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各阶层对西方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各阶层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鸦片战争的研究，确切地说，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即已开始。经过百余年的探讨，研究者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研究该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西方及列强的认识与态度，尚不多见，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
一
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法等欧美主要国家纷纷完成了产业革命，资产阶级也先后取得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比人类以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得多的物质力量，海外殖民事业获得了更加强有力的推动，世界面貌迅速改观。然而，就在西方世界取得飞跃的时候，昏庸而又腐朽的清政府却采取了自我孤立的闭关锁国政策，固步自封，“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1〕， 仍然沉睡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昏梦里，夜郎自大地以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则属“夷狄蛮貊”，都应向自己朝拜进贡。在乾隆和嘉庆年间所修的两部《大清会典》中，均把西方各国诸如英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视为“朝贡国”，形成一种所谓的“华夷秩序”观念，从而造成了对世界形势的愚昧无知。这种闭目塞听的政策，致使中华民族长期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严重地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的正当往来与交流，遮蔽了中国人民的眼界，使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 当中国还在中世纪徘徊的时候，西方冒险家就曾不断叩打着中国的大门。这些强盗们挟利器而来，不断在其所到之处施展暴行，但这一切并未引起清政府的警觉。在对外方面，它依然沿用无效果的限制和无准备的拒绝。道光皇帝说：“我朝抚驭外夷，全以恩义。各国果能恭顺，无不曲加优礼，以期共乐升平”〔3〕。然而西方列强的入侵， 却证明了闭关锁国不能抵制西方列强，反而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840年，英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昔日古老的大一统体系被打破。西方的坚船利炮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出了尖锐的挑战。中西文化的碰撞，首先在军事技术层面敲响了锣鼓。在这决定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封建统治者不仅不思考如何迎接挑战，反而仍抱着轻视外国的态度，称英国人的行动为“称兵犯顺”，“冒渎天威”，“实属夜郎自大”〔4〕。可是，中外差距之大，一经接触， 优劣自现。清军不堪一击之后，道光帝才急忙打听英国“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5〕。甚而愚昧地认为只要断绝大黄、 茶叶的出口，就能“立制诸夷之命”〔6〕。当时朝中的投降派穆彰阿、 琦善等人就津津乐道于此，他们说西方各国“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羊牛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指大黄、茶叶—引者）为通肠之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顾夷人心思才力虽优，独于此二物，即欲购种移植，而物土异宜，竟不能如其愿，此实造物予中土，以制外夷之大权也”〔7〕。英军直通天津，清政府又妄想“以夷制夷。 ”“虽以天朝之大，借助外夷，未为正办。然兵法中有伐交之说。而以夷制夷之法，汉唐以来，载于史策者，不一而足，仿而行之， 尚非失体” 〔8〕。鸦片战争的惨败，说明了对世界形势愚昧无知的可悲。 诚如姚莹所说：“英吉列、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9〕。
二
在鸦片战争中，堂堂“天朝上国”竟被外来“蛮夷”打得惨败，割地赔款。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批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从恶梦中惊醒过来。他们头脑中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破灭了。战争与赔款，“夷”与“夏”，先进与落后，生存与灭亡，这些尖锐对立的现实问题，无情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要求他们认真地予以思考和解答。他们开始努力地思索：中国该怎么办？空前的民族危机，使他们深深体会到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的教训，发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图强御侮的呼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其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夏燮、张穆、梁廷枬、徐继畲等人。
早在鸦片战争前，他们就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变革。不过，那时他们的改革主张仍然拘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并不能适应正在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中外形势。同时，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氛围，以及他们所具有的传统观念、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束缚了他们思想的拓展，以致在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对于西方及世界大势同样缺乏较为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对西方文化的体认水平之低下同样令人惊骇不已。林则徐初到广东时，也相信中国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英国就“无以为命”。“我朝君临外国，尽有不测神威”〔10〕。然而，他们能够面对现实，不断超越自我，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时代的潮流，看到了新时代闭关的不可能：“今日之势，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11〕。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激励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积极投身于反侵略斗争中。在广东前线，林则徐领导广东军民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使英军无隙可乘；在台湾前线，台湾兵备道姚莹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奋起迎击来犯之敌，使英军侵犯台湾的企图未能得逞。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反侵略斗争实践，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在当时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在他们眼里，“向西方学习”不是空泛的叫喊，而是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向对手学习的宽广胸怀与远见卓识。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作，其中最早的一部是林则徐的《四洲志》。《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介绍西方情况的开端。此后，西方的知识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时间介绍西方的著作在中国大地犹如雾兴云涌，形成了一股冲破闭关牢笼、要求了解“夷情”、寻求“制夷”之策的社会风气。1842年12月，魏源遵照林则徐的嘱托，依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编成《海国图志》。