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在理性与利益的天平上——当代未成年人荣辱知行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成年人论文,荣辱论文,荣辱观论文,天平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7）06—0045—07
为了把握当代青少年荣辱观的知行现状，2006年夏我们对上海市21所中小学（包括普通中学8所，重点中学3所，职校2所；城区小学3所，郊区小学3所，民工子弟小学2所）的近4,0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使用专业统计分析软件SPSS11.0处理数据。为了对调查数据做更深入的分析，以寻求新时代背景下的对策，我们引入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以“人性假设”为核心内容的理论解释框架，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解读，以探讨在当代青少年生存背景与思想特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应如何转变教育思路，不失时机地转移我们的着力重心，从而尽可能科学地为和谐社会培育合格的公民。
一、人性假设理论框架中的荣辱知行
人性假设的理论整合框架能从四个方面解释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形成过程和发生机制，从而也能较为科学地解读未成年人荣辱观知行取向的形成背景与发生缘由①。
未成年人荣辱观的知行状态总是与人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理性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也总是与人的理性的层次性联系在一起。这里先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祖国、人民）、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把握八荣八耻，大致可以将其归纳入以下范畴：（1）人与自我即人的自我修养：包括辛勤劳动与艰苦奋斗；（2）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包括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与团结互助；（3）人与社会（国家、人民）的关系处理：包括热爱祖国、服务人民；（4）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包括崇尚科学、学习知识。
由于个体处在不同的理性发展阶段上，因此对于这涉及人类四大关系的八个方面，每个个体可能也可以出于人性不同的层次和利益取向，从而对八荣八耻的遵奉与践行有明显的差异。对于八荣八耻的遵奉践行可以在不同的人性、理性基础上体现出不同的利益取向。第一，对于自我修养的荣辱观知行，如果从利己的利益取向出发。其底线就是两个“为耻”，因为从自我的角度而言，好逸恶劳、骄奢淫逸归根结底是使自己堕落，使自身的物性极度膨胀。而如果是利他、利社会的无私取向，其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的理性诉求则是自觉的。第二，对于人际关系的荣辱观，即使从利己的利益取向出发，也不能逾越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和违法乱纪的底线，要利己就要守法、守信、互助双赢，维护公共利益，这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保证，当然也是个人获取合法利益的保证。第三，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荣辱观念与行为，即使从利己的角度看，只有国家富强、人民团结、社会稳定，才能真正出现“国富民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局面，每个社会成员才能安居乐业；而危害祖国、背离人民则是整个人类都不齿的恶行。第四，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利己的角度看，也应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不受大自然的惩罚，才能使每个人的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所以，再自私的人，再功利或死守工具理性的人，也应看到，践行、维护八荣，反对、远离八耻，是人类最基本的求真、求善之举，是与每个人的利益相通相连的。
从人的两种理性化的过程来看，大部分未成年人对荣辱问题的把握大致还停留在传统性、情感性与信念性的阶段，在其进入青年期时，受生存与经济等工具理性的影响，对相关的荣辱问题，较多从趋利避害的立场去认识和行动，这是应当予以理解的，关键在于社会在他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展开的理性化进程中，如何给予积极的引导和正面的示范。
把握了人的理性、利益取向与荣辱观的互动关系，把握了青少年的理性发展演进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与荣辱观形成的依存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解读调查资料。
二、未成年人荣辱观知行现状解读
根据人性假设的理论解释框架，我们对本次荣辱观调查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统计资料作出以下的解读。由于这些理论假设较为前沿、新颖，我们的解读将有许多的新发现。
（一）守法：日趋成熟的理性表现
我们的调查显示，广大未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遵纪守法的意识也同步上升。未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现实接触面的逐步扩大，自我意识渐趋强烈，思维能力也有了质的变化，其行为的理性基础从传统性、情感性和信念性的层面逐步向工具性、价值性层面发展；其理性还较多地限于功利而实用的工具理性、被动的规范理性，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行为取向，很难体现出系统而自觉的交往理性、价值理性和真正的人文理性，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完全是正常的表现。因此，总体上说，未成年人的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与年龄同步增长。数据显示，对于“为了不被处罚，我会勉强做些不太想做的事”、“为了避免受到法律制裁，我不会做违法的行为”、“我之所以遵守公共秩序，是因为这对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会带来好处”，对于这些为遵守规范而利他进而利己的消极理性行为的认同比例，一般都是高中生高于初中生，初中生高于小学生。特别有意思的是，未成年人对上述这些行为的认同的高比例，不在“完全同意”的选项上，而是在略有保留的“同意”这一项上，说明未成年人对这种不自觉的、他律的规范遵守的理性与行为未给予充分肯定。
