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薇[1]2001年在《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两次变法之间的北宋政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庆历新政后到熙宁变法前二十四年间（1045——1068）基本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从总体上突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状与特色：首先，熙宁变法前的这一时期，虽号称“治平之世”，但是百余年来宋朝积贫积弱的局势，继续其恶性发展，有增无减。保守派在政治中占居了优势，他们以“朋党论”为武器，继续对改革派进行压制、打击；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派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韩琦、富弼虽于嘉佑治平时重新登台执政，却转而同他们过去反对过的保守派一样，因循守旧，毫无作为。由此而形成的保守政治与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其次，危机四伏的客观现实与无所事事的保守政治引起了广大士大夫的不安与不满。他们感觉到已经不能按照旧来生活样式因循下去，因而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改革要求。客观形势需要改革，而广大士大夫在主观上也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这种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构成了嘉佑治平之世这一“合变时节”。第叁，士大夫们提出的广泛的改革要求中，概括起来，可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苏轼主张人治而不主张变法，二是司马光主张在遵守祖宗成宪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改革，叁是王安石坚决主张变革法度。揆诸当时形势，亦只有按照王安石全面变革的主张，才能缓解宋初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的主张既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王安石本人又是士大夫中最负盛望的人物，因而改革不能不落在王安石的肩上。但是，从改革要求中存在的重大分歧来看，王安石虽肩负了改革的历史使命，但改革却并不能够在一帆风顺中进行。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通过对宋仁宗中后期以来财政危机的状况及其原因的分析，说明导致危机的根源在于严重的土地兼并。而仁宗朝缓解危机的措施均以失败告终，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更为加剧，积贫积弱的局势继续其恶性发展。第二章对宋仁宗庆历以后到熙宁变法前这二十四年间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庆历新政失败后，保守派重新上台执政，不遗余力压制打击改革派；政治环境及经济地位的变化也促使此前的改革派，如韩琦、富弼等人发生了由积极改革向因循保守的转化。第叁章，分析了保守、沉寂中所蕴育的“变革”的因素。这种变革是一种继承，同时也具有了新的内容。“变”既包括变革主张，也包括局部的实践，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此后的熙宁变法准备了条件。第四章，具体分析了各派政治力量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与主张，指出其间既存在变与不变的不同态度，亦提出了开源与节流的不同改革方式。由此说明了此后的变法与反变法的矛盾、冲突也已在这一时期蕴育。
米礼宾[2]2011年在《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范仲淹、王安石所面对的不同改革阻力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是北宋两次变法改革运动,前后相差不过二十多年。两次变法都是在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兴起的,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先,熙宁变法以理财为重,在政策不同的侧重点下,引发了不同力量对改革的阻挠,反对范仲淹的多为当时所谓的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大多是当时所谓的君子,而这些改革阻力对北宋的社会、政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李存山[3]2008年在《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文中研究表明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叁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叁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叁,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赵治乐[4]2016年在《宋代士大夫与相关群体的互动与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从“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实践出发,围绕士大夫与皇权、士大夫与武将以及不同士大夫群体之间的互动进行探讨,并展开比较研究,以了解士大夫作为“共治天下”的主体,与宋代兴衰——尤其是衰落的关系。士大夫在与皇帝的互动中,劝谏是其主要手段。传统士大夫以武将、民变、外敌、灾异等可见威胁,以及祖宗之法、历史、舆论、士大夫集体的合作等无形威胁,向皇帝传达恐惧,以更好达到劝谏目的。他们的出发点多数是忧国忧民,但有时也会考虑个人或士大夫集体的利益,甚至仅仅出于自己的恐惧或没有能力应对威胁。长期浸润之下,皇帝多能小心谨慎,政治较为平和清明。但也使皇帝和士大夫在内的整个决策层懦弱,几乎失去决策的能力。王安石等少数人鼓励皇帝刚断有为,但在整体恐惧的氛围下,效果未能持续。而作为“共治天下”的重要一方,士大夫借此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独治”天下的权利,但却未能充分考虑“治天下”的责任。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话语体系中,本就没有武将的位置。士大夫经常通过降低武将地位、否定武将功绩、侮辱武将人格、剥夺武将权利甚至生命等方式,打压武将群体。这确实有助于政权稳定,但也造成武功不振。武将颇为轻视能力较差的文臣,对被打压深为不满,伺机报复,更多武将对自己的武将身份比较自卑,而刻意追求进入文臣队伍或具备文臣某些特征。有见识的文武官员在努力消弭双方的矛盾,包括给对方以提携、支持,培养文武兼备人才等等。皇帝基于对武将的忌惮,无论是民事还是军政,其首选均是文臣而非武将。文臣相对于武将的礼节优待,为双方共同接受。而对武将道德要求的降低,其实并非补偿,而是更深的歧视,这是宋末武将降元的重要原因。论文选取士大夫各主要群体关于赈灾事务的主张和实践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比较不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实践。变法派对政务的考虑最为周全,既有可行性,也完全可以长期持续,因此也得到道学大师们一定程度的认可。但王安石等人离任后,其多赢的举措并未能继续坚持。由此而知,传统士大夫既不愿主动任事,又反对其他人“生事”。他们对话语权的把握,使积极有为者经常被指“生事”甚至被视作“小人”。任事既艰难,还受指责,因循无为便成为士大夫主流,“共治天下”实际变成“共而不治”。关于富弼、文彦博等君子的历史记载,多是讳恶扬善,而包括变法派在内的其他“小人”,却众恶所归。二人是保守派的重要代表,也被认为是与宋代盛衰相关联的重要人物,对南宋也有重要影响。他们比大多数士大夫功业更为昭着,但历史记载所褒扬和后世实践所仿效的,却是他们因循保守的消极一面。通过对南北宋政治实践主要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到,南宋前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均传承自元佑时期,而与熙宁时期格格不入,这也证明了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士大夫通过与皇权、与武将的互动,巩固了共治天下的权利；而传统士大夫在与变法派的互动中,忽略了共治天下的责任。传统士大夫才华与事业的错位,终致天下易主。
参考文献：
[1]. 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两次变法之间的北宋政治研究[D]. 王晓薇. 河北大学. 2001
[2]. 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范仲淹、王安石所面对的不同改革阻力及其影响[J]. 米礼宾. 文史博览(理论). 2011
[3].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J]. 李存山.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 宋代士大夫与相关群体的互动与比较研究[D]. 赵治乐. 武汉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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