城市商贾，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世俗价值倾向。这一倾向不仅严重地动摇了上层集团和王公贵族的统治地位，也毫不留情地改写着知识分子的身份，甚至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折。知识分子原先作为上层集团从事意识形态活动的一部分与市民阶层是保持着严格界限的，一旦他们赖以生存、赖以活动的上层社会瓦解了，一旦市民社会消解了意识形态，失去了“被养”的经济基础，也失去了“知音”与栖息之地。他们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物质上他们一无所有，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他们必须谋生，然而，除了市民社会不屑的“文化资本”，他们往往又是一无所长；精神上他们却又很难摆脱拥有“文化资本”而带来的身份感、优越感，很难与市民社会认同。他们既无法超凡脱俗，又无法很快走向世俗，因而随着社会世俗化、大众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冲突就显得更为突出。作为市民社会中最尴尬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注定要扮演着喜剧时代的悲剧角
中篇小说《王谢堂》（作者：旭峰 载《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3期）中的主人公王谢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人物。王谢与他的父祖辈相比，无疑是不幸的，其不幸就在于作为一位贵族世家出身的小知识分子，在失去了他赖以生存和赖以寄托的物质与精神资本之后，不得不置身于受商品价值主宰的市民社会之中，这样，他便面临着前述的双重危机：首先是生存危机，家道中落，生活贫困，而自己却一无所长，母亲生病他不得不四处借钱，其母甚至为他担忧：“我死后他怎么生活下去呢？”生存困境使王谢不得不面对现实，借钱时的尴尬刺激他决定经商开饭店。这种穷则思变，为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而投身市场经济的过程，本来是当代市民社会中常见的故事，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只不过给这个喜剧时代再添一点喜剧色。但情况发生在王谢身上，就大为不同了，自始至终伴随着他的是更严重的危机：角色危机、认同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困惑、苦恼、矛盾、冲突。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就在于此，而由此也暴露了他们人格的双重性和负面价值。走向世俗的王谢骨子里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自尊，“他的苦恼很平凡，但是他听得懂非凡的声音”。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王谢的这种清高、自尊，既不是建立在严肃地守护着一种信念的终极* 但是，这又能怨得着王谢吗？假如王谢不走向世俗，他又凭借什么来超越现实和超越自我呢？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俗人，他们拥有的那点可怜的“文化资本”是无法与代表强大的商业资本的市民社会相抗衡的，当现实生活中的“王谢堂”失去之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王谢堂”迟早也是要失去的。当商品经济大潮使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的主角时，知识分子要想取得市民社会的身份证，只有投入大潮中，而这恰恰又是他们所不愿或所不能的。《王谢堂》正是在知识分子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展示了王谢这样一位小知识分子，“他的坚守中的迂腐，他的失落中的自尊和潜在的自卑，他的介入经济生活时的惊慌失措，他的投入商品大潮时的茫然和无知无能。”作者欲通过描写这类“旧文化人贵族心态在大时代的洪流下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状”，（注：王旭峰：《燕子飞到哪里去了》、《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3期）来找出知识分子的“病灶”，企图揭示喜剧时代知识分子悲剧人生的人格精神因素。其中不乏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但批判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另一部以同类人物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南屏晚钟》（载《东海》1996年第9期）中，旭峰的这种批判性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作者更加注重从价值道德层面上来透视走向世俗后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小说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描写了两类出身、身份大体相同而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弓藏与尹君。弓藏也出身于书香门第，贵族之家，但他在走向世俗的过程中，丝毫没有王谢式的清高与自尊，当然也没有他的那种无奈与压抑，而是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走向“堕落”，即使他在盗窍文物时，也没有犯罪感，“他无视灵魂，无视那些处在背叛之中的心灵的煎熬”，他不仅将上级、朋友玩弄于掌上，还欺骗深爱他的女友，这是不同于王谢的另一类知识分子，走向世俗使他们完全丧失了道德感、价值感。