然而，正是这种实用的工具理性和被动的守法意识，使得未成年人对于基本需要自律、自觉遵守的“七不”等公共规范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而且这种漠视与年龄成正比。
如果对这里涉及到的六项有违公德、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略作分类，则除了“在公共汽车上不买票”有明显的贪小便宜和违规特征，一经查出会很失面子并受处罚（这是明显不利己的）外，其他五项主要是直接或间接的利他行为（也不能直接利己），一般情况下以自律为主。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不买票”之外，其他五项表示“不接受”和“说不清”的比例基本上与年龄成反比（见表1）。也就是说，小学生时表示不接受、是非清楚的行为，到了高中阶段后反而糊涂了乃至接受了。换句话说，未成年人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公共道德素质不升反降。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意料之中，尚属正常；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未成年人正式进入社会前后，对其进行更系统的教育导向和理性提升，努力培养其自觉的交往理性和社会契约理性乃至人文价值理性，以改变他们对工具理性的片面理解与低层次追求。
（二）诚信：高度认同中的困惑与清醒
在本次调查中，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随着年龄的上升而提高，而且在中学生中位居“八荣”之首，在小学生中位居“八荣”第二。尽管如此，在我们设计的涉及“见利忘义”的一系列问题中，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正面的问题作肯定回答的比例低于父辈，对反面问题作肯定回答的比例高于父辈（见表2）。
这些统计数据似乎显示：在互相矛盾的学校理想生活教育和社会日常生活教育之下，未成年人认识与行为的困惑更甚于成人，对“见利忘义”行径的认同明显偏高，这种状况的发展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种情况与未成年人对于人性善恶的认识，也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未成年人比成年人更多地认同“人性之恶”，比成年人更少地认同“人性之善”，而且认为“如果不是被迫与压力，人们是不会努力工作的”（见表2）。
在一个市场经济运行不健全、法治社会有待加强建设的现实中，人性中恶的一面往往更容易被诱发，那么未成年人的敏锐性还是应当被肯定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是消极还是积极地面对这些社会事实，在于我们惩恶扬善加强社会生态建设的同时，努力引导青少年自觉地提升规范理性与社会理性，构建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坚持和维护诚实守信精神的现代法治社会。
（三）助人：在有限的认同中趋于常态
对于“助人为乐的精神并没有过时”表示同意的调查数据显示：年龄的增长与比例的升高成正比——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群体对此表示认同的比例依次为84.8％、91.2％、92.4％。
助人为乐的精神无疑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助什么人、如何助人却是要理性对待的。例如，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主要是靠制度来解决，一般的社会成员在助人精神的引导下，大多只能偶尔为之，这才是常态。经常性的帮助只有制度、法律才能保证解决，不可能长期靠动员他人来维持；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常性地帮助他人也很难长期坚持。在这一点上，对于未成年人也应如此。本次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一组问题，从有心、有意、有为三个层面来了解未成年人的助人取向。“同情弱小者”、“讨厌以大欺小”是未成年人的普遍心态：“总是”或“经常”有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0％和80％以上：“总是”或“经常想帮助贫困地区的同龄人”、“经常有意识地帮助他人”的比例也分别在60％～70％和55％～65％之间，不过有意味的是。在小学生中“经常”与“总是”的选择比例最高，在初中生与高中生中选择“偶尔”的比例最高。
这就见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小学生较多诉诸于情感性理性行动，而高中生则更趋于务实的工具理性行动——这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在对于助人的具体行为的选择中，诸如对“我会将零用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我积极参加学校社区组织的志愿者活动”的助人行动，都是偶尔为之的比例最高，而且“总是”、“经常”的比例与年龄成反比，“偶尔”的比例与年龄成正比。
（四）爱国主义：从简单走向丰富
