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教育习俗的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
朱毅峰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 古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蕴藏着丰富的教育习俗。古村落教育习俗是带有典型传统农业社会特征的一套非正式化的文化教育和观念体系，它可以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不同类型，并且呈现显性与隐性、刚性与柔性、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教育与文化等多维度统一的特征，同时在古村落中承担着教化、调节和传承等重要功能。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亟需重新审视古村落教育习俗的当代价值，挖掘其在乡村社会发展、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影响与意义。
[关键词] 古村落；教育习俗；文化内涵；当代价值
古村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国目前依然留存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古村落，①这些古村落是考察和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活“标本”。2003年至今，住建部先后评选了六批27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一些省份也陆续公布了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以及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如浙江省自1991年开始，先后公布了五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共有近150处村落入选；浙江省宁波市也公布了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纵观中国古村落30余年的研究历程，对古村落的研究视角从最初的“土建筑和民居”入手，逐渐拓展到“作为地方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进而延伸到“作为景观资源”探讨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并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目前所能涉猎的资料来看，对古村落深层的文化挖掘与整理还不够，尤其是作为古村落文化重要体现的教育习俗一直被忽视，仅在谈到古村落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时，涉及到对“耕读文化”的解读，而耕读传家并不等同于教育习俗。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推进，深化古村落教育习俗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古村落文化内涵和中国教育史的认识，也有助于关照当代乡村社会发展、乡村教育与文化振兴。
一、古村落教育习俗的基本内涵
古村落是伴随着农业经济的产生、发展而不断演化形成的。在农耕社会之前，民众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渔猎和采集作物，人们穴处而居，居无定所，常常受野兽的袭扰。后来“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1]一定程度上既可遮风挡雨，又可避免野兽袭击。随着农业耕作和安全的需要，房屋被建在了靠近耕种区的地面上，聚族相邻而居，就逐渐形成了村落。如考古发现的距今6000多年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先民沿河聚集而居，已有居住区、中心广场、陶窖场、墓地等功能区，聚居区布局合理，功能相对完备，这种稳定的生活形态对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作用。[2]古村落历经数千年中华农耕文明的积淀与洗礼，形成了悠久的历史沿革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延续至今的诸多古村落中除了留存有显性的物质文化遗存外，还留存有大量无形的文化传统，包括教育习俗等传统文化习俗。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教育是指所有对人身心发展产生影响的实践活动，包括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狭义教育则指专门的学校教育。非学校教育亦称非正式教育，是指个人从日常生活或周围环境中根据个体需要进行的终身学习活动。习俗又称风俗，是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3]也有学者认为习俗是社会上多数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习俗是思想和行动的固定方式。[4]所谓教育习俗，有的学者把它界定为“由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所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教育方式、手段、制度、谚语、故事、诗歌、仪式等的集合体，是绵延不绝的民间教育智慧，是鲜活的教育文化遗留物。”[5]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指“多数教育者在长时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固定化、模式化的心理和行为的共同习惯。”[4]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围绕人类的教育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教育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也是人类在教育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像的积淀。”