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体育改革部署中的重点碎片化、被动迟滞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碎片论文,性问题论文,重点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1～0058～09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历史进程。《决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由党的中央全会做出决定推进的9轮改革中，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1]。因此，新一轮改革的最显著特点和根本要求，就是既要“全面”又要“深化”地推进改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面对“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2]的新态势，党中央推进改革的基本定位和指向。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体育也同样“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因此，党中央“全面”“深化”推进改革的定位和指向，同样也适用于体育改革。本研究以为，体育方面不存在要不要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只存在按照《决定》部署，推进一轮“全面”“深化”的体育改革。并且为了保障推进一轮“全面”“深化”的体育改革，应当对此做出整体部署。 所以强调改革整体部署的重要性，这是由中国改革推进方式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推进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渐进式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以这种方式推进改革，关键环节是党和政府对每一项改革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没有这些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推进改革的方式就难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部署改革文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原国家体委两次整体部署体育改革文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应当推进一轮“全面”“深化”的体育改革，而改革的整体部署又如此重要，那么，当下体育改革部署的态势如何，体育领域是否在推进一轮“全面”“深化”的改革，便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准确把握当下体育改革部署态势，准确把握当下推进体育改革的“全面”“深化”程度，关系到能否贯彻落实《决定》的部署，推进一轮真正“全面”“深化”的体育改革。 经对中国知网全文期刊库及中国博士、硕士论文库2008年1月至今的文献检索，未见有关于“体育改革部署”，包括体育改革部署“碎片化”、“迟滞性”等问题的提出或研究。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研究的必要性。 由于无法得到当下全国体育改革部署状况的全面真实资料，也没有条件对体育改革部署进行实地调查，故本研究采用偶遇抽样方式，以互联网上检索到的6个省级地方、8个省级地方的12个地级地方、21个省级地方的57个县级地方的政府或体育部门官方网站上的体育文献中的体育改革部署情况为依据，讨论问题。由于抽样方式和样本数量的局限，所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只是部分地方存在的问题，不代表全国。在此提出局部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1 关于体育改革部署中的重点碎片化 2013年11月《决定》发布至今已近两年，推进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部署如何。经对国家体育总局网站检索，未见2013年11月以后国家体育总局出台整体部署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文件。故只能根据《决定》公布后召开的2014、201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刘鹏局长讲话中的体育改革内容，讨论体育改革部署问题。同时，又因2013年12月下旬召开的2014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还处在学习贯彻《决定》阶段，尚来不及对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做出整体部署。而2014年12月下旬召开的201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已有一年多时间研究决策全面深化体育改革整体部署。故而以刘鹏局长在201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讲话(以下简称“2015刘局长讲话”)中的体育改革内容，作为对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整体部署。 本研究将2015刘局长讲话中体育改革部署概括为4方面原则性改革指向(以下简称“4方面指向”)和5方面操作性改革举措(以下简称“5方面举措”)。“4方面指向”包括，第一，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指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社、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直接干预向间接干预转变等。第二，转变事业发展方式。主要指粗放向集约、数量向质量、经验向科学、简单供给向多方位服务、政府主办向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转变等。第三，改革事业体制机制。主要指群众体育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体制机制，竞技体育发挥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两个作用，体育产业形成新的政策机制等。第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主要指加强重大问题研究与实践，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学创新作用等[3]。“5方面举措”包括，第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是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3项、提出清理意见4项等。第二，单项体协改革试点。主要是中国汽车联合会、摩托车协会其依托管理中心职能全部交协会承担，协会按社会组织运作；中国龙狮、健美、台球协会管办分离，以社团机制运行；游泳、滑雪、滑冰、冰壶、冰球、铁人三项、击剑、自行车、马术、高尔夫等10个奥运项目协会功能优化；风筝、信鸽2个非奥运项目与行政机关脱钩；16个非运动项目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脱钩。