在这本著作中，魏源较详细地分析、研究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找出了中国在军事、制造工业等方面的差距，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巨大而沉重的时代课题作了独特的思考与解答，向世人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从文化的层面升华了全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意识。除《海国图志》外，当时比较扼要而系统叙述西方情况的著作还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汪文泰的《红毛蕃英吉利考略》、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夏燮的《中西纪事》、萧令裕的《英吉利纪》等等。这些著作均比较注意全面介绍西方世界，举凡历史、地理、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科学技术、社会福利、物产风俗、衣着服饰、宗教、历法等皆有所涉及。大量西方知识的传入，启迪了人们的思想，摇撼了封建的传统观念。如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日心说、地圆说等的输入，就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顽固派所宣扬的“天朝中心”观念和传统“夷夏之辨”的种族中心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最先确立了一种世界眼光与开放进取的文化意识，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巨大的启蒙作用。
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与认识，爱国开明之士较早自觉地抛弃对别国、别民族不够遵重的习惯用词、用语，并主张在对外文件中避免使用轻蔑字眼。魏源的《海国图志》虽然沿用“夷”字称呼外国，但他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不仅承认外国有“长技”，而且主张向外国学习，称“夷”就不再具有原来的那种虚骄之气和轻蔑意义。面对现实，注重实用，而不徒呈口舌，使有识之士的认识论具备了新时代的崭新气质，显露出超越传统、倡导启蒙的批判锋芒。
林则徐、魏源等一代志士仁人，冲破“天朝上国”、“华夷之防”等等罗网，顺应历史潮流，为缩小中外差距做了最初的探索，第一次向长期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介绍了西方，朦胧地认识到西方的某些优越性，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愿望。向西方学习（“师夷”），突破了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与一成不变的夷夏秩序，既是对封建社会的某种大胆否定，又是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承认。它是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适时而生的宝贵思想，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行程发生了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具有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文化视角与价值判断，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水准。“师夷”是手段，“制夷”才是目的。正是“师夷”的主张，把“制夷”的目的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思想高度，从而使他们对西方及列强的认识与态度具备了感人的忧患意识与彻底的务实倾向。
三
在近代中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残酷的封建统治，使他们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就失去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封建的意识形态制约着他们的思想。他们被传统的网罟羁绊，而无法超越时代。当鸦片战争爆发时，人民对西方的认识，仍然保持在一种天方夜谭式的传闻的水平上，普遍认为英国人就是明代入侵中国的葡萄牙人，并且认为：“英夷之腿极长，青布裹缠，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12〕。对中国以外的世界茫无所知，使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定势：非我族类，必为“夷狄”。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难以清醒地审视自己的缺陷。如《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中有这样一段话：“汝（英国）虽〔有〕大呢羽毛，非我湖丝焉能织就？虽有花边鬼头（银元），非我纹银白铅不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13〕这种认为英国除了坚船利炮之外别无所长的认识，显然是幼稚可笑的。对直接发动战争的英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民众，开始略有所知，认为它“凶残之性，甚于虎狼”。而对于站在英国背后，支持英国发动战争的法国、美国的认识，则是错误的。广东三元里就有许多人认为：“米利坚、佛兰西等国，人人皆敬爱他，不忍加害，由其素来安静贸易，我中国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为善人君子也”〔14〕。
但是，广大人民对于西方列强的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进行反侵略斗争，保家卫国。他们毅然置生死于不顾，勇敢地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足迹无所到之处，“扰乱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坏我祖坟， 淫辱妇女”〔15〕，西方列强的暴行，激起了广大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 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特势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抗精神，“饱德之义士，佥助兵饷；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16〕。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不仅是鸦片战争中一次最大的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斗争，也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自发地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场战斗。
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近代中西文化的最初碰撞与交融。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封建文化发出了尖锐的挑战。于是，救亡图存这一具有压倒一切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的时代课题，无情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民众对于远道而来的“文明野兽”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以牙还牙，拿起武器投身于反侵略斗争。他们或者从物质上、精神上积极支援前线的爱国将士，激励他们英勇杀敌；或者自己武装起来，直接进行抗击侵略的战斗。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明从中国近代历史一开端，人民群众就是反对西方列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力量。
注释：
〔1〕〔9〕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3〕〔5〕〔4〕〔6〕〔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0、 15、47、5、21。
〔7〕《鸦片战争》（一）第516页。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513页。
〔11〕《张亨甫全集》卷3。
〔12〕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90—191页。
〔13〕〔14〕《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8、97页。
〔15〕〔16〕《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第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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