[6]这些界定表述不尽一致，但都表达了教育习俗的一些共同特征，为我们认识古村落教育习俗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有益启示。结合前人的界定和大量的田野调查，我们认为，古村落教育习俗是在传统村落社区空间之中形成的、带有典型传统农业社会特征的一套非正式化的文化教育和观念体系，它一般以传统村落中物质化的建筑形态和非物质化的生活仪式、族规信仰、童谣谚语等为载体，以激励个体成就和融合群体规范为价值导向，潜移默化地对村落共同体产生影响的生活模式和行为习惯。它是古村落民众围绕教育形成的文化生活方式，是古村落民俗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古村落教育习俗形成、发展与农耕社会“耕读传家”思想紧密相关，其在实践中丰富了“耕读传家”思想的内容与内涵。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无论士人还是统治者都重视耕读，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都重视半耕半读。在统治者的推动下，“读书人”进入半耕半读，而乡村社会也在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村落精英的启发和带动下日益重视读书和教育活动，这是典型的大传统对全社会的辐射和小传统对大传统的依托。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目的未必相同，但国家层面的大传统和乡村社会的小传统在“耕读传家”上达成共识，并将其转化为共同的行动实践。当然，部分知识分子进入半耕半读的生活状态，也有理性与感性、奋争与颓废纠缠，与其摆脱束缚、遗忘烦恼有关，如魏晋士人隐逸山林亦耕亦读。隋唐以来，随着科举考试的兴起，读书之风盛行，“耕读传家”思想在科举考试背景下内涵进一步丰富，“读”的功能被进一步拓展，除了传统农业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和原有的修身立德之外，大多数乡村精英把“耕读传家”作为子弟或家族“进可荣身”的重要途径，长盛不衰。“耕读传家”作为一种实践思想和生活愿景被不断强化和传承，既保障了生活来源和经济基础，又成为追求修身、立德和荣身的自我价值实现通道。
二、古村落教育习俗的主要类型
民俗学家将民俗划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口承语言民俗。[7]基于民俗学的分类，教育习俗可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烟囱避雷针采用直径50的不锈钢耐酸材料制成，顶部为尖端，3根避雷针在烟囱顶部均匀分布，并用直径12圆钢焊为一体；避雷针下捅壁内的纵向钢筋全部接头为焊接，作为避雷针引下线，在烟囱筒壁处引出，用连接线与烟囱接地体可靠连接。水平接地体为60*8的热镀锌扁钢，垂直接地极顶距离地面0.8米处，烟囱独立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
(一)物质生活类教育习俗
5.教育与文化的统一。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文化为人所创造，并为人所享有，教育亦然。文化与教育有着天然的共生土壤，二者枝盘错节，相辅相成，教育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途径，文化是教育赖以绵延的根脉。古村落中的祠堂、建筑、族谱、谣谚、风俗，一方面，是古村落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上述文化也会作用于教育甚至是直接作用于个人，对族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古村落教育习俗增强了村落教育氛围。“耕读传家”思想影响下的古村落读书氛围极为浓厚，甚至形成了一定的“攀比”。在俞源村，《俞源俞氏宗谱》记载：“明清两朝出过进士一人，举人三人，贡生五十四人，秀才一百四十人。”“明清两朝，俞源村走向仕途的有二十一人，京官三人，府官五人，县官四人，教谕九人。”②另外，明清两朝仅俞姓一族出过进士、举人、贡生、秀才等293人。③在郭洞村，明清之际，郭洞出过进士2人、文举人1人、武举人1人、贡生19人、增广生14人、癝膳生10人、秀才110人、太学生100人，做过太守、按察司副使等官职共计15人。④人才培养的成功是文化教育氛围的体现，是村落教育习俗涵养的成果。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二)社会生活类教育习俗
这类教育习俗主要指在族规、婚嫁、丧葬等仪式中所包含的文化表现形式。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村落一般聚族而居，很多古村落中都有自己的族规约束家族成员行为、调整族人内部关系。在所见的古村落族规家谱中，有大量与教育相关的表述。如福建省南靖县石桥村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读书之风，将儒者视为“八民”之首。为了激励子孙好学上进，石桥村通过族规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助学体系。一是日常学习的资助。族谱规定“置祀田一百七十余石，六房子孙轮流执掌，以为逐年蒸尝费用。又存山林十余所，付派下子孙，公种公卖，以备公用……抽出养蒙租栗九石，付派下子孙从师司业者均分。又抽出书租实栗一十三石，凡派下子孙在痒者，令其收入，以助书窗膏火之资，亦以示奖恤鼓励之意。”[11]二是参加科举的资助。族谱规定“新生考试，每科贴银一两六钱五分，县府前茅，加赏五钱五分。新科秀才，贴衣冠礼银三十六两。生员乡试，贴银五两六钱。”[11]
婚嫁、丧葬也是宗族的重要活动，这些活动同样蕴含丰富的教育教化资源，成为古村落教育习俗的重要媒介。在宗族重大活动和岁时仪式中，充分体现宗族对礼仪、文化和教育的重视。如山西省介休县张壁村，始建于十六国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村中仍保持着传统的婚嫁习俗。婚嫁仪式中，新郎要在堂屋正中，站到覆着的一个斗上，左手握一把铁锹，右手放在弟弟的头顶，寓意为“手扶铁锹，越过越强。站在斗上，越过越有。手扶兄弟，代代兴盛。”[12]新娘则要在院门口下轿，前面由一位老人拿着两块红垫子往新娘脚前放一放，两块垫子轮流从她的脚下抽出来又放下，意为“一代接一代”。类似的族规、文化表现形式在浙江、江苏、福建等省的古村落中皆有所见，由此可见，对教育的重视不是个别古村落，而是社会共识性的普遍现象。