第三，“三大球”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研究制定足协综合改革方案和足球改革实施意见，调研和实践篮球、排球联赛管理体制改革等。第四，赛事审批制度改革。推出赛事审批制度改革意见，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审批取消，推出单项体协竞技体育重要赛事目录和在华国际比赛审批改革方案等。第五，研究出台体育产业政策。主要是与国家发改委共同研究起草了“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意见”等[3]。 上述“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究竟是当下体育改革的重点内容，还是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整体部署，或者说，其是否呈现相对的重点碎片化。 1.1 相对于《决定》部署，总局体育改革部署的重点碎片化 《决定》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也是本研究讨论问题的基准。《决定》在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目标、阶段目标和原则要求之后，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和党的建设等7个领域的16个方面，以60条具体政策措施，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提出了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的阶段目标：提出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等一系列基本要求。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体制、制度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并在每个方面都提出了诸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作用”[2]等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 与《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比较，在“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中，没有确定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并且，改革内容的主体是竞技体育方面。即使是竞技体育方面，也是运动训练体制和运动竞赛体制的某些部分、某些方面，而不是对运动训练体制和运动竞赛体制改革的整体部署。同时，改革内容也多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当下推进的改革内容，而不是主动对全国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系统完整部署。也更少类似《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作用”等具有突破性的深化体育改革的政策措施。因而，“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尚不能说是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整体部署，而只能说是当下体育改革的重点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的体育改革部署，相对呈现重点碎片化。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推进全面深化体育改革，要不要对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做出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要不要提出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要不要对体育的各个重要领域、重要方面的改革做出全面部署；要不要提出深化体育改革的若干突破性政策措施。 体育事业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按照《决定》总要求，对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做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推进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应当成为全面深化体育改革总目标的基本指向，这应当成为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到2020年阶段目标的基本指向。那么，当下和今后我们所推行的一切体育改革，都应当指向“推进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应当指向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制度体系。使各方面体育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这一目标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但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体育现代化的历史必然。 到2020年只有短短5年时间，实现这样一个体育制度体系的体育改革阶段目标，不仅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什么是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似乎更加需要一个系统整体的顶层设计，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 1.2 相对于原国家体委两次体育改革部署，总局体育改革部署的重点碎片化 1)相对于1986年原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 30年前的1986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年后，原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对体育改革做出部署。其包括(1)改善体育领导体制，切实发挥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2)建立科学的训练体制，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运动人才梯队。(3)继续改革竞赛体制，逐步做到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4)发挥各方面积极性，把群众体育推向新的广度和高度。(5)大力繁荣民族传统体育，逐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6)逐步实现体育科学化，把体育科研与体育运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7)改革体育教育体制，实现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办学。