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与模式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发展目标论文,模式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与模式的建构如同一根红线自始至终贯穿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他在深刻体验近代中国历史命运和科学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揉合各种文化基因凝炼而成的社会发展目标与模式具有浓郁的中国色彩。它的合理性的实现，成为开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阶段，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奠定了基础。
一
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进行合理选择，是近代中国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的重心。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进程在西方资本主义粗暴入侵的情势下被中断，又由于国门被撞开之后所显现出的中西之间巨大的落差，以及资本主义侵略本性的显露和传统文化心理等因素交互作用，使得近代中国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早先一批知识分子在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目标时明显地处于左右为难的矛盾境地。在这种境地和矛盾中提出的“中体西用”式的目标选择，被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破产。从郑观应、王韬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胡适，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逐渐从洋务派的矛盾情境中走出来，明确地把中国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实现资本主义上，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却在实践中屡遭挫折，化为泡影。十月革命的炮响使毛泽东等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 “走俄国人的路”，实现社会主义，是毛泽东重觅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时代结论。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西方社会发展已陷入穷途末路；中国学习西方的失败，表明实现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目标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除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便是，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2〕。 当时已处在了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新时代。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对中国近代历史主题的认同，是毛泽东所构建的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又一重要内容。这一主题便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纯粹历史的角度看，正是对这一主题的认同成了毛泽东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起点。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一直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新中国，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将来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也就是“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在1945年党的七大， 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历史告诫全党：“没有工业，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务须“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4〕。
新中国的建立，获得了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得以展开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近代百余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为之奋斗不已的现代化主题，第一次作为政府政策和国家发展目标被提了出来，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晚年的毛泽东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在对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的认同上和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追求上，他却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因此统而观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建构明确地包括着两个方面的内容，有着两个方面的规定，即：这一目标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又必须是现代化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二
如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社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这是毛泽东接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目的与手段、目标与途径应该是统一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必须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又能得到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目的。因此，他要寻找的是一个既能发展生产，又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公平等原则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是发展生产与深化公平的统一，生产力不断发展与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统一，人的解放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正如著名学者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在晚年，总想寻找一个既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生产，同时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的结合点”。作为长期探索的结果，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模式才能很好地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在实践中合理地实现。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5〕这一著名观点。在他看来， 解决中国的生产发展问题、民生问题，必须以革命为手段和基础，这是因为生产问题、民生问题的出现和发生，在根本上说，是由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及其代表剥削者阶级，对于人民的残酷剥夺和腐朽没落引起的。因此，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这种反动的、落后的上层建筑，改变这种腐败没落的生产关系，批倒他们阶级的代表，才能使得生产问题、民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虽然不能把“革命加生产”与“抓革命，促生产”加以等同，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联系。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把革命视为发展生产的手段和途径。
按照上述思路，建国后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宣称这条路线是一条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与生产“同时并举”的路线。这种“同时并举”，体现着毛泽东对“革命”与“生产”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也显现出他对“抓革命，促生产”这一社会发展模式构建的雏型。
此后，“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定型化。50年代“大跃进”运动中，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不断革命并借此激发人们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和拚命精神，这是通过抓精神革命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强调生产关系的不断公有化，这是通过抓生产关系的革命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到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际上也是想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关注的是，大庆和大寨的经验与事迹，并号召全国学习。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大庆和大寨的事迹，并号召全国学习，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这两个典型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模式。大庆的经验是：建立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靠“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起家的经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建设一套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和一支素质优良、技术过硬、吃苦耐劳、具有“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的职工队伍。大寨的经验，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其概括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难看出，无论是大庆的经验还是大寨的精神，都强调政治的统帅地位，革命的巨大威力和革命精神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大庆、大寨的做法，才能得到既维护与促进生产高速发展，又保证这种发展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它是毛泽东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具体化。毛泽东对大庆、大寨经验的赞赏与推崇，表明这个时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已在他思维中定型了。
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抓革命，促生产”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有着明确含义的。
首先，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确立以后，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不断地进行革命，以改进和调整这些不完善的地方。也就是通过抓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加以清除。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在此，“抓革命，促生产”的确切含义就是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得到促进生产发展的目的。
