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 、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楼佳云,张协嵩,郑庆昌*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资本;健康状况;城乡差异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增长迅速，据《“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2020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左右，占总人口的比重提升至17.8%[1]。在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成为衡量社会小康程度的重要标志。鉴于此，研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 )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自社会学界初步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社会资本理论就被迅速运用到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中。但社会资本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学界主要有以下3种代表性观点，即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或群体的成员占有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该网络或群体的成员能够从这种资源中得到支持[2]；詹姆斯·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人们追求目标的实现[3]；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而提高社会效益[4]。可见，社会资本是社会信任、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的集合。
“中央厨房”包括聚合型和内控型两种。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厨房”是典型的聚合型“中央厨房”，大众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日报社等地方媒体也建立了此类“中央厨房”。而一些媒体则搭建了内控型“中央厨房”，《经济日报》的“中央厨房”就是此类典型。
国内外学界在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外方面，Francesco以参加志愿服务组织作为反映社会网络的一项指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参加志愿服务组织显著正向影响欧洲国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5]；Rodríguez-pose等基于欧洲不同区域的居民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显著正向影响欧洲国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影响程度在不同区域差异显著[6]；Bartolini等基于美国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社会交往与美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7]。国内方面，詹婧等用社区居民间信任、居民人际关系等多项指标来衡量社区社会资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区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8]；薛新东等基于湖北省、河南省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和社会参与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9]；谢国秀等对河南省老年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会网络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10]。
(二 )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国外学者较早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综合考查健康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Smith等基于柏林老龄化研究数据，发现身心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11]；Jones等基于美国底特律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调查，发现身心不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削弱效应强于身心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促进效应[12]。国内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身体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唐丹等基于北京市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分析指出身体健康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13]；高红英等研究发现患慢性疾病越少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14]。国内近期的研究开始重视并将心理健康纳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胡洪曙等基于2005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发现身心健康能够作为中介变量缓解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15]；李月娥等基于辽宁省城市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发现身心健康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16]。
根据研究目的将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具体如表1所示。
我国的火力发电厂由于所处区域不同，其燃料的供应渠道也会出现很大不同，以本文的西门子9F燃机为例，其燃料为天然气，因火电厂的地理位置关系，这些天然气的来源可能是四川普光气田，西气东输的一线或二线，也可能是液化天然气，因此其天然气的组分无法保证恒定，难免会使燃机燃烧产生的NOX排放量出现差异。这就要求火力发电厂在天然气燃料进厂时对组分、品质进行把控与监测，对偏差较大的进行适度调整，减少NOX排放量。
二 、变量设置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和2015年的CGSS数据。由于CGSS 2015为最新数据，为了尽可能扩大时间跨度以有效对比差异，本研究尽可能选取较早的CGSS数据来展开对比分析，但由于心理健康变量在不同年份问卷中的题设限制，最终只有CGSS 2010符合要求，因此，本研究选择了CGSS 2010和CGSS 2015的数据。该问卷面向全国居民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的信息，具有内容丰富、样本量大、代表性强等特点，为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材料。CGSS 2010和CGSS 2015样本容量分别为11 783个和10 968个，由于本研究针对的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据此筛选年龄段以及剔除数据缺失值和无效值后，2010年的有效样本为2 109个，2015年的有效样本为2 394个。
(二 )变量设置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1)社会资本的维度选取较为单一。学者研究时往往选取1～2个社会资本维度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2)研究地区和时间跨度较为局限。国内现有研究往往是针对局部地区和某一年份展开分析，缺乏全国性的、有时间对比以及城乡差异对比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基于2010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从全国、城镇和农村等3个层面对比分析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由于缺乏权威、统一的测量标准，现有研究多采用自陈量表法来衡量个人的幸福水平，这种测量方法简单，且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充分[17]。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通过询问“老年人是否觉得生活幸福”来衡量，选项分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依次赋值为1、2、3、4、5。
