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涛[1]2004年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发展方向》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正成为世界各国的主题之一，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对经济体制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因而各国都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而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架构则是各项医疗改革措施得以实施的组织基础，医疗服务体系供给的公平和效率，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医疗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当前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从宏观到微观，各项改革措施正在逐步加以实施，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迫切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引。如何建立由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组成的医疗服务体系、并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作用，如何在提高医疗服务体系供给效率的同时又保证人民群众能得到公平的医疗服务，已成为制约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难点。本文运用公共经济学相关理论及新公共管理相关理论，从我国当前医疗服务供给体系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对医疗服务领域特殊性的分析，对我国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改革的目标及对策提出了政策建议。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架构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负责任的政府、强大的社会力量及高效率的市场叁者构成的良性互动系统是合理提供医疗服务的有效途径。通过叁者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在一定区域内，组成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机构构成的有机医疗服务供给系统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发展方向。
李凤琴[2]2012年在《从权威控制到体制吸纳：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研究》文中认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现行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中寻求突破,以回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在中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被划分为一个个单位,在以单位为主、街居为辅的城市基层制度安排下,中国城市社区形成了条块分割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安排。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原有的社区公共服务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以单位为人身依附获取福利(公共服务)的体制终将被变革的时代所淘汰。随着社区服务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如何整合社区资源,实施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革故鼎新,以提高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社区公共服务效能低下,社区居民公共服务短缺、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没有分开、社区公共服务政府投资不足,社会筹资渠道不畅等问题突出。如何变革这种状况,改革和创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和机制,已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焦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面临全面的转型。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为何转变以及如何转变的问题。据此,本论文以社区作为公共服务拓展的战略性空间,以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变革作为研究主线,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体制机制等问题进行探索。在吸收社区公共服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运用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区分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了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吸纳模式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探讨社区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控制整合色彩较浓的权威控制型服务模式,接着从宏观、微观、和现实叁个方面考察了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的背景和动力。其次,着重探索了体制吸纳何以成为再造社区公共服务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社区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体制吸纳的机制(社区公共服务的复合生产)、体制吸纳的本质、体制吸纳原则与方式、体制吸纳的优越性以及作为载体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再次,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吸纳的差异以及两个实践中的体制吸纳服务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体制吸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最后,针对体制吸纳服务模式存在的困境,提出了优化体制吸纳服务型模式的建议,即体制的重塑、机制完善和具体路径的设计。体制重塑上重点变革社区管理体制;不断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需求表达机制、资金投入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具体路径上,从培育社区民间组织、社工队伍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叁个方面来设计。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城市社会转型推动着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着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体制吸纳是一种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方式;社区公共服务的复合生产是公共服务再生产的有效机制;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现实路径。最后,对未来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以及提出论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张大维[3]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叁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叁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叁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叁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吴洪涛[4]2010年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医疗服务体系改革模式探讨》文中提出本文从我国当前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出发,运用公共经济学相关理论及新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在对医疗服务(产品)的属性及其供给方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改革政策建议。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架构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负责任的政府、强大的社会力量及高效率的市场叁者构成的良性互动系统是合理提供医疗服务的有效模式。通过叁者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在一定区域内,组成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机构构成的有机医疗服务供给系统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发展方向。