仪器设备：高通量测序平台（美国Illumina HiSeq 2500）、PCR仪（美国Bio-Rad S1000）、荧光定量PCR仪（美国Bio-Rad CFX96）、凝胶成像系统（美国Bio-Rad Gel Doc™XR+）、低温冷冻离心机（德国Beckman Allegra X-22R）。
(三)精神生活类的教育习俗
这类教育习俗主要包括民间信仰、童谣、故事、谚语等内容。如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松塘村，始建于宋理宗年间，至今已有近800年历史。松塘村自古以来就有尊文崇教的传统，保留着对文昌、孔子、魁星的信仰。孔子乃万世师表，文昌、魁星是掌管人间民事。至今，村里每逢子弟入学、考试、履职、升迁及年中四时八节必来祭拜，祈福许愿，谢恩酬神。[13]除信仰活动外，在遍布华夏的古村落中都还保留着大量的童谣、故事和谚语，至今依然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故事、谚语、童谣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有的是鼓励读书的儿歌；有的是知识的传递，如很多关于天气的谚语；有的是劝学向善，如浙江省武义县俞源村“十子两家”故事：在俞氏家族中，非常重视耕读传家，最典型莫过于两户十子之家。其中，道光年间的俞国器，嘉庆贡生，十个儿子九个读书。长子中了拔贡，三个是庠生，五个是国学生。由他上溯七代都是书家，代代出庠生、出廪生、出贡生。
从文化层次与结构来看，物质生活类教育习俗是最外层的、外显的，作为居住环境和居家装饰起到提醒、鼓舞、激励的作用；精神生活类教育习俗是最核心、最内层的，也是影响最为深刻的，其与文化传统、族规、岁时仪式、信仰等紧密结合，以此来影响和塑造族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古村落教育习俗从物质到行为、再到精神，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族人在尊师重教、崇文慕学、勤耕上进的人居环境中耳濡目染，慰藉宗族耕读传家、光大族望的愿景。
三、古村落教育习俗的特征和功能
(一)古村落教育习俗的特征
此外，古村落教育习俗塑造了村落的文化精神。对于中国数量众多的古村落而言，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在塑造人，村落文化也塑造了村落的文化精神。在文中所列的儒里村、廉村、松塘村、俞源村等古村落，村落文化和教育习俗代代传承，形成了向善、向学、至孝、和睦的村落文化精神，潜移默化中形成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成为族群认同的基础和联系的纽带。
为此，我们需要认识“第一箭”的客观性。生活都有不如意，比如，师生的矛盾、工作的压力、人际的冲突等，不如意其实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我们要学会正视它们。这样，我们对生活中可能遭遇的“第一箭”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就会多一份坦然，也就可以少给自己制造“第二箭”。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全新的授课模式，不仅需要师生双方做出努力，而且需要良好的学习和教学环境的支撑。这里所说的环境既包括支持学习的“软”环境，又包括学习发生的“硬”环境。学校对于“翻转课堂”的态度对教师是否愿意尝试“翻转课堂”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的高校积极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不仅给教师开展各类讲座和培训，还帮助搭建学习平台，老师的创新热情自然提高；有的高校对新的教学模式持怀疑态度，并且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估过于单一（比如仅仅依赖学生评教的分数这个定量指标来判断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致使教师抱着求稳心理，不敢大胆创新。可见，学校积极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对“翻转课堂”的成功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刚性与柔性的统一。所谓刚性是指有些教育习俗在宗族内是普遍认可并强制实施的，如族规中有关教育的规定。众所周知，族规在宗法社会中具有准立法、准司法的性质，其特征之一便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便是教育习俗的刚性所在。如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双泉何氏宗谱》中规定：“上龙山砍柴者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砍一大树断一臂”，这条族规包含现代生态理念，其教育方式通过刚性的族规来实现。所谓柔性是指教育习俗的有些内容在实现方式上具有一定弹性，如谚语、童谣、故事等，根据每个个体接受度不同，体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1) 扫描帧：聚束模式针对一定区域目标进行成像，波束在方位向完成一个扫描范围Δθ为一扫描帧。一扫描帧的波束范围扫描范围为α～β(|α-β|=Δθ)，α为波束起始指向角，β为波束终止指向角。
3.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古村落教育习俗是“多数教育者在长时间过程中形成的固定化、模式化的心理和行为的共同习惯”，[4]作为人类教育活动领域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一方面，它是历史的，是古代农耕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古村落的教育习俗又是现实的，在几千年的继承发展过程中，古村落教育习俗总是以现实为尺度，按照不同时代要求进行转化。以服务现实为宗旨，力求与时代接轨、与需求吻合，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统一的特征。