与之相对照的尹君在心底始终保存着某种神圣的东西，他的灵魂常常对此产生一种敬畏感，他企图在现实中维护这一种神圣，可悲的是，他缺乏强有力的人格精神力量来维护自我，因而也就谈不上守护神圣，他“又是个正义者，又是个胆小鬼”，“他在生命思考的时候和在对生命的实际运用的时候的那种巨大的反差使他往往在同一个时刻判若两人”，因而，他只能让灵魂聆听“南屏晚钟”，缺乏在现实中行动的勇气与力量。他既不可能改变自己，更不可能* 由这两篇小说，我想到了密尔顿的《失乐园》。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诠释，“对密尔顿来说，失去了乐园，必然引起堕落；而恢复乐园的使命只能由一位‘更伟大的人’去完成，不是靠迄今为止所出现的任何一位诗人。”“诗人是我们中的被选中者，但当他意识到自己被选中时，这种意识就成了一种诅咒。同样，这种诅咒的内容不是‘我是一个堕落者’，而是‘我是人，我正在堕落’——或更确切一些：‘我曾经是人（对诗人来说，上帝和人本是一回事），我现在正在堕落，从我自身堕落。’当这种对自我的意识被提高到一个绝对高度时，这时候，诗人就跌落到地域的实地上了——更确切地说，到达了深渊的底层，并在那儿以其冲击力创造出了地狱。”（注：[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版）当王谢、弓藏与尹君一类知识分子作为喜剧时代悲剧角色的“被选中者”，当他们在失去乐园，走向世俗之后，如何才能意识到“我正在堕落”，并将这种意识提高到一个绝对高度？便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在走向世俗化过程中的救赎之路。无论是王谢的俗，弓藏的贪，尹君的弱，都表明当代知识分子在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无法进行自身的人格重塑，既做不到“象上帝那样思考”，又做不到“象凡* （三）
走向世俗化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艰难、痛苦的，但毕竟是他们摆脱依附性的一个根本转变；而那些既不愿世俗化，又无法摆脱依附性的知识分子，则走出了权力化。如果说旭峰的小说是对于知识分子走向世俗化过程的展示，那么，老作家李国文的近作则是对被权力化的知识分子灵魂的透视。这是不同于旭峰笔下的另一类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他们的一种出身、经历，通过权力化、政治化，他们已经退出了知识分子阵营，“士”而成为“仕”。王谢们在世俗化过程中产生了角色危机，他们在权力化的过程中则产生了角色认同。但是，他们在由“士”而“仕”的整个过程中所显示的心态与人格精神范型，又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印记，从而使这些社会的宠儿和幸运儿同样摆脱不了知识分子的悲剧性。
李国文在短篇小说《当令》（载《人民文学》1996年第11期）与中篇小说《涅槃》（载《钟山》1996年第2期）中为我们塑造了此类的两个人物：徐炯与白涛。徐炯其人，“在政治舞台上，手眼身步法，相当在行”，他整个都是被政治化了，将知识分子的全部聪明才智用在对政治行情的揣摸上，对为官之道的研究上。他的整个生活，包括爱情、家庭、友谊，乃至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部被纳入此种轨道。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里，多次化险为夷，成为适时走俏的“当令”。李国文以白描的手法，在不到六千字的短篇内，简洁、老道地勾勒了这样一个从知识分子营垒中脱颖而出的“时代骄子”，其特别的意味就在于：徐炯的走俏、风光与他来自于的那阵营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背时、潦倒构成鲜明的对照，而这恰恰是徐炯由“士”而成为“仕”的内在缘由。曹诤，这位在大学教历史的教授、学者，便是作为体现这种意味的对照人物出现在小说中的。他走的是一条与徐炯“红道”（做官）完全不同的“白道”（做学问），这就决定了他有着与“当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命运：“倒霉一辈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曹诤一方面固然看不起他的同学徐炯，并且攻击他，但同时在徐炯的显赫* 然而，徐炯尽管“当令”，与《涅槃》中的白涛相比，则又因其彻底政治化难免被知识分子视为“异类”而鄙弃。白涛不仅出身、经历属于知识分子，而且现在的社会身份、角色之一仍然是“诗人”，但他决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诗人”，如果那样，他即使不至于像曹诤“倒霉一辈子”，也难免要像王谢们走向世俗化。白涛是一种特殊文化体制下特殊的产物——依附政治权力的文化人。对文化人来说，他代表着权力：而对权力来说，他又代表着文化。同时拥有“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白涛，在知识分子走向权力化的过程中则又是一番徐炯不能比拟的风光境界。文化由于权力而升值：“诗人是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见大官，下见平民，就这么一个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态度。”权力则因为文化而闪光：“这位文化老人，地位不低，待遇不差，虚实不拉，好处皆沾”，“他应该有的，全有了，不应该有的，也有了。”权力与文化的关系，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危险区，需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作为“智者”的白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深得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联姻关系：文化必须依附于权力，权力需要依附于它的文化。这里的前提只需要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抛弃独立的文化人格，依附于权力。而对于白涛来说，这
