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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伦伯格逝世的当年，美国档案学者弗兰克·B ·伊万斯的《档案管理与文件管理的现代观念》中写道：“谢伦伯格在几个月前不幸去世，使档案界失去了一位理论领袖。”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当我们现在再评价谢伦伯格的理论观点时，还会感到他依然是档案界的理论领袖。
（一）
谢伦伯格（T.R.Schellenberg，1903—1970年）1903年2 月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哈维县，青年时，他曾在堪萨斯大学接受历史学教育，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1935年进入国家档案馆，成为当时新建立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进馆之初，谢伦伯格从事调查华盛顿各现行机关的文件。1938年被指定为国家档案馆农业档案部主任，并主持制定了美国家档案馆的第一个《文件处置期限表》。1945—1948年，他曾离开国家档案馆到物资管理局从事文件管理工作，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管理和鉴定政府文件方面的问题，增强了他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和信心。1948年他重回国家档案馆，1950年国家档案馆分设国家档案部与文件管理部时任国家档案部主任。1954年他应邀赴澳大利亚讲学半年，他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就是在这一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1956年他任国家档案馆副馆长兼国家档案部主任，期间他热衷于档案教育事业，从1957年起他担任关于档案管理与保护问题的暑期训练班负责人，这个训练班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马里兰州文件中心和美利坚大学联合举办的。1960年他应邀访问了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并积极参加了1961年召开美洲档案会议的准备工作。1962年，国家档案部撤消，其职能由军事档案部、民政档案部和文件鉴定部分担，谢伦伯格担任副馆长兼文件鉴定部主任，1963年退休。退休后他曾在一些大学讲授档案管理课程，从事了几年档案教育工作，发表了一些文章，特别是完成了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档案的管理》。谢伦伯格从未当选过美国家档案工作者协会主席，但是他却是获得国际档案理事会名誉会员称号的第一个美国人。
从谢伦伯格的生平，可以看出，他首先是一位档案实际工作者，而后才是档案理论研究者，然而，使档案界能够记住他、并受益于他的却是他的理论贡献。谢伦伯格的主要论著有：《欧洲档案馆在整理文件方面的实践》、《档案整理原则》、《现代公共文件的鉴定》、《档案鉴定原则》、《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的管理》等。
谢伦伯格在世时，他的理论观点并没有引起当时档案界普遍关注。与他同时代的有不少影响甚大的档案学者与实践工作者，如光在英语系国家里就有英国的希拉里、詹金逊、美国的波兹奈尔等，在其他语系的还有波兰的卡林斯基、德国的布伦内克等。《美国档案工作者》杂志在介绍他和詹金逊时，对他的评价甚至没有后者高。詹金逊去世后，《美国档案工作者》杂志于1968年发表了介绍这位学者的文章，说他是英语国家“当代最杰出的档案学家，其影响不仅遍及英国、英国殖民地和英联邦，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遍及美国”。而谢伦伯格去世十年后的1981年，该杂志又发表了介绍他的文章，评价谢伦伯格是使档案工作“美国化者与普及化者”，说他“对于真正的美国档案职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使档案工作有了尊严，为档案管理开创了新的基础”。文章最后指出，谢伦伯格作为一个美国人，对档案职业的成熟和发展所作的重大而持久的贡献，可能比除波兹奈尔外的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要大。
然而，当我们在研究欧美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时，会发现在与谢伦伯格同一时代的档案学者中，只有他的观点，对于档案工作的影响是全面而正确的，他在50年代提出来的观点与实践模式，是富有预见性与操作性的，欧美许多国家至今尚在受益于谢伦伯格的理论贡献，而其他与他同时代的学者，都成为档案学史研究中提及的人物了。
（二）
谢伦伯格的贡献，在于他的理论几十年能密切联系实践，并指导实践。从50年代始，他的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一直被档案界关注着。
一、他提出了一个富有实际意义的档案定义。
档案作为档案学的最基础概念，其定义的表述自档案学建立以来一直有歧义，在谢伦伯格以前，对档案下过定义的学者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詹金逊、意大利的卡萨诺瓦、德国的布伦内克等，尤其是詹金逊的档案定义，在英语系国家（包括美国）富有影响。然而，谢伦伯格在其1956年出版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却下了一个与前人不同的档案定义。他认为档案“是经过鉴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选出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
这一档案定义有两点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值得注意的内容：第一，提出了档案鉴定问题，这是针对二战以来文件数量急剧增加的现实而言的。当时如果不通过鉴定把大部分不值得保存的文件销毁，人们就会淹没在文件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不能不把鉴定问题放到档案的定义中去。第二，把“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文件也算作档案。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因为世界各国档案馆库房的增加往往跟不上档案的增长，结果有大量档案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移交到档案馆，可是，并不能因此不承认它们是档案。
