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主要流派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的经济学界，“现代经济学”（Modern Economics）本来是专指自1870年以来就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理论经济学的。而这里所说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仅仅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最近30年中在西方经济学界里有着重大影响的那些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
依据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的态度，我们可以在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区分出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当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主要是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还可以再区分出不占主流地位的两大流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其阶级结构进行制度性批判的左翼经济理论，和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合理性的保守主义制度经济学，以及其它的一些较小的思想流派。
一
所谓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大多数在当代西方的大学、研究机构以至政府部门从事经济学教学、经济研究以至具体经济工作的人所共同承认和接受的经济理论。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基本上可以分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两大流派。
在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之前，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居统治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否认长期中不自愿失业存在可能性的态度，帮助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大萧条采取束手旁观的态度。但是由于这次大萧条特别深重、时间特别长，导致人们普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抱怀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背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提出了一整套宏观经济理论，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以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凯恩斯经过了长期艰难的探索，才终于在理论上找到了摆脱新古典经济学教条的道路，建立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地证明市场价格机制不能自动消除不自愿失业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从而不单创建了独立的宏观经济学，而且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建立了基本框架。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产生不自愿失业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扩大名义总需求将主要导致总产量的增长，而不会使物价总水平明显上涨。但是战后西方实行需求管理政策的实践很快就证明，在离充分就业还很远时（如美国的失业率还为5%时），扩大总需求就引起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为解释这种通货膨胀而绞尽脑汁。正在这时，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浦斯发表了他对英国100多年的统计数字的估算成果，证明货币工资率的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萨缪尔森和索洛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立刻抓住这一发现，将它称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浦斯曲线”，并且将曲线变成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负相关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但是，恰恰是在对“菲利浦斯曲线”的解释和政策应用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遭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毁灭性打击。
二
我们所说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指当代宏观经济学中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这两个学派。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来总括这两个学派也许不大恰当，因为只有“理性预期”学派的人才自称过它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但是这两个学派有几乎不能分开的学术上的联系，“理性预期”学派是“货币主义”某些论点的进一步发展。连“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卢卡斯自己也说，称他为“理性预期学派”不大恰当，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与“货币主义者”们没有什么区别。这两个学派合成一股宏观经济学中的保守主义流派，是在理论学术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此外，还有一些坚持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这些人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起，形成了一个总的当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流派。由于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斯蒂格勒、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小卢卡斯都曾经长期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任教，也可以把这个流派称为“芝加哥学派”。我们之所以把由“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这两家结合成的这个流派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因为它们都坚持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运用到宏观经济学中，强调经济在长期中趋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强调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过度增加货币，在长期中不可能用高通货膨胀换取低失业，因而反对政府扩大总需求的需求管理政策。