4.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和考量古村落教育习俗的两个关键性要素，任何一个古村落教育习俗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时间的积淀和空间的定位。时间的积淀使古村落教育习俗因岁月的洗礼而丰盈丰厚丰满，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有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空间的定位使古村落教育习俗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体现出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教育理念和风俗习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共同造就了古村落教育习俗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这类教育习俗主要是从形态上进行划分的，包括服饰、饮食、建筑等内容。以最能体现民俗文化的建筑为例，蔡元培先生曾指出：“建筑者，集众材而成者也。凡材品质之精粗，形式之曲直，皆有影响于吾人之感情。”[8]古村落保留大量直接用于教育或具有教育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在承担居住、集会等功能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涵养着族人的精神品格。如江苏省镇江市儒里村作为张、朱两姓的聚居地，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村里的“敦睦堂”是张氏祖祠，祠堂门楼为砖刻图案，刻有“光前裕后”四个金字，头进大门的楹联刻有张氏祖训“传祖宗一脉，真经曰忠曰孝；教子孙两项，正事唯读唯耕”。“敦睦堂”的教化意蕴还体现在天井旁的风火墙上，该墙墙脊采用砖制斗拱，雕有“吉祥如意”“富贵牡丹”“福禄寿喜”“龙凤呈祥”“百年好合”等图案，张氏祖训“垂裕后昆”印在中央大天井中，为的是提醒子孙后代要“以义制事，以礼制心”。[9]33儒里北街则是朱氏聚居地，儒里朱氏奉朱熹为祖先，朱氏祠堂刻有“紫阳世泽”“虹口流芳”等匾额，“紫阳”是朱熹的别号，“世泽”意在告诫子孙朱熹曾受封三品世袭五经博士，世代永袭爵位，子孙永沐皇恩。“虹口”是朱熹婺源故乡的老井，传说朱熹出生前三日，老井蒸汽升腾，并出现一道彩虹，“虹口流芳”则重在教育子孙后辈要耕读传家，通过读书、劳作提高自身修养，保持家业兴盛。[9]36-37
(二)古村落教育习俗的功能
被誉为“开闽进士第一村”的福建省福安市廉村，因村里人薛令之是福建第一位进士且为官清廉，唐肃宗为了嘉奖薛令之，下旨封他的家乡为廉村，廉村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命名“廉”字的村落。廉村的许多建筑、物件都有教化意蕴，由鹅卵石和条石拼成的古道，东西足有500米之长，是明代建造的官道样板。古道的两边，是2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其中4座祠庙建于清代。[10]宗祠内高悬的匾额、维肖维妙的木屏风，还有堂前坐镇的威严石狮，无不教育后辈要秉承祖先廉的品格，尽心做事，清廉为官。
1.教化功能。文化具有教化功能，是指其对个体的成长具有引导和塑造作用。古村落教育习俗作为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导个体成长、塑造个体性格甚至无形中规划了个体的人生轨迹，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众所周知，古村落教育习俗的涵养思想是“耕读传家”，因此，古村落先贤围绕“如何读、如何劝学、如何教”等建构、传承了教育习俗和村落文化，并将其融于村落生活，个体一出生就进入了先贤所构建的规范式文化中，成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不断塑造着个体的个性、心理和经验，使其成为文化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进而成为文化的实施者和推动者。
1.显性与隐性的统一。古村落教育习俗有显有隐，是显性与隐性的统一体。显性方面指的是教育习俗的物化，是教育习俗的物质载体和媒介，如体现教育内容的建筑装饰、有教育功能的建筑和有教化、激励作用的建筑构件等等，这些显性的建筑或装饰对于族群内熟悉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的个体来讲，生活在这样的人居环境中，时刻都会起到教育教化作用。隐性方面主要指的是族规、信仰、仪式、谚语、故事、童谣等教育习俗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是无形的、浸润式的。显隐统一是古村落教育习俗的重要特征，没有显性一面，隐性方面就难以传承和传播；没有隐性一面，显性方面便是缺乏灵魂的存在。
2.调节功能。文化具有调节功能，教育习俗也具有调节情感、补偿身心、宣泄情感等功能，如郭洞村的文昌帝君信仰是典型的情感补偿与精神调节，个体是否能够成功并不取决于是否实施了拜祭活动，但拜祭活动的举行至少能够满足民众心理的缺憾，慰藉对结果的期望和美好未来的期盼。此外，调节功能还体现为其他方面的调配作用，如石桥村族规建立的助学机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调节，对资源、对财富的调配，从而达到对族内学子的助学助力。
3．传承功能。文化的发展是不断累积的，古村落教育习俗的丰富也是不断累积和代代传承才越来越丰富的。古村落先人们从小浸染在充满教育意义的生活环境中，接触作为生活方式的教育习俗，已经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经验，并不断传承给自己的后代，通过潜移默化的自我实践，古村落文化得以丰富，教育习俗得到拓展，民俗文化得以代代传承。
古村落教育习俗形成、发展和传承于古村落之中，它既带有民俗的特征，也蕴含古村落这一特殊文化地理空间的精神内涵。当把这类文化现象归类进行分析时，其自身的独特性也就凸显出来，对古村落特征的把握需从存在形态、实现途径、历史发展与存在时空等多个维度去把握。而对古村落教育习俗所发挥作用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其对个体的“修身、立德和荣身”，从社区、族群内部、从文化整体观及其与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中考察其所发挥的效用。因而其总体上的特征包含了显性与隐性、刚性与柔性、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教育与文化等多维度的统一。
何良诸瞪一眼女播音员，带上门，向前面走去。经过一节节车厢，窗户前全是脊背和屁股，旅客们把身子钻到窗外，朝前方张望。乘务员忙乱着，劝乘客们坐回去，噼噼啪啪关窗户。顾此失彼，寡不敌众，窗户们又被提起来。