表 1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valu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样品11D11-1阴极发光图像(CL)显示样品锆石具有相似形态特征，表现为自形短柱状，晶形完整，透明度好，颗粒大小不一，长轴80～120μm，长宽比为1～4，多集中在1.5～2。锆石大部分为一个小的核部和边缘具强烈振荡韵律环带结构，明显不同于变质锆石的内部结构特点[12]，为典型的岩浆结晶锆石。
3.控制变量。为避免变量遗漏带来的统计结果偏误问题，本研究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受教育程度、户籍、收入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为连续变量，选取被调查者实际年龄；收入对数反映老年人的经济水平，由于很多老年人没有工作收入，主要靠赡养费维持生活，因此以老年人全家的收入作为衡量指标比单纯的老年人收入更为合理，收入对数选取老年人去年一年家庭总收入的对数。由于性别、婚姻状况、民族、受教育程度、户籍是定类或定序变量，无法直接进入回归模型，因此将它们处理成定距变量，具体处理结果详见表1。
(三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实证分析的各变量样本信息包括全国均值、农村均值和城镇均值(表2)。
1.被解释变量。2015年全国、农村和城镇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均高于2010年，且2010年和2015年城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均高于农村。这主要是缘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比农村更为完善，导致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农村老年人。
表 2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latedvariables
注：N 表示样本数
其中,H i 表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C i 表示社会交往,T i 表示社会信任,P i 表示政治面貌,B i 表示身体健康,M i 表示心理健康,X ji 表示本研究加入的一系列可能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控制变量,β i 表示回归系数,ε 表示随机误差项,i 表示样本的第i 个观测值,j 表示控制变量中第j 个变量的待估系数。
3.控制变量。2010年全国、农村和城镇的性别均值与2015年差异不大，且农村的性别均值与城镇的差异也不大，表明男性与女性人数相当；2010年和2015年的年龄均值均在69左右，表明全国、农村和城镇老年人的平均年龄约为69岁；2010年和2015年的婚姻状况均值均接近于1，表明全国、农村和城镇老年人以已婚为主；2010年和2015年的民族均值均大于0.9，表明全国、农村和城镇老年人的民族以汉族为主；受教育程度方面，2010年和2015年的受教育程度均值在1.12和2.11之间，表明全国、农村和城镇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且城镇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农村老年人；2010年全国的户籍均值(0.50)与2015年(0.66)差异不大，表明城镇老年人数量和农村老年人数量大致相当；2015年全国、农村和城镇的收入对数均值均高于2010年，且城镇的收入对数均值高于农村，表明老年人的家庭收入逐步增长，且城镇老年人的家庭收入高于农村老年人。
2.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社会资本在2010年和2015年对农村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1)社会交往在2010年和2015年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在2010年对城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在2015年显著正向影响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2)社会信任在2010年和2015年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3)政治面貌在2010年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2015年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在2010年和2015年均显著正向影响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四 )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有序分类变量，在选择计量模型时，通常可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或序数逻辑模型。Ferrer-i-carbonell等分析指出，不论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还是序数逻辑模型，均不会对变量显著性和系数方向产生显著影响[18]。由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更加便于理解，本研究主要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估计，并运用序数逻辑模型作稳健性检验。将社会资本、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1)
2.解释变量。2015年全国、农村和城镇的社会交往均值均高于2010年，这主要是缘于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人们有条件和时间去参与社会交往；2015年农村的社会交往均值高于城镇，这可能与农村老年人社会交往频率的快速提升有关；农村的社会交往均值从2010年(2.24)到2015年(2.87)增幅较大，而城镇的社会交往均值从2010年(2.56)到2015年(2.60)增幅较小，这主要是缘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村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交往，且农村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日渐发达也有利于促进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2015年全国、农村和城镇的社会信任均值均低于2010年，这可能是缘于近年来保健品欺诈、电信诈骗等不诚信行为的多渠道曝光，影响了老年人对社会环境的认知；2010年和2015年农村的社会信任均值均高于城镇，这主要是缘于农村“熟人社会”特点突出，深厚的宗族血缘关系增进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了农村老年人对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信任度。2015年全国、农村和城镇的政治面貌均值均低于2010年，这可能是缘于近年来人口基数增速加快，但中共党员人数却没有相应比例的增长，从而造成中共党员人数占比下降；2010年和2015年农村的政治面貌均值均低于城镇，表明2010年和2015年的农村老年中共党员人数均低于城镇，这可能是缘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中共党员发展机制不够健全，导致农村中共党员发展工作滞后于城镇。2015年全国、农村和城镇的身体健康均值和心理健康均值均高于2010年，且城镇的身体健康均值和心理健康均值均高于农村。这主要是缘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使老年人主观上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提高，也更有条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且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日益健全均推动了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的持续提升；而城镇医疗卫生水平和健身基础设施均优于农村，这是城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高于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原因。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3.控制变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性别方面：2010年的性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015年的性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老年男性。这可能是缘于女性的情感更为细腻，更容易感受到生活中的细微美好，从而对幸福的主观感知力也更强。