“货币主义”的领袖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顽强地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坚持认为扩大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降低失业率，主张放弃政府对总需求的管理，只是保持货币数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以稳定物价总水平。弗里德曼把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数量）看成是万恶之源，特别是通货膨胀之源。他指出，就长期来说，“菲利浦斯曲线”应当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上的垂直线，而不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线。这意味着在长期中，不能靠提高通货膨胀率降低失业率。70年代初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的经济危机证实了弗里德曼的预言，弗里德曼也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但是弗里德曼说的预期只是一种“适应性预期”，在适应性的预期之下，至少在短期内可以靠提高通货膨胀率来压低失业率。如果不断地提高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一直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正是在这一点上，货币主义者们遭到了“理性预期学派”的批评。以卢卡斯、萨赛特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如果“自然增长率”真的不受通货膨胀率影响，那么在平均状况下提高通货膨胀就是在短期内也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人们的预期是“理性预期”，这种预期“平均说来”是正确的。卢卡斯等人认为，人们在形成自己的预期时利用了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这种预期可能发生错误，但它不会发生系统的错误，而在平均水平上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按照理性预期假说，即使政府在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人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也不会总是过低，而是有时低于，有时高于事实上的通货膨胀率。在这样一种理性预期下，政府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就是在短期内也不一定能压低失业率，提高经济增长率。
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假说最初在西方经济学界遭到了普遍的攻击，但是在经过长期的争论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卢卡斯是有道理的。原来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推向极端而提出“一般非均衡模型”的巴罗还在卢卡斯影响下信奉了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于199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理论的影响在70年代以后不断扩大，80年代以来“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等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攻击下消失。自8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模型，以新的因素来论证自己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他们现在一般都承认了预期的作用，不否认长期中菲利浦斯曲线是垂直的，不能靠高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但是他们强调短期中通货膨胀仍有降低失业的作用，强调一旦出现大量失业就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仍有必要扩大总需求以减少短期中的失业、化解社会矛盾。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以理论模型的形式提出了新的论据，说明市场的价格机制不能完全保证供求的均衡，不能保证充分就业。这些用新的因素和模型来论证凯恩斯主义老观点的努力，形成了一股复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潮流。
三
在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一种主要从自愿的契约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的合理性的经济制度研究，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右翼”的或“保守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就其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来说，这种右翼的制度经济学实际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是一致的：它们都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其成果都是说明现实当中是如何达到了接近“帕累托最优”的最大经济效率的。有时这种右翼制度经济学还直接在研究中使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分析成果。但是这种保守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又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它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制度看成给定的，只是在给定的制度条件下研究经济如何运行。制度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人们是如何选择制度的；保守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则要论证人们如何通过自愿的契约选择了能达到最高效率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研究经济制度的人中，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等人近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流派有溶入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可能。
保守主义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大方向是“产业组织理论”或“企业理论”，其开山祖是罗纳德·科斯。早在30年代罗纳德·科斯就力图说明“企业的本质”。科斯指出：企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式体制，它是与市场不同的另一种经济组织，为什么人们会自愿地结成企业来生产，而不是把配置资源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市场？科斯的回答是：利用市场价格机制要付出某些成本（如搜索信息、讨价还价等），而利用企业的体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降低这方面的成本，因此人们就结合成了企业。后来人们将科斯所说的“利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简称为“交易成本”，从此它就成了经济分析中极为关键的一个概念。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企业理论在两个方面得到发展：威廉姆森将科斯的论点发展为“交易费用经济学”，进一步系统说明企业为什么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他强调3个因素：契约不完全（合同不能把一切可能发生的都规定下来），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有利可图时就力图规避合同义务），资产的专用性（如机器必须用于特殊用途），认为由于这3个因素存在，投资者必须建立企业以免由于工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自己的专用性资产受到损失。威廉姆森称自己的理论为“新制度经济学”。而阿尔契安和德姆塞茨则强调，企业产生的基础是“团队生产”，这种生产中一个人增加劳动可以提高别人的边际生产力。由于一个人多劳动时整个集体都得到了好处，一个人偷懒时损失也不会只由自己承担。但是如果大家都偷懒，整个团队的产量和收入就会大大降低。这样就需要有人监督大家劳动。但是要使监督的人足够努力地进行监督，监督的人就必须从努力监督中得到好处。如果他按市场价格支付了团队每个成员的工资后，团队生产成果中剩下的东西都归他，他就有了足够的动力去进行监督。而这样监督人就有了“剩余索取权”。企业的本质就是由“剩余索取人”来监督团队生产。80年代以来企业理论进一步发展为“剩余控制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是由归它所有的资产构成的；企业在与别人订立有关资产的合同时，逐一说明它对一笔资产的所有各项权利往往是不可能的；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企业往往在合同中只说明少数几项权利的分配，而购买下所有其它没有说明的对该资产的各项控制。拥有这些剩余下来的控制权，就是所谓的“剩余控制权”，也就是对资产的所有权。上述各项理论，是当前西方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