其次，“革命”被赋予了精神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内容。“抓革命，促生产”就是通过抓精神革命、思想革命，使人们的革命精神不断增长，革命热情不断高涨，进而发挥出冲天的干劲发展生产。毛泽东历来重视革命精神的能动作用，并认为只有这种精神才是社会发展最纯正的动力。物质利益虽然也能成为人们工作的动力，但它容易引诱人们染上个人主义的铜臭味，丧失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惟有高尚的革命精神才能形成社会发展永久不变的动力。由此，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如何，社会发展状况怎样，关键在于对人们革命精神的不断唤醒。对这种精神的唤醒，则需要不断地抓革命，特别是政治战线和思想上的革命加以实现和得到保证。
最后，纯粹的经济增长，在毛泽东心目中，并没有绝对意义。他认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所以，他强调生产的发展，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方向。而抓革命对生产和社会发展恰恰有这种“保障”功能。由此出发，毛泽东异常重视政治和思想工作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强调政治和业务、政治和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重心。
概言之，“抓革命，促生产”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单纯作为某种政治口号来使用的，而是蕴含着丰富实际内容的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很好地联结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的结合点。当然，实际结果究竟怎样，还要另当别论。
三
究竟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所建构的社会发展目标与发展模式，以及这一目标与模式的实践结果呢？
如果我们不涉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错误方面，而单就现代化思想发展史而言，他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其意义显而易见。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在强大外力刺激下急促地凸现出来的。从一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就带有典型的“外发性”和“后发性”特征。但与此同时，早先的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负效应，如贫富悬殊、失业、犯罪、色情等问题业已暴露。这样，在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选择方面实际上就同时面临着双重课题；既学习西方，又超越西方。一方面必须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现代化大势进行认同，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价值的重新评估和选择。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在“认同”的时候实现“超越”，是长期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式的发展目标，虽然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实现了“认同”，但基本意蕴则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西化论”者把社会发展目标定位于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认同历史大势上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方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显露的种种弊端视而不见，少掉了价值评估和选择的环节，因而它在认同的时候并没有实现超越。只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目标选择实现了这种认同与超越的双重任务。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是一场世界性的历史大变动，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得经受这一大潮的冲击和洗礼，社会主义虽然也是外来之学，但其本身却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在对资本主义实行价值评估和批判基础上出现的新事物、新目标和新方向。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在本质上是已摒弃了“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局限，在“认同西方”的时候，实现了“超越西方”的目的。如果再把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有机结合的发展目标选择联系起来考察，就更能体悟出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选择的重大意义。
同时，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的社会发展目标，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19世纪70年代起，马克思把思考的重心转移到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提出这些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的历史课题。而对这一理论遗产的发掘则是近几年才开始的，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中吸取知识养料。在毛泽东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属于同一时空序列。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后发展理论，其主旨在于探索处于人类历史进化前沿的西欧社会发展的历史出路。毛泽东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目标提出来，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这两个并不属同一时空序列的东西有机统一了起来。这一理论创造，在本质层次上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相吻合的。而他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理想目标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则更体现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巨人的高尚品质和创造精神。
与对社会发展目标的选择相比，毛泽东对社会发展模式建构的意义显然要小得多。虽然“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发展模式中的有些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某些时候，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思想上看，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确立之后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提出对此进行革命，不断改进和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并没有什么不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强调高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也是十分有益的；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中搞建设，警惕种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出现，强调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更显得必要和有意义。然而，无论从模式选择自身的科学要求还是从实际效果看，“抓革命，促生产”并不是什么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多地受着自身法则的限制，促进其发展的动力更多地蕴藏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之中，而这一模式明显地忽视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自身的规律。革命精神的能动作用，虽然不能低估，更不可忽视，但若把人的精神当作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纯正的动力，在实践中则很容易陷入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泥坑。同时，随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日益发展，“抓革命”又被简单地归结为抓政治、抓阶级斗争，这样做就更不可能使经济建设有一个飞速发展，相反，却会带来生产力的破坏，经济的停滞。这已被过去的历史所验证。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虽然设计出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美好目标，但却没有找到一条通往这一目标的理想途径，固然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他的意识中，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与途径应该是统一的，但他建构的目标与手段在现实中却恰恰相互分离，目标与手段、理想与现实、主观动机与客观结果显现出巨大的矛盾与反差。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结果？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复杂问题。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因素则在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解和认识的局限上。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纯粹公有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产品经济的、分配大体平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制成分单一，消灭了私有制，因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社会分工模糊，消灭了各种差别，因而很公正；产品并不很丰富，但分配平均，因而很公平。毛泽东认定这样的社会目标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设定在这样一个思维框架之中，就使得毛泽东在处理贫与富、社会主义纯洁性与生产力发展等问题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毛泽东向往中国富强，在50年代他曾用“开除球籍”说明尽快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命攸关的问题，1958年发动“大跃进”，本意也在于用较短的时间把生产搞上去，甚至实现超英赶美。另一方面他又有“富则变修”，丧失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忧虑。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人愈穷才愈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的选择是：宁可贫穷一点，生产力发展落后一点，也不能变修，也要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陷入这样一个误区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在实际操作中重心往往偏向保持所谓社会主义纯洁性上，而淡化甚至忽略了现代化的内容。与此相联，在社会发展模式的运作之中，“抓革命”变成了第一位的，而“促生产”则以能否捍卫社会主义所谓纯洁性为前提。这个思路以及在这个思路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实际上割裂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与生产力发展、与富裕的关系。这使毛泽东的理想在实践中功败垂成，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历史的起落曲折，逼迫着人们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终于有了重大突破。虽然我们仍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已与毛泽东明显不同，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内在统一，并且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以改革促发展”的新路子。目前，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注释：
〔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7、663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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