年龄方面：2010年和2015年的年龄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强。婚姻状况方面：2010年的婚姻状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015年的婚姻状况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已婚老年人较未婚老年人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这主要是缘于婚姻除了带来家人陪伴、儿孙孝顺等家庭生活乐趣外，也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民族方面：2010年的民族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少数民族老年人较汉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强；而2015年的民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缘于中国实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给少数民族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导致其主观幸福感增强；但随着中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了全体老年人，从而逐步缩小了民族差异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方面：2010年和2015年的受教育程度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缘于老年人更为关注与老年生活直接相关的福利待遇，而教育对老年人生活水平的直接作用不明显。户籍方面：2010年的户籍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015年的户籍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于城市老年人。这可能是缘于：一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加了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改善了农村的公共设施和人居环境；另一方面，农村相比城市具有自然资源丰富、居住密度较低、人际交往紧密等特点，增强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收入对数方面，2010年和2015年的收入对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人年主观幸福感，表明家庭收入越高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主要是缘于家庭越富裕，越能满足老年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消费支出，从而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在进行深度校企合作时，应组织学生到相关企业进行实习，并邀请工程造价一线从业人员对企业内部业务进行讲解。通过实训的方式给学生营造真实的操作环境，使其对实际的业务内容有直观的了解。其次，在企业设置并完善实习生制度。应根据实习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组，要合理利用已建或在建的相关工程资料来检验学生的工程造价技能，并利用激励和淘汰机制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相应的工程计量和计价任务，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最终优秀毕业实习生获得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机会。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实际工程获得了锻炼与实习的机会。
(一 )总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在2010年和2015年总样本回归结果(表3)中，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估计的结果在显著性、系数符号上均无明显差异，因此可认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稳健。
表 3 2010年和 2015年总样本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otal samples in 2010 and 2015
(续表3)
注：1)*、**、***分别表示各变量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3)N 表示样本数
1.社会资本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1)社会交往方面。2015年的社会交往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社会交往越频繁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主要是缘于社会交往能够疏解老年人的负面情绪，增加其生活乐趣，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而2010年的社会交往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可能是缘于过去人们更关注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忽视了社会交往带来的精神享受。(2)社会信任方面。2010年和2015年的社会信任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社会信任度越高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主要是缘于社会信任度的提高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压力，拓展其人际交往范围，促使其在人际交往的互动中充实生活和排解负面情绪，进而提升其社交安全感和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的系数从2010年到2015年有小幅上升，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信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断扩大。(3)政治面貌方面。2010年和2015年的政治面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强。这主要是缘于中共党员的身份在中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认可度，能够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从而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2.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010年和2015年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身体和心理越健康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主要是缘于：一方面，身体健康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若身体健康恶化，不仅会影响老人年行动的便利性，还会增加老年人寻医问药的经济负担，导致其主观幸福感下降；另一方面，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心态，若心理健康恶化，不仅会导致老年人产生消极心态，还会使老年人较难感受到幸福，导致其主观幸福感下降。同时，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系数从2010年到2015年均有小幅上升，表明老年人愈发重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二者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断扩大。
所谓直译，就是指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张培基,1980)。通过直译，译者能够忠实地表达原文的含义，再现原文的形式和风格。
本研究运用Stata 13.0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模型有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问题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在1和2之间，因此可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White检验发现了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本研究使用异方差情况下也成立的稳健标准误。
