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引导的“时效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架论文,时效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普遍的意义看，社会引导并不存在所谓的“时空断裂带”，思想工作也不例外，相反，目前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然而，作为社会引导的对象，人们的态度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形成、改变的，这就是说，社会引导包括思想工作也存在一定的时效性。要保证社会引导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就必须强调社会引导的科学性、艺术性，这也包括讲究时效原则，即社会引导应做到及时、审时、适时。本文试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探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社会引导包括思想工作应该讲究时效，其中，“及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按引导与对象态度形成的时间关系，引导可分为预见性的、伴随性的和后续性的三种。
赶在对象态度形成以前的预见性引导是为了使对象作好相应的准备，以形成有利于引导的态度倾向。当即将出现的事物对于对象来说具有可能令人不快的性质时，这类引导有特别的意义。预见性的引导能够给予对象一定的心理准备，以减轻事物出现后产生的情绪波动，特别是不愉快的情绪体验，这样，对象才能以较理性的态度倾向对待这些事物，而不是以情绪体验来决定认知和意向，形成偏颇的不利态度。
伴随性引导则是在事物出现时传递有关的信息，帮助人们从广泛的背景和多角度去理解分析事物的意义，避免出现认知偏差以形成不正确的态度。这类引导的要点是及时地进行说明和解释。当对象的注意和思维已经定向于某一事物，但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还未形成明确的认知、情感和意向时，及时的引导则有利于破坏对象可能出现的偏向定势心理，促使对象产生正确的态度。
当对象对某一事物业已形成一定的态度倾向后，后续性的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类引导有两个目的：一是肯定对象已经形成的正确态度，使之巩固（正强化）；二是否定对象已经形成的不正确态度，使之改变（负强化）。当然，后续性引导也包括运用说明解释等手段。强化在这里是指其广义而言。
社会心理学的定势学派用大量的实验证明，在影响人们态度形成和改变的诸多因素中，存在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效应。无论哪一种引导其中也包括后续性的，其顺利性和有效性都与是否及时有关。在一个实验中，主持人用了两组报道，都是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说服，第一组运用了肯定的说明，第二组运用了否定的说明。后来断定，第一组报道多半能使观点出现人们所期望的变化；与第一组向性相反的第二组报道，只能使人们部分地恢复到最初的观点上去，而这种恢复任何时候也是不完全的。总的情况是，表现出来的变化无论大与小，都受第一组报道指出的方向的影响。据此，沃伊塔西克认为：最先的消息及解释使人们对问题产生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宣传要形成的态度相吻合。当人们在注意阈限内一无所有时，最容易接受首先传递的信息并且最容易相信它是真实的，同时，也容易在记忆中扎下根并形成相应的定势倾向，而借助有选择的感知机制，还会形成对抗相反信息的心理障碍，使“反宣传”更为困难。（注：沃伊塔西克：《政治宣传心理学》，185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及时的思想工作不仅有利于对象形成与引导相吻合的态度并抵制相反的引导，它的意义还在于：当对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态度时，要求其改变现有态度的引导就变得更为困难，因为，人们业已形成的态度有自我巩固的趋势，这也与态度结构的抗变功能有关。事实上，人们总是倾向于维护自己的观点，其中，除了认知的影响外，情感因素的作用往往是更重要的方面。对象即使认识到了业已形成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但是由于态度改变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因而在情感方面往往“转不过弯来”。这种情况在对象公开表明过自己的态度而现在又需要改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伯克曼（Backman A.E.）的实验中，在不让被试先说出自己最初判断的情况下，有54%的人的结论遵从了众人的错误判断；但在听到别人的判断之前，让被试先说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再听别人的，最后再一次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时，仅有7.5 %的新判断是从众的。阿希（Asch S.E.）所进行的实验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
