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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系指东北亚和东南亚，亦即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包括日本、中国、NIES、东盟及印支3国。
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西方经济虽经历了战后第2个最长的增长期，但增速不高，内部矛盾重重， 相互竞争激化，进入90年代后又持续萧条不振。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非洲饥饿贫困，拉美转变不大，只有亚洲相对稳定。而在相对稳定的亚洲中，东亚可以称之为“一支独秀”，倘使没有东亚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就可能出现负数增长。过去的10多年中，东亚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9%，且产业结构正在升级，出口能力大为增强，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不仅如此，1994年6月， 世界银行发表的《全球经济展望和发展中国家》报告书指出，未来10年内，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其中东亚为7.6%。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94年10月举行的欧洲与东亚经济首脑会议上，就东亚今后更长远的发展作了预测与分析，强调今后30年，东亚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5—6%，剔除日本是7%。到2020年，在10个世界最强的经济体中，就有7个在亚洲，即中国、日本、印度、印尼、韩国、泰国和台湾省。至2025年，东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合计将等于北美的两倍，或几乎等于北美和欧洲的总和。
迄今，东亚的崛起和未来的强劲成长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M·Camdessus惊呼“世界经济发展已经换了阵营”。为了表达对东亚经济发展成就的肯定，有的学者提出“东亚模式”的称谓。“东亚模式”指的是东亚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这种新的“东亚模式”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地区），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就像一座绚丽多彩的“万花筒”。本文试图从总体上对“东亚模式”的特征作些粗线条的分析。
一 合理的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顺应市场成长的要求。目标在于支持产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展。东亚国家奉行的是开放的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它同其它后发展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同时，还面临发达国家强大的垄断性竞争，这就决定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是自由放任，而必须是在政府的干预下，理智而有序地发展经济，其中产业政策是东亚国家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
日本在经济发展初期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政策上，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并使其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有较高比重。1957年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了要把“打破产业结构的后进性，使其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目标。并以当时世界上现代化和先进化的产业部门作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使其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使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化、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方向发展，即以耐用消费品为先导，大力发展重化工业。60年代，日本以立法和内阁会议的形式，提出了保护和扶植轿车、石油化工、机械、电子机器等有代表性的重化工业的方针，并颁布实施了各种特别措施法。这种重化工业化产业结构，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东亚地区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外，全面鼓励出口的产业政策得到了广泛推广。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都依靠进口壁垒保护自己的工业。甚至到了80年代初，韩国经济进入发展阶段，其大多数工业部门仍依靠国家制定的关税政策而得到保护。台湾省在80年代中期，40%以上的进口要缴纳保护关税。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经济起步阶段就提倡用本国工业品代替进口产品的政策。东亚国家，从后发展现实出发，根据动态比较优劣的原则选择出口的主导产业，通过政策倾斜，迅速形成经济规模，一旦产业成熟便及时地调整政府干预的力度和方向，通过市场竞争提高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 注重人力资源的投资
经济学家公认教育投资或人力投资是最合算的投资，回报率最高。有远见的政府都设法增大教育投资在国家预算中的比率。东亚国家都把教育优先发展作为自己的立国方针，对教育之重视可以说在全世界无与伦比。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到30年代，中国的教育界人士就已经惊叹大陆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众教育程度的差距。60至70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一大批高等院校在台湾岛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韩国1958年开始扫盲，1966年韩国人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为5年；1975年提高到6.6年；1985年为8.6年。中学年龄段的青少年，94%进入中学，1987 年韩国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比率高达46%。韩国1984年教育经费占韩国国民总产值的13.3%（私人支出占6.9%，政府支出占6.4%）这比美国的6.7%高出许多。 东亚国家还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正规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等造就人才，并借助西方国家力量培养各种高级人才。目前，仅在美国大学深造的东亚学生人数就接近20万，比10年前增加3倍多。今后20年， 东亚总体入学率将会迅速提高，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人教育水平可能高于欧美国家。
东亚的现代化促进了对人力资源的大量投资，这种投资造就了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反过来又加速了东亚现代化进程。
三 善于充分有效地利用资金
当代经济统计资料显示，东亚国家的国民储蓄率长期占据世界榜首。日本高于欧美发达国家。高储蓄高积累构成了高增长的基础。东亚地区自经济起飞之日起，便一直保持低消费和高积累的分配结构，积累率一般保持在30%左右，资本形成速度很快。西方发达国家积累率或资本形成速度平均水平为21%左右，发展中国家为22—26%。除了自身高积累外，东亚资金来源具有多样化的特征。首先，跨国公司在东亚的投资所得收益率一向是最高的。1993年，美国跨国公司从东亚的投资中获得的收益率超过15%，这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投资高出5个百分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3年流入东亚的资金已从1990年的130 亿美元增至1993年的550亿美元。 高额的投资报酬将把更多的跨国公司引入兴盛的东亚经济体系。其次，东亚地区内外华人、华侨拥有几千亿美元的现金资源，其中部分投资于西方国家外，大部分投资于东亚地区。最后，东亚积累了雄厚的外汇储备。中国、NIES和东盟国家，于1994年外汇储备首次超过了西方（除日本外）6个主要发达国家。 东亚地区对资金的充分利用，从而推动了东亚经济高速增长。
四
地区经济的互补性