保守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另一大课题，是从效率和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研究“产权”的形成和演化。这项研究的起点本来是一种批判和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凯恩斯的同时代人、英国教授庇古创立了现代的“福利经济学”，主张国家干预某些经济领域从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庇古的主要论据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某项行动的后果不完全由作出该行动的人承担。有“正的外部性”，如科学发现的好处不能完全归发现者自己享受，这时“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也有“负的外部性”，如污染的坏处不会全部由制造污染的人自己遭受。这样的外部性必使整个经济的效率降低，偏离“帕累托最优”。庇古由此主张通过国家的禁令、征税、补贴来使私人承担的后果“在边际上”与对社会的后果相等，由此来使“外部性内部化”，改善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自庇古以后，福利经济学已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一大学科，成就迭出，而且从事这一行的人多半都主张增加国家干预。但是科斯在60年代对庇古的解决办法提出挑战。他分析了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情况，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给另一个人带来了附带的损害的问题。如果因为甲的某项行动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而判定他无权这样作，这样可使乙不受该行动损害，但是反过来也可看作这是为了乙的利益而损害了甲的利益。科斯认为，这时只要把决定是否作这项行动的权利（产权）归于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二者都可以通过谈判来取得一个对社会最有效率的解决。科斯由此提出了两条有名的定律：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则无论产权归谁，只要明确了产权，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科斯第一定律”）；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则产权归谁就重要了，产权归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科斯第二定律”）。这就是名声赫赫的“科斯的产权理论”。科斯的理论很快就被应用到经济研究的各方面。他本人由于这项理论和他的企业理论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道格拉斯·诺思则将科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理论应用去研究经济史。他分析经济史时，着重说明历史上的人们在给定的资源相对稀缺条件下，如何形成了一定的产权制度，以便将“外部性内部化”，同时又尽可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他还论述了国家如何形成于这个过程，又反过来设立和保护一定的产权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他用这种分析来说明西欧近代的资本主义如何兴起。诺思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而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式称为“新经济史学”。此外，阿尔契安、鲍耶维奇等人还设立了“产权经济学”，专门研究产权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把产权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
当代西方经济学还用其经济研究的方式来研究国家的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塔鲁克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就提出了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以解释西方民主下的政治决策过程，他们也因此而形成了所谓的“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指出，公共选择有两种成本，一种是决策成本，另一种是决策对个别公民造成的损害。一种政治决策规则要求一致同意的程度越高，其决策成本越高，但它对个别公民（不同意的公民）所造成的伤害越小。布坎南认为，一个社会正是根据哪种决策规则造成的成本最小来选择决策规则的。布坎南对当前西方的民主政体很不抱好感，因为他认为这种政体的多数决定的投票规则使一部分居民靠损害另一部分居民而增加自己所享受的福利，会导致“51个彼得投票决定剥夺49个保罗”。他因此主张实行所谓“宪政改革”，规定个人某些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硬性的公共预算平衡规则等，以免民主决策损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布坎南的这种理论带有极端的保守和维护私有制的色彩。在他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所谓的“新政经济学”，力图对政治过程进行经济分析。这门学科的新成果之一是所谓的“寻租”理论，它力图描述特殊的利益集团如何通过收买政治权力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垄断特权以得到垄断的“租金”。这一理论在分析各国的经济政策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或称“阿罗悖论”），它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提出的。该悖论指出，给定选民每个人的偏好次序（如某人喜欢A甚于B，B甚于C），由于各个选民的偏好次序不同，按多数决定原则投票决定“公共选择”表达的社会偏好时，可能会得出自相矛盾的选择结果（如在A和B中间选A，在B和C中间选B，但在C和A中间却选C）。“阿罗不可能定律”对西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视为是对西方的民主制度的严重挑战。
四
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其阶级结构进行制度性批判的经济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处于明显的非主流地位，但是它们往往又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非专业经济学家的人士中有很大影响。这些经济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左翼的制度经济学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说就带有这种左翼制度经济学的色彩。加尔布雷思自己也曾称他的经济学为“新制度经济学”。加尔布雷思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传统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指责是它们已经过时。他认为传统的经济思想都认为人难免受贫困的压迫，而今日美国这样的国家生产高度发达，已经进入了“丰裕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不应再过份重视获取市场效率；财富生产已不再迫切，也不应再让人们因此而受竞争和市场机制的折磨。因此，增进幸福的标准应该是减轻社会的冲突与不平衡。他因此要求更加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公共目标，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通过征收销售税以筹措资金，维持个人消费与集体消费间的均衡；建立失业救济制度等等。总的来说，加尔布雷思力图改革传统的美国资本主义，使它更有人情味，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福利。他的这些主张在60、70年代的美国曾经广为传播，至今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刚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富国中还有着巨大的影响。
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左翼制度经济学中最强大的力量。1968年美国的左翼学生运动爆发后，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们提出了“新左翼经济学”。当时新左翼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完全否定主流派的经济理论，他们自己也就完全被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所排斥，被视为经济学中的奇谈怪论。但是经过20几年的发展，美国的激进经济学在理论上日趋成熟，连萨缪尔森也承认左派在学术上拿出东西来了。目前激进经济学的力量日益壮大，已成为经济学中与新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鼎足而立的第三大势力。新左翼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鲍尔斯、李匹特等人。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许多制度不是为了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而形成的，而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满足自己的统治欲而制造出来的。