谢伦伯格这个档案定义，曾受到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的严厉批评。詹金逊指出，谢伦伯格把鉴定问题放入档案定义，是“一个可悲的结论，会使档案大大接近于人为的汇集”。作为研究历史档案和古典文学的学者，詹金逊认为档案工作者不应卷入鉴定过程，他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销毁他认为无用的文献，在当时也许是安全的……，但是，在将来可能有损于档案馆公正的名誉。”
然而，档案工作的实践证明，在档案定义是否加入鉴定问题上，谢伦伯格是正确的，而他的批评者却是错误的。另外，在档案定义观念上，还有一点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谢伦伯格说的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他说：“‘档案’一词显然并没有一个不可更动而必须优先采用的、最终的、最完备的定义。它的定义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作不同的修改，以适应不同的需要。被采纳的定义都应该提供一个基础，使档案工作者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有效地应付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所产生出来的各种材料。凡是有损他们的工作效力的定义，就不应该接受。”这句话对于理解世界各国、乃至一个国家里不同的档案定义非常有帮助，而且，从档案定义的探讨（包括我国）看，谢伦伯格这句话也是被人引用最多的。
二、他探讨了文件与档案的关系，提出了文件管理的新观念。
文件管理（Records Management）是现代档案工作者的新观念。自50年代以来，档案文件数量飞速增长，造成了档案库房的巨大压力。如何有效地遏制文件数量的过快增长，是当时的一大难题。在50年代，文件中心已经产生，文件的中间性、过渡性保存问题，已经由文件中心承担，这是档案管理的一大创新。然而，如何理解档案管理应该从源头控制，谢伦伯格在这方面作出很大的理论贡献。在他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里，就专门用三章内容探讨了文件与档案、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关系。他指出：“管理公共文件的任务在于以最低廉的代价和最有效的方式使这些文件服务于它问世的目的，并在这种作用完成之后对它作适当的处置。”并且指出：“文件管理工作涉及到绝大多数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它力图限制文件的产生，因此，在文件管理的领域内象在人类遗传学的领域内一样，能够发现‘节制生育’的拥护者。”因而，谢伦伯格从根本上把文件管理看成遏制文件数量过快增长、为档案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环境的手段。
谢伦伯格的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可能已经相当普遍，而且被人广为接受和引用了。但是这在50年代，是相当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从文件管理研究的历史看，谢伦伯格是最早开始研究这一理论的学者之一。美国的文件管理研究，就起源于谢伦伯格的研究。如美国的阿尔泰·瑞克斯、弗兰克·B·伊万斯、詹姆斯·B·罗兹等，对于文件管理的研究都是以他的研究为基础的。
令人惊讶的是谢伦伯格把文件与档案、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分开的思想，又受到了詹金逊的批评。詹金逊认为，谢伦伯格这种做法，就象要求一个园丁在管理一棵植物时不管它的根子如何一样，他说，档案只有老的和年轻的之分，而很难说什么是现代档案。然而，事实证明，谢伦伯格关于现代档案的论述是有道理的。谢伦伯格的代表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就说明了它适应了客观需要，受到了广大档案工作者的欢迎。
不过，历史发展总是会对人有公正评价的。英国当代的档案学者承认和十分赞扬谢伦伯格在5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开拓精神。如当代英国最著名的档案学家迈克尔·库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档案信息管理》一书中指出，谢伦伯格是一个新档案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出现于50年代，就是在谢伦伯格访问澳大利亚之后。该学派宣称，在保管和利用档案的过程中发展了一种新的动力：以往的档案管理工作大都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根支柱起作用，而现时的教义是直接服务于现行的行政当局和公众。这种思想的根据就是文件具有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对文件价值的分析，充分说明了文件与档案、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谢伦伯格在50年代开始，就告诉档案界，文件与档案、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区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三、谢伦伯格提出了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是当今档案学研究中最有系统性的理论之一。
档案鉴定是现代档案工作的核心，这是由现代档案工作的特点所决定的。各国档案界从50年代开始，就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
在谢伦伯格之前的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德国档案学家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二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然而，只有到了谢伦伯格这里，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谢伦伯格提出了双重价值鉴定理论，他这种理论的提出，后来被欧美档案学者称之为“新的战略”，即完成了资产阶级档案学方法论的转变。为了阐述这种“新的战略”，他们开展了文件价值的研究。