胡建华[5]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邓少君[6]2016年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叁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迭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叁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叁、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张尧[7]2016年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创新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小农生产方式发挥着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它是目前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当前,改造小农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不拘一格地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改革方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入分析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丰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理论建设、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综合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农业生产方式——社会风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本文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建国后不同时期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识别,分析不同社会风险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并运用社会保障“叁体系”解释框架剖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不同社会风险时的内容、结构与层次体系的特征,继而引出当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变迁带来新风险及其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问题。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研究厘清和解读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社会保障的互动与变迁过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农业生产方式下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现实特征等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不同的社会风险,而农村社会保障内容体系、结构体系和层次体系也呈现出不同内容：农村社会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在内容体系上呈现出社会救助向社会保险、生存型向保险型的转变过程；结构体系的演变呈现出由农村特殊群体向农村全体居民覆盖的历程；层次体系的演变呈现出在责权关系上国家由无意识到被动提供社会保障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历程,初步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责任框架。英国、法国和日本叁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时间较早,其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经验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研究选取农业发达的英国、法国和日本,研究其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研究认为：典型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具备了相应的经济社会前提条件,是面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在要求而出台的政策,其发展经历一个由社会救济到社会保险的过程,具有鲜明的由生存权向发展权演化的过程；其层次体系存在一个显着的从国家责任到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责任的变化过程,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此外,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道路选择也存在显着差别,同时强化法律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迈进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新阶段,传统农业社会的风险被工业社会的风险所取代,但是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能化解工业社会的风险,仍用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去应对新生产方式的风险,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时就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综合以上研究的成果,本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决定了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需求必然是多层次的,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叁体系”分析框架出发,为适应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就是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叁支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中,农村兜底型社会救助制度是基础,重点是建立综合性社会救助；农村基本型社会保险制度是主体,重点在于农村两个基本保险待遇和责权关系的调整以及新制度的构建；农村服务型社会福利制度是重要补充,重点在于提高待遇和扩大覆盖面。
邹毅[8]2016年在《现阶段我国县域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郡县治,天下安。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对县域的管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进一步增强。借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国家实现了对社会事务的日常管理,政府作用带有“全能主义”倾向,政治权力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凸显。但这一时期,现代意义的社会治理尚未完成,社会治理的空间仍需进一步拓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人民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将县域治理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进行深入分析,从“县域治理的地位与作用”、“县域治理的理论与目标”、“县域治理的问题与原因”、“县域治理的模式与启示”以及“县域治理的路径与实践”等五个方面,集中阐述县域治理在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加强县域治理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进而对我国县域治理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并进行趋向展望。这五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本文的框架结构和理论内容。第一章以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县域治理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回顾了中国县域治理的历史沿革。中国县域治理历经两千余年,本文选取了秦汉、唐宋、明清这叁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来进行分析,以求从中略窥一般性规律。其次,集中分析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中国县域治理的历史逻辑、实践探索以及结构性变革,探索中国县域治理的发展路径,以更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最后,阐述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县域治理几乎涵盖了国家治理的全部对象和内容,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结合点,处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主场战,并且是权力场域的集散地之一。第二章从价值体系的角度归纳与总结了县域治理的理论与目标。县域治理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体系和理念来引导,否则,很有可能误入迷途。县域治理的思想来源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治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理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同时,中国的县域治理具有自身的特点,既上接“天线”又下接“地气”、既“条块”结合又以“块”为主、既具“理论性”又兼“实践性”。因此,我们在定位中国县域治理的目标时,要考虑到县域治理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在此基础上设定强县与富民相统一、改革与发展相结合、城镇与乡村相贯通的现代治理目标。第叁章从实践探索的角度剖析了当前县域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现阶段,我国县域治理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体制机制存在弊端、社会矛盾凸显、治理能力弱化等等。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县域治理过程中权力行使、经济资源的使用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它们深刻影响着中国县域治理的实践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中国县域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我们应当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评价;但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县域治理中所存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及“按下葫芦浮起瓢”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我们应深刻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加强对县域治理的整体思考和系统谋划。第四章主要是对中国地方治理的代表性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地方治理模式和实践探索,对于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目标具有现实促进意义。基于此,我们集中探讨了桐乡、顺德、长沙、邻水、黔南等地方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现实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从中找出经验性的借鉴。同时,在我国现阶段,县域治理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扩权强县”、“缩省强县”、“省直管县”探索和“小政府与大社会”下的大部制改革,也成为近年来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各地在推进县域治理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猎。在这种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从中总结不同地域、不同县情、不同模式下地方社会治理的经验,汲取教训,为创新地方社会治理添砖加瓦。第五章集中探讨了我国现阶段县域治理的路径与实践。