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2.“实录”与“宣汉”：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宣汉论文,两种论文,汉代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求真”是史学的本质属性，“致用”则是史学的价值属性，它们总是共同作用于史家的史著里，体现于史家的思想中。然而，由于史家所处时代和主观意识的不同，他们对于“求真”与“致用”所表现出的思想取向往往又是不尽相同的。在汉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班固的“宣汉”意识，便是代表了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
司马迁《史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实录”，这从汉人对于《史记》的评述便可明晓。扬雄是汉代最早以“实录”称许《史记》的学者，其《法言·重黎》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公》，曰实录。”班固在《汉书》本传中称赞《史记》说：“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由此可见，肯定《史记》为“实录”之作，乃是汉代人的一种共识。《史记》的“实录”特点，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则是体现了史家司马迁的一种强烈的史学“求真”意识。关于司马迁的史学“求真”意识，《报任安书》有一个集中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怀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卷62，《司马迁传》)这就是说，司马迁是要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基础上，通过对“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考实”与“求真”，找寻出历史的“成败兴坏之理”，从而形成为史家的“一家之言”。具体分述如下：
首先，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思想体现了“求真”意识。西汉人的天人观念，以董仲舒为代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学说，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司马迁曾“闻董生曰”，也以“究天人之际”作为撰史旨趣，而他的天人观却表现出了一种“求真”的意识。第一，司马迁借着作《伯夷列传》，以具体人事为依据，对汉代天人感应论者流行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天。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尊何德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第二，司马迁高扬人的价值，肯定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事而非天命。如《楚元王世家》提出“存亡在所任”的思想，肯定人才对于国家祸福存亡的重要性；《秦楚之际月表》认为夏、商、周、秦之所以能王天下，都是修仁行义、积德用力的结果；而《三王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则指出夏、商、周、秦后来的灭亡，也是人为造成的。司马迁对于天命主宰历史的说法提出批评，如在《项羽本纪赞》中，他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蒙恬列传》则对蒙恬将自己的死因归于绝地脉而违忤天意的说法提出批评。第三，司马迁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承认追求财富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认为人在社会上之所以有贵贱之分，是由其拥有的财富多寡来决定的，“凡编户人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社会道德是建构在物质财富基础之上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其次，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思想体现了“求真”意识。历史本身是发展变化的，然而人们对于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却是不尽相同的。我们通过《尚书·周书》的记载，既能看到商周之际历史的发展变化，也能看到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家们顺应这种变化之势而因势利导的进步思想与举措；我们通过孔子修《春秋》之事，可以知晓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变化的事实，同时也看到了孔子不希望这种不合周代礼乐的变化发生。司马迁主张“通古今之变”，这种主变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合历史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的，是一种“求真”意识的体现；而正是在这种“通古今之变”的“求真”过程中，司马迁对历史作出了评判，对历史的治乱兴衰进行了总结。如对秦的统一与速亡这一巨变，《六国年表序》既指出了秦因多暴而导致短祚，又充分肯定了秦的统一对于结束春秋战国几百年国家分裂局面的重要意义，认为是“世异变，成功大”。《高祖本纪》则分析了周秦以来的制度变化情况，肯定汉朝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便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它要求人们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和过程来加以考察，并注意从盛世中观察其可能向衰的方向的转变。《史记》正是依此对自黄帝至汉武帝3000年历史作了系统而全面的史实“求真”。
最后，司马迁的历史撰述书法体现了“求真”意识。班固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历史撰述书法的“求真”意识。“文直事核”，就是要做到直书其事。而史书的直书其事，是建立在全面占有史料、认真核实史实的基础上的。司马迁写史，重视占有史料，靠史料说话，《史记》的很多篇章都注重交待所记之事的史料出处，如《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说：“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如此等等。同时，司马迁重视于对史实的核实，如在《五帝本纪赞》中，司马迁通过对涉及到“五帝”历史的各种史料的考察，最终是“择其言尤雅者”而撰之；司马迁写“三代本纪”，在各篇的“太史公曰”中，他对夏、商帝王的姓氏、大禹葬会稽、周天子是否“居洛邑”等诸多史实问题，都进行了认真考证。“不虚美、不隐恶”，则是要求史家不但要直书其事，而且要善恶必书，采善贬恶，明辨是非，这是对史家“求真”的一种更高要求。《史记》无论是记载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总是能关注两点，如它反对秦的暴政，却对秦统一之功给予充分肯定；它颂扬汉德，却对西汉各种弊政进行揭露；它肯定项羽反秦之功和英雄气概，却批评他残暴不仁，如此等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求真”意识。
当然，《史记》重视“求真”，同时也讲“致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就明确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太史公自序》也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段话所表明的《史记》以“宣汉德”和“颂功臣”为撰述目的，似乎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是言不由衷的。