(8)加强和改善思想和政治工作，改进体育宣传。(9)进一步改善物质保证，继续改进奖励制度。(10)对外体育活动实行更灵活的开放政策，适应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新形势等10个部分。涵盖了体育管理体制、运动训练体制、运动竞赛体制、体育科研体制、体育教育体制以及财政奖励制度，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以及对外开放、思想政治工作、体育宣传等十几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推动体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比如起草体育法、评定业余体育技术辅导员(现社会体育指导员)、设立体育节(现全民健身日)、成立全国体育基金会、发行全国性“发展体育基金奖券”(现体育彩票)等；比如行业体育归口负责、发展体育旅游、企事业单位办运动队、地方组办国际赛事备案制、制定全面反映体育发展的指标体系等[4]。今天我们可能还享受着这些改革的红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1986年《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一次相对全面、深化的体育改革部署。相比之下，“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的体育改革部署，尚欠全面系统，呈现重点碎片化。 2)相对于1993年原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 20多年前的1993年，在邓小平南行讲话发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1]改革目标一年后，原国家体委下发《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深化体育改革做出部署。 《意见》提出了深化体育改革总目标？即“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办与分散办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5]其中改变“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办与分散办相结合的格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似乎仍然是当下全面深化体育改革中的问题。 这同样提出一个问题。20年后的今天，当《决定》已经出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推进到“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阶段，推进全面深化体育改革要不要提出总目标。如果要，体育改革的总目标应当是什么?这似乎是应当思考的大问题。为了实现深化体育改革总目标，《意见》同样对深化体育改革做出整体部署。包括(1)改革体育行政管理体制；(2)加快运动项目实体化；(3)建立集中分散相结合、多强对抗的训练体制；(4)改革竞赛制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5)坚持社会化方向，加快群众体育发展；(6)以产业化为方向，增强体育自我发展能力；(7)转换科技教育运行机制，加速体育科学化；(8)全方位对外开放，拓展对外体育交往；(9)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推动配套改革；(10)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等10个方面[5]。并且，为了更明确具体、更具操作性地推进重要方面改革，还提出了5个附件。包括(1)关于运动项目管理实施协会制的意见；(2)关于训练体制改革；(3)关于竞赛体制改革；(4)关于群众体育改革；(5)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5]。 由此可见，1993年原国家体委做出的深化体育改革部署，不仅提出了深化体育改革的总目标，而且对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运动训练体制、运动竞赛体制及体育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对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科技、体育教育及对外开放等十几方面的改革做出整体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推动深化体育改革的原则要求和诸多专门具体深化体育改革的任务举措。如实行政事分开，事务工作交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理顺体育行政部门和各类体育社团关系；如单项协会成为全面负责本项目管理的实体，形成单项协会为主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本世纪末各个运动项目实施协会制；如改变训练工作分段管理多头领导，形成单项协会为主的专项化管理，对职业化项目训练体系和国家队组队形式自定；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综合性运动会，部门行业综合运动会由主管部门负责，单项比赛由单项协会负责，其他比赛逐步放开等等[5]。其中提出的如推进运动项目协会制、运动训练体制、运动竞赛体制改革，今天似乎仍然在其改革进程中。今天所推行的全民健身计划、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广泛建立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社会体育指导站(点)等[5]，也均是1993年《意见》关于群众体育改革的内容。 因此，1993年《意见》对体育改革的部署，同样可以说是整体性的、全面的、深化的。并且比1986年《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更加系统完整、更具可操作性。如果将1993《意见》与“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相比较，显然，后者更欠全面系统性，更显重点碎片化。 总之，20年后的今天，当《决定》已经公布，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要不要推出一个关于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文件，对全国体育改革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部署，改变当下全面深化体育改革部署的重点碎片化态势，真正推进一轮“全面深化”的体育改革，是应当思考的更大问题。 2 关于体育改革部署的被动迟滞性 国务院规定国家体育总局职责的第一项就是：“研究体育发展战略，协调区域性体育发展，负责推动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和体育体制改革。”[6]可见，国家体育总局的首要职责，不仅包括统筹推动全国体育发展，也包括统筹推进全国体育改革，这同样是法定“必须为”的职责。所以，国家体育总局绝不仅仅有推进自身改革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具有推进全国体育改革的职责。