80年代中期后，随着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掀起了战后第4 次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浪潮。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留下那些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一部分国内生产成本较高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甚至一些中低档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主要受益者是“四小龙”和马来西亚与泰国。而“四小龙”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基础设施滞后和环境污染恶化。尤其台币、韩元升值后更削弱了它们产品的竞争力，迫使产业升级，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转化，同时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东盟和越南。这样，东亚地区自然地形成了多层次梯型式的产业结构与转移的发展机制，即所谓“雁形”分工格局：第1层次是日本： 第2层次是“四小龙”；第3层次是东盟和中国：第4层次是越南、老挝 、缅甸等国。东亚地区的产业调整和转移，加强了不同层次经济的互补性，使跨国（地区）界的互补的生产要素能够更好地进行合作，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样，推动东亚地区的产业升级。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国际分工的行列，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以求得尽可能多的国际比较利益。因而亚洲地区经济的互补性不仅强化了，而且大大拓展了，其结果便是各国之间互有所求、互有所给，区域内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五 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已被世界各国的实践所证实。一般来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速度相联系。经济增长快，通货膨胀率相对就高，经济增长慢，通货膨胀率就低。然而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能否保持较低或适度的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在过去的30多年，新、韩、台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它们的通货膨胀率却是低的或较低的。如新加坡从1964—1994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8.3%，而通货膨胀率却只有3.61%。台湾除70年代出现达10.2%的较高通货膨胀率外，60年代和80年代均低于4%。香港从1961—1-990年，年均通胀率为6.1%，各个年代的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适度平稳升降。韩国在70年代，因投资需求拉上，一度出现了大致20%的通胀率。1973年第1次石油危机，受国际环境影响，韩国曾达40%的通胀率 ，严重的通胀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70年代末韩国采取了稳定货币供应的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工资的提高必须低于生产率的提高；提资本产出比；控制房地产投机和交易；加上国际的低油价、低汇率、低利率的原因，使韩国的通胀率1982年下降为7%，1986年下降到2%。这样韩国出现了经济比较稳定的持续增长局面。
六 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
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不公平的因素很多，而台湾省的国民党当局却一直是以均富作为自己的社会目标。韩国在60年代初的军人政变后更一度实行激进的社会分配政策，没收富人的部分财产，禁止舞厅等奢侈性消费。新加坡则以面向穷人的公房计划著称于世。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在效率与公平上同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还有更深层次原因。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制度单纯着眼于维持政府机器的运转，不能同时兼顾对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亚洲“四小龙”都十分重视财税制度的现代化，逐步降低流转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以增值税取代产品税，并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加强国家财政收入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的公平。据一项对收入分配所作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四小龙”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新加坡和韩国，不存在贫困阶层，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水平没什么差别，韩国的城市也没有截然分为穷人聚居区和富人居住区。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维护着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七 廉政制度建设
政治的腐化与经济的无效率互为表里。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超额利润以及政府官员从中分享一部分不义之财是以国民经济运行偏离帕累托最优为代价。贪污贿赂并非只是一种所得转移，它通常还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为了造就高效廉洁政府以推动经济的现代化，东亚国家普遍重视廉政制度建设。韩国在1982年7月，政府就清除贪官污吏4992人， 这个数字与韩国的4000万人口相比，不谓小矣！香港的廉政公署早已举世闻名。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公务员行为规则》、《防止贪污法》以及最终申报财产制度、法院宣誓制度、行为跟踪制度等，其法之严明，处罚之严厉可称得上世界之冠。台湾前些时候也制定了《公职员财产申报法》，规定自科长以上的公职人员必须公布财产，并将一定金额以上的不动产和股票交由投资信托公司代为管理。80年代初，李光耀把儒家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8德提到“治国之纲”的高度 ，要求政府人员把忠于国家、忠于职守放在首要位置。否则，经济尽管是较快地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然而道德观念伦丧的社会却是令人乏味和担忧。
八 东方文明史的巨大遗产
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同属于东方文明，这是东亚地区发展模式趋同的深层背景。汉字文化圈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世俗的、务实的、功利的、理性的，这样一种传统本身具有兼容性、可变性，它比较容易面对现实、承认事实。东方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在东亚国家里普遍存在着泛家族主义的情绪。日本人号召以公司为家，中国人提倡爱厂如家，把家庭伦理规范扩大到政治、经济领域，使权力、权利与责任的义务绝不相称的天伦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普遍规范。这种类型的社会，其社会化过程相对容易，异化与疏离程度低，人际关系比较融洽，重视集体主义，有自我约束精神，忠于组织，忠于祖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东方文明之中许多与现代化兼容的因素在东亚模式中不仅得到保持，而且得到发挥；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潜力成为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的重要依托，减少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阻力和震荡，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成本。
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只能出现于西欧社会，而东方社会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则远远不适于现代化要求。然而，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自身不断努力，却创造了令西方震憾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东亚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国家，正在从事现代市场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必将为“东亚模式”赋予新的魅力，也终将成为东亚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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