无论是徐炯的彻底政治化，还是白涛的文化权力化，甚至包括曹诤的自卑与自悔，都表明了缠绕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入仕情结”至今仍然在他们心头抹不掉、挥不去，其作为“统治阶级中被统治阶级”的依附命运与“士无定主”的寄生人格仍然是对他们的最好写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写道：当现代社会按照权力、财富、名声事实上已将人们分为不同的阶层时，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奋斗终生，也只有可能获得后者。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拥有“文化资本”的他们独立价值之所在。但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体制下，像徐炯和白涛这样的知识分子则同时获得了前者，走上了权力化道路，而在那一厢，曹诤们则感到无限的失落。这是喜剧时代的悲剧，还是悲剧时代的喜剧？由此我想到了赛义德笔下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描绘：他们“不怕被烧死在火刑堆上，不怕被孤立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有倔强性格的彻底的个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须处于几乎随时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的状态”，能够“对强权说出真理”。（注：摘自张隆溪：《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读书》1997年第7期）然而，穿越漫漫时空，我看到的是，在走向权力化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性的前仆后继，其得意者与失意者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势* （四）
走向世俗化和走向权力化都没有使知识分子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家园，角色感和身份感。知识分子永远“在路上”，在寻找，寻找的悲剧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悲剧。早在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就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慨；一千多年前，李白发出了“多歧路，今安在？”的自问；一百多年前，德国哲学诗人荷尔德林在《莱茵颂》中，唱出了一曲忧悒之歌：“……阿尔卑斯山峦鬼斧神工，／那是远古传说中天使的城寨,／但何处是人类／莫测高深的归宿?”这种无家可归感与“还乡”意识正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普遍感受，并成为文学反复表现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题材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死亡与自杀，由此将知识分子的悲剧推向顶点。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就在于其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选择意志，而自杀恰恰显示了知识分子反抗束缚感和被控制感的自由选择意志。生死的自由选择，是人高于盲目的命运的表现，对于那些严肃地守护着一种思想、信仰，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找不到自己精神归宿的知识分子，自杀常常是他们的一种自觉选择。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基里洛夫开枪打死了自己，他宣称：杀死自己才能证明一个人的绝对自主性！
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常常是超越时空的。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世纪之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象荷尔德林预言的“还乡”，反之，内心似乎比任何时期更加充满了困惑、冲突、不安，更加充满了无家可归感。这种感觉，在范小青的短篇小说《出门在外》（《太湖》1995年D卷）里得到了象征性的表现：出差开会的辛教授最终没有找到自己丢失的旅馆。知识分子的当代困境，既有现实层面上的生存危机，更有精神层面上的价值危机，即有生命不能承受的重，也有生命不能承受的轻，其中既关涉终极价值、生命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与归宿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命题，更与知识分子特殊社会地位、角色、命运及其人格精神范型相关。总之，对于在世俗化与权力化道路之外艰难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其悲剧命运似乎是注定的、必然的。“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正是从上述立场来看待三篇都是以知识分子死亡（或自杀）为结局的中篇小说的。它们是：方方的《暗示》（载《天涯》1996年第1期）李贯通的《天缺一角》（载《大家》1996年第1期）梁晓声的《学者之死》（载《十月》1996年第1期）