但是，当下国家体育总局推进的改革，如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推进全国性单项协会改革试点、推动中国足协改革和篮球排球全国联赛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全国性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等等，虽然与全国体育事业发展有关，但似乎只是国家体育总局自身的改革，即“局内的事”，而不是对全国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部署。 2.1 相对于总局体育改革部署，省级地方体育改革部署被动迟滞 仅以检索到的河北[7]、山西[8]、内蒙古[9]、吉林[10]、四川[11]、青海[12]等6省区体育局长在2015年当地体育局长会议讲话中的体育改革内容，对照“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改革部署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推出了“5方面举措”，但6省区在总结2014年工作时，除内蒙古公示了《自治区体育局行政权力清单(征求意见稿)》，全面启动了足球改革和发展外[9]，其他5省均无体育改革内容。这就表明，2014年这一年，虽然学习贯彻落实《决定》已经1年，虽然2014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刘鹏局长讲话作出体育改革部署已经1年，但这些地方的体育改革却迟迟未动，处于停滞状态。与国家体育总局改革部署明显不合拍。显然，这些地方在等待国家体育总局实实在在的改革动作，怕出头推进改革“踏空”。只有国家体育总局推行了实实在在的改革，这些地方才可能部署当地体育改革。 当国家体育总局2014年推出了“5方面举措”，2015年提出了“4方面指向”后，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四川等5省区开始部署当地2015年体育改革。但是，除河北提出了“继续进行政府企业联合办队”[7]的改革新指向外，山西重复了全部“4方面指向”、内蒙古和四川仅重复了“转变政府职能”1项，而河北和吉林没有重复其中的任何一项。对于“5方面举措”，河北、内蒙古、吉林、四川等4省区均是将其中的某些操作性改革举措简化为原则性改革指向。河北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大球’管理体制改革”及足球“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不足3项；内蒙古为“单项体协改革试点”、“赛事审批制度改革”和“研究出台体育产业政策”3项；吉林为“单项体协改革试点”和“赛事审批制度改革”2项；四川则除“研究出台体育产业政策”的其他4项；山西没有其中任何一项。这就表明，除去个别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四川等5省区2015年的体育改革部署，只有原则性改革指向，没有推出实实在在的操作性改革举措。可见，这些地方真正如国家体育总局那样，推出实实在在的操作性改革举措，至少要到2016年才可能开始。这不仅在改革推进节奏上与国家体育总局部署再差一拍，而且在时间上再后推一年。尤其令人费解的是，青海部署2015年体育工作时，竟然没有体育改革内容。既无原则性改革指向，也无操作性改革举措[12]。 从体育改革覆盖面角度看，如果将“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算作9方面改革，那么，上述情况还表明，即使是原则性改革指向，每个省区也只是提出了2～4个方面，不足国家体育总局改革的一半，与国家体育总局再差一拍，表明这些地方体育改革部署更加重点碎片化。 总之，即使与“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部署相比较，这些省区的体育改革部署，在时间上至少存在2～3年的“时差”，在改革的原则性、改革指向和操作性改革举措推出方面，在改革领域上，至少要慢2～3拍，表现出明显的被动迟滞和重点碎片化。 2.2 相对于总局体育改革部署，地级地方体育改革部署的被动迟滞性 1)地级市体育局部署体育改革情况。 仅以检索到的浙江宁波[13]，内蒙古呼伦贝尔[14]，黑龙江黑河[15]、佳木斯[16]、鸡西[17]，江苏徐州[18]、宿迁[19]，陕西西安[20]、安康[21]等5省区9个地级市体育局长在2015年当地体育局长(工作)会议讲话中的体育改革内容，同样对照“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改革部署，结果表明，在9个地级市的2014年工作总结中，宿迁制定了3项权力清单[19]、西安下放了高危项目审批权[20]，两市再无其他改革内容。其他7个地级市均无体育改革内容，也即2014年没有推进体育改革。而对2015年体育改革部署，呼伦贝尔市提出了足球改革的具体举措，徐州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原则要求，两市再无其他体育改革部署。其余7个地级市均既未提出体育改革的原则性指向，更未提出体育改革的操作性举措，即未对当地2015年体育改革进行部署。 可见，这些地级市，2014年基本未推进体育改革，2015年基本未部署体育改革。相对上述6省区推进体育改革的被动迟滞和重点碎片化，这些地级市的态势似乎“更上一层楼”，更为突出显著。与“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部署相比较，在时间上更存在3年以上的“时差”；在改革的原则性、改革指向和操作性改革举措推出，在改革领域的覆盖面上，更要慢3拍以上。即使是与一些省区体育局的体育改革部署比较，也存在1～2年以上的“时差”，慢1～2拍以上。 2)地级地方体育与文化等部门合署办公机构部署体育改革情况。 在地级地方，存在体育部门与文化等其他部门合署办公情况。这些地方体育改革部署情况如何，同样以仅检索到的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22]、云南楚雄彝族州文化体育局[23]、新疆哈密地区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24]，以及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25]等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工作计划中体育改革内容，对照“4方面指向”和“5方面举措”改革部署，情况表明，这些合署办公机构，无论是2014年工作总结，还是2015年工作计划，除黔西南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2015工作计划中有“深化体育社会组织改革”[22]一句，其他均无体育改革内容。但均有文化改革内容。如此，这类体育与文化等部门合署办公的地级地方的体育改革部署，比单独设立体育局的地级地方，似乎更具被动迟滞和重点碎片化，与“全面”“深化”的体育改革距离更大、更远。尤其是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尤其应当引起关注。 2.3 相对于总局体育改革部署，县级地方体育改革部署的被动迟滞 1)县级体育局部署体育改革情况。 我国一部分县级地方单独设立体育行政机构，即体育局。在仅检索到的4省6个县体育局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工作计划(讲话)中，除去江苏射阳县体育局长2015年体育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导向，通过改革创新提升业余训练水平，坚持以改革求突破，锐意改革，努力开创新常态下以射阳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的一般性改革要求[26](文件中确为“教育改革”)外，其余安徽太湖[27]、枞阳[28]、凤阳[29]，四川汉源[30]，福建龙游[31]等5个县的2014工作总结和2015工作计划(工作思路)中，均没有改革两个字，何谈体育改革部署，简单说，这些县的体育局，作为独立的体育行政部门，不仅没有进行体育改革，似乎也没有打算推进体育改革，着实令人不解。