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安全模式与传统安全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安全观截然不同的新型安全观念——合作安全。本文针对合作安全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合作安全模式与传统安全模式的主要区别
合作安全一词最早由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和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于90年代初提出。对于合作安全的概念，比较普遍的看法倾向于：合作安全是国家间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实现国际安全或地区安全，进而实现各自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或模式。它同传统安全观强调的以军事安全为主要内容，主要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安全目标的安全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1.理论基础不同。传统安全模式以现实主义为理论依据，合作安全更多地体现了理想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观念。现实主义强调主权国家对于强权和国家利益的追逐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它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限制国家对外行为的先定结构，导致了国家之间无法进行实质性合作的结果，国家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增强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加强军备，做好战争准备，通过威慑阻止敌对国的军事入侵。
理想主义强调国际社会中道德准则、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在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武器杀伤力的增强，加大了发动战争的代价，而科技日益广泛和高效地运用于生产以及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日益增强，都在扩大国家间进行合作的收益，使之更加乐于合作而不是冲突。同时，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和制度的不断产生，为国家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提供渠道，从而使各国乐于合作的动机得以转化为国家间普遍合作的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漏洞百出的“民主和平论”为美国加强“以意识形态为界”的军事同盟，推进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和人权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而且民主国家更易于用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冲突。
2.基本思路不同。传统安全模式从“人性恶”和“互斥”的世界观出发，认为无情无序的国际角逐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永久的绝对的安全，而外部的军事入侵是构成一国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威胁，获得自身安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变得比对手更强大。它以一种“非敌即友”、警惕加防范的思维方式看待安全问题，主观上刻意制造敌对国或潜在敌对国。这样很容易造成国际关系紧张，挑起国际对抗，引发军备竞赛，使其追求单边安全的结果适得其反，走进“安全困境”的怪圈。“互相排斥——战争威慑——单边安全”是传统安全模式思考问题的三部曲。
合作安全模式承认国际社会无序的现实，也不否认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它更强调从善意角度出发，本着化敌为友、消除误解的态度审视安全问题。它的世界观不是基于“人的本性是仗势凌人、侵略成性”的性恶论，而是国家（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它彻底抛弃了传统安全模式所遵循的冷战思维，力求将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求得国家、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安全，它追求的目标不再是传统安全模式那种“零和”效应，而是协商对话、互谅互让、互助互利的双赢结果。由此看出，“互相信任——加强合作——共同安全”是合作安全模式的基本思路。
3.现实依据不同。合作安全模式是适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新型安全模式。它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全球化趋势和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客观现实。传统安全模式则忽视当今世界飞速发展的客观现实，依据所谓的冷战成果制订安全战略和措施。
北约在华约解体冷战结束后，不但没有放弃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传统安全模式，相反仍然推行加强军事力量、强化军事同盟和扩大军事集团的安全模式，其现实依据是所谓的冷战成果。他们认为华约解体、冷战结束，依赖于他们奉行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全面对抗政策，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华约特别是苏联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打了一场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最终将对方拖垮，使华约崩溃。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特别看重军事实力和军事同盟的作用，眼光只盯在所谓的冷战成果上，无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尊重世界多样性的现实。
合作安全模式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强调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的互相作用和互相渗透。其现实依据有：其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要和平不要战争，搞合作不搞对抗，已经是人心所向。其二，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互相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安全问题已大大超出了军事安全的范围，拓宽到经济、政治、生态、社会和信息等领域。其三，人类面临许多非军事威胁，如：环境恶化、贫困、疾病、吸毒贩毒、国际犯罪等，这些问题往往一国或几个国家难以解决。总之，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方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是当前国际安全格局演化的基本趋势。
4.基本特点不同。传统安全观具有针对性、冒险性和扩张性的特点，加强军事力量或军事同盟往往要针对某一国家（集团）或假想敌，这样势必引起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当战略力量失衡时，就有产生争执、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为增加自身的安全性不断扩张进而求得力量优势是军事同盟的必然要求。合作安全观具有和平性、开放性和全局性的特点，互惠互利、平等协商的和平性是合作安全的主要特征，它不仅可以使安全利益一致的国家坐到一起开展合作，而且允许安全利益有冲突的国家走到一起进行安全对话，因此它是开放性的；合作安全不仅关心国家间的安全问题，而且把全人类的安全利益考虑进去，它不是靠牺牲本国的安全利益来委屈求全，也不是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更不是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不惜损害人类共同的安全利益，它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团安全，因此它具有全局性的特点。总之，合作安全倡导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
二、冷战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安全的做法
目前，合作安全观已得到许多国家认同。在“一超多强”格局下，大国间的安全问题上既互相竞争制约，又彼此合作协调，形成了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美、中日、中欧等战略伙伴关系，充分表现了大国间合作协商的意愿。虽然大国间的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但都力避对抗和冲突，将矛盾尽可能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巩固大国间不使用武力解决分歧的默契，并努力通过协调与合作解决矛盾和分歧。