《暗示》写的是知识分子家庭两代人的精神情感悲剧，具有浓厚的宿命色彩，通篇“暗示”着知识分子永远走不出自身的精神情感怪圈。叶桑的父母长期貌合神离，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已经暗示了他们子女的不幸婚姻。叶桑在发现丈夫有外遇的情况下离家出走回到娘家，不仅证实了这种暗示，而且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暗示：首先是二妹的暗示。二妹被全家视为精神病患者，但她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却“精神自成一体”，生活向她暗示了不同流俗的单纯、透明另外一面，她试图将这种暗示暗示给自己的姐姐，在这里，暗示实际上是一种对叶桑的“过另一种生活”的召唤；但是，与此同时，叶桑遭遇了另一种暗示，一种来自异姓的情欲的暗示，在这里，暗示不仅是一种诱惑，而且已经转变为叶桑与其未来妹婿私通的现实，然而，这一现实对于叶桑来说，又是那样地不真实、游离于自己的主体精神世界，因为她的精神情感本来暗示给她的应该是另外一些东西。就这样，叶桑陷入了自身制造的精神情感怪圈，在暗示和诱惑的冲突中苦苦挣扎，她既无法接受召唤，走进二妹的“暗示”世界，又无法摆脱已经发生的“现实”对她灵魂审判的暗示。随着外部世界统一性的丧失，叶桑的自我统一性也分崩离析，她找不到安放自己灵魂的场所，但是她的精
如果说叶桑的自杀是命运对她的暗示，是她解决灵魂冲突的方式，那么，《天缺一角》中的于明诚之死则是明确地守护着一种信念、价值，是他自身存在的证明。于明诚是一位县文化馆馆员，一位有着丰富金石学方面的学识的学者，而被世情视为迂腐的书呆子。他的整个人生支柱维系于金石像，其中寄托着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对文化价值的全部信念。这种信念，首先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人格的延续，于明诚终生恪守着在老馆长临终前自己发出的“为自己事业献身”的誓言，自觉地承担了文化的薪火相传的重任。然而，他生不逢时，当整个社会走向物欲化，将文化与商品金钱捆绑到一起，不仅文化本身的价值受到冷落，从事文化发掘、保护工作的人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县文化馆成为被时代遗忘的角落，所有的人都无所事事，精神空虚，“反正是无聊了，再不无聊就更无聊了。”因此，于明诚的这种信念，就更成为一种对当下状态的抗拒，对某种价值的守护，在世俗化与权力化之外对知识分子位置、角色的一种自我认同、证明。正是如此，所以当金石本身受到了破坏，于明诚在将石像沉到井底同时，自己也在一生拼命保护的汉碑旁“入境”了。于明诚的死没有情节上的因果必然性，在这里只是一种象征。“天缺一角，尚有女娲，石缺一角，如
至于《学者之死》里的吴谭则又是另一种人生，另一类知识分子。他不存在角色认同和角色转换的危机，而是角度色不明的问题。称他为“学者”，因为他有硕士文凭，从事着专业文化工作，著书立说；而他又的确不象学者，他不仅出身寒微，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且现在也没有宽敞的书房、学者的风度。他生活贫困，家徒四壁，穿着邋遢，总之，他是“一位日子过得很清贫，甚至可以说过得很潦倒很因窘的学者”。经济上的依附性注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不了“精神贵族”，吴谭不得不终日为生计而奔波，写些鸡零狗碎的文章换取稿酬。但是他毕竟不同于走向世俗化的王谢们，因为他有着“文化资本”。凭着这种资本，过着世俗生活的吴谭却避免了走向世俗化，他由于自己的研究成果终于由“预备学者”成为真正的学者，获得了属于学者的各种待遇、荣誉。但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吴谭的生态与心态，他仍然存在着角色不明的问题：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谦虚的饱学之士，而他自己却瞧不起自己为了那点虚幻的头衔钻到故纸堆里浪费光阴；在外界，他时时处处按一位“学者”的自我形象要求自律着，而自己的实际生活却弄得一团糟：离婚后带着儿子生活，儿子上学交不起高价费，逼得他决定写武侠小说，最后死于为儿子上学探明的一
也许，知识分子新的人生、新的人格只能产生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之中。这种新的人生和人格，既不是“拒绝世俗”，也不是“躲避崇高”，既不是对终极价值的虚设，也不是解构一切，而是让飞扬律动的生命过上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真实的生活。我从鲁羊的短篇小说《在北京奔跑》（载《十月》1997年第3期）中获得了这方面的某些信息。小说为我们设置了一个个虚构的幻境，而那些看似随意为之实为刻意经营的细节，又给这虚构的幻境增添了动人的色彩，也构成了一种真实的情境，我从中感受到了走向新世纪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以“新的心态”在路上的情境。是的，知识分子永远在路上、在寻找，但王谢、白涛、叶桑、于明诚、吴谭们的悲剧是否是喜剧时代最后的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