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法国论文,当代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本世纪50年代，以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奠基作品。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法国的新女权运动及妇女文学的崛起密切相关，旨在消解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文化，颠覆菲勒斯（男性）象征秩序（语言）的女性观念，创造一种女性话语和透视，以改变使妇女沉默或立于边缘的传统，谱写新的女性神话。
一、解析象征秩序的男性神话
在男性本位创造的神话中，女性是以虚幻、美化或扭曲的形象出现的。她们是象牙女郎、安德洛美达、白雪公主、睡美人……是为男人享用而创造出来的尤物，是一种被动、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这些女性形象渗透着男性的主观意识和偏见，是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女性却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对男性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露丝·依利格瑞(Luce Irig Irigarayara)等女性批评家做了大胆尝试。波伏娃精读蒙德兰特、劳伦斯、克劳代尔、布列东和斯丹达尔这五位男作家的作品后，发现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反映了男人的神话：她们天真无知、任人摆布、委屈求全、牺牲自我、美丽可爱、富有修养，但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只不过是男人风流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品。在分析这些女性形象后，波伏娃指出“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第二性》），一旦剥去由美、诗意和爱情编织成的面纱，女性被贬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埃莱娜·西苏在《阉割或匮乏》一文中认为睡美人的故事喻指“女人的位置在床上”，她总是被动地由一个男人唤醒后又置于另一永久的床上，做着相同的梦，梦见自己处于从属的地位。
从剖析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批评家意识到传统文学的文本布满了陷阱，是男性压迫女性的一种转换形式。与其说文学作品反映了现实，不如说作者出于一定的意图虚构了一个让妇女接受的现实。男性作家总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向女性读者灌输男性的意识形态，让妇女默认无权的地位和规定的性别角色。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声称：“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妇女之所以成为从属的性别，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有意培养和剥夺的结果。在男性中心的社会，妇女往往被看成是“被阉割了的男性”和“男性生殖器崇拜者。”“菲勒斯(Phallus)作为君临一切的化身，把女性贬抑为一个他者。”①露丝·依利格瑞则指出：“从圣奥古斯丁到弗洛伊德，自我的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化都是以男性为模特的；作为每一部作品及其主体之守护神的上帝也总是一位男性家长的形象。②正是凭借这种策略，父权制的社会才得以维持稳定。因此，法国女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男性创造的神话，作一种“对抗性”的阅读，把植根于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掉。依利格瑞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一书中写道：妇女应有意识地重读父权制的文本，通过游戏文本，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以致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
要消解男性神话，还须审视男性话语。女性主义者认为一切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建立在语言是明晰、公正、不容歪曲而富有理性这种观念之上。语言代表一种权力，存在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传统的叙事结构和阐释话语是父权制的产物，烙上了明显的性别歧视。例如，法语中“人类”(homme)一词是阳性的，而不是一个中性词。正是这个“人类”成了作品的主体，在理论、道德或政治上莫不如此。又如《圣经》所云，亚当（男人）名世间万物，包括夏娃（女人）。可见在语言领域里，男人是规范和标准，女人是从属的；男人代表普遍性，女人仅具特殊性，只能相对男人而存在。克里斯特娃(Julìa Krìsteva)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认为诗歌句子音素的运用也和初始的性冲动相关联，如Mama和Papa的对立就造成了鼻音m和爆破音P的对比；m音传载有母亲的(maternal)“口腔性欲”之意味，而P音则与男性的“肛门性欲”之意有关。因此，批判父权制就必须批判父权制的语言。
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分析学表明：从深层意义上说，不是我们操纵语言，而是语言操纵我们；主体只有进入“象征秩序”（即语言）时才被构成，不存在超越“象征秩序”的、准生物学的人本质概念；女性是写作的结果，而不是写作的源泉。“女人”仅仅是同“男人”相对照时获得的临时意义的一个位置，它是一个“术语”，只存在于语言之中。在由父子相似性和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逻辑构成的语言世界里，女人是匮乏或缄默、销声匿迹或默默无闻的性别。实际上，拉康所描绘的“象征秩序”是以阳具这一“超验的能指”为中心，它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这种单线或直线性的语言含有一种男性为自己声称的统一观点和对外部现实的掌握，这限制了妇女的自我了解和表达。凯罗琳·伯克(Caroline Bock)说道：“当今论述的主要方式是显示占统治的男性观念和特征……当一个女作家为求得生存而发表解时，她总是被迫运用这一类似外语的语言讲话，一种她本人使用起来颇感不自在的语言。”