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经济理论研究之我见_政治经济学论文

转型期经济理论研究之我见_政治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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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90年代开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十年来,所有的原计划经济国家沿着激进式和渐进式的两条路径向市场经济迈进,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如此深刻的、大规模的、集中的制度变迁过程。这是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机遇,因此以转型期经济理论研究作为未来的研究重点,是一项战略性的选择,它将对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最近十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不尽如人意,距改革的要求相差甚远,开展转型期经济理论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出低谷,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和活力的历史机遇。转型期经济理论不是局部的、专题性的研究,需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要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重构,形成符合实际的社会利益关系假定,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益关系与矛盾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改革。本文试图提出一个转型期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其中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一是转型的制度目标选择;二是转型的过程研究;三是转型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一、转型的制度目标选择

转型目标选择的本质是关于未来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的设计,是规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社会价值标准体现,对转型过程具有长期影响。首先,转型目标的选择不是独立的主观行为。转型是在原有体制遭受了极大的挫折后被迫采取的行动,也深受转型过程的影响。进入90年代,前苏东国家纷纷选择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转型的目标,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自60年代以来各国对传统体制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均以失败告终。相反,转型在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目标的社会共识。其次,转轨目标的选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初期,以调动生产者积极性方式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改良,曾经是改革的目标。类似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在城市中成效甚微,引发了对改革目标的深入思考。十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才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遂从局部的修补性改革,演变为持续的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最后,在理论上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和具体特征在转型目标选择中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可包括如下内容:(1)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综合体现,其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的标准应当是,要有利于充分利用人类科技创新的成果及推动科技创新的活力,有利于中华民族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时代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民族振兴的伟业;(2 )要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运行规则;(3)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实现社会不断进步和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但是社会公平不是普遍贫穷条件下的公平,而应当是以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为前提的公平。

我认为,尽管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社会产品分配方式对实现社会公平有重要影响,但这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特征而不是基本特征。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有利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其他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有利于实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因此也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多样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可能会为日益复杂的混合所有制形态所取代。按劳分配仅在初次分配中发挥着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使国家财政为主体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取代按劳分配制度,在保证社会公平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显然,如果我们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形态和具体的分配方式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将使转型目标的选择产生极大的困惑,也将使转型的过程因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化概念的争论之中而陷于停顿。

二、转型过程研究

顺利地启动并持续地推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转型期经济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和突出的地位,是转型期经济理论体系中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和前苏东国家的决策者曾经天真地相信,采用“休克疗法”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制度,可以在短期内以较小的社会代价完成社会制度的转轨。而始料不及的是,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经济总量损失巨大,国民经济持续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的窘境(注:参见格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学》,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年版。)。前苏东国家的教训表明,“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是解释价格机制如何起作用的有效工具,但是它并没有提供关于制度、历史和政治所起作用的完备知识”(注:钱颖一:《中国市场化过渡的制度基础》,此文为作者提交给世界银行1999年发展经济学会年会的论文。),以其作为理论指导制定的“休克疗法”,岂有不失败的道理?市场经济是一个集激励、信息完整性、对称性于一体的完整制度体系,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经过三百年才得以日臻成熟。寄希望于复制市场经济制度,毕其功于一役地取代传统计划体制的作法,只能造成制度的真空,使经济运行陷于混沌。与“休克疗法”不同,渐进式改革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并保持制度替代的渐进性。中国的改革实践是以在计划体制中开出一个“天窗”,或是创造若干特别的试验场的办法,给市场机制创造发育的空间。市场机制和计划体制双轨运行此消彼长,渐进地实现以市场经济机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

有关转型过程的理论研究不应只是讲述制度替代的过程,赞叹中华民族的智慧以及领袖人物高超的领导艺术,而是要利用极为丰富生动的素材,分析转型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制度协调整合机制,对转型过程作出科学的、合乎逻辑的理论解释。

1.渐进式改革的动力机制。“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促使全社会形成要求改革的共识,成为改革初期的社会动力。但改革的深入会在全社会范围重组利益格局,在客观上引起改革的动力从社会共识向获益方与受损失方利益平衡推动的转变。如果改革总是处在将别人的损失转化为自己的获益的帕累托改善状态,改革肯定不能够持续进行。中国的改革使大多数人受益,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问题是,改革如何能够始终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中国的改革也曾多次受阻,难以推进,却总能峰回路转般地重新启动,而且更加深入,形成了相对连续的经济转型过程,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2.渐进式改革的利益补偿机制。改革20年来,我们经常遇到的现象是,社会各阶层都在抱怨自己福利水平的改善程度低于其他阶层,不难理解,抱怨就是要求获得补偿。中国的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能够成功的秘诀在于,通过改革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让社会各阶层都受益,以社会各阶层所获得的福利水平增量差异的方式来实现利益格局的调整。但是,改革的持续进行会使社会各阶层所获得的福利水平增量差异十分巨大,动态帕累托改进依然会表现为你的所失即是我的所得,结果就是人人都获得了利益,但是人人都在抱怨社会不公平。实现社会利益的大致均衡使改革得以持续,理应引起转型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