“及时”的意义不仅体现在预见性和伴随性引导方面，也体现在后续性引导方面，特别是要求对象改变一定态度时，其时效的作用很明显。按态度形成理论，当对象的态度仅在形成初期（如服从、顺从阶段）时，要求其态度改变相应地容易得多；而当对象的态度嵌入程度更深，已经进入同化甚至内化阶段时，要求其改变态度则要困难得多。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及时地预测、分析对象可能形成或业已形成的态度，并主动地迅速地不失时机地作出反应。
（二）
除“及时”外，引导的时效性也包括“审时”，即“审时度势”，把握恰当的时机进行引导，两者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的。就思想工作而言，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立即”、“马上”，往往就会“欲速则不达”，甚至使对象诱发不应有的心理障碍，导致引导活动出现零效果型或负效果型。
人们的诸多心理现象如注意、记忆、情绪、思维、兴趣、动机等都存在着可能的时相变化。在某一特定时空内，对象可能对某一引导产生积极的反应，在另一种时空内，则可能对同样的引导“紧闭心扉”，甚至进行抵制和对抗。这就需要分析引导情境的作用。在决定引导效果的结构因素中，引导情境（特定的时机、场合）对于引导者、引导信息的传递、引导对象等都具有明显的影响，可以说，引导情境是整个引导活动的“背景”，背景不同，引导效果就可能出现差异。这里所说的“背景”即情境条件，主要指人们在不同的时机、场合所形成的心理环境或者“心理场”。
格式塔心理学派指出了“场的冲突情境”（field
conflictsituation），用场和拓扑方法来解释人在各种情境中的心理环境。 心理环境即人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心理位置，也是生活空间的拓扑结构。在心理环境中各种事物与人的需要有程度不同的联系，从而引起程度不同的心理动力，也产生了心理场的冲突情境，其中，最受注意的事物诱发力最大，它排斥或吸引其他事物的动力也最大，也最容易成为人们的心理环境中心。
从“情境力场”的角度考虑，思想工作要做到“审时”，首先就应该把握对象在不同时空中的注意中心及优势动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季米特洛夫曾经叙述道：在柏林失业工人大会上，一名国社党的演说家抓住了听众的心理，主张枪毙斯克略列克兄弟一类的匪徒，而将审判所花费的金钱全部用来救济失业工人。他的发言赢得了听众的欢呼和掌声。而当平素受到尊敬的一名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上台发言时，他却避开了会场的特定“力场”，不回答听众急于想了解的问题，却大谈失业工人运动政治化，从而招致了听众的抵制，最后被轰下了台。为此，季米特洛夫尖锐地指出：“这样去鼓动，实际上是鼓动他人来反对自己，说得客气了点，也不过是小孩子的鼓动方法。”（注：《季米特洛夫文选》，107～132页，人民出版社。）
探讨情境力场的发生机制是饶有兴味的。除人们的注意中心及优势动机外，特定的心境及情绪、情感状态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我们知道，个体态度的泛化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如“移情”等，而在态度结构因素中，情感因素也可能排挤认知因素的影响，这样，当个体处于特定的情境中，就可能接受本来不能接受的引导或者拒绝接受本来可以接受的引导。这里所指的情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心境、情绪、情感有关。研究表明，在实验中阅读令人愉快的文章比阅读令人不快的文章更能产生利他行为，而当对象处于积极的情感状态时，则容易对引导持宽容、友好的态度，反之，则可能形成明显的情感障碍；从而作出非常规性质的逆向反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当局对一些将赴英国作战的士兵放映了一部电影，影片描述了英国人民在反抗希特勒军队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放映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美国士兵对英国产生好感。