如果动态分析未成年人爱国意识的发展，大体上可以从爱国情感与爱国理性两个方面去把握，从较为简单抽象的是非判断和较为丰富具体的内涵把握这两个层次去分析。本次调查中，我们在有关爱国观的问题设计中，设计了诸如“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觉得很骄傲”、“爱国就是做个老老实实的老百姓”等较为简单、抽象的问答题；同时也设计了情景性较为复杂、具体的选择题，诸如“如果有人入侵或分裂国家，我会响应国家号召挺身而出”、对“某些外国企业对本国人和中国人同工不同酬现象感到愤怒”等。此外，我们还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爱国理性行为，设计了诸如比较传统的“如果有本国同类产品，绝不买外国货”、比较现代的“在洋快餐店吃饭，一定要开发票以免其偷税、漏税”。在对上述问题和行为的选择中，按数据统计有以下一些情况颇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第一，对于第一类较为简单、抽象的问题，年龄较小的学生认同率较高，不认同率较低；不过，这一组数据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与思维的发展，未成年人的思想趋于丰富，对一些抽象的问题，不太愿意做简单的是非回答，这可以从大多数高中生对这类问题作选择时，不选很绝对的“非常不同意”、“完全同意”，而大多数人更愿意选择“不同意”，不认同中留有一定的回旋与思考的空间。也有相当比例的高中生选择了“说不清”，这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现状，也呼唤着社会教育界走出简单的教育灌输误区，从更丰富、具体并直面问题的角度给以更理性的引导。
第二，面对较为具体的情景化的问题选择，对问题的正面选择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成正比，爱国情感高涨，爱国意识张扬。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蕴含在文化传承深层次的民族情感正在被唤醒，当面临着外侮与不平时，爱国意识就会趋于张扬。不过，这也需要理性的引导，过度的情绪化则可能走向非理性。
第三，调查数据还显示，面对较传统的爱国行为取向和体现一定现代意识的爱国行为取向，作为日趋成熟的未成年人，高中生更愿意选择体现一定现代意识的爱国行为，在这方面当代高中生们甚至比他们的父辈更具现代的经济理性，在此我们似乎间接触摸到了青年文化的反哺特性。
（五）为人民服务：从理想回归现实
按照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从伦理的角度看“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众多的他人服务。以这样的视角来解读调查数据，我们的结论是：为人民服务正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理想主义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这种回归是一种科学态度的体现，但也要防止其误入极端自利的陷阱。
数据显示，对于“为人民服务与我无关”这一观点，持认同态度的未成年人并不多，不过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其比例有逐渐下降的态势，表示“说不清”的大体也是如此；而表示不认同的比例占到2／3以上，但也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下降。
同时，对于“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人越来越少，只想着自己的人越来越多”这一观点，持认同态度的比例在小学生中的比例为30％～40％，到了中学生时就接近了50％；不认同的比例，则从近40％下降到了20％：但是说不清的比例，则出现在各个年龄段上，郊区小学生达到27％，职校生最高达32.7％，高中生也达到22.1％。
这一系列数据说明：第一，“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流意识，作为理想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未成年人中仍然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作为一种人类追求的理想价值，其旗帜性的意义也是永远不会动摇的。第二，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某些竞争的无序性以及社会生存的艰难性使青少年看到、感受到社会消极面的客观存在，从理想回归现实，困惑进而不再认同理想主义教育及其相关内容，这或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扭曲”。第三，面对青少年的种种困惑——对“为人民服务”的困惑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社会教育必须直面现实。我们应当明确，从理想回归现实，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的表现，但只有相对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在工具理性前止步，在发展社会物质文明、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的同时，我们仍然应保持价值理性，追求人类的德性。这对于希望成为社会精英的青少年，诸如知识分子、国家高级干部来说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如果社会精英失去了社会理想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第四，调查数据显示。对置身于社会生态环境相对较差的郊区小学生、职校生来说，他们的困惑最大，对社会主流意识的认同度最低——这种情况特别是职校生在我们的调查中是全方位的：样样都很低，处处都呈现一种边缘化状态。这种状态的改变乃至消除终将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而这种改变实现得越早，则社会付出的成本就越低。
（六）劳动观念：仍未走出传统的樊篱
我们的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对于学校的值日生劳动和家务劳动还是十分认同的（见表3）。对那些错误观点表示认同的比例都很低；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表示自己能胜任或基本能胜任家务劳动的未成年人达到90.8％：认为“自己能独自上街购物”的未成年人也有82.5％，认为自己“能参加各类能量消耗较大的活动、劳动，无任何困难和基本无困难”的比例也达到92.4％。这些数据都说明未成年人对于校园劳动和家务劳动持有正确的态度并能身体力行。
然而，对于不显示地位身份的上述劳动与显示地位身份的职业劳动，未成年人的态度就迥然不同了，仍然未能走出传统的樊篱。本次调查的相关数据都显示：未成年人对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都极少愿意选择，愿意选择各类农林牧渔生产和各类设备操作人员工作的比例仅为1％～2％。这显然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相去甚远，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本质精神。