如此，这些县的体育改革，与国家体育总局部署相比较，与省体育局部署相比较，其部署推进改革的“时差”，其推出实质性操作性改革举措，要差几年，要慢几拍呢。 2)县级地方体育与文化等部门合署办公机构部署体育改革情况。 在县级地方，还大量存在体育与文化等其他部门合署办公情况。在仅检索到的山西榆社[32]，黑龙江林甸[33]，福建永定[34]、武平[35]，湖北武汉东西湖区[36]、巴东[37]，海南琼中[38]，云南安宁市[39]、陕西三原[40]、旬邑[41]、乾县[42]等7省11县(市、区)无论是体育与文化部门合署办公的机构，还是体育与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旅游等部门合署办公的机构；也无论是在部门的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工作计划(工作会讲话)中，还是在部门的2015工作要点中，均无体育改革内容。而武汉市东西湖区文体广电旅游局[36]、山西榆社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32]、福建永定县文体广新局[34]和武平县文体广新局[35]等4部门文件中，通篇没有“改革”2字，何谈体育改革?这些体育与文化等其他部门合署办公的县级地方，比单独设立体育行政机构的县级地方，其体育改革部署，似乎更被动迟滞。 3)县级地方教育体育局2015年教育体育工作会议部署体育改革情况。 在县级地方，更多的是体育与教育部门合署办公设立教育体育局，也有设立体育、教育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的机构。由于这些机构有当地2015教育体育工作会议局长讲话和教育体育局2015工作要点两类文献，故分开讨论其中体育改革部署情况。 在仅检索到的河北唐河[43]，山西定襄[44]，内蒙古根河市[45]，辽宁辽阳[46]，黑龙江桦南[47]，江苏海安[48]，江西定南[49]，河南尉氏[50]、卢氏[51]，重庆巴中市恩阳区[52]，陕西镇安[53]、柞水[54]，宁夏贺兰[55]等11省区13个县(市、区)的教育体育局2015年教育体育工作会议局长讲话中，与上述县级文化体育局的情况一样，无论是教育体育局，还是教科文广体育局；也无论是对2014年工作总结，还是对2015年工作部署，除去内蒙古根河市教育体育局2015年工作总体要求中提出“以足球改革为切入点”一处[45]，江西定南县教体局在2014年体育工作总结及2015年计划中，有2015年竞技体育“通过深化训练体制改革”一句[49]外，其他11个县(市、区)均无体育改革内容。既无体育改革具体指向，也无体育改革具体举措。但绝大多数地方却均有明确具体的教育改革内容。 可见，对于这些县级地方的教育体育局，教育改革必须有，体育改革可以无。令人不解的是，山西定襄县教文广体局、内蒙古根河市教体局、辽宁辽阳县教体局，作为全县教育体育主管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是“全县教育工作会议”[44～46]，会议名称中居然没有体育二字。更有甚者，山西定襄县教文广体局，在其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竟然只部署教育工作，全然没有体育等工作的事[44]。而辽宁辽阳县教体局召开的是2014～2015学年度的教育工作会议[46]，河南卢氏县教体局出台的是2014～2015学年度工作意见[51]，时间均是2014年9月初。这些地方如何贯彻2015年前后召开的国家、省、市体育局长会议精神呢。体育工作处于如此地位的地方，何谈体育改革部署。 4)县级地方教育体育局2015工作要点部署体育改革情况。 在检索到上述一些县级地方教育体育局长2015年教育体育工作会议讲话外，仅检索到内蒙古兴和[56]，黑龙江饶河[57]，江苏镇江润州区[58]、建湖[59]，浙江绍兴上虞区[60]，安徽合肥庐阳区[61]，江西修水[62]、新建[63]、上饶[64]、铅山[65]，山东烟台牟平区[66]、平度市[67]、沂源[68]、桓台[69]、嘉祥[70]，河南获嘉[71]、淮滨[72]，湖北宜城市[73]，四川峨边[74]、仁寿[75]、犍为[76]，陕西镇坪[77]、洛南[78]、宁强[79]、商南[80]，甘肃正宁[81]，宁夏灵武市[82]等13省区27个县级地方教育体育局发布的2015工作要点。结果表明，除江西修水县2015年工作要点提出“改革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探索制定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激励机制，加快推进体育协会管办分离，扶持体育俱乐部建设，推动体育协会社会化、实体化发展”[62]的体育改革指向外，其余13省区的26个县级地方，其教育体育局2015年工作要点中均无体育改革内容。既无体育改革具体指向，也无具体改革举措，甚至没有体育改革一个字。而工作要点中却有多方面教育改革内容。同样是教育改革必须有，体育改革可以无。这些地方的体育改革何时可以提到议事日程、部署启动呢。更不要说像江西铅山县教体局，其工作要点共计20项，其中竟无体育一项。唯一的体育内容是“建立学校体育兴趣小组”[65]。 《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2]的基本要求。如果上述体育改革部署的重点碎片化问题是真问题，那么，本研究以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解决那些体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更显“重大”。因为30多年成功的改革实践证明，解决发展中重大问题靠的是改革。没有改革这个“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就难以解决。而要推动成功的改革，首先是要有一个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一系列改革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体育事业也是如此。因此，解决体育改革部署重点碎片化问题，全面深化地推进全国的体育改革，首先是要对全国全面深化体育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也即出台一个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文献，指导全国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从而为实现《决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到2020年阶段目标，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体育目标，为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体育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体育改革部署只是对体育改革的设计和启动，是推进体育改革的第一步。远不是体育改革的全过程，更不是体育改革的结果。体育改革部署尚且如此复杂和困难，要真正在全国上下推进一轮全面深化的体育改革，要真正在全国上下取得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成效，实现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目标，将面临怎样的困难。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和思考。邓小平[83]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此，我们也应当有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