四、古村落教育习俗的当代价值
从教育分类来看，古村落教育习俗属于典型的非正式教育，它传承了大量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家”的儒家文化传统。不可否认，以当代教育理念来审视，这其中存在着一些与之不相适应的东西。然而，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变迁中，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被历史遗忘和抛弃了，这是现代教育的一大遗憾。因而，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古村落教育习俗中的精华，深入挖掘古村落教育习俗的精神内涵，对当代教育来说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发意义，它既可以成为当代教育的有益补充，也可以成为当代教育研究的重要资源，并能够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
(一)古村落教育习俗成为当代教育的有益补充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尤其是农村，除了面临转型外，教育方面还存在留守儿童、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这导致家庭教育缺失、儿童知识基础不牢固和视野不开拓，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及时丰富教育资源和教育手段。古村落教育习俗为此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挖掘和转化其中蕴含的丰富教育资源，不仅可以拓展教学资源和教育途径，也可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因此，古村落教育习俗一方面作为非正式教育形式的存在，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当代社会都是对正规教育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古村落教育习俗中蕴含的德育、生态教育、清廉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教育资源，若对其进行充分挖掘并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艺术想象对于民族声乐演唱者来说非常重要。艺术想象直接关乎艺术表现和审美体验。演唱者要善于整合、归纳民族声乐作品，在歌唱语言中注入情感表达，提高声乐演唱魅力，达到良好的表现效果。演唱者要在民族声乐方面具备扎实的功底，注重呼吸方法、动作、发音方式等细节把握，运用气息，依托作品情感进行呼吸调整，做到声情并茂。呼吸训练非常基础，演唱者要重视吸气练习，以此激发自身的情感意识和动作[5]。
(二)古村落教育习俗是当代教育研究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在谈及传统文化时多次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15]教育习俗，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村落教育习俗是研究教育传统的“活化石”。从理论上来说，对古村落教育习俗的研究可以丰富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有助于对教育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对古村落教育习俗的研究有助于明晰当前教育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对促进教育变革的良性发展，对于保障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无疑是有所增益的。
(三)古村落教育习俗的传承与弘扬能够助力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建设与发展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文化是一个社区或民族发展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乡村振兴首要解决文化引领问题。不可否认，当前乡村社会还存在一些陋习，不重视教育与读书无用论再次在乡村蔓延，村落精神风貌和文化形象有待改观。新近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重视发挥社区教育作用，做好家庭教育，传承良好家风家训。”[16]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7]深入挖掘古村落教育习俗为代表的古村落传统文化，继承前辈教育思想，发挥村落的教育作用，传承良好家风家训，打造新的乡村教育习俗和精神风貌，有助于乡村教育振兴和文化振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18]古村落是传统文化的物化和载体，是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缺乏物质文化，古村落失去存在的基础和载体，失去了精神文化，古村落失去了存在的精神和灵魂。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古村落保护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而古村落文化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注 释]
① 2012年9月，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以前的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并于当年12月发布《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村[2012]184号)。在课题申报时，本研究使用古村落一词，因此，后续研究和表述时也沿用古村落。
为了突破由“六级修”维修工作量时间集中性明显而导致的维修作业年度时间段内工作量分布不均、车辆上线率不高的维修集约瓶颈，“均衡修”维修集约范式将“工作量均衡化”作为维修程式变化的核心理念，制定出分散到12个月度的、工作量相对平均的12项维修活动，如表3所示。同时，该维修集约范式充分利用车辆运营高峰回库的窗口时间，完成维修作业内容。