推进县域治理,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构建县域治理基础体系,主要从有效权力体系、依法治理体系、民主治理体系和民生服务体系方面,打造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提升县域治理基础能力,主要是汲取与濡化、认证与归管、吸纳与整合这六项能力建设;完善县域治理组织架构,着重从加强和改善县域党的领导、着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群众参与机制、加强社会组织协同等四个方面,形成多元化的县域治理格局;县域治理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包括政党与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城镇与乡村的关系,形成有序、合作、共赢的地方治理结构。综合来讲,县域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社会治理的边界范围或结构体系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努力实现其功能性权力和实践性权力的现代转型,改革不适应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式方法,实现县域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通过有效梳理社会关系、完善权力结构、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科学、有效、有序整合。只有这样,中国的县域治理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王祥兵[9]2012年在《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是城乡二元体制所导致的一种畸形社会体制问题。因农民工身份转变落后于职业转变,社会地位转变落后于经济地位转变,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非农产业,但他们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和培训权、社会管理参与权、社会资源享受权、社会保障权等,这种体制不利于我国城乡差距的缩小,不利于农民工身份的转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迫切需要国家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和措施予以解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加强和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就成为当前最能率先做出的战略选择,也是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完成农民工市民化的务实之策。加强和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工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研究农民工问题,加强和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二是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我国二元结构下相当长时期内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叁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及社会管理创新能为妥善解决“叁农”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叁是回答了当前国家及地方政府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非常关心的现实问题,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决策提供极好的研究素材；四是为破解“农民工问题”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两项国家层面的政策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拓展了其理论内涵,丰富了其理论体系；五是扩展了社会学、人口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学术视野,夯实了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本章提出了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要讨论的相关问题,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提出了论文的基本框架,总结了论文的创新及不足。第二章是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循着论文所要涉及的诸多方面展开文献述评及理论研究,并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社会制度、社会网络、社会认同、权益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根据对理论和文献的研究,最后提出了论文的理论框架。此章为后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支撑。第叁章是农民工问题及其社会管理现状的调查。本章基于对农民工问题及其社会管理现状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当前农民工问题及其社会管理现实,得出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规模庞大、身份特殊、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就业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强、权益受损明显、与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关系不太理想,但农民工追求平等就业、分配正义及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加强烈、权益意识高涨、农民工自我追求升华,并据此得出了农民工社会管理的相关启示。第四章是农民工社会管理：现状、问题与方向。本章基于农民工社会管理的现实需求与实践考察,分析了农民工社会管理的历史演进和农民工在就业、权益维护,培训、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状况,明确了当前农民工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提出了农民工社会管理的重点和方向。为后面章节进一步的阐述作出了铺垫。第五章是刘易斯转折点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本章从政府职能转变对于农民工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出发,论及了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力格局变迁,分析了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的关系,阐述了政府在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具体作用。政府要围绕着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制度和方式展开各项工作,充分转变政府职能,更加注重社会建设与管理,更加注重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有效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第六章是社会组织、公众参与与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本章从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角度出发,集中阐述了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区建设对于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分析了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区建设在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并探索了如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充分实现公众参与,促进社区建设与融合来创新社会管理的对策建议。第七章是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与工会作用。本章分析了工会参与农民工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从任务、保障、和途径叁个方面探索工会参与农民工社会管理的机理,并通过对四川农民工参与工会总体状况及相关调查情况的总结,以及以四川为例的工会在农民工社会管理中作用的实证分析,对工会组织参与农民工社会管理进行了实证考察。得出了工会在农民工社会管理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的结论。第八章是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体系研究。本章论述了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以及政策设计的路径与总体框架,并在据此给出的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体系,其主要内容为实施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社会融入政策,实行充分保障农民工社会权益的公共服务全覆盖政策,构建农民工充分融入的多层次社会管理体系,建立服务参与式的社会管理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城市政府财政支出政策体系等内容。以上八章是从四个环节来展开的,一是从选题的背景、目的与意义入手,围绕文献述评,得出论文的理论框架,并以此来展开后面环节的内容。二是对农民工问题及其社会管理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调查问卷、走访等形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得出农民工问题及农民工社会管理的现状、问题与理论判断,这是论文研究的基础。叁是紧紧围绕社会管理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对农民工社会管理展开研究,包括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工会作用、公共参与与农民工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并从这几个方面得出当前加强和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的若干结论、方向与政策启示,此部分是论文研究的核心与关键。四是对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体系进行研究,这是论文通过对前面部分章节的梳理、分析、研究后,最终的得出系统性的政策建议与报告,以期能推动农民工问题及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解决,此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也是论文的重点之所在。以上四个部分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关系。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一是选题较为新颖和实际,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社会管理作为党中央、国务院近期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社会各界对此予以了高度重视,农民工社会管理作为其中一项关键和核心内容,不容忽视,本选题回应了国家政策层面的研究需要。