（七）勤俭节约：理性与欲望并存
提倡节约往往与理性消费相联系。因此，本次调查中，我们除了直接提问外，还从消费的价值取向和实际选择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把握。
首先，对于“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必要提倡勤俭节约”的观念的不认同者，占被调查学生的大多数，而且这种不认同与年龄成正比，体现出了未成年人比较理智。其次，对于“买的东西越贵就越有档次，越能显示地位”，有65％～75％的未成年人仍然不认同，这种不认同的比例与年龄成正比，这说明年龄越大就越具消费理性。而且对于“学习用品”与“衣服”的选择，大多数未成年人都持理智的态度，以质量和款式为取向（见表4）。
不过，有两个群体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职校生和小学生群体。其一，职校生群体对于“买东西越贵，越有档次，越能显示地位”表示“说不清”的比例达到30.4％，而对于“学习用品”、“衣服”的选择，职校生讲究品牌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未成年人群体。其二，郊区小学生群体认同“没有必要提倡勤俭节约”的比例超过了16％，城区小学生认同“买的东西越贵越有档次”的比例为各群体中最高，为13.5％。说明勤俭节约意识淡薄、消费欲望强化正在低龄学生群体中悄然抬头，成人社会应当引起重视和反思。
（八）科学知识追求：时空的缺失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主要是通过问接的问题去把握未成年人对科学知识的追求状况。
1.知识传播场所的进场率
除了课堂及课本知识的学习外，未成年人的大量知识是通过课外学习获取的，获取这些知识的场所，主要是图书馆、博物馆、科技活动中心，获取这些知识的机会主要是各类知识讲座。所以，未成年人进入以上场所以及参加各类讲座的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追求科学知识的状态。数据显示，即使到高中阶段，仍有10.5％的被调查者从未去过“图书馆”。当然，在所有的文化活动中，未成年人去图书馆的频率是最高的，每月去图书馆1～2次的频率，从小学生、初中生到高中生依次为31.8％、34.6％和37.2％，上升的态势很平缓。在各类知识传播场所和活动中，未成年人“从未去过”的比例依次为——各类科学讲座：小学生63.8％、初中生56.7％、高中生52.2％；科技活动中心：小学生41.9％、初中生33.1％、高中生24.3％；博物馆：小学生34.7％、初中生25.6％、高中生22.0％。处于知识接受的最佳时期的中小学生，其“从未去过”上述那些除了图书馆外的各类知识传播场所的比例如此之高，令人震惊，其知识结构与素质的全面发展令人担忧。
2.网络功能选择
在信息化社会里，使用网络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数据统计显示，在未成年人中，网络的使用频率与其年龄也呈正比关系，小学生的使用频率为49.6％，初中生为74.1％，高中生则高达85.3％，其中较集中的使用密度在每周1～2次，占全体使用者的1／3以上，其次是每周3～4次，约占1／5左右。
最常使用的网络功能数据显示，在所列的8项使用功能中，依年龄高低，玩游戏、发E-mail和看新闻是小学生多而中学生逐步减少，而QQ或MSN聊天、BBS或BLOG则相反，是随着年龄升高。其中小学生最常用的功能就是玩游戏，中学生最常用的功能是聊天；而查阅和下载资料的功能使用在小学生和高中生中都位居第二，分别为23.6％和24.3％。
尽管未成年人利用网络获取知识位居网络使用比例的第二位，但其与位居第一位的比例有较大的距离——相差10个百分点；另外，从总数上看，也只是占1／4还不到。由此，我们确实要为未成年人接受与追求科学知识的时空的缺乏、缺位而深深担忧。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性的基础，人的理性是知荣知耻的依托，青少年的荣辱观缺少了这些依托与基础，那么在较为有限狭窄的课堂知识——考试知识的底子上培养出来的荣辱观，是否健康而全面，只能拭目以待了。
三、加强荣辱观教育的思路与建议
确立正确的荣辱观，要从孩子抓起，与青少年成长的步伐协调共进。并且通过终身教育，让人们在终身的学习中，逐步将知荣知耻的理性水平与利益取向，由低到高、沿着共生共荣共赢的轨迹，从竞争性生存到契约性共存不断发展演进。
（一）提升人的理性，把荣辱观的认知与践行建立在坚实的思想基础上
荣辱观的践行，不能建立在简单的“要”上，而是应当建立在“为什么要”和“怎样要”之上。最关键就是要建立在自觉的理性基础上，所以，理性的确立与提升才是人们知荣知耻的根本保证。根据笔者的研究，人类理性与思维品质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个体的思维能力往往取决于其思维结构要素的内涵与思维运作（思考问题）的能力，思维结构要素的丰富性与优化的结构功能以及思维运作的最佳机制将对人的理性水平提升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断的学习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维结构要素，在反复的训练和大量的社会实践中建构自身思维运作机制，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理性水平，才能使个体的知荣知耻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消极走向积极，从被动执行走向自觉维护。
（二）提倡德性追求。重在荣辱观理性水平的大众化推展和逐步提升
荣辱观蕴含的理性水平是分层次的，荣辱观的提升首先在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性提升，让荣辱观的践行从底线做起，从工具理性的较低层次上开始，允许从被动的“不”着手推展：“不违法乱纪、不损人利己、不见利忘义，不……”不过，对于社会精英则应有较高的要求，其理性的层次，应在交往理性、社会理性乃至价值理性的前提下自觉地践行荣辱观，以自身的示范作用，推动知荣知耻良好风尚的建设，以德性追求引领社会风气。这是当前对未成年人乃至全民进行荣辱观教育，并保证这一教育稳步发展、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当然。还需要将这一思路作进一步的操作化和具体化。
收稿日期：2007—07—08
注释：
① 参阅孙抱弘：《人性假设与解释性青少年研究》，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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