班固《汉书》则凸显一种“宣汉”意识。《汉书·叙传》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班固认为，即使如儒家心目中的尧、舜盛世，也必须要依靠典籍，才能使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对于上接帝尧统绪的汉皇朝，以往的历史记述没有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加上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史又“阙而不录”，所以他要断汉为史作《汉书》，以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自觉去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从《叙传》的字里行间，我们已清楚地看到，班固作史，是要以颂扬大汉之德为己任，这突出体现了班固史学以“宣汉”为中心内容的“致用”特色。那么，班固究竟是如何通过“宣汉”来贯彻他的史学“致用”意识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班固断汉为史作《汉书》，旨在凸显汉皇朝的历史地位。在《汉书》问世以前，有关西汉一朝历史的记载，武帝以前有《史记》，武帝之后则有自褚少孙至班彪10余家《史记》续作。续作相继而作，难以系统反映汉史自不必论。而司马迁的《史记》，在班固看来，也没有很好地肩负起“宣汉”的历史使命，一则《史记》的记述内容只涉及汉武帝以前的汉朝历史，非汉朝全史；二则《史记》采用通史纪传，将汉皇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这在班固看来，是贬低了汉皇朝的历史地位的。有鉴于此，班固要断汉为史作《汉书》，旨在系统记述汉皇朝的历史，凸显汉皇朝的历史地位。因此，《汉书》断汉为史，不只是体例的变化，更主要是出于“宣汉”的需要。
其次，《汉书》重视“上下洽通”，最大限度地反映有汉一代的历史及其盛衰之变。班固撰述《汉书》，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汉书》卷100，《叙传》)这里所谓“上下洽通”，是强调《汉书》载记史事既要博洽，又要贯通。《汉书》的博洽，主要体现在“十志”上。“十志”围绕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对于西汉典章制度作了全面叙述。同时，《汉书》虽然断汉而作，却是断而不断，断中有通，体现了历史的贯通意识，其中尤以“表”和“志”最为突出。通过《汉书》的“八表”，我们对于伏羲以来特别是西汉历史的兴衰之变便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而《汉书》的“十志”，则是把汉代的典章制度放在历代典章制度发展及其沿革的进程中来写的，这样便于人们了解历代典章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变易情况。
最后，班固重视以神意史观解说汉朝统绪。西汉建朝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王朝建立者多为圣王之后，而刘邦起于闾巷，无尺土之封，却在秦末乱世之时，手持三尺剑而得以倒秦灭项，最终建立了汉皇朝。正如班固所说：“夫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繇数期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后汉书》卷40，《班彪列传》)刘邦“无土而王”，这是时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班固一方面肯定人为因素的作用，一方面重视以神意史观来对汉皇朝的历史统绪作出解说。在《汉书·高帝纪赞》中，班固叙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汉绍尧运的刘氏家族世系，并由此认为汉高祖之所以能成就帝业，是因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从理论渊源而言，班固的“汉为尧后”、“断蛇著符”说，主要是承继了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历史理论。由于《汉书》为我国封建正统史学的代表，它对于汉皇朝统绪所作的神意解释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是不同凡响的。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重视“宣汉”，却又能直书其事，不为汉讳；在追求史学“致用”的同时，又不失史学的“求真”本质。《汉书》直书不隐和不为汉讳的具体表现，一是对老百姓疾苦所给予的极大的同情，如《汉书·食货志》对西汉统治者大肆兼并土地，由此导致老百姓生活困苦作了揭露；《鲍宣传》则通过载录鲍宣的“民有七亡、七死”论，对西汉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作了真实写照。二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和穷凶极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如《贡禹传》借贡禹之口对统治者的奢侈腐朽进行大胆的揭露；《景十三王传》则指出西汉诸侯王“率多骄淫失道”，穷凶极恶。三是不为“文景盛世”避讳，如《贾谊传》借贾谊之口，指出文帝时期的国势已是“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而《路温舒传》则对景帝时期用刑之酷进行暴露，揭示了“盛世”温情表面的背后，是有其冷酷的另一面的。
从史学的“求真”而言，《左传》宣公二年所记载的“赵盾弑其君”之所谓“董狐笔”和襄公二十五年所记载的“崔杼弑其君”之所谓“太史简”，则是春秋时期的史家对后世中国史学所作出的直书不隐书法的最好的垂范。不过细加区分，二者的直书又是不相同的，前者体现的只是道义之“真”，后者体现的则是史实之“真”。刘家和先生将这两种不同的直书分别称为“定性的直笔”和“记录的直笔”。(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对这两种直书都作了继承，他一方面重视文献证实，一方面则又高悬起道义之“真”，而采用“据鲁亲周”的书法，寓褒贬、别善恶，为尊亲贤者扬善隐恶。与传统史学的“求真”意识相比，司马迁的史学“求真”则表现出以下的不同：一是从记述内容来看，《史记》以“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为撰述旨趣，记载了自黄帝以来至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其记述历史之全面和悠久，都是前无古人的；二是从文献资料来看，《史记》取材广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同时又重视考实，“择其言尤雅者”而撰；三是从撰述书法来看，《史记》不但直书其事，文直事核，而且还不虚美、不隐恶，采善贬恶，明辨是非，突破了传统史学思想重道义的特点。毫无疑问，司马迁的史学“求真”，已经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直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传统史学“求真”思想的新发展。
中国史学的“致用”传统则始于“六经”。《尚书》的史学“致用”意识，集中表现为以“殷鉴”为中心内容的历史借鉴思想；《易·大畜·象传》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礼记·经解》所谓“疏通知远，《书》教也”，说的都是怎样运用历史知识来提高自己的辨是非、观成败的见解与器识，以及观察当今和预知未来的能力；(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24页；《说“疏通知远”》，《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孔子作《春秋》则是为了“制义法”、“达王事”而仪表天下后世(《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与以往史学讲“致用”相比，班固史学讲“致用”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凸显史学的歌功颂德功能。《汉书》以“宣汉”为其撰述宗旨，以颂扬汉德为己任，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二是彰显史学的二重性特征。班固为给新兴的东汉政权的巩固提供历史借鉴，需要通过史学的“求真”，认真总结西汉历史的治乱兴衰；要在“上下恰通”中全面、系统地对西汉大一统盛世作出反映，以达到“宣汉”的目的。同时刘邦“起于闾巷”、“无土而王”的历史，与刘秀再造东汉的现实，使得班固重视于从神意角度对刘氏政权的合理合法性作出解说，而重视宣扬天命王权的思想。这种“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班固正是充分发挥了史学的这二重属性，从而很好地使其史学服务于汉皇朝的统治，《汉书》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正统史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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