3.渐进式改革中制度变迁协调机制。先易后难是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基本特点,改革越深入,配套要求越高,改革的难度越大。“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可以用来对渐进式改革作形象化的描述,即一项关键性改革可以带动相关制度改革,由此形成制度变迁的协调。不过在理论上对关键性改革的含义,及制度协调形成的内在机制进行严格阐述仍是非常必要的。渐进式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过程,也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点。前者决定了制度变迁不可能被先验地进行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是渐进式改革的常态。后者表明制度变迁过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控性。有关制度变迁的可控性及两种变迁方式协调关系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渐进式改革的制度协调机制。

4.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行为和作用。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应当坦率地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对政府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变迁的阶段性特点作出理论说明。例如,政府推动改革并逐渐转变自己的职能是一种主动的、高瞻远瞩式的行为,还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性行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有关政府行为的理论分析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舍此我们将无法对渐进式改革的动力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制度变迁的协调机制作出有效的解释。

当然,对渐进式改革过程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制度替代过程的研究。由于经济发展形态的转型与制度转型同时发生,人们的观念、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都会出现极大的变化,使维护社会稳定成为艰巨任务。例如,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失业、社会保障、人口流动和地区差异等问题会空前突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有利于获得国际分工的利益,有利于加快制度转型,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

三、转型期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商品交换与价格机制的作用、计划与市场机制的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方式和分配方式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创造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辉煌。进入90年代,面对经济转型期大量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鲜于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失去了勃勃生机,走向低潮。与此相对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却是历经百年而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斯大林主义正统的和教条的重复教本的时代已经过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再次对现代社会分析作出强有力的和具有创造性的贡献。”(注:顾海良等编译:《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西方经济学家能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如此中肯的评价,源于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自马克思以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地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有关剩余价值获取与利益冲突、资本积累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积累过剩形成消费不足的制度性危机等若干结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尽管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马克思的主要结论的表现形式会出现变化,但始终可以成立。二是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方法论的核心是,摈弃社会利益矛盾,论证在稳定的市场经济制度下,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可以实现全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或社会产品供求的一般均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是,假定社会内部存在着利益矛盾,论证利益矛盾推动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不可消除的制度矛盾引起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周期性危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调整利益矛盾、改进社会制度结构是实现社会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分析中仍有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客观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应用于现代经济分析时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马克思以价值创造与分配为基础,建立起剩余价值理论,着重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中两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冲突,以及资本占有者一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过程。马克思舍去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其他利益矛盾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也没有分析无产阶级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尽管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没有分析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提高对两大阶级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产生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还是应当指出这些理论分析的缺陷,对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的论断,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天才的却带有明显空想成分的预见,有着重要的影响。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内的利益矛盾是多元的,各种利益主体的行为都可以产生制度变迁的结果,社会利益冲突的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通过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而加以改进。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消除两大阶级的根本利益冲突,但却不可能消除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差别。传统计划体制的失败就在于完全忽略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以集中的行政命令扼杀了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行为主体的创造性。

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有关物质利益关系与商品经济产生原因等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后,我国政治经济学在有关利益主体、利益矛盾、利益均衡、利益补偿方面没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最近20年,政治经济学研究或是忙于证明中国的改革方向符合马克思的精典论述,或是忙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制度不变的假定下讨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由于有关改革方向的研究,几乎未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具体特征进行划分,在具体特征随着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不断变化时,有关研究或是落后于不断变化的形势,或是沦为对改革实践创造力的指责。而有关资源配置的研究中的问题则更突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永恒的生命力在于社会利益关系矛盾的分析,在于揭示制度缺陷对资源有效配置的负作用。离开了制度矛盾和制度变迁分析资源最优配置,政治经济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要改变这种现状,关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而不是具体的表述,抓住中国经济转型期利益关系变化的主要特征,细化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利益分析的逻辑体系,抽象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利益关系假定,及相应制度分析概念。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的社会利益主体是多元的、独立的、非对抗性的,但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出现显著的利益冲突,转型期间可能更为突出。刘世锦曾经将我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划分为三个类别,即决策层、中间层和基层,并详尽地讨论了三者利益的冲突与协调机制(注:刘世锦:《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我曾尝试引入进化博弈的概念,将改革过程描述为实现利益矛盾转向利益均衡的多次连续的进化博弈过程(注:唐杰:《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放导报》2000年第5期。)。阐述了参与博弈的多元利益主体, 因某项改革引起的利益损失可以在持续的制度进化博弈中获得补偿,是渐进式改革能够启动并由浅入深地全面地展开的基本条件。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能够在社会范围的制度进化博弈中实现均衡,渐进式改革就可以持续;渐进式改革的利益补偿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改革就会陷于停顿。这些研究是初步的。非系统性的研究表明,积极借鉴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产生于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博弈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建立起关于利益主体、利益矛盾、利益均衡、利益补偿、利益调整与制度变迁过程的新的理论概念和逻辑体系,对渐进式改革中制度变迁的特点与趋势展开理论分析,是未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改革方向。与此同时,针对我国转型期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微观经济竞争效率,如何保证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等一系列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运用利益矛盾与制度变迁对资源配置影响的分析方法,对转型过程所产生的特有经济现象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与说明,也应当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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