③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指出：女人的话总是“被别人说出来。”④依利格瑞也认为“妇女不得不用别人的耳朵听，正如在表现自身过程中，包括自己的文字，总是听命于他人的意思。”⑤她强调发展一种不同的语言以便使妇女可以讲述不同的故事。因此，法国女性主义者十分关注语言的变革。埃莱娜·西苏提出女性主义者首先要讨论语言的政治问题，“任何政治的思考都不能摆脱对语言的思考、对语言的改造。”⑥克里斯特娃则认为“现代对传统观念的打破及新的说话方式的发展与妇女的事业是一致的。”⑦法国女性主义者把女性压迫与话语问题联系起来看待，认为拉康的“象征秩序是男性的，男子把世界归纳为他的语言，代替一切存在物讲话，而女人只被符号、形象、意义所代表，她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若想破除男性创造的神话，消解男性化的“象征秩序”，就得进行一场语言变革，建立一种与“阳具中心主义”相对的“同中心主义”的女性话语和女性写作。
二、建立女性话语与写作
根据解构主义者德里达(Derida)的观点，“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也许女性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也许女性——一个无特征，无形状的模拟物——是距离的断层。”⑧作为男性中心话语的断层，女性本身就成为一种存在和话语方式，代表一种社会之内的反抗力量。基于这种认识，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坚持完全的性别差异，才能消解二元对立（如阳与阴、日与月、上与下）的概念；只有中断父权制的象征秩序，才会出现真正的革命。波伏娃明确地指出：当一个女人试图为自身下定义时，她只须说“我是一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是一个“他体”(otherness)，其中蕴含的代码具有一种“新”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克里斯特娃在一篇题为《女人决不是那样的》访问记中解释说：“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它是那种无法再现的一切，也是超越并位于各种命名法和观念之上的一切。”⑨因此，法国女性主义者不仅主张承认而且企图体现女人差别的创作方法。
针对那种认为笔杆是男性专有器械的文学父权的观点，法国女性主义者提倡一种记录女性欲望的“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或“女人的表达”(Parler femme)。它是一种摆脱弗洛伊德阉割论点的语言，使妇女具有基于与男人不同的女性利比多的权威。她们认为面对父权制和等级制的双重敌视，首先需要寻求受到压抑的术语如肉体、前俄狄浦斯情结、自然和女人，以女性躯体为意象的源泉，破坏属于男性规范的陈词滥调。由于女性的躯体或感觉具有流动性、易变性，那么女性语言从本质上说应当是流动易变的、富有感性的；从政治的角度能影响妇女的生活，它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从而使妇女立于不败之地。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瑞、朱莉亚·克里斯特娃、米歇尔蒙特勒雷等女性主义者都强调妇女写作的关系，试图建立一种表现女性欲望的写作，认为通过游戏文本，可以释放出被压抑的女性利比多。
“女性写作”的观点是由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首次提出来的。她呼吁妇女不能再沉默，要写作！用肉体来写作，用“乳汁”、用“血液”来写作。“妇女必须写妇女，促使妇女开始写作。暴力把妇女从写作那里驱赶出来，如同把她自己的躯体驱赶出来一样——出于同一原因，依据同样的法规、由于同样致命的目的。”⑩只有通过写作，妇女才能返回到自己的身体，接近其本源力量，解除其性特征的压抑。西苏认为写作是一个载体——生产和再生产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是女性的。妇女写作的实践与欲望是相联系的。写作形式的多样性、生机勃勃与女性满足“快感”的多样性、情欲亢进是相关的。因为女性欲望和妇女的要求在男性中心的社会受到压制和歪曲，它的表达成了解除这一统治的重要手段。针对男性写作的“阳具中心主义”，西苏曾说：生活就是文学，“我个人就是文学的一部分”。西苏不仅承认写作与女性欲望的密切相联，还力图寻觅一种表现女性驱体的“自然语言”。在她看来，“一个女人的躯体，以其数以万计的气息……将要使古老单一辙道的母语以不止一种语言来重新回荡混响。”(11)依利格瑞也把“女性”语言基于女性生殖器的物质特性，认可一种生理的回归和本质论。她认为女性欲望使妇女很可能操着不同于男性欲望的语言。这种语言是非线性、复合的而不是直线、单一的，它赞美多元化和语义上的不确定性、由矛盾引起的语义滑移以及离题式的变化。
克里斯特娃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侧重记号的形而上建构，强调记号学和象征模式的区别。象征模式（秩序）与父亲、符号、语法、句法及各种形成结构的强制性的社会实践相联系，而记号模式则与母亲、本能、无形的方式相联系。她试图建立一种与父权制“象征秩序”相对的“记号系统”，认为能从语言中发现一组或一系列力量，它是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产物，与儿童及母亲的肉体密切相关。在前俄狄浦斯情结时期，小孩还未获得语言能力，但可以将他们的身体想象成一条混乱的欲动之流。这一节奏的流动可以看成一种语言形式，虽然它还没有意义。为了使真正的语言产生，似乎必须切断这条混乱的欲动之流，将其分割成稳定的语词。因此，在进入象征秩序的时候，这种“记号”过程即被压抑。然而，这种抑制是不完全的，在语言本身内可找出作为欲动压力的记号：在语调及节奏、或在语言的矛盾、无意义、混乱和空缺之处。克里斯特娃将这种“记号”语言看作是破坏象征秩序的一种手段。它使语言符号走向极限，重视音调、韵律和物质特性，引发文本中一系列潜意识的欲动，而这些欲动威胁公认的社会含义。这种记号是流动的、多义的，是对精确含义采取的一种令人愉悦的超越行为，它从消除男性中心的固定符号（上帝、父亲、国家、秩序和财产等）中感到乐趣。“记号语言”虽与女性躯体相关，但它不是妇女的专用语言，是一种先锋式的写作语言。克里斯特娃的文学批评实践主要是分析“诗学语言”的文本，即象征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作品，却不大注意现实主义的小说。