激进经济学家们要求更均等的收入分配，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他们主张使每个美国人都持有一份股票。鲍尔斯强调，应该也能够在企业中创造一种更融洽、更人道的气氛，缓和老板与雇员的对立。哈佛大学著名的左派经济学家马丁·魏茨曼则干脆主张实行“利润分享型经济”，让企业的劳动者都参与分享企业的利润。
在发展经济学这个学科中，激进经济学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激进经济学家们严厉批评现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平等的，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穷国的经济关系，是帝国主义的中心与第三世界外围的关系。他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国内高度的政治经济不平等与帝国主义的控制相结合，是妨碍第三世界发展的最大障碍。他们主张通过革命来消除第三世界国内的政治经济不平等，摆脱帝国主义的支配，以求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五
这里我们不能再展开说明一些国家中的一国性学派，如瑞典学派、德国的弗赖堡学派等。这些学派大都影响有限。瑞典学派是个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学派，它通过自己的学术道路发展起了一种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方法，米尔达尔就是这个学派的重要成员。在经济政策上，瑞典学派的成员长期保持着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大体上的一致。德国弗赖堡学派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综合出研究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一套方法。在经济政策上，德国弗赖堡学派很接近于美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但它主张更多的国家干预，主张由国家防止和管制经济上的垄断。由于主要成员相继去世，德国弗赖堡学派早已不存在了。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是再介绍一下对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突破。对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早就出现了原则性批评，也一直存在着突破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努力。鉴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地位，突破这一理论就意味着突破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框架。近年来，突破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努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彻底。这种突破的主要途径，是放弃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那些不现实的假定，以制定出新的理论模型。如斯蒂格利茨放弃了完全信息假定，初步说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后果。除了这一成果之外，突破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努力还包括：
——在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上，说明了利他主义行为存在下去的生物可能性。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假定人们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是一种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假定。它确实不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假定，因为个人可能自愿地把增进别人的利益看成增进了自己的效用；但是这种个人自我中心的效用观确实使人容易相信人们的活动主要是出于利己心。而萨缪尔森、赫伯特·西蒙等人却用数学模型证明，“理智地利他”的人的基因最有遗传下去的可能，这说明“理智地利他”的人的种族是最可能延续下去的。
——莱宾斯坦因阐明了“凡勃伦效应”等三种效应的作用方式，说明了个人的主观效用如何会受周围的其他人影响。
——赫伯特·西蒙反复论证了，由于人们的计算能力有限，人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找不到最优点，因而只有“受限制的理性”。在这种理性之下人们不是追求达到最大化，而是追求达到“满意”。西蒙还论述了人们如何按这种原则进行管理。他为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莱奥斯坦因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式的分析只注意“配置效率”，只注意在决定用有限的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时是否最有效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不注意“X效率”，即在用给定量资源生产给定产品时是否发挥了最大的效率。莱宾斯坦因把“X无效率”归因于劳动者无斗志、经济组织的结构和管理不当等，探讨了查明和消除“X无效率”的方法。
——突破了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规模收益不递增的假定前提，利用规模收益递增的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其中包括：在增长经济学的领域中发展起了“新增长理论”。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哈罗德和多马创立的，它只分析资本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研究了资本与产量关系上的均衡增长率如何决定；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奠基，它说明了劳动、资本两种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说明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均衡增长率如何决定。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没有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新增长理论”的最初模型是由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的，它们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了，这种模型从数学形式上看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形式。
在国际贸易理论的领域中发展起了“新贸易论”。与此相对应的旧贸易理论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它假定不存在规模收益，得出的结论是一国哪一种生产要素相对较多，就生产使用这种要素相对较多的产品。新贸易论的代表克鲁格曼等人假定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他们的模型能够很好地说明垄断性的厂商在国际贸易中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发达国家相互进行“产业内贸易”（即彼此相互出口同一大类的产品，如美国向日本出口大尺寸轿车，日本向美国出口省油轿车）。
澳籍华裔学者杨小凯和黄友光利用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发展起了一整套经济模型，说明了彻底的专业化分工（每人只生产一种产品而完全不生产其它的产品）是如何形成的。
——国际上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结成了“演化经济学”的学术集团，力图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传统，说明经济结构等等是如何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目前演化经济学的活动大多还处于议论阶段，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分析模型来。但是某些学者已经利用普利高津等人的“耗散结构”模型，通过对经济上的统计数字的计量分析证明了在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中存在着某些非线性系统的特征。这种系统是不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的。我国留美学者陈平在这方面的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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