二是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出发,分别从刘易斯转折点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公众参与与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工会作用于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其理论推导较为严密,逻辑地位较为严谨。叁是提出了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政策体系的概念,确立了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政策体系的基本构架,把对这一领域的思考推向了更为宏观、更为具体的层面,从而有可能在国内较早建立起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的某种理论与实践范式。四是运用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社会管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使之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并尝试用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视野对农民工社会管理进行多维度的研究。论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论文的理论支撑与阐述不够。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人口学里诸多理论可能用来与农民工社会管理相结合可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论文没能进一步地对此进行研究,使得论文的理论根基和厚度略显单薄。二是论文的计量方法使用不足。基于论文的系列调查数据,可采用社会学、经济学的诸多计量方法详细展开进行研究,但受制于方法的适用性,论文没能进一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使得论文在计量方法运用上稍显不足。叁是论文的政策梳理以及国内外对比研究不足。国外经历过二元经济转型和城市化阶段,他们在农民工社会管理中积累了大量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关于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的各类社会管理政策的梳理还需要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肖应明[10]2015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今天,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对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这一时代背景,以云南省为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主线,采取多学科研究的方法,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比较西方国家治理经验和中国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历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进行了细致分析和科学总结,系统梳理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思路、价值导向和未来走向。本文由导论、正文(一至六章)和结论构成。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阐述了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国内外关于民族治理的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梳理了学术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1章：概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理论。着重对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以及对社会治理创新相关概念进行了多维度解读,通过界定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概念,进一步彰显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的意义。同时,分别论述了西方社会中与社会治理有关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社会治理指导思想,阐释了社会治理创新理念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本土化逻辑,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研究分析的基础。第2章：梳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历程。笔者采用历史分析法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治理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回溯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程,系统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同内容、性质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云南实际情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深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些原因作进一步的总结归纳,此章是后面一章分析现状和问题的基本点。第3章：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和问题。主要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受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受社会结构性变迁引发社会治理转向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加强而得到解决,但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更加突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蕴涵着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第4章：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多维构建。主要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充分应用社会传统治理资源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国家权力在创新社会治理、协调民族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指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包含多方面内容的复杂问题,其创新社会治理也不能仅仅从民族事务和民族工作上做文章,而是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多管齐下、多维构建。第5章：阐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导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云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握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云南省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探索出来的“孟连经验”、“插甸经验”、“莲池模式”, 充分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坚持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6章：揭示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走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艰辛的、系统性工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遵循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规律,把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抓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来的历史机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作出全方位思考,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社会治理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和战略部署的研究,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不断发展与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研究趋势作出展望。
参考文献：
[1].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发展方向[D]. 吴洪涛. 苏州大学. 2004
[2]. 从权威控制到体制吸纳：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研究[D]. 李凤琴. 南京大学. 2012
[3]. 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4].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医疗服务体系改革模式探讨[J]. 吴洪涛.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0
[5].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6]. 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
[7]. 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究[D]. 张尧.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8]. 现阶段我国县域治理问题研究[D]. 邹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9]. 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工社会管理创新研究[D]. 王祥兵.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10].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D]. 肖应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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