② 俞松发,松楼笛韵.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俞源史料选编(内刊)[M].2004:3.
③ 俞源俞氏宗谱重修理事会.俞源俞氏宗谱.卷一[Z].2005:101
④ 双泉何氏宗谱·重修文昌阁记[Z].2005.
[参考文献]
[1] 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698.
[2] 李任,姚伟钧.传统村落视域下耕读文化发展初探——以黄陂大余湾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农史,2017,(4):97.
[3]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
[4] 韩大林.教育行为·教育习惯·教育习俗[J].宁波大学学报(科学教育版),2011,33,(6):24-26.
[5]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48.
[6] 李江源,魏杰.论教育习俗[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5):5.
[7] 陶立璠.民俗学概论 [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8] 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74.
[9] 夏军,陈光庆.江苏古村落[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33.
[10] 可可.一村33位进士 中国唯一由皇帝命名“廉”字的村庄[J].福建人,2016,(10):54-55.
[11] 李秋香.中国古村落——石桥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7.
[12] 陈志华.中国古村落——张壁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29-130.
[13] 杨小柳.南国古村 金瓯松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1-142.
[14]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09-24(2).
[15]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16] 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926/c1001-30315263-2.html.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of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ncient Villages
ZHU Yi-feng
(CPC Publicity Department,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Zhejiang,321004,PRC)
[Abstract ]Ancient village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for the creation,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hich are of great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With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farming,education on ancient villages is an informal system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e and tradition,which consists of material,social and spiritual life,etc.Besides,as the unity of explicitness and implicitness,rigidity and flexibility,history and reality,time and space,education and culture,education on ancient villages bears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enlightenment,regulation and inheritanc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t’s time to reevaluat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education on ancient villages,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it brings to the social,education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s;Educational implications;Cultural connotations;Contemporary value
[中图分类号] G 773；G 40-0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9)04-0007-06
[收稿日期] 2019-05-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古村落中的教育习俗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3YJA8801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毅峰(1971—)，男，浙江武义人，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王鉴/校对 王明娣)
标签：古村落论文; 教育习俗论文; 文化内涵论文; 当代价值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