(二 )分群体回归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群体的回归结果是否也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按户籍将样本细分为农村和城镇两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4)，并运用序数逻辑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对比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本研究的估计是稳健的。控制变量也已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且控制变量并非该部分的论述重点，故下文中未对其展开说明。
表 4 2010年和 2015年农村样本和城镇样本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urban and rural samples in 2010 and 2015
注:1)**、***分别表示各变量在5%、1%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4)N 表示样本数
1.社会资本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1)社会交往方面。2010年城镇的社会交往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可能是缘于以往城镇老年人更加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忽略了社会交往带来的精神享受，导致社会交往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2015年城镇的社会交往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这主要是缘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城镇老年人更加渴望通过社会交往充实精神生活；2010年和2015年农村的社会交往均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主要是缘于：一方面，相较于物质生活质量，精神生活尚未成为农村老年人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较城镇更为突出，邻里乡亲来往密切，农村老年人对频繁的社交活动习以为常，导致社会交往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2)社会信任方面。2010年和2015年的社会信任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且2015年农村和城镇的社会信任系数较2010年有小幅提升，表明农村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度越高，则其主观幸福感越强，且这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3)政治面貌方面。2010年和2015年城镇的政治面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且系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表明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比普通群众更高，且中共党员身份对城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这主要是缘于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中共党员身份除了给城镇老年人提供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外，还显著增强了城镇老年人的自豪感。2010年农村的政治面貌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表明拥有中共党员身份能够增进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2015年农村的政治面貌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可能是缘于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发展机遇增多，农村老年人除了中共党员身份带来的社会网络资源外，还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社会资本方面，本研究基于上述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学界的相关研究，选取社会交往、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其中，社会交往主要通过老年人在空闲时间进行社交或串门的频繁程度来衡量，选项分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依次赋值为1、2、3、4、5，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程度越高；社会信任主要通过询问“老年人是否同意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来衡量，选项分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值为1、2、3、4、5，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社会网络主要通过政治面貌(即老年人参加政治组织的情况)来衡量，将非中共党员赋值为0、中共党员赋值为1。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健康是指身体和心理同时保持良好状态，因此，本研究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2个维度来衡量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身体健康主要通过询问“老年人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来衡量，选项分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健康、比较健康、很健康，依次赋值为1、2、3、4、5，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身体越健康。心理健康主要通过老年人在过去4个星期内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来衡量，选项分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依次赋值为1、2、3、4、5，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心理越健康。
2.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010年农村和城镇的身体健康以及2015年城镇的身体健康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015年农村的身体健康则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010年和2015年农村和城镇的心理健康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这表明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身心越健康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同时，农村的身体健康系数从2010年到2015年有小幅上升，而城镇的身体健康系数变化不明显，表明身体健康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对城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这主要是缘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老年人相较于以前越发注重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的改善显著提高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而城镇老年人由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一直较为关注身体健康，因此身体健康对城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城镇的心理健康系数从2010年到2015年有小幅上升，而农村的心理健康系数反而下降，表明心理健康对城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小。这可能是缘于城镇老年人在物质生活相对较为富足的基础上，开始追求内心的充实与精神状态的健康，心理健康的改善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而农村老年人较为关注物质生活的富足以及拥有健康的身体去享受物质，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尚未达到城镇老年人的水平，因此心理健康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小。
四 、结论与对策
(一 )结论
本研究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