中俄是推动合作安全发展的主要国家。中国在许多场合深刻论述了合作安全的思想，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动合作安全关系的建立。比如，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两国边境东段国界勘界工作业已完成；中日确认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4月，中、俄、哈、吉、 塔五国签署了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和增加信任措施的协定，被国际舆论称作是“合作安全的典范”，开创了合作安全的新道路。五国协定充分体现出完全不同于冷战思维的一种新的安全观，对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与信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将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开辟新的途径。
美国对合作安全持消极态度。美国大力贯彻实施以“参与（交往、接触）”为中心内容的国家战略，辅之以军事威慑、经济制裁和政治遏制，以达到控制盟国，制服对手，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力争在不引起严重对抗局面的情况下，把世界纳入到美国设计的国际体制中去。美国实现自身安全目标的惯用手法是“胡萝卜加大棒”，力争通过协商、对话达到其目的，如果不成就采取威逼利诱甚至战争手段。因此，恃强凌弱、威逼利诱、政治孤立、经济制裁、武力威慑、战争威胁直至诉诸武力，是美国坚持传统安全模式的真实写照，合作安全只是其推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补充。不过，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合作安全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界各国普遍对合作安全持肯定态度，美国也被迫在这方面有所表示。如：日美1997年6 月发表了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两天后日本派人到韩国和中国进行解释，说美日安全合作范围扩展到日本周边地区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的。美国也派人到中国进行了解释。
在亚洲，东盟国家、中亚国家、印度对安全观念的研究比较少，但是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基本政策、中亚国家及印度与我国达成的信任措施协议，都反映出他们的安全观念与合作安全有相同之处。东盟地区论坛（ARF）是亚太地区合作安全最有意义的实践。它的出现， 使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第一次形成了制度化的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于1994年正式成立后，在短短的几年间，便赢得了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支持和认同。它承认多样性的现实，强调通过对话和磋商达成共识，而不是动辄通过决议要参加国接受。东盟地区论坛的进程，使建立信任措施、预访性外交、建设性干预等思想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合作安全的观念也在其他西方国家受到了极大重视，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学者和官员对推行这一观念有很大的积极性。德国积极推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发展，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推进东盟地区论坛的进程十分主动。 加拿大是较早提出合作安全概念的国家之一。 早在90年代初，加拿大就提出进行“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NPCSD ）的具体倡议，建议由北太平洋七个国家，即美苏韩朝日中加，进行前所未有的安全对话，旨在培育一种东北亚／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
三、对我国加强合作安全的几点思考
合作安全与我国倡导的以经济安全为主、强调综合安全的新安全观在本质和内容上是一致的。但是合作安全毕竟是新生事物，它的形成发展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我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1.大力发展经济，实行科教兴国，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合作安全的最终目的是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只有不断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水平，进而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近代屡遭列强侵略得出的沉痛教训。国家没有实力，就不可能得到别国的尊重，就不能更好地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只有把现代化建设放在首位，才能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创造更广阔的领域。只有综合国力增强了，国家安全才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强理论研究，为我国开展安全合作提供理论支持。目前，国外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其研究成果为国家制订安全战略提供了许多依据，成为各国在国际舞台上宣扬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安全观的有力武器。我国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有关国家安全的理论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如：我国的新安全观与合作安全的关系，合作安全的哲学基础，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跨国公司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东西方价值观对开展安全合作的影响，如何在国际合作中定位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如何批驳“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以及“中国威胁论”等等。我们必须拿起理论的武器捍卫我国的国家利益，只有加强我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才能在世界舞台上驳斥敌对势力的谬论，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3.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开展广泛的国际安全合作。当前，国际社会上敌视、怀疑、不信任中国的势力还有一定影响。我国应理智地看待各种有利与不利因素，既积极主动地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又谨慎冷静地处理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力避过分乐观、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合作对象上，我国应重视与大国间的安全合作，重点放在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在合作内容上，以经济合作作为巩固和发展安全关系的物质基础和强力纽带，同时也应研究如何在比较敏感的军事领域开展合作的具体途径。通过广泛合作促进相互依赖不断发展，从而加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纠纷或冲突的趋势。在开展合作安全方面，要特别注意趋利避害，正确处理利与弊、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政治与经济、积极主动与步骤稳妥等方面的关系，保持合作中的独立自主。
4.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把外交斗争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经常和有效的手段。在两极格局的终结、冷战结束后的大转折时期，外交在维护国家综合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经常需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国家间的分歧和矛盾甚至冲突更倾向于采取外交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实行怎样的外交策略，外交斗争水平的高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对化解我国面临的一些现实和潜在威胁，改善安全环境，提高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实践证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大大增强中国的安全系数，只有把外交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才能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