但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如费斯廷格（Festinger L ）发现：看过这部电影的士兵对英国产生了更为不好的印象，因为他们为了看这部电影必须提前一个小时起床，而当时士兵们的训练是很艰苦的。（注：费斯廷格：《社会行为变迁》，7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思想工作的“审时”还涉及一些更为微妙的带有技巧性的处理，如根据人体的生物节律进行恰当的时间安排。研究表明，早晨9点至11 点，下午3点到5点，晚上8点至9点，人的活力最高，注意力与情绪也相对稳定，也容易处于良好的情绪状态。当然，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但科学的时间安排显然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把报告会的时间安排在中午1点或者晚上7点开始，则容易影响引导的效果。实际上，在这些时间内，对象不仅会受到生物节律的影响，也会由于一些日常活动如处理家务等形成与引导不相关的注意中心和优势动机，从而将引导的活动排除在“心理场”之外。
（三）
思想工作的时效性还表现在“适时”方面，即适当地把握引导时间的长短。我们可以通过报告会的时间特征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般而言，报告会要吸引、说服听众，内容就要丰富、完整，要从各个方面去阐述观点，旁征博引，才有一定的分量，然而，这又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据作者多次测试，结果表明，93%的听众并未注意报告的整体内容，听完报告后，一般都回忆不起报告的基本结构及内容顺序，保留在印象中的只有某些简洁有力的观点及生动形象的说明；此外，报告开始30分钟后一般人的注意力就开始下降，在无新颖刺激的条件下，2小时后注意力便急剧下降。这就是说， 时间的长短与报告效果并非一定是正相关甚至可能呈现负相关。
在引导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对象还可能诱发超限逆反心理，出现非常规性质的反应特征，即拒绝接受本来可以接受的引导。超限逆反是一种生理——心理的自卫本能，与高级神经活动的时相变化有关，主要表现为超反常相（Exta-paradoxical Phasc）。同样的刺激物在刺激强度过大、刺激时间过长时，容易引起对象反应性质的改变。如个体对某首乐曲本来抱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但因播放的音量过大或播放的时间无间隔地过长，也会转而形成否定的消极的态度反应，这与人们的神经系统的特性有关，是由于过量刺激而呈现的超限抑制，属于保护性抑制范围。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指出：“当人过度的时候，最适意的东西也会变成最不适意的东西。”我国则有这样的谚语——“好菜连吃三天遭人厌，好戏连演三天招人烦”。
西方一些宣传学家如埃利希（Ehrlich D.）等人认为，人们对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态度总是被动的，这是人的行为遵从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正是宣传心理学的原则基础。由此，他们认为，宣传应该占满对象的时间，不厌其烦地重复，以引起对象相应的条件反射。显然，埃利希等人在这里把宣传引导与对动物进行的条件反射的训练等同起来了，这是一种荒谬的见解。实际上，即使是动物，我们也可以通过实验观察到超反常相的存在，在过量的刺激下，动物的反应性质也会自动改变。
思想工作要注意“适时”，这并非指引导的时间都要不加分析的“短”，其中，也要考虑引导的形式特征。就报告会而言，鼓动性的报告一般不应超过1小时，因这类报告富于情绪感染性，时间长了， 对象就会由于情绪达到饱和而丧失新鲜感，情绪激动也会转而趋于相对低落；传授性的报告往往需要调动听众的思维、想象、记忆，时间也不宜超过2小时，以免听众的大脑产生保护性抑制； 说服性的报告是为了引导持中立或者反对意见的对象，往往既需要逻辑说服力也需要情绪感染力，甚至还需要引用正反两方面的不同论据，所需时间也可长一点，但最好不超过3小时；阐述性的报告需要系统性，有时候需要阐述多个主题，同时，这类报告往往既有传授的目的，也有说服或鼓动目的，所需时间可较长一点，但应有时间间隔地进行（中途休息）。
引导时间的长短也要根据对象的心理状况及生理状况灵活掌握，这就是说，引导的时间也应视为弹性时间。例如，引导时间就不宜呆板地与作息时间同步，对单位职工进行宣传报告就一定要占满上班时间，即使没有更多的新的内容，也要安排众多的报告人。实践证明，这种“走马灯式的疲劳轰炸”总是会引起对象的厌烦、厌倦，削弱或者抵消报告会可以起到的积极效果，甚至诱发不该产生的超限逆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