1.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社会交往在2010年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在2015年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和政治面貌在2010年和2015年均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在2010年和2015年均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胖子忙说，不是偷，我们是移植保护。兄弟能否通融一下？说完给每个人兜里塞进去一叠“红翅膀”。徐北风在兜里捏了捏，估摸着有一千元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啊。但是他犹豫了一下，心想既然李站长有信息，我们私自放过了搞得不好要穿包，还是搞到站里再说。
3.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在2010年和2015年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二 )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日益引起重视，应结合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有针对性地增进城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1.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社交渠道是老年人增进社会交往和扩大社会网络的重要载体，应重视拓展老年人的社交渠道。一方面，增加老年人社交基础设施供给。以社区为单位推进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如设立老年棋牌室、茶室、阅览室、电脑室等，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场所，便于老年人就近开展社会交往活动；加强公共活动区域针对老年人的人性化设计，如在广场、公园等地开辟老年人广场舞区域，便于老年人展开社交娱乐活动。另一方面，定期组织开展老年人集体活动。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力量，开展针对老年人需求的兴趣课程、合唱比赛、集体旅游等活动，为老年人创造多元化的交流平台，让老年人在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中扩大社会交往范围。
2.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政府应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财务侵占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鼓励企业、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志愿者团体深入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医疗、资金等方面的援助，有效满足老年人的相关需求；在城乡社区定期组织开展邻里文化节，增进老年人与街坊邻里的沟通交流，从而有效增进老年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
3.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身体健康是城乡老年人共同的追求，也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为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应在城乡基层建立数量充足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充分吸纳高校医学专业人才进入医疗服务队伍，以保证城乡医疗资源的充足和有效供给；深入城市和农村社区，以宣传册、健康讲座等方式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组织社区义诊、义务体检等活动，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增加对健身器材、体育设施等公共体育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有效满足老年人开展体育锻炼的需求。
工序在机床上加工前需采用夹具进行定位，因此需要选择和更换夹具。若工序Ojils在机床Mm上更换夹具的时间为更换夹具时机床功率为待机功率因此，更换夹具能耗可表示如下：
药物、饮食、各种疾病状态均可改变华法林的药代动力学。药化表明，S-华法林异构体比R-华法林异构体的抗凝效率高5倍，因此干扰S-华法林异构体代谢的因素更为重要。维生素K摄入量是影响华法林抗凝治疗效果的关键要素。很多日常饮食及营养保健品也会影响华法林的抗凝作用。当患者口服华法林进行抗凝治疗时，应尽量保持饮食结构的均衡，不要盲目服用过多的营养保健品，并定期监测PT和INR。
行为节律是反应动物体生物节律的最明显的特征，在人类、小鼠及果蝇等物种中，持续黑暗条件下的行为节律还能保持近24小时的周期，并持续数天[4]。但是利用斑马鱼研究行为节律的报道却非常少。为了更好的利用斑马鱼作为研究行为节律的模型，本研究分析了斑马鱼幼鱼在多个光暗条件下的行为表现，现报道如下。
4.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日益引起城乡老年人的关注。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应组织开展多元化的老年人关怀活动，如走访孤寡老人，送服务、送慰问进家门等，让老年人充分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和温暖；组织专业的志愿者团队到基层举办心理辅导活动，提供专业的心理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有效帮助老年人疏导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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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health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 2010 and CGSS 2015
LOU Jia-yun, ZHANG Xie-song, ZHENG Qing-cha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0 and 2015,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statu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and ordered logit model,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of the elderly′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tudy find that impa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statu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redifferent, but on the whole, the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capital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flu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ealth status′s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not significant. Accordingly, it is proposed to exp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f the elderly,enhance their social trust,strengthen their physical fitness and care for their mental health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capital; health statu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22(2019)02-0069-10
[DOI ]10.13322/j.cnki.fjsk.2019.02.010
[收稿日期 ]2018-09-29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FJ2016TWA009)；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CXZX2017375)。
[作者简介 ]楼佳云(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战略与创新管理。
*为通信作者 。
(责任编辑: 林安红)
标签：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健康状况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