“女性写作”和“记号语言”都是非线性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文体。它们强调写作与女性躯体、分娩、愉悦相联系，要求作家使用双关、隐语、省略或跳跃式的语言，打破常规的句法结构，语义学甚至逻各斯的笛卡尔罗辑，在开放的文本中寻找欢乐。这种写作是反理论的，不能封闭起来或规范化，“只能由潜意识行为的破坏者来构思，由任何权威都无法限制的边缘人物来构思。”(12)它视语言的构造为无穷无尽的延搁和游戏，反对那种僵死的、固定的、机构化的语言意义，在不断的变更与流动中表现女性的特异性，对菲勒斯话语进行了令人振奋的挑战。但是，这种女性文本充满文字游戏，语义滑移和不确定性，显得晦涩难懂。要理解这些文本，读者必须掌握哲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等方面的知识。
总之，通过写作，妇女解除了潜意识中的抑制，表达了自己的欲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诚如西苏所说：通过写作，妇女从远处，从常规中回来了；从“外面”回来了；从女巫还活着的荒野中回来了；从潜层，从“文化”的彼岸回来了；从男人拚命让她们忘记并宣告其“永远安息”的童年回来了。(13)
三、理论的反思
当代当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开篇之作。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波伏娃十分关注妇女的生存境遇和存在价值。她精辟地指出：妇女似乎生来就地位低下，受制男人，所谓“平等”的抽象概念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一旦要付诸实施就会受到各种势力的抵制。因此，她要求妇女应当以最佳的态势来估价自己作为女性而应享有的存在价值。根据波伏娃的理论，可以把两性差异的讨论集中于五个方面：生理、经验、话语、心理以及社会和经济条件。如果说波伏娃试图使女性主义批评容纳现代多种学科的知识，呈现一个多元开放的体系，那么在她之后的许多法国女性主义者如克里斯特娃、西苏、依利格瑞则深受后心理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注重话语和文本的研究，使批评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和经院气息，以致于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形成风格迥异的批评模式。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它关注文学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本体；它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它强调文学作品及作者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认为无视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压迫便否认为经常使妇女分化或联合的实质条件。因此，它又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批评，恪守文学的道德价值和社会功能，奉行明显的性别路线，对纯学院派的学术不屑一顾。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借助拉康和德里达的理论，注重话语和文本的研究。它的重点不在生理意义上的“妇女”，而在文化语境中的“女性”，认为“女性”不是一个人物，只是一个“空间”、一种“缺席”；它坚持把现实看作一种创造物，质疑作为文学形式的现实主义，视语言的构造为无穷无尽的意义迟延，认为寻找基本的极稳定的意义是形而上学的做法；它否定作者对作品与读者的权威，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独立、开放的，不受作者与批评分析的束缚。因此，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以其各自不同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两大阵营。
法国女性主义者剖析男性话语入手，力图达到解构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和压迫妇女的二元对立，建立女性自身价值标准和独特话语的目的。她们所倡导的女性话语打破了沉寂、向偏见挑战，使文学妇女从语言的“监牢”中解放出来；她们关于文学创造力与文本生产的理论大胆冲破了父权制的禁忌、动摇了父权制的统治秩序。但是语言本身与文学形式不可能成为变革的唯一目标。因为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性别的歧视早已钻入其中。只有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前提下，才可能导致真正的语言革命。如果妇女的现实处境未改变，仅仅去纠正语言中沉积的历史谬误，那只是一种天真的设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男人和女人的语言确实有些差别，但纯粹的“女性话语”与“女性文本”是难以存在的，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似乎是用男性的标准复制女性文本。尽管内容有别，同样充满了学究气和男人味。因此，妇女的作品应是两种声音的描述，应体现“缄默”者和“统治者”两个方面；它既不包括在男性传统之中，也不游离于统治传统之外，而存在于两个传统之间。同样，女作家在表述自己时，不是对语言本身的拒绝，也不是回到女性专有的语言领域，那样实际上只能表明妇女受压迫和压抑的地位，而应使用一种活动在语言之内、跨越界限的独特话语。在文学批评中，法国女性主义者忽视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把真正历史妇女的多元化隶属于一个“他者”的位置，由于否定一个认识论上有意义和具体的主体，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陷入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困境。因此，法国女性主义者应在女权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建立一种将语言、主体、社会组织和权力联合起来的独特的文学批评模式。
注释：
①②⑤⑧⑩(11)(12)(13)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2、374、280、12、188、337、197、190页。
③伯克，“来自马黎的报导”，Signs，1978年8期第851页。
④⑦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8页、354页。
⑥盖尔·格林主编《制造差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85年第60页。
⑨王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艺报》1988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