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价值鉴定理论体系。从当时看，在鉴定方面，他作出了以下三方面贡献：
第一，他发展以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所谓“职能鉴定论”就是按照机关在政府机关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与保管期限。这一鉴定原则的提出，改变了档案工作的方向，使从19世纪以来因“实证论”而带来的应保存每一份档案的观念得到了转变，从否定鉴定和销毁无价值的文件开始转变为积极地根据价值挑选文件。然而卡林斯基对档案的鉴定是首先从机关——也即文件产生的母体开始的，是以机关的职能大小和机关地位的高低作为档案价值判断第一标准的，这显然有失偏颇。到谢伦伯格这里，标准得到了权衡，认为在鉴定档案证据性价值时要分别从机关的地位、职能、活动等三个层次去分析。从现在看，职能鉴定论的主要思想被保留下来了，但我们是从谢伦伯格而不是从卡林斯基那里继承而来的。
第二，谢伦伯格认为应当根据文件的价值进行档案鉴定工作，并把公共文件价值分为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第一价值即体现形成文件的初始目的，这主要从为行政管理、法律、财务、执行（Operating ）价值中体现出来；第二价值即文件产生的从属价值，也称档案价值，它分为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两种。他这种价值区分思想已经被各国档案界广为理解和接受了，因而，谢伦伯格的名字必定会与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概念一起永远会被档案界记住。
第三，谢伦伯格根据文件利用者和利用类型区分了文件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为确定文件不同价值的鉴定主体提供了依据。他提出，“文件原始价值的鉴定应由文书工作者和其他的机关官员负主责任。”“文书工作者应该在鉴定文件的从属价值方面同档案工作者合作。”“档案工作者应该为鉴定文件的从属价值承担最终的责任而不论这些文件是作为某一机关的组织和职能发展情况的证据而被保存的，还是为了它的社会、经济及其他情报价值而被保存的。”这种双重价值鉴定机制是十分正确的，因为通过这个分阶段鉴定，才能有效克服因鉴定主观性而带来的偏差。从当前欧美国家的档案鉴定实践考察，谢伦伯格的鉴定思想和模式被广为运用。
鉴定理论在谢伦伯格以后又得到继续发展，但是综观档案界对鉴定理论研究来看，并没有在谢伦伯格的基础上有重大突破。1985年第2 期《美国档案工作者》杂志发表了弗兰克·博列斯和朱莉娅·扬的文章——《打开黑匣子——大学行政管理文件的鉴定》，该文认为谢伦伯格的鉴定标准反映了美国档案馆对法律的优等考虑，对于鉴定机关档案馆的文件则无很大意义，并为此提出了一个具有复杂标准的鉴定体系。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该文与谢伦伯格的鉴定思想相比，基本上只多了一模块（Module）即保管费用模块，其核心部分仍然沿用了谢伦伯格的思想。
四、谢伦伯格提出了机关来源与职能来源的思想。
自1841年4月24日法国内政部提出“尊重全宗原则”以后， 来源原则得到推广与运用，传统的来源原则是保持机关来源的共同性，这种模式在30年代受到了德国档案学家布伦内克“自由来源原则”的冲击。布伦内克认为在档案馆里，档案有机体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有机生长”的，另一种是人为组成的。前者保持来源共同性和原有次序固定性；而后者是根据需要建立的。为了说明这两种档案有机体的组织依据，布伦内克提出：“我们的来源思想根本不是只保持固定的来源，而是把来源的事由配合成一种相当的比例关系，建立一种两者之间综合体，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来源原则解释成来源共同性基础上的事由共同性。”应该说布伦内克的思想相当难以理解。
到谢伦伯格这里，布伦内克那种含晦隐涩的思想变得相当明确化和具体化了。他指出“计划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按照彼此的组织联系或职能联系整理文件组合。按照组织联系整理文件的方法只要行得通，就应优先考虑。”“在按组织联系整理文件行不通或由于某种原因不太适宜的情况下，可采用按照能整理文件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为有继承关系的机关或办公室建立的文件组合，要整理得能够说明执行同一职能的各政府机构的发展过程。”因而，谢伦伯格把来源原则中的“来源”明确区分为机关来源和职能来源两大类型。
谢伦伯格关于来源原则的研究，还表现为他为美国档案整理采用“文件组合”而非法国的“全宗”或英国的“档案组合”作了辩解；同时他对来源原则的优越性也作了充分的肯定和概括。在谢伦伯格以后的许多档案学者对来源原则的新探讨，与其说得益于布伦内克的自由来源原则，还不如说受益于谢伦伯格的双重来源思想。虽然这两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谢伦伯格的思想显然要比布伦内克明确和容易理解得多。
（三）
从档案学研究角度看，谢伦伯格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是富有生命力的，因为几十年过去了，档案界一直在运用他的观点、他的理论，这是与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档案学者都是无法比拟的。
谢伦伯格在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上富有影响，在于他有勇于探索的精神。这种精神并没有因为他受到他的同事、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格罗维尔长期排挤而沉沦，也没有因受到与他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档案学家詹金逊爵士的严厉批评而退缩。尽管詹金逊对他有文人相轻的情绪，对于他的观点也大加鞭挞，但谢伦伯格在他的论著中却能公允地介绍和评价前者的思想和学术地位。去年国际档案界隆重纪念荷兰《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出版100周年，然而，对于这一手册的高度评价， 恰恰也是谢伦伯格，是他把它誉为档案工作者的“圣经”，并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因而，当我们现在评价谢伦伯格时，也不能忘记他对